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老少恋经由电视媒体和报纸的揭露之后，已成为台湾人民高度注意和讨论的议题，不但电视新闻媒体以SNG连线报导方式来炒作，有些综艺节目甚至还反映这个话题于短剧上、网路上也出现动画来反映这个热门话题 [2]，在在显示了台湾人民对于女大男小的结合颇有“意见”。然而在一面倒的谴责声中，我们却也看到了高度现代性（modernity）影响人民对于此议题的看法。此文将先从童养媳制度开始切入分析有关老少恋文化想像的转变；再从性别和性的角度来讨论性别结构不同的老少恋在父权之下受到何种不同等的待遇（比如说，男大女小的老少恋为何不会受到同等的注意或非难？）最后则就媒体报导和bbs辩论这两个公共论坛，来讨论此议题带给我们的省思和课题：“老少恋”这个议题如何在具高度现代性的社会中发酵，甚而预告了未来浪漫爱的另类发展途径？
首先从历史的观点来说，“老少恋”的正当性并不是以简单的本质论（essentialism）就可以盖棺论定宣判为病态的；相反的，我们可以说此刻针对老赵和小郑“老少恋”所进行的负面评论、或是被认为病态的恐慌，是属于社会建构和文化转变中的一部份。中国古时一向就有童养媳这样的风俗制度 [3]，在童养媳/养女制度下，老少恋是一种常理合法的组合，也是当时时代性的老少恋文化想像。这么说来，当今对行之有年的童养媳、老少恋的严厉批判，不也一部份反映了现代性的发展正在以此来抵抗传统价值和制度的延续？重理性、平等、民主的现代性思维是反对阶级差异的，这除了在公领域明显的可以看到例证外，私领域也暧昧地开始发展其民主化革命（纪登思所说的the democratizing of personal life），在整个趋势之下，传统童养媳/养女制度带来的老少恋，其所隐含的两性/家族/经济阶级不平等，其非自由恋爱的结合，而且女方属于被动、被物化的一方，这些观察都使得它自然会在现代性趋势的过程中被瓦解、被凌厉地批判。然而这还是不能解释男大女小的老少恋为何没有在这波现代性的发展趋势中被攻讦，于是我们得看看女性主义从性别（gender）和性的分析所带来的变数。
从台湾口耳相传的“娶某大姐，坐金交椅”[4] 的谚语中，不难看出女大男小的老少恋固然曾经是被祝福甚至是被当作家庭更幸福美满的原因，但是理由却是因为其中充斥了父权性别逻辑的传统实践。白话一点说，“娶某大姐，坐金交椅”就是娶个年纪比自己大的老婆，而老婆服侍丈夫就如同他坐在神明出巡的椅子上一样；有些人则认为像坐在皇帝贵族御用的金交椅一般，只要嘴一出，旁边就有人可以解决。不管金交椅是指哪一张椅，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某大姐”所具有的才能、经验是男性中心的社会大众幻想中的理想妻子。（甚至小郑被媒体采访时也曾坦言，喜欢老赵很大的原因是欣赏她的口才和能力。）不过，社会型态已经改变，女性在经济上享有独立的自主权，同时也较男性更主动追求成长，似乎也没有必要再为男性抬这张“金交椅”；或许正是因为今日的女大男小老少恋已经被视为不可能重复古代的性别不平等逻辑，因此丧失了金交椅所可能带来的光环，而成为众人批判的焦点。
