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人才大陆就业的两“暗”政策
Bob

卧虎藏龙 两岸争锋

…欲望，生自中国年轻人的内在。他们拼命往上爬，想要成就自己，扬眉故里、出人头地。恐惧，也来自于中国年轻人内心深处。既恐惧自己在这一波经济改革中，没有抢到好的舞台，又得随时不断提防被后浪推倒。当全球大企业把眼光集中在中国大陆。如果明天，两岸的年轻工作人，就要正式对决，那么，台湾工作人，问问自己，你的工作，真的是被“偷”走的吗？(2001年四月Cheers月刊7号)

前言：看见恐慌

自90年代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大陆提供投资环境与市场，台商企业外移技术与人才，以及西方经济强国对分食利益大饼的高度兴趣──这些现象几乎占据了这十年来知识经济在亚洲发展的重大议题中十之八九。举凡报章杂志抑或是新闻采访，都曾经以或大或小的篇幅报导过两岸之间经贸往来和台商大举西进对台湾的冲击与影响。2001年四月，Cheers月刊七号中一篇“卧虎藏龙两岸争锋”的文章，更是在网路上掀起了一阵台湾各大专院校工学院学生和数以千计待业高知识份子的恐慌。相对于台湾日益恶化的经济景气，一日千里的大陆工商业贸易不但是现今准社会新鲜人的就业终极指标，更是许多台湾工商业界高级主管向往的第二个生涯规划起跑点。然而，眼前在台湾把持已久的经济优势即将逝去之际，“卧”文不但没有安抚民心之效，竟惹来动摇信心之实。四月以来，在各大电子电机的BBS转信站以及网页讨论区，一波波的回应和留言都围绕在“卧”文最后提出的一个问题上：“台湾工作人，问问自己，你的工作，真的是被‘偷’”走的吗？”

      就目前当红的电子电机产业而言，高科技专业人才的短缺其实是台面上失业率攀升、经济发展力减缓所看不到的问题。台湾产业龙头之一的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曾大声疾呼当局要重视科技人才欠缺和流失的问题（夜光新闻：2001-2-8）。然而，在“卧”文当中，泰半的就业青年恐慌的是，在大陆人才济济而台湾人才短缺的现今，我们该如何因应未来可能要面临的工作机会流失或是竞争力削弱的可能危机？倘若我们的政府当局连同企业大老不断地振臂疾呼，台湾科技人该自省自觉，那么，“卧”文当中一再重复的大陆青年工作精神与奉献职志，是不是重新建立台湾竞争力的唯一途径？此外，为什么在台湾人已经可以经济自主，自决人生规划的时候，政府高层和业界还要统一口径，倡导台湾高科技人才要放下自我，编纳于台商在大陆经贸发展的蓝图当中？还是，在所谓权威人士的政策考量底下，个人被蒙蔽于能动主体在风险社会里可能面临的转变，以致于看不到政府协同台商的两“岸”科技发展政策，其实是蒙蔽了晚期现代社会现象的两“暗”政策？

晚期现代风险社会

     贝克(U. Beck)在《风险社会》一书中提出风险社会的主张。他指出在晚期现代社会中，个人与传统价值观──公务劳动、家庭婚姻等等──之间的唇齿互依关系开始松动；取而代之的，是配合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个人化选择。“个人”成为重新评估传统价值观的利益中心，一切决定与实践都应奠基于个人对多元化生活方式的反折(reflexive)思考。在这样的个人化过程当中，因为传统的支援网络（家庭、婚姻、封建的阶级制度等等）开始松动，随之而来的就是个人在劳动选择、婚姻∕亲密关系、或是家庭结构上必须承担的机会风险。对贝克而言，劳动市场（Labor Market）是推动个人化的幕后黑手；而个人在劳动市场中的价值，取决于其教育背景、能动性、以及竞争力。

    参照贝克的说法，“卧”文中的大陆高科技知识份子不但具备优秀的教育背景、高度的能动性，在职场的表现上更是将个人企图心和竞争力发挥得淋漓尽致。诚然，把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架构移师到大陆的社会脉络底下，我们仍然看到劳动市场的拣择在形塑个人生命历程与人生规划时，的确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然而，风险社会的概念原是架构在欧陆德国自工业革命以来的社会现象，如果将其提升至普世皆然的社会学理论，不但抹灭了地域差异，同时也违背了社会学理论架构在社会脉络上的初衷。假使我们互相参照贝克的风险社会和“卧”文里对大陆以及台湾高科技产业就业青年的描述，不难发现“卧”文对台湾与大陆不同的社会脉络几乎毫无着墨。如果说个人化在大陆的发展已然可与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紧密接合，那么，造成台湾科技人才在大陆就业困难的社会脉络更应该被提出讨论，接受完整检视。又，如果和“卧”文相仿的新闻报导只能看到台湾人民如何吃不了苦、技不如人，而忽略了政府当局和科技产业是如何简化了风险社会的概念，隐藏了个人化与传统社会结构间拉扯的张力和可能的矛盾，那么，即便报导如过江之鲗，也难收上行下偃之效；或者，纵使人民已经好整以暇、面对竞争压力，传统社会结构毫无准备的崩析亦会成为另一个招架不了的风险。

