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人才大陸就業的兩「暗」政策
Bob

臥虎藏龍 兩岸爭鋒

…慾望，生自中國年輕人的內在。他們拚命往上爬，想要成就自己，揚眉故里、出人頭地。恐懼，也來自於中國年輕人內心深處。既恐懼自己在這一波經濟改革中，沒有搶到好的舞臺，又得隨時不斷提防被後浪推倒。當全球大企業把眼光集中在中國大陸。如果明天，兩岸的年輕工作人，就要正式對決，那麼，臺灣工作人，問問自己，你的工作，真的是被「偷」走的嗎？(2001年四月Cheers月刊7號)

前言：看見恐慌

自90年代大陸改革開放以來，大陸提供投資環境與市場，臺商企業外移技術與人才，以及西方經濟強國對分食利益大餅的高度興趣──這些現象幾乎佔據了這十年來知識經濟在亞洲發展的重大議題中十之八九。舉凡報章雜誌抑或是新聞採訪，都曾經以或大或小的篇幅報導過兩岸之間經貿往來和臺商大舉西進對臺灣的衝擊與影響。2001年四月，Cheers月刊七號中一篇「臥虎藏龍兩岸爭鋒」的文章，更是在網路上掀起了一陣臺灣各大專院校工學院學生和數以千計待業高知識份子的恐慌。相對於臺灣日益惡化的經濟景氣，一日千里的大陸工商業貿易不但是現今準社會新鮮人的就業終極指標，更是許多臺灣工商業界高級主管嚮往的第二個生涯規劃起跑點。然而，眼前在臺灣把持已久的經濟優勢即將逝去之際，「臥」文不但沒有安撫民心之效，竟惹來動搖信心之實。四月以來，在各大電子電機的BBS轉信站以及網頁討論區，一波波的回應和留言都圍繞在「臥」文最後提出的一個問題上：「臺灣工作人，問問自己，你的工作，真的是被『偷』」走的嗎？」

      就目前當紅的電子電機產業而言，高科技專業人才的短缺其實是檯面上失業率攀升、經濟發展力減緩所看不到的問題。臺灣產業龍頭之一的臺積電董事長張忠謀曾大聲疾呼當局要重視科技人才欠缺和流失的問題（夜光新聞：2001-2-8）。然而，在「臥」文當中，泰半的就業青年恐慌的是，在大陸人才濟濟而臺灣人才短缺的現今，我們該如何因應未來可能要面臨的工作機會流失或是競爭力削弱的可能危機？倘若我們的政府當局連同企業大老不斷地振臂疾呼，臺灣科技人該自省自覺，那麼，「臥」文當中一再重複的大陸青年工作精神與奉獻職志，是不是重新建立臺灣競爭力的唯一途徑？此外，為什麼在臺灣人已經可以經濟自主，自決人生規劃的時候，政府高層和業界還要統一口徑，倡導臺灣高科技人才要放下自我，編納於臺商在大陸經貿發展的藍圖當中？還是，在所謂權威人士的政策考量底下，個人被矇蔽於能動主體在風險社會裡可能面臨的轉變，以致於看不到政府協同臺商的兩「岸」科技發展政策，其實是矇蔽了晚期現代社會現象的兩「暗」政策？

晚期現代風險社會

     貝克(U. Beck)在《風險社會》一書中提出風險社會的主張。他指出在晚期現代社會中，個人與傳統價值觀──公務勞動、家庭婚姻等等──之間的唇齒互依關係開始鬆動；取而代之的，是配合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個人化選擇。「個人」成為重新評估傳統價值觀的利益中心，一切決定與實踐都應奠基於個人對多元化生活方式的反折(reflexive)思考。在這樣的個人化過程當中，因為傳統的支援網絡（家庭、婚姻、封建的階級制度等等）開始鬆動，隨之而來的就是個人在勞動選擇、婚姻∕親密關係、或是家庭結構上必須承擔的機會風險。對貝克而言，勞動市場（Labor Market）是推動個人化的幕後黑手；而個人在勞動市場中的價值，取決於其教育背景、能動性、以及競爭力。

