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1年二月份的《Jessica》时尚杂志中，负责封面人物梁咏琪专访的Tracy On以一篇名为〈坏女人与好情人〉的文章作为该期的编辑室报告。文章中提到她和女性同事聊起歌手张柏芝坦率的形象时，一位男性对梁咏琪的评语，而这个评语使她领悟到对于好女人和好情人必须重新定义：
怎知一旁的男生打破我俩的对话──‘男人不吃这一套的(张柏芝的坦率)，男人就是喜欢女人永远斯文娇柔、乖乖巧巧，还有男人是很表面的，懒得去探究更深层面，管得女方是真是假，假装或造作，男人是永远看不到的。总之，男人就是会喜欢梁咏琪这类。’我也是时候更新一下好女人与好情人的观念。[1]
Tracy所谓“更新后”的“好女人与好情人的观念”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她没有言明，不过这篇文章前面所附加的一段文字却仿佛回答了这个问题：“女士们，不要再一厢情愿地夹持着‘黄花闺女’之名而自豪，坏女人未必受尽千夫所指，狐狸精永远也是最佳情人。”
既然Tracy如此的领悟是由男士们对梁咏琪的评语而起，因此她话中所谓的“狐狸精”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她所指涉的对象和事件正是梁咏琪以及一年多前在香港媒体上喧腾一时的“双琪夺面”三角恋──一个在现代社会环境中处处可见的三角恋，却被香港传媒称为两女争一男的“双琪夺面”。在这个事件的报导上，所有的媒体都倾向以负面的描述来呈现梁咏琪，将她等同于第三者、狐狸精、坏女人。以太阳报为例，在郑伊健召开记者会向外宣布已和女友邵美琪分手之时，该报的网站所举行的投票结果显示，有超过五成的网友认为“梁咏琪是狐狸精，硬生生抢人男友”[2]。这项投票的准确度固然无法完全确定，但仍显示出在媒体的报导层次以及某种大众的认知层次上，被界定为第三者的梁咏琪所招致的负面评价。然而，从Tracy On的文章看来，梁咏琪在“得其所爱”之后，虽然形象受到损害，但是男性却仍旧对她趋之若鹜，因此梁正是Tracy On所谓的“狐狸精也会是最佳情人”的最佳例子，也正是她文章标题取名为〈坏女人与好情人〉的原因：像梁咏琪这样“夺人所爱”的“坏女人”，居然对男人而言仍是“好情人”，Tracy On感慨万分，才反讽的说“需要”“更新一下好女人与好情人的观念”。
从Tracy On的文章所呈现的典型“第三者”评价──第三者等于狐狸精等于坏女人──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即使在现代这个自由恋爱的时代，人们在感情关系里仍然强烈要求一种与在婚姻关系中近乎相等的“爱情伦理”。首先，“第三者”一词本身就已预设了一种以二人模式为常态的情感关系，而第三者的存在将破坏这种二人模式的平衡。即使每个人不可能一生只爱一次，但以“介入”一词来描述第三者，也隐含着一种指责：指责第三者不遵守爱情中亦有“先来后到”如此的时间顺序伦理。因而，感情中的第三者变得不可饶恕、将受尽“千夫所指”。在整个“双琪夺面”事件落幕后一年多的今日，即使情况已从三角恋演变成郑伊健挥别旧爱而转与梁咏琪交往，但我们却仍能在Tracy On的文章当中看到对于第三者/梁咏琪的负面评价。这种“第三者恶名难除”的窘境，除了反映整个社会对于第三者的普遍反感，也显示了社会中爱情伦理的力量是如此地强大，以致于一日曾为第三者，就似乎永远跟“狐狸精”、“坏女人”脱不了关系。
然而，我们对于感情事件中的第三者，是否永远都如同我们看待梁咏琪这般的深恶痛绝？以下本文将以电视剧《人间四月天》为例，来说明我们对第三者的看法其实会随着每个事件的情况而有所不同。而在看待的标准松动的同时，再将林徽音和徐志摩的爱情与郑、梁相恋两者所引发的大众反应相比较，当中也将反映出港台两地对于浪漫爱的观点、向往及其背后的预设立场。
《人间四月天》以戏剧形式呈现徐志摩一生的爱情故事，剧中除了描绘较为人知的徐志摩与陆小曼、张幼仪三人的情感纠葛之外，也演出了徐志摩和林徽音的一段情。在这多角恋情的关系中，陆小曼和林徽音明显地都是徐志摩与张幼仪的婚姻关系之外的“第三者”，然而相对于徐志摩与陆小曼广为人知也广受批评的恋情，徐志摩和林徽音这一段没有结果的恋情在此刻的呈现中反而成为观众的关注焦点。有意思的是，同样身为“介入者”的林徽音不但没有受尽“千夫所指”，反而令本剧观众为这段明显有违爱情伦理的外遇低回不已。究竟是什么因素使这段恋情令人低回再三呢？
