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祭孔日，聖哲信仰為哪般？ 李向平 2006/10/12

又是9月28日，一年一度祭孔日。

打從2004年9月，祭孔活動被官方設定、列入2004年中國國際孔子文化節之后，孔子待遇，一日好似一日。

早在1980年代，山東曲阜就策划“孔子故里游”，欲打造“孔子經濟”。作為配套項目，地方政府就想推出祭孔表演，唱禮贊、舉旗巡游，但無人敢提開香案、獻三牲等祭祀方式。

1993年，孔門后裔孔德班第一次代表族人進行孔子家祭。漸漸地，就有人提出要使用傳統歌舞祭孔代替家祭。2004年，曲阜市在商議孔子文化節時曾提出，對孔子誕辰的祭祀，要官祭。當時的曲阜市領導人指出，原先我們祭孔，是拿塊布遮住臉，現在，我們要官祭這位偉大的哲人。官方主導祭孔，是對孔子應有的尊重。

打那之后，公祭孔子公開舉行，同時還舉行孔氏后裔尋根祭祖、社會聯誼、儒商之經貿洽談活動。“孔子經濟”的活躍，在給地方帶來不小的經濟、社會效益時，也激發了所謂的儒教復興問題。

這種公祭，活動模式是祭祀，名義上是“紀念”，並常常以“紀念先哲，以人為本，承揚文明，促進開放，創新發展”一類的提法作為公祭的主題。為此，祭孔的所有活動，無疑就具有了當然的公共意義，而不是孔家后裔一般的家祭。孔子就再度成為中國人、全球華人的孔子，而不單純是孔氏之祖先了。孔子公祭，就具有了整合道德信仰的時代意義，進而把世俗的社會變遷賦予了某種神而聖之的合法性。

傳統的孔廟祭祀，就具有公祭和私祭。特別是唐初以來，孔廟祭祀就是“國之大祭”，列為國家祭祀要典，祀禮通行全國。其公祭者，在祭祀活動里滲透了官方秩序，象征著政治的宣示；其私祭者，不過是家祭。

顯然，孔子祭祀本身，具有一個公私兩分的雙重特征。聖上人君為了取得祭孔的正當性，刻意塑造了“萬世一系”的世襲聖裔，以便維系和參與公祭孔子之禮儀，從而宣示了權力與信仰的彼此滲透。因此，孔子也從一介有教無類的夫子，逐漸蛻化成為“帝王師”，最后成為“萬世道統之宗”。

孔聖人的信仰模型，就構成了一個復雜的象征。它公私雙重兼備。聖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為人道；其在百姓，以為鬼事也。從公祭的要求和內涵來說，祭孔的公共形式，當然不是儒教復興；至於庶民百姓以為鬼事，無非是要習俗的美化。其中，“萬世帝王師”，屬人君之信仰；為之立廟，是神道設教。它們交相滲透，便把祭孔視為“英明願治之君”義務或責任。

作為公祭對象的孔子，在這里具有儀式或符號的象征功能。它打通了中國人的聖凡關係，以權力為象征，再建傳統信仰。個人要成為中國人、國家要成為代表中國人的國家，都要通過這個符號、儀式的運作。

孔子和炎黃等人文祖神一樣，好像是宗教崇拜的對象，好像又不是。它們是祖宗祭祀，有學者稱之為“聖哲宗教”，努力淡化它的宗教意義。但是，千百年來，中國人祭祀他們，怎樣淡化不了這類聖哲宗教的中國特色。中國人相信，聖哲可以為神，對他們的虔誠祭祀，可以帶來各種世俗利益。

可是，對此不太好說，宗教利益就是政治利益和道德利益的象征形式，反而能夠這樣說，恰恰是政治利益和道德利益的秩序要求，導致了宗教祭祀和傳統信仰的公共表達模式。

於是，一個問題給逼了出來：中國人信從的是王、聖、還是自己的祖宗？中國人的信仰對象究竟是什麼？然而，為王、成聖，卻一直是中國人的最高理想，也是中國人道德信仰中的最大緊張。不過，足以安慰中國人的是，為王成聖如有困難，並不妨礙去作祖享祀。

所以，早就聽說了，今年的祭孔，一定會有私祭。否則，中國人會懷疑，公而無私，他們自己的信仰，將要跑到哪里去了？

原載於 學術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