現代浪漫愛危機
Modernity and the Crisis of Modern Romantic Love

授課教師  何春蕤
(八十九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程)


第二週
Beck的風險社會(II)
何春蕤教學筆記


本週閱讀內容:Beck, Risk Society 127-150; Normal Chaos 1-10

重讀103頁的開頭兩段。Beck對婚姻愛情兩性關係的「座落性」embeddedness有很深刻的說明。因為,在這個年代,兩性的關係不再只是婚姻和家庭而已;相反的,要談這些,都必須談工作、金錢、專業、流動等等。但是主流的愛情婚姻論述還是傳統的那一套擁有、忌妒、失落等,嘗試以這些字眼和異象來框架已經橫流的慾望和意願。【一個現成的例子:猛男秀的知名主角大象被指控誘騙妻子離婚,男的說「放過我吧!」女的卻堅持說「只想要一個完整的家」。】

愛情新風貌:日本流行「愛交易」,用金錢交換愛情而不談性,而臺灣的言情小說羅曼史卻都以性愛為主要場域。這個課程因此必須關注愛情婚姻的新變化、新內涵、新感覺、新文化,因為它們都銘刻(inscribe)了社會變遷和動力。

Beck倒底在說什麼?──他的社會學寫法是客觀的描述而不加道德判斷,不過在討論架構上還是看得出一些端倪:(1)他是否在像那些哀嘆世風日下的人一樣,說現代工業社會的發展直接破壞了浪漫愛存在的關係基礎?──事實上,在語氣上看來,他並不是哀嘆派,充其量只能說他感嘆人們專注於怨怪彼此,卻錯過了針對真正影響他們的力量,即現代化的高度發展所帶來的矛盾衝突。(2)他是否假設了一個未墮落前的愛情婚姻常態,然後指出現代化如何拆散了這些?──就他對現代化初期的描寫來看,他很清楚其中的封建和壓迫,指出了現代化是如何建立在這樣的不平等上,而此刻又如何奮力的拆解了那個不平等。諷刺的是,這個拆解卻也敲響了婚姻自身的喪鐘。

Beck的辯證論述,總是說明兩個看來相對的命題如何糾葛難分:現代化為社會帶來的總是兩面的利刃。

個人化是文明過程(civilization process)中主觀-傳記(subjective-biographical)的那個層面(126)。Beck用「傳記」來捕捉什麼?是人生經歷的累積記錄,但總是在主體回顧中成形的,因此有其建構的內涵。不一樣的傳記有著不一樣的模式結構,現代化面對的問題之一,就正是:其傳統的傳記模式(也就是藉此描述一個公領域的工作和一個私領域的家庭之間的維繫相連)已經開始必須包容新的傳記模式(兩個人都外出工作的傳記)。

新的個人處境形成了:(1)沒有穩定的集體意識參照點或文化生活的定點,(2)愈是個人化就愈標準化(個人化不是漫無法紀,而是把個人抽離以便更為深刻的陷入新的結構和控制中),(3)個人處境就是社會處境,個人倚賴建制(市場、法律、教育)的深度愈來愈高,制度則愈來愈細緻的控制個人。

個人化﹦標準化。個人化﹦全球化。個人化﹦(新的)社會化。

當個人進入勞動市場時,他獲得了新的自由,但是也因為這樣的身份而被崁入了勞動市場。建制的傳記模式開始主導個人生活,個人因而以進入市場和消費來形成自我,但也受制於它們。這些形塑過程的發生都不是明顯可見的,而往往被呈現為個人自主自決所產生的副作用。

Vigorous model of action in everyday life (136):人生觀變了。任何逆境都需要個人努力克服,因此要能把social determinants當成可操作的變數──個人的人生態度改變,更加理性化,更加反省化,更傾向於盤算。人必須會自我經營管理。Ego-centered人生態度,是這種環境中的必要。【這麼一來,還能罵青少年太自主嗎?這是大勢所趨啊!】

De-Standardization and Flexibility

在現代社會,雇傭勞動的工作職業支配了成人的生活,生涯與休閒都圍繞著工作,工作職業代表了人的身份,也表示了他的需要、能力、和社經地位。曾經,工作職業多半是全職的、穩定的或終生的,就正如家庭一樣,是個人私領域的全部生活、同時也是穩定的或終生的。易言之,除了全職穩定的工作職業外,家庭也提供了人在世界安身立命的基礎。不論如何,雇傭勞動是現代工業社會的最主要骨幹,幾乎就是一切。所以,雇傭勞動的改變,意味著整體社會的轉變。【此處的言外之意就是,不但由於網路普遍化、彈性上班等等帶來了雇傭勞動的改變,因而造成整體社會的轉變;晚近家庭的改變──包括性別關係與性關係的改變──也加速了整體社會的轉變。】

過去的雇傭勞動是在一個盡量趨向充分就業的、高度的標準化狀態下進行。這個標準化不但是勞動契約與工時(工作時間)的標準化,而且也是工作場所的標準化──工作場所的標準化就是勞動過程理性化、科學化管理的結果。在這個標準化的狀態下,工作與非工作的區分無論在時間與空間上都是清楚的;就業與非就業狀態的區分也是清楚的。