根据邱丽文在〈张忠谋迸发火花──成就一场被祝福的外遇〉中的阐述，这是来自于这段感情中所蕴含的“真爱”：
那么，怎么样的外遇，才是让人感动的呢？我想，只要是带着真诚的动机，且愿意为这份感情奋斗，并以终成眷属为目标，就是令人感动且带着淡淡无奈的外遇了……还记得风靡一时的《人间四月天》吗？当徐志摩不可自拔地爱上林徽音，并积极为这场一生一次的真情奋斗，终于说服了张幼仪离婚时，林徽音却在道德的压力与“介入者”的自责下，逃离了这段爱情。虽然他们的爱情并没有结果，却让所有的人深深感动：相信，这就是“真爱无罪”的例证，大家只会感叹他们相遇得太晚，叹息媒妁之言婚姻抵挡不了真情，却不会怀疑这场外遇，是他们一生的真爱。[3]
这段文字所描写的“真爱”以及“令人感动的外遇”，其实隐含了一些假设和引申意义。首先，所谓的“真诚”和“愿意”为这份感情“奋斗”，透露出一项讯息：外遇的恋情若具有“愿意冲破一切困难”，但是绝非逢场作戏，而是以“终成眷属”为目标，才有被外界认同的可能。这样的条件不但仍要求外遇的情感关系还是要以婚姻为前提，也显示所谓“令人感动”的外遇的解放性，其实最后仍必须回归到体制之下：这段婚外情虽然是从婚姻当中出走，但最后的终点却仍然是婚姻，唯有这样，才是一个“可被接受”以及“值得尊重”的外遇，否则都只是“随便玩玩”。关于这一点，邱丽文在她这篇文章的前半部份其实也很清楚地点明了：“反观时下许多‘习惯性外遇’的人，根本不打算与外遇建立真正的婚姻关系，如果配偶没发现，就一直保持三人行(甚至多人行)的状态……这样的外遇，其实层次很低，勉强只能算是情与欲的贪求……”
根据邱丽文提出的“令人感动的外遇”的条件，再来看她对《人间四月天》中徐志摩与林徽音的诠释，
也就不难理解她对于外遇中的“真爱”的定义，以及为何如此令人感动的外遇还会带给人“淡淡无奈”。当徐志摩为了林徽音不惜和张幼仪离婚，显示了他冲破传统包办婚姻体制的决心，这当中所蕴含的解放性，对邱丽文而言，是令人动容的。然而，这段恋情的可贵之处，更在于林徽音对于自己介入者的身份感到“自责”，选择逃离这段感情。如果徐志摩的令人动容之处，在于他为了自己所爱愿意去冲破传统婚姻体制，那么林徽音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她即使身为第三者，却选择维护婚姻体制，不愿意在实质层面介入他人家庭。因此，这段没有结果的外遇便带有了“淡淡无奈”：因为有情人无法“终成眷属”。
然而在徐、林两人的恋情之中，即使看似隐含两股相对力量的运作(一要冲破婚姻体制，一则维护婚姻体制)，但其实仍停留在一个维护婚姻体制与合于爱情伦理的前提之下：这不仅是林徽音选择离开所造成的结果，也跟徐志摩不惜与张幼仪离婚有关。因为徐志摩如此的选择也是一个对林徽音的“承诺”：即使无从得知这个承诺是否隐含再次进入婚姻的意味，但在邱丽文的诠释下，这对无法结合的有情人留给观众的“淡淡无奈”，仍显示出“终成眷属”与“婚姻”对于这段婚外情的评价仍有所影响。徐、林的恋情因为没有走到“结果”(终成眷属)而令人“无奈”，也正因为没有走到结果而令人“感动”。由此看来，邱丽文在这篇文章中所谓的“真爱”，以徐、林二人为例，它除了要具有冲破一切障碍的勇气之外，其可贵和动人之处反倒更在于它仍旧尊重爱情伦理，没有将其勇气化为实际行动，而选择在障碍之前停步。因此徐志摩和林徽音的这段“真爱”，之所以还能在我们现今爱情伦理如此强大的社会当中，被诠释为“令人感动”的外遇，是因为徐志摩在体现出五四时代爱情的解放性的同时，他对林徽音负责的态度，和林徽音选择离开的决定，这两者其实都和我们社会当中所要求的爱情伦理有相合之处：即便是婚外情，对自己所选择的对象都要抱持着终成眷属的意念(否则就是逢场作戏)；但无论如何，第三者最好还是以悄然引退为上策，如此既不会招致道德压力，也能够因为尊重爱情伦理获得谅解。正是因为这样，同为感情关系的第三者梁咏琪，勇于追求所爱，因而引来千“妇”所指；另一个第三者林徽音选择全身而退，却能够得到认同。