    參照貝克的說法，「臥」文中的大陸高科技知識份子不但具備優秀的教育背景、高度的能動性，在職場的表現上更是將個人企圖心和競爭力發揮得淋漓盡致。誠然，把貝克的風險社會理論架構移師到大陸的社會脈絡底下，我們仍然看到勞動市場的揀擇在形塑個人生命歷程與人生規劃時，的確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然而，風險社會的概念原是架構在歐陸德國自工業革命以來的社會現象，如果將其提升至普世皆然的社會學理論，不但抹滅了地域差異，同時也違背了社會學理論架構在社會脈絡上的初衷。假使我們互相參照貝克的風險社會和「臥」文裡對大陸以及臺灣高科技產業就業青年的描述，不難發現「臥」文對臺灣與大陸不同的社會脈絡幾乎毫無著墨。如果說個人化在大陸的發展已然可與貝克的風險社會理論緊密接合，那麼，造成臺灣科技人才在大陸就業困難的社會脈絡更應該被提出討論，接受完整檢視。又，如果和「臥」文相仿的新聞報導只能看到臺灣人民如何吃不了苦、技不如人，而忽略了政府當局和科技產業是如何簡化了風險社會的概念，隱藏了個人化與傳統社會結構間拉扯的張力和可能的矛盾，那麼，即便報導如過江之鯽，也難收上行下偃之效；或者，縱使人民已經好整以暇、面對競爭壓力，傳統社會結構毫無準備的崩析亦會成為另一個招架不了的風險。

      如前所述，貝克認為「個人化(individualization)，精確地來講，也就是制式化(institutionalization)、接受制式塑造，同時策略性地重塑個人生命歷程以及生活狀況。這樣的塑造過程一般而言是化於無形的，就像一種「潛在性的副作用」──一種與組織內問題（如教育體系、勞動市場、工作…等）相關之決定的副作用」(《風險社會》132)。這樣的「個人化」，其實存在著制式化(institutionalization)下多數暴力(majoritarian intolerance)的假設[1]，透過教育訓練或媒體報導，養成個人符合資本主義生產模式所需要的特質──高配合度、高能動性、高競爭力。在風險社會裡，個人固然被賦予對自己的人生規劃和與他人間的關係建立在自折思考上絕對的選擇權，卻也同時被制式化所控制。也就是說，制式化與個人化之間依存且箝制的精神，正是風險社會的指導原則之一。儘管個人化的發展終止了封建制度下階級的不平等，但是，由於個人必須符合資本主義生產模式所要求的人格特質、知識教育背景、以及謹守自己與社會其他個體∕社群間各司其職的互利關係，個人的差異便被所謂的「多數暴力」描述成個人的(personal)心理問題：人格不健全、不合羣、精神焦慮…等等。於是，在「臥」文連同政府當局與中小企業主口中，「眼界不夠開廣」、「好逸誤勞」、「不能吃苦耐勞」、「不願意配合」等描述方式，就成了形容被淘汰的臺灣科技就業人口的唯一選擇。

兩「暗」政策？

  「臺灣工作人，問問自己，你的工作，真的是被「偷」走的嗎？」──當這樣的問題映在對高科技產業滿懷期待的臺灣就業青年眼中，恐慌儼然成為風險社會裡個人自折思考的原動力。然而，在力勸後進不畏艱難、肯吃苦、願實幹的同時，「臥」文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帶出了臺灣當前對大陸投資以及臺商西進、搶攻大陸人力市場的主流論述裡，處處可見的「兩『暗』三『不』」議題：