然而這個標準化的充分就業逐漸被彈性化與多元化的不充分就業所取代。這也就是說,工時與工作場所不再標準化,這也使得勞動契約不可能再標準化。這裡所說的並不限於sohosmall office, home office)或telework(主要透過電話來擔任的工作,如訂位員),但是一個在家工作的兼職工作者倒是很典型地表現出這種彈性就業。這種彈性就業使得工作與非工作的區分在時間與空間上都不再那麼清清楚楚了。──這種彈性就業的重要性必須放在一個較大的(例如馬克思與韋伯)理論架構中才能理解其中變化了的社會意義。從馬克思傳統來說,剩餘價值的抽取或產生是管理者對工人在勞動過程的當場宰制中達成,而管理過程的科學化(泰勒化)與標準化則是很重要的一個發展。許多彈性就業的特色就是,工作過程與剩餘價值的抽取過程不再同一,也就是不依靠管理者在勞動過程的當場宰制(反正公私已經不分,隨時都可以被抽取),這顯示了當代社會權力性質的重要轉變;傅柯與強調主體自我規訓以及權力的積極、生產性質的學說因而變得十分相關。從韋伯的傳統來說,公私分明、工作與非工作的區分、標準化,都可以說是理性化的一部份,而且達成這種公私分明的狀態需要一個文化的教化過程,是透過習慣的改造與文化轉變或某些意識思想因子的配合(例如新教倫理這種因子)。同樣的,今天彈性就業所形成的新工作形態也會附帶造成新思想意識與文化的轉變,這個部份很容易在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分析中被忽視,但是卻是理解當前社會變化的一個重要因素。

彈性就業以及多元化工作形態,加上延長教育年限、增加就業後的再教育、提前退休等等,都使得傳統的雇傭勞動形態減少。這裡的意義就是:就業與失業的區分模糊了。去標準化的過程使得不充分就業模糊了就業與失業的界限。簡單地說,你被公司裁員了,現在只有個小小兼職工作,那麼你算是失業嗎?那麼如果你有幾個兼職工作,薪水比全職還多呢?但是可能明天你又一個工作都沒有了。這種彈性多元的不充分就業使得傳統充分就業減少了(因為兼職僱傭數量增加,全職僱傭減少),但是也使得失業減少了(因為至少有兼職工作,不算完全失業),因而降低了要求國家對付失業問題的政治壓力。同時企業也可以隨訂單的需求來安排工作時間,因而將企業的部份風險轉移到彈性的不充分就業。

在這裡發生的不同於前一個歷史時期的勞動過程的泰勒化、或者說生產工具的理性化,反而是企業與員工雇傭關係的理性化,或者說生產關係的理性化、泰勒化。也就是說,不是思考怎樣重新設計工作場所與勞動過程以增加生產力,而是規劃用什麼方式來雇傭員工(以什麼樣的勞動契約、工時、工作場所來雇傭員工)以減少成本,增加利潤。這當然是生產關係的某種理性化,但不是馬克思想像的社會主義式的生產關係的理性化,不過也可能提升生產力。要是有龐大的失業人口(也就是馬克思所謂的產業後備軍),那麼雖然有威嚇工人的作用,但是這可能帶來國家政權正當性的危機,也會凸顯資本主義的矛盾(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鮮活地說明瞭)。而新的、彈性多元的不充分就業則將大量的失業轉型為新的生產力,這當然是一種生產的「理性化」,也就是更符合資本家利潤目的的組合方式。

不過上面的結構性敘述只是片面的,因為還沒有談到主體的問題,以及新文化、新意識形態的興起與配合【──彷彿企業與國家的單方面要求就能造就出所需要的主體;Beck也只是提到個人歡迎彈性工時,但沒有進一步分析為什麼。】事實上,在勞動市場裡以及文化與生活方式上都有主體主動需要並主動要求彈性就業。除了想要料理家務與兼職的婦女外,還有其他主體或次文化的因子要求彈性就業,例如想要更自主的生活、新的身份認同政治等等。此外,彈性就業對主體本身也有影響:許多彈性就業的主體必須能自我規訓,他們也只能適應某種形態的權力關係,有時還需要擁有特定的技能,這些都不是很容易造就的,需要主體有強烈意願積極改造自我,而且在這個轉變的過程中也可能產生無法計算的政治效應。

更直接的說,現在愈來愈多的soho現象並不像某些批評者所言,只是新的牢籠,或者只是更強化囚禁女性在家中的一個結構。soho現象不能只被當作另一種控制或宰制剝削勞工的方法,因為soho現象事實上宣告了新社會形態的來臨,而這個新社會形態還處於一個縫隙很多、很不穩定的狀態,我們特別不能忽略主體的能動、認同、意識,與文化的動盪。回顧過去社會的變化,例如服務業的興起,並不只是複製過去製造業社會的機制,消費社會的興起也並不只是形成生產過程的一個環節,事實上,其在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與主體方面所造成的改變,幾乎是全面的、徹底的。

新的、彈性多元的不充分就業,以及以個人為單位的社會福利制度,進一步促成了「個人化」的趨勢,也就是個人生涯越來越不受傳統、家庭、階級、地位出身的影響,不再被單一的社會因素所決定。自我與生涯的形塑是開放的、反思的、全球化規模的、做自己的。Soho族似乎特別有這種「做自己」的意識──因為其勞動模式。這種「做自己」不是傳統的虛假意識,而是個人化社會下的生存條件、是高度現代化的直接後果、是具有物質基礎的主體慾望。這種「做自己」因此也可能在一定的條件下(例如社會運動的論述、次文化等)反過來對現存制度有新的要求與政治介入──社會運動的機會。

在眼下的西方,婚姻不再是一切事物的參照點。因此也沒有了遞補的壓力,續弦、再嫁都已逐漸失去原來的嚴重意義。Beck沒有說的是:如果現代勞動市場的發展衝擊到個人的親密關係,因而有孤寂感,難道這個發展不會也同樣衝擊到個人的情感結構,以致於那種孤寂感愈來愈「沒有重要性」?──在這裡,似乎可以在浪漫愛所排除的情感形式中看到未來(例如性工作、情感勞動、一夜情、虛擬婚姻、愛交易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