那么，将梁咏琪与郑伊健和《人间四月天》的徐志摩与林徽音相比，后者呈现了五四时期的恋爱所具有的冲破传统包办婚姻的解放性，因而成为现代人向往的一个因素(特别在邱丽文的文章中，还将这种解放性诠释为一种“真诚”)。相较之下，梁、郑的恋情似乎是因为处在现今这个所谓自由恋爱的时代，缺乏了五四的恋情所勾联的解放性，少了所谓“真诚”和“令人感动”的元素，所以招来极大的批评？在前面对于Tracy On的文章讨论中，我们看到在现今自由恋爱的时代里，台港两地的社会中仍然存在着强大的爱情伦理，其影响力是如此之大，以致于大众对第三者和梁咏琪反应激烈。不过，何以现代自由恋爱的社会中，仍然有爱情伦理的存在？我们不妨再回到郑伊健和梁咏琪的例子来看。
根据香港太阳报报导，郑伊健在最初对外召开记者会宣布已和女友邵美琪分手之时，在此之前双方已维持了近八年的情侣关系。对于这场记者会，该报除了以对话方式引述了郑伊健的说法，也在文章后加上一段标题名为“伊健逝去的宣言”的文字，整理了过去郑曾公开表示对女友的承诺，如“将来的老婆一定是邵美琪”、“我愿意一生一世照顾Maggie(邵之英文名)”[4]等等。然而在记者会上，当郑伊健被问到对自己曾向前任女友说过“要照顾她一生一世”的诺言感到后悔，他的回答似乎对于这段感情充满了“无力感”：
不会，我真的说过，说那句话的时候我是很认真的。男女谈恋爱一定都很想跟对方说爱你一生一世、每天见到你，每一对情侣都是这样的。我也希望可以坚守这样的信念，但我现在觉得，感情的事真的是很难说的，到了某个阶段不是说控制就可以控制得到的。我很不开心，Maggie也很不开心，我知道很多人听说了(我们分手)都会说‘怎么会这样呢’，但我想告诉大家，我也不想！我真的已经尽力了，很用心地在经营这段感情，但到了某个阶段真的是没有办法，也都无法再勉强，但我并不后悔说过那句话(照顾Maggie一生一世) [5]。
从太阳报将郑伊健充满无奈的说词，和过去信誓旦旦的承诺并置，我们可以看出现代感情中基于自由恋爱的“自由”特质，使得恋爱中的承诺已没有强制的约束力；也因为“自由”，使得分手和外遇的发生无法控制，感情的结束也一样的“自由”。分手的“自由”带给人无限的感慨，一如郑所提到的“怎么会这样”的说法。因此，为了维持彼此的关系，自由恋爱更需要一种爱情伦理来牵制住恋爱中的双方，同时也维持住别人的情感关系。爱情伦理成为现代自由恋爱关系的唯一的一道防线[6]：这道防线一旦被第三者和外遇关系所冲破，这对于遭到“背叛”的一方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事实，同时也将引起外界批评。在郑、邵、梁三人的感情事件中，传媒和大众对郑伊健“移情别恋”与梁咏琪“横刀夺爱”的一致指责，正是整个社会无法接受爱情伦理被冲破的表现。
因此，从郑、梁的感情事件看来，当今的港台两地的社会仍旧处在一种“爱情有理”的年代：在去除了传统上来自家庭或家族对于个人恋情的压迫之后，没有外力束缚的自由恋爱却反而形塑出一套爱情伦理，它以二人模式的恋爱为基准，向内规范着恋爱关系中的双方，也向外规范着每一对情侣。而《人间四月天》中的徐志摩和林徽音让我们看到的是，他们这段说得理直气壮但“没有结果”的外遇，其实当中仍合于现代爱情伦理的某些要求，并且在没有冲破传统婚约的情况下，获得现代人高度的认同。然而，考量这两段大众反应截然不同的恋情对比，难道真的就只是显示了爱情伦理的强大，只有屈从于障碍的那些“爱情外一章”，才可能有“真诚”的内涵？
卡维波在〈外遇年代的爱情伦理──《人间四月天》的社会意义〉一文中，提到《人间四月天》里的恋爱关系，其实正在“偷渡”一种“将外遇正当化”的新爱情伦理；同时因为该剧在拍摄手法、剧情节奏与故事时空上所营造的距离感，使得这段外遇变得为人所接受。由此看来，大众对于徐、林的恋情的高度评价，除了仍带有基于爱情伦理的保守面向之外，大众对它的接受还是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毕竟在“没有结果”所招致的感动之外，也还有“不顾一切”的勇气被赋予的正面评价──“真诚”。这种正面的评价，即使无法在短时间内重塑爱情伦理，至少这已经是一个让它开始转变的契机。因此，五四时代徐、林的恋情对于现代爱情伦理本质的可能冲击，或许可为现代的梁、郑之恋，减少一些来自爱情伦理的强大压力。
引用资料：