高度现代性的社会应该给予人们更多自由恋爱的权利，但是为何如今女大男小的老少恋会被谴责，而男大女小的老少恋却持续安然无事？当我们对照今日两种性别结构不同的“老少恋”之际，不得不去臆测社会大众坚决反对的原因，是不是可以说是父权社会面对女性（像独力经营卡拉ＯＫ的老赵那样）脱离经济束缚的挑战而显示出比男性更强的主体性时所表现的反扑？当女子不再被物化、商品化、功能化（比如在童养媳/养女制度中被当成商品，交换于不同的阶级和经济地位的家族间），反而和男性具有同等（甚至更高）的经济实力时，在现代所谓的浪漫爱中，女人终于得以选择男性，而非被选择；得以说出自己的情欲而无惧，性也终于摆脱只能是“传宗接代”的工具。于是乎台湾这个依旧保守的父权社会强烈地反弹老赵和小郑的恋情，深怕父权所宰制的社会结构（男尊女卑、传宗接代的必要性），会被女性的自主和情欲自觉给捣乱和推翻（如果女人不生小孩，那父系的社会如何延续下去？）。我想这种女性主义论点的确是有它的立场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有许多女性主义者会用“男大女小”的老少恋作为反证，来证明对“女大男小”的严厉批判是传统父权迷思“男大女小才是正常的”的再复制。
我们也可以从新闻曝光后的一些电视座谈会中看出其中的性别端倪。如中天电视台的“惊爆新闻眼”，请来另一对老少恋，但是是男大（罗老师）女小（黄小姐），年龄也差了20多岁。当主持人访问男方为何自己可以坦然的谈老少恋，可是却又反对老赵和小郑的恋情时，罗老师讲不出一个比较好的反对原因，竟然只能以命理的方式来批评小郑的眉毛和眼神是他误入歧途的原因，还责怪老赵不检点、不认命；而同时又自恋地膨胀自己的形象，说自己保养得很好，看不出来是60多岁的人，隐约的重申自己的性魅力和性能力。而黄小姐从头到尾则是唯唯诺诺，没有太多自己的意见，更是显现出纪登思所说的，在合于男强女弱、男大女小的传统异性恋浪漫爱情模式里，男女双方的地位是相当不平等的。两相比较，一个做为对照组，一个做为实验组，女性主义的论点就不说自明：女大男小的老少恋不受祝福，摆明就是父权霸权在作祟。
然而如果纯粹考量这样的性别角度分析，大众对老赵小郑的畏惧和反感还是显得有些空穴来风、太过简化其它意识型态的运作。
比如说与国内另一对同时曝光的女大男小但双方都残障的“老少恋”来做对照（联合报4月19日8版）[5]，更可以看出这样的反感和排挤一定也在某种程度上是选择性的发作的：对于更为边缘，在社会阶层更下层、和国家（state）经济效益较为无关、较少文化标记的老少恋，媒体和大众都彰显出令人惊讶的“宽宏大量”来。对照老赵和小郑所承受的人言和责备，这一对女大男小的原住民老少恋更显得无足轻重，也更反映出他们相对的文化及社会极端弱势。
更值得深思的是，性别分析忽略了社会结构所建立对性与爱的迷思。当小郑和老赵两人年龄相差30多岁时，大众选择把女人的能干持家和维系家庭的稳定性放在一边；却以女方夺取性满足的“阴谋论”和男方“沉溺”于女方丰富的性经验来简化两人相处的内涵。这个转化就使我们不得不来看看性的问题。
在讨论性之前，有个很主观的定义问题：性的功能是什么?只是做为生产的工具？还是因为现代性的影响而成为独立出来的情欲和论述？在这里我无意以傅柯（Foucault）翻历史旧帐的方法来解构性的意义，本文在乎的是，如何证明浪漫爱在现代社会中和现代性有了呼应，而被解放的性观念和不同关系的建立，则是现代性的实践。
笔者的父亲于近日谈及童养媳和老少恋的不同，他说女大男小的婚姻和关系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在女方能“生育”、“传宗接代”的前提下。五十多岁的老赵因年龄的因素，即使还没有停经，也无法摆脱更年期的即将到临，对小郑的家庭来说当然是无法接受的。在无法把性当成生产的正事来做之后，老赵和小郑的性生活就成为众矢之的。矛盾的是，当大家不把老赵当作是性感的符号时，却又往往重覆着女人三十如狼、四十如虎、五十如豹的想像，将老赵性欲化，担心她会让小郑失了元气。这就是为什么刚接任中华民国性教育协会理事长的妇产科医生郑丞杰会说出“如果男人一辈子可以结婚三次，二十岁的时候娶四十岁的女人，四十岁的时候娶二十岁的女人，六十岁的时候娶六十岁的女人，应该是个‘绝配’”（中国时报4月29日18版）如此充满男性沙文主义的话。