      如前所述，贝克认为“个人化(individualization)，精确地来讲，也就是制式化(institutionalization)、接受制式塑造，同时策略性地重塑个人生命历程以及生活状况。这样的塑造过程一般而言是化于无形的，就像一种“潜在性的副作用”──一种与组织内问题（如教育体系、劳动市场、工作…等）相关之决定的副作用”(《风险社会》132)。这样的“个人化”，其实存在着制式化(institutionalization)下多数暴力(majoritarian intolerance)的假设[1]，透过教育训练或媒体报导，养成个人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所需要的特质──高配合度、高能动性、高竞争力。在风险社会里，个人固然被赋予对自己的人生规划和与他人间的关系建立在自折思考上绝对的选择权，却也同时被制式化所控制。也就是说，制式化与个人化之间依存且箝制的精神，正是风险社会的指导原则之一。尽管个人化的发展终止了封建制度下阶级的不平等，但是，由于个人必须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所要求的人格特质、知识教育背景、以及谨守自己与社会其他个体∕社群间各司其职的互利关系，个人的差异便被所谓的“多数暴力”描述成个人的(personal)心理问题：人格不健全、不合群、精神焦虑…等等。于是，在“卧”文连同政府当局与中小企业主口中，“眼界不够开广”、“好逸误劳”、“不能吃苦耐劳”、“不愿意配合”等描述方式，就成了形容被淘汰的台湾科技就业人口的唯一选择。

两“暗”政策？

  “台湾工作人，问问自己，你的工作，真的是被“偷”走的吗？”──当这样的问题映在对高科技产业满怀期待的台湾就业青年眼中，恐慌俨然成为风险社会里个人自折思考的原动力。然而，在力劝后进不畏艰难、肯吃苦、愿实干的同时，“卧”文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带出了台湾当前对大陆投资以及台商西进、抢攻大陆人力市场的主流论述里，处处可见的“两‘暗’三‘不’”议题：

        第一个晦暗不明的现象是，“卧”文承袭了台湾官方与大企业家们一贯的论述方式：个人问题化劳动市场中缺乏竞争力的现象；同时，架空了个人化和风险社会与传统社会束缚相互抵触矛盾的关系──这就是官方抑或非官方政策最常使用的恐吓手段。在台湾，这样直接连结个人性格缺点和低竞争力与低配合度的因果关系，不但方便当局（官方或非官方）对人民进行威吓，更省去了对于风险社会里个人化与传统社会结构崩析必须重新评估、甚至详加宣导的麻烦。换句话说，过分简化了因果关系的结果，使得个人必须对自己无法配合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完全负责，而个人化与传统社会结构的关系便抿而不谈。然而，贝克曾经指出“劳动市场要求的能动性，和社会束缚间存在着一个隐藏的矛盾”(《风险社会》94)，也就是说，传统社会束缚和价值观会因为个人化的发展而有所牵动、松动、甚至是碎裂，这些对社会结构的破坏，必当重建于个人化重新思考其与传统束缚之矛盾张力之时。将不符资本主义生产模式要求的过错直指个人，基本上就模糊了个人化与传统束缚必须面对的协调与沟通。要求和不符之间，晦暗不明的因果关系正是两“暗”政策的第一“暗”。

       第二个晦暗不明的现象则是，台湾传统社会结构所面临的转型（或是打散后重组）危机，非但没有受到正视，反而被更强大的传统论述所压制。当大陆年青一代的电子新贵被迫过着父分母离、传统家庭崩析的童年时，我们的传统论述告诉我们的是传统家庭观念下的“父慈母孝兄友弟恭，合家乐融融”、“父母在，不远游”；当大陆的学子们个个你争我夺、努力求表现的时候，我们的传统论述告诉我们“谦虚是一种美德”、“骄者必败”、“志在参加，不在得奖”。诸如此类的传统论述，非但没有为因应风险社会的个人化而有所改变，反而愈发巩固其旧有的观念，而且对新的、陌生的论述大加挞罚──台商学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设立于东莞的台商学校，将于2000年九月份正式成立。据报载，大陆第一所台商子弟学校，“不但解决台商子女教育问题，也让许多台商家庭免于破裂的命运（中国时报2000.3.15 14版）。”台商学校董事长说，“我们…愿望是家庭能团聚，小孩子能跟随父母成长”（经济日报 2000.9.3 4版）。这样的论述，固然可以巩固许多濒临破碎的台商家庭，但不可否认的，它也同时压抑了许多为了要因应风险社会个人利益考量，必须在家庭、生涯规划、以及工作之间做抉择的“内在台”大陆单身汉。此外，这样的论述在庇佑了传统家庭观的同时，根本没有为贝克提出的风险社会下之另类家庭（单亲家庭、寄养家庭、多亲家庭等等）预留任何的讨论空间──难道，孩子一定要跟双亲同住才能幸福？难道，守在小孩身边的就是的好爸妈，而希望去大陆发展的就是狠心的父母？还有，除了看到家庭分隔∕裂悲情辛苦的一面，在台湾的我们看不看得到家庭的分隔∕裂，或许是另一个风险社会里个人生涯选择的一种解放力量？新模式的不被见容，旧传统的全面压制，两者间彼此矛盾却又共存的现象，在主流论述中的隐晦不见，就是两“暗”政策里的第二“暗”。