Tracy On (安秋琼)，〈坏女人与好情人〉。《Jessica》，2001年2月： 16。
太阳报，〈太阳网超过20,000读者裁决：梁咏琪系狐狸精！〉。1999年10月9日。http://www.the-sun.com.hk/channels/ent/19991009/index.html
邱丽文，〈张忠谋迸发火花──成就一场被祝福的外遇〉。《张老师月刊》，279期（2001年4月）：66-69。
沈宝茜、杨亦柔，〈郑伊健送旧爱迎新欢／公开承认与梁咏琪可以发展〉。太阳报，1999年10月9日。http://www.the-sun.com.hk/channels/ent/19991009/index.html
卡维波，〈外遇年代的爱情伦理──《人间四月天》的社会意义〉。中国时报，民国八十九年四月二日，第十五版。
其他参考资料：
梁、郑恋情部份
太阳报音乐组，〈东周刊踢爆彻夜缠绵/梁咏琪被Fans大闹狐狸精〉。太阳报，1999年10月7日。http://www.the-sun.com.hk/channels/ent/19991007/index.html
李颖研，〈邓萃雯爆三角关系：有人出茅招抢伊健〉。太阳报，1999年10月7日。网页同上。
马文信，〈与金城武结伴出席/梁咏琪遭途人喝倒采〉。太阳报，1999年12月13日。http://www.the-sun.com.hk/channels/ent/19991213/index.html
太阳报音乐组，〈与郑伊健情侣装亮相维园倒数/梁咏琪再被歌迷劲嘘：狐狸精！〉。太阳报，2000年1月2日。http://www.the-sun.com.hk/channels/ent/20000102/index.html
蔡如玉，〈梁咏琪不甘被指好胜〉。太阳报，2000年1月19日。http://www.the-sun.com.hk/channels/ent/20000119/index.html
赖怡玲，〈爱情事业都要/梁咏琪敢爱敢恨不妥协〉。星报，2000年1月31日，第3版。
张义欣，〈黄耀明批香港传媒：郑伊健和梁咏琪又不是奸夫淫妇！〉。明日报，2000年7月10日。http://www.ttimes.com.tw/2000/07/12/1/entertainment/200007100224.html
东森新闻报，〈梁咏琪被丢垃圾/轻松回应：不是绑架就好啦！〉，2000年7月17日。http://www.ettoday.com/asp/more.jsp?messageid=142163
邝芯妍，〈“琪”女子──玉女地位岌岌可危？〉。《大读物：香港流行文化读物》，第二期(2000年9月)：104-107。
《人间四月天》部份
张小虹，〈当网路世代遇见五四浪漫爱情〉。中国时报，民国八十九年一月二十八日，第十五版。
徽徽，〈想望真爱没有时代分野〉。中国时报，民国八十九年一月二十九日，第十五版。
陈健志，〈年轻世代如何为浪漫爱情寻找出路〉。中国时报，民国八十九年二月二日，第十五版。
彦子，〈爱情，也可以很简单的〉。联合报，民国八十九年二月十四日，第十五版。
江中明，〈清大对谈《人间四月天》别开生面〉。联合报，民国八十九年四月三十日，第十四版。
江中明，〈《人间四月天》延烧影响新世代爱情观〉。同前。
江中明，〈刘炯明：爱情没有可套公式〉。同前。
[1] 《Jessica》，2001年2月：16。
[2] 太阳报，1999年10月9日。http://www.the-sun.com.hk/channels/ent/19991009/index.html
[3] 应该列的是文章的题目《张老师月刊》，279期(2001年4月)：68。
[4] 太阳报，1999年10月9日。http://www.the-sun.com.hk/channels/ent/19991009/index.html
[6] 事实上，一段恋爱关系，至少在台湾的社会中，来自家庭的阻力可能也很大。不过在郑、梁的感情事件中，在媒体上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双方家庭给予压力的报导，因此我在这里对于自由恋爱的讨论，也就暂不讨论来自其他方面的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