对他而言，两人目前会相处在一起，单纯只是因为目前维持“干柴烈火”的阶段而已。同时，却也有许多人以老赵将年华老去、无法再满足小郑的性需求，而断言两人不应该在一起。这么一来，老赵的情欲就承受了双重的污名：如果她展露的是五十如豹的性魅力，她等同于“色诱”小郑；而如果她已丧失了性的魅力，和小郑在一起则是束缚了小郑的性需求。而无论这两端的论证是如何单独被社会大众引用，它们都一方面强化了性不能做为纯享乐的迷思（然而这是选择性的，对男人则不一定适用）；而另一方面则又将男人的情欲视为爱情最高的指导原则。
从纪登思所写的《亲密关系的转变》一书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主张性和婚姻已不是维系一段关系的绝对要素，纯粹关系（pure relationship）和汇集爱（confluent love）中，自主（autonomy）、沟通（communication）和不断的协商（negotiation）才是具强烈排它性（exclusiveness）的浪漫爱在高现代性的社会中得以稳定存在的另一面貌。对纪登思而言，贞操或是独占性的性爱都已经在纯粹关系中瓦解，重要的不是性的纯洁，而是一段关系中的两人/多人能以彼此都同意的方式去选择、去进行个人的自我实践和生活方式。所以对纪登思而言，同性恋，双性恋，变性欲，或其它不同的情感关系/制度，都是应该受到社会所尊重的，因为这些新关系的建立，展现了社会的反思精神（reflexivity）和社会结构的开放性。
于是我大胆的以纪登思的主张来替老少恋平反，因为我认为老赵和小郑两人的恋情创造了对亲密关系协商评估的必要性和机会。比如说开记者会、上2100全民开讲的辩论、网路上的讨论，这样的协商评估不但是老赵和小郑两人之间的，同时也是社会大众对于自己本身意识型态的反思，使得他们俩人宣布要“在一起”的决定和坚持，有着一般的正当感情所没有的反思动力。另一个例子是两人目前决定先订婚而非冒然的结婚，因为两人都还有自己的考量：小郑希望自己能够有经济的基础后再结婚，而老赵则是顾虑到结婚会让之前一个月可以领20万的丈夫月退俸无法正名领取，所以希望维持现状。这就代表老赵和小郑的老少恋并非大家认为那样只是一时的冲昏头而已，还有许多的现实面让两人不得不去面临和决定。而他们对自身以及别人对老少恋的怀疑和态度上的转变，则显示了省思精神在现代性的催化下已经和浪漫爱妥协，找出一条类似“纯粹关系”作结的路。如纪登思所说:
对大部份的人而言，过去爱情经由婚姻而和性连结，但如今两人在一起是越来越经由纯粹关系而结合在一起。（Giddens 58）
虽然老赵和小郑有订婚，不过现阶段看来，我觉得他们俩人的相处模式反而与纯粹关系的精神更加类似。私领域的民主化在这样的纯粹关系保护下逐渐形成，也就意味着两人相处不再分性别权力，也将不再分孰占优势孰占劣势。虽然现代性理性的精神是反情感的，但浪漫爱却以一种对现在和未来提供安全感和庇护而存在于纯粹关系里。在高现代性的风险社会里，浪漫爱得以被赋予时代性的功能而依旧被人们当作宗教来信仰着（Beck）。