可惜的是，放眼如“卧”文一般的新闻报导、政府当局的政策指令、抑或是台商议题的主流论述，像这样政府不管、台商不提、大陆不懂的“两‘暗’三‘不’”议题，却时而充斥其中。

结论：新的故事应该被说，新的模式应该被看见

       现代性，可以从国族主义、民主发展来谈；可以从多元的性取向模式来谈；也可以从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改变和个人与传统社会之间的关系来谈。贝克在他1986年出版的《风险社会》一书当中，清楚而明确地标的了个人化在晚期现代风险社会的重要性，并且提出了个人为了因应不同于封建时期劳动模式而所必须面临的抉择—这其中包含了个人化与传统社会结构崩析的张力与矛盾、新的人生规划和新的风险抉择开始被认识、浪漫爱与亲密关系的重新形塑、前所未有的社会结构（家庭、男女分工）即将被建立等等。风险社会的概念并不是普世性的，相反地，它必须配搭着地域差异性和所处的社会脉络进行讨论。而当贝克的理论，碰上了2001年四月Cheers月刊7号当中的“卧虎藏龙 两岸争锋”一文，我们发现，后者对台湾科技人才在大陆竞争压力下将被淘汰的简单假设──相较于大陆人，台湾人处身逸乐、配合度低、不够积极向上、能动性不佳…等等──实属障蔽之误。诚然，“卧”文当中的现象，的确是目前两岸高科技产业竞赛中台湾人必须面对的事实，然而，一味将不符市场需求指向个人人格缺憾，只会在即将投入就业市场的青年学子中造成恐慌。

      综观现今对两岸科技企业发展的主流论述里，官方的政策连同民间业界的建议，都直指台湾人才短缺，大陆菁英取而代之的危机；然而，在检讨因应对策的同时，除了怪罪台湾人不如大陆人一般吃苦肯干之外，鲜少论述曾提及官方和非官方权威人士是如何“蒙蔽”了大家的双眼：视个人化所造成的传统社会结构日渐松动于无形，而鼓吹旧有的社会价值观，压制并责难新社会结构（家庭、男女分工）的成立。业者和政府共谋的蓝图里，并没有指出个人化和传统社会结构间的矛盾与冲突该如何解决；于是，受制于父母家人的能动性依然不能与大陆人比拟、受限于传统男女分工的家庭必然濒临破碎、箝制于传统家庭组织的配合度必然不高。在台湾人已经经济自主，拥有个人生涯规划自决权的同时，我们对于社会结构日益松动的恐慌，严重影响了风险社会里新的个人转变的可能。

         所以，我们应该要让新的故事、新的论述被说；新的模式应该被实践。在非议台湾人能动性不够高、配合度不够强的同时，我们应该做的是正视台湾在个人化过程中传统社会家庭关系的逐渐离散和重新分布，我们应该鼓励的是新的家庭、社群模式的成立。在强调台湾人不够向心、不愿外派的同时，我们应该期待风险社会里个人生涯选择的另一种解放力量──个人∕家庭∕亲密关系三者间互相独立而又共谋个人利益，求取彼此最大获益的可能。

---

  参考资料

中央日报，2001/10/21，“立委促放宽大陆人才来台”，9版。

经济日报，2000/11/19，“大陆市场潜力惊人 已成必争之地”，23版。

中国时报，2000/03/05，“台商子弟学校 凝聚夫人心”，14版。

经济日报，2000/09/03，“东莞台商子弟学校 学历获两岸认可”，4版。

亚洲人才网，“就业新闻：北京人才市场走势良好”? http://www.coreasia.com.tw/headnews/news_all.asp?id=881

新浪网，联合新闻网：“大陆半导体 塑造高科技形象” http://news.sina.com.tw/sinaNews/udn/twFinance/2001/0221/2815897.html

夜光新闻，“台湾大多数科技人才向往祖国大陆” http://lateline.muzi.net/ll/fanti/1024718.shtml

夜光新闻，“陈水扁首度表态开放大陆科技人才到台”? http://lateline.muzi.net/ll/fanti/1028730.shtml

蓝丽娟 (2001.4)，〈卧虎藏龙 两岸争锋〉，《CHEERS月刊》，七号

Chatterjee, Partha (1999), “Community in the East,” Publication of Seminar on Locating Political Society: Modernity, State Violence and Postcolonial Democracies 【不完全】

Ulrich, Beck (1992),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

[1] [社群主义者]主要的关怀是：在贬低自由派的权力体系及其在共同利益问题上的政策中立之后，社群主义者反而打开了多数暴力(majoritarian intolerance)之门，不但稳固了保守的信念和实践，更可能引爆顺应既有规则(conformism)的暴政潜能。(Partha Chatterjee (1999), “Community in the Ea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