        第一個晦暗不明的現像是，「臥」文承襲了臺灣官方與大企業家們一貫的論述方式：個人問題化勞動市場中缺乏競爭力的現象；同時，架空了個人化和風險社會與傳統社會束縛相互抵觸矛盾的關係──這就是官方抑或非官方政策最常使用的恐嚇手段。在臺灣，這樣直接連結個人性格缺點和低競爭力與低配合度的因果關係，不但方便當局（官方或非官方）對人民進行威嚇，更省去了對於風險社會裡個人化與傳統社會結構崩析必須重新評估、甚至詳加宣導的麻煩。換句話說，過分簡化了因果關係的結果，使得個人必須對自己無法配合資本主義生產模式完全負責，而個人化與傳統社會結構的關係便抿而不談。然而，貝克曾經指出「勞動市場要求的能動性，和社會束縛間存在著一個隱藏的矛盾」(《風險社會》94)，也就是說，傳統社會束縛和價值觀會因為個人化的發展而有所牽動、鬆動、甚至是碎裂，這些對社會結構的破壞，必當重建於個人化重新思考其與傳統束縛之矛盾張力之時。將不符資本主義生產模式要求的過錯直指個人，基本上就模糊了個人化與傳統束縛必須面對的協調與溝通。要求和不符之間，晦暗不明的因果關係正是兩「暗」政策的第一「暗」。

       第二個晦暗不明的現象則是，臺灣傳統社會結構所面臨的轉型（或是打散後重組）危機，非但沒有受到正視，反而被更強大的傳統論述所壓制。當大陸年青一代的電子新貴被迫過著父分母離、傳統家庭崩析的童年時，我們的傳統論述告訴我們的是傳統家庭觀念下的「父慈母孝兄友弟恭，閤家樂融融」、「父母在，不遠遊」；當大陸的學子們個個你爭我奪、努力求表現的時候，我們的傳統論述告訴我們「謙虛是一種美德」、「驕者必敗」、「志在參加，不在得獎」。諸如此類的傳統論述，非但沒有為因應風險社會的個人化而有所改變，反而愈發鞏固其舊有的觀念，而且對新的、陌生的論述大加撻罰──臺商學校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設立於東莞的臺商學校，將於2000年九月份正式成立。據報載，大陸第一所臺商子弟學校，「不但解決臺商子女教育問題，也讓許多臺商家庭免於破裂的命運（中國時報2000.3.15 14版）。」臺商學校董事長說，「我們…願望是家庭能團聚，小孩子能跟隨父母成長」（經濟日報 2000.9.3 4版）。這樣的論述，固然可以鞏固許多瀕臨破碎的臺商家庭，但不可否認的，它也同時壓抑了許多為了要因應風險社會個人利益考量，必須在家庭、生涯規劃、以及工作之間做抉擇的「內在臺」大陸單身漢。此外，這樣的論述在庇佑了傳統家庭觀的同時，根本沒有為貝克提出的風險社會下之另類家庭（單親家庭、寄養家庭、多親家庭等等）預留任何的討論空間──難道，孩子一定要跟雙親同住才能幸福？難道，守在小孩身邊的就是的好爸媽，而希望去大陸發展的就是狠心的父母？還有，除了看到家庭分隔∕裂悲情辛苦的一面，在臺灣的我們看不看得到家庭的分隔∕裂，或許是另一個風險社會裡個人生涯選擇的一種解放力量？新模式的不被見容，舊傳統的全面壓制，兩者間彼此矛盾卻又共存的現象，在主流論述中的隱晦不見，就是兩「暗」政策裡的第二「暗」。

可惜的是，放眼如「臥」文一般的新聞報導、政府當局的政策指令、抑或是臺商議題的主流論述，像這樣政府不管、臺商不提、大陸不懂的「兩『暗』三『不』」議題，卻時而充斥其中。