最后我想要以2100全民开讲的特别节目来讨论媒体、bbs上的讨论以及报纸上的报导如何让民众的讨论引出现代性。虽然新闻节目有许多SNG的连线报导，但是以电视媒体来说，TVBS2100全民开讲算是舆论的一个转捩点，因为在此之前极大多数的人并不看好两人之间的恋情和关系的发展，然而就在媒体失控、偏颇的想要“导正”这段关系时，新的声音开始出现。报纸首当其冲的纷纷质疑媒体的公信力，觉得媒体不但洒狗血（中时晚报4月21日10版）而且还训练观众嗜血（联合晚报4月21日3版）在这种批判中不乏对老赵小郑的同情之声；而一些阅听人也纷纷在报纸的民意论坛里质疑这样的讨论是否传递了偏差的观念（中国时报4月23日时论广场15版），以及媒体的角色是否已经逾越了应有的功能（自由时报4月22日自由广场15版）。而bbs上则是以“抗议！李涛的2100真是够了”、“今天看到李涛的节目...为什么又抄袭国外节目？！”、“媒体与民众知的权利”等标题，立即的对2100全民开讲做出反思性的辩论 [6]。我认为舆论批判2100全民开讲的的诠释，是在高科技网路的推澜下产生，对议题的讨论已经充满了高度密自省和自折的精神。于是乎：
旧时代即将结束，拥有三十亿人口的亚周已经开始认真探讨并接纳“性”。无远弗界的卫星电视、全球化潮流及网际网路渐趋普及是不容抹煞的原因。网路聊天室似乎无所不在；已婚男女亟思在婚姻生活以外得到更大的满足......都在追寻问题的解答，并采取实际行动，以获得实践与满足。（联合报3月15日10版）
事实上，不只性受到人们的讨论，不同的亲密关系（如老少恋）也同等在这样的过程里被人们提出来讨论、辩论，因而有机会改变既有的文化想像。高科技和全球化的媒体及网路提供了场域，供人们培养理性和自折的精神，现代性和浪漫爱因此得以进行一场众人皆可参与的对话，而这场对话除了表现理性科学／现代性仍旧波澜壮阔的形塑社会现象之外，也宣告了爱将不再纯粹，所有的浪漫／爱／关系将比从前更疯狂地被分析和反思！！
[1] 此文中提及的老少恋议题是专指女大男小的跨代恋，因其有特别的时代性和现代性。而男大女小的老少恋在本文中则以对照组的方式来比较。
[2] 就笔者的观查，联合报4月25日27版报导了小亮哥和洪诚阳要模访老赵和小郑“搞笑配”；而最近大红的阿贵网站上也出现了关于此议题的动画，还以新神雕侠侣里的姑姑和杨过来称呼两人的关系，有趣的是，在动画中还反讽了媒体公器的滥用，将2100全民开讲写成2200全民烂讲，也算是自折精神的展现。
[3] 中国古时就常见贫苦人家因经济因素无法扶养家中所有的小孩，在没有避孕措施和节育观念的情况下，家中一部份的小孩只好送给富有的人家扶养，而中国自始就是男系社会，家庭的延续以男人为中心，所以导致养女制度的渐渐形成，甚至一度变成生女可以当作贫穷人家换取金援的最好方法，而养女制度下的婚姻常常就会出现女大男小的婚姻。
[4] 像“娶某大姐，坐金交椅”这样的心态，笔者曾经于网路上看到相关报导。日本职业棒球选手因长期需要在外东西奔波参加比赛，家人和家庭的稳定性是他们在球场上得以尽力表现的主因，所以几乎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球员都选择娶比自己年纪大的女人为妻。而所谓的“家庭无后顾之忧”，就是当运动员经过一天的场上征战之后回到家，孩子会在门口迎接他、太太会煮好饭菜等他，同时更可以将今天所发生的快乐或不愉快的事情说出来与他们分享，而这一方面，年纪比自己大的太太似乎较能做到。年纪比较大的另一层意义是思想行为比较成熟，能够了解先生工作的甘苦，于是帮他打点好家里的一切，让他无牵挂地在场上尽情演出，万一先生在外面受到了什么委屈、伤害，家里则是他最好的避风港。
[5] 台东县有一对女方六十七岁男方三十七岁的老少恋，两人皆因脚疾领有残障手册，两人又皆是原住民布农族人，两人在一起已有六年，却没有受到像老赵和小郑同等的阻力，让人不禁联想，对残障人士及原住民是不是有较敏感的位阶问题？在政治正确的立场下，两人的结合就比较不受社会大众的诟病。
[6] 这里是单就台大椰林的TV版所做的研究，在TV版上持正反两方意见的人都有，但是在2100全民开讲后似乎较多的人着重在对媒体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