結論：新的故事應該被說，新的模式應該被看見

       現代性，可以從國族主義、民主發展來談；可以從多元的性取向模式來談；也可以從工業革命以來，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改變和個人與傳統社會之間的關係來談。貝克在他1986年出版的《風險社會》一書當中，清楚而明確地標的了個人化在晚期現代風險社會的重要性，並且提出了個人為了因應不同於封建時期勞動模式而所必須面臨的抉擇—這其中包含了個人化與傳統社會結構崩析的張力與矛盾、新的人生規劃和新的風險抉擇開始被認識、浪漫愛與親密關係的重新形塑、前所未有的社會結構（家庭、男女分工）即將被建立等等。風險社會的概念並不是普世性的，相反地，它必須配搭著地域差異性和所處的社會脈絡進行討論。而當貝克的理論，碰上了2001年四月Cheers月刊7號當中的「臥虎藏龍 兩岸爭鋒」一文，我們發現，後者對臺灣科技人才在大陸競爭壓力下將被淘汰的簡單假設──相較於大陸人，臺灣人處身逸樂、配合度低、不夠積極向上、能動性不佳…等等──實屬障蔽之誤。誠然，「臥」文當中的現象，的確是目前兩岸高科技產業競賽中臺灣人必須面對的事實，然而，一味將不符市場需求指向個人人格缺憾，只會在即將投入就業市場的青年學子中造成恐慌。

      綜觀現今對兩岸科技企業發展的主流論述裡，官方的政策連同民間業界的建議，都直指臺灣人才短缺，大陸菁英取而代之的危機；然而，在檢討因應對策的同時，除了怪罪臺灣人不如大陸人一般吃苦肯幹之外，鮮少論述曾提及官方和非官方權威人士是如何「矇蔽」了大家的雙眼：視個人化所造成的傳統社會結構日漸鬆動於無形，而鼓吹舊有的社會價值觀，壓制並責難新社會結構（家庭、男女分工）的成立。業者和政府共謀的藍圖裡，並沒有指出個人化和傳統社會結構間的矛盾與衝突該如何解決；於是，受制於父母家人的能動性依然不能與大陸人比擬、受限於傳統男女分工的家庭必然瀕臨破碎、箝制於傳統家庭組織的配合度必然不高。在臺灣人已經經濟自主，擁有個人生涯規劃自決權的同時，我們對於社會結構日益鬆動的恐慌，嚴重影響了風險社會裡新的個人轉變的可能。

         所以，我們應該要讓新的故事、新的論述被說；新的模式應該被實踐。在非議臺灣人能動性不夠高、配合度不夠強的同時，我們應該做的是正視臺灣在個人化過程中傳統社會家庭關係的逐漸離散和重新分佈，我們應該鼓勵的是新的家庭、社群模式的成立。在強調臺灣人不夠向心、不願外派的同時，我們應該期待風險社會裡個人生涯選擇的另一種解放力量──個人∕家庭∕親密關係三者間互相獨立而又共謀個人利益，求取彼此最大獲益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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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資料

中央日報，2001/10/21，「立委促放寬大陸人才來臺」，9版。

經濟日報，2000/11/19，「大陸市場潛力驚人 已成必爭之地」，23版。

中國時報，2000/03/05，「臺商子弟學校 凝聚夫人心」，14版。

經濟日報，2000/09/03，「東莞臺商子弟學校 學歷獲兩岸認可」，4版。

亞洲人才網，「就業新聞：北京人才市場走勢良好」? http://www.coreasia.com.tw/headnews/news_all.asp?id=881

新浪網，聯合新聞網：「大陸半導體 塑造高科技形象」 http://news.sina.com.tw/sinaNews/udn/twFinance/2001/0221/2815897.html

夜光新聞，「臺灣大多數科技人才嚮往祖國大陸」 http://lateline.muzi.net/ll/fanti/1024718.shtml

夜光新聞，「陳水扁首度表態開放大陸科技人才到臺」? http://lateline.muzi.net/ll/fanti/1028730.shtml

藍麗娟 (2001.4)，〈臥虎藏龍 兩岸爭鋒〉，《CHEERS月刊》，七號

Chatterjee, Partha (1999), 「Community in the East,」 Publication of Seminar on Locating Political Society: Modernity, State Violence and Postcolonial Democracies 【不完全】

Ulrich, Beck (1992),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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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群主義者]主要的關懷是：在貶低自由派的權力體系及其在共同利益問題上的政策中立之後，社群主義者反而打開了多數暴力(majoritarian intolerance)之門，不但穩固了保守的信念和實踐，更可能引爆順應既有規則(conformism)的暴政潛能。(Partha Chatterjee (1999), 「Community in the Ea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