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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當代漢語研究所 卓然
從黨的最高領導人到穿上了大紅色的西服的新聞聯播主持人，從世紀壇上空的燈火到半夜裏各大商店的大折扣，每個出現在公衆面前的臉孔都洋溢著「喜慶」和「歡樂」---歡聲笑語、火樹銀花、張燈結綵、歡樂祥和、流光溢彩……無一不是在告訴我們：新世紀就要來臨了、新世紀開始來臨了、新世紀終於來臨了、新世紀已經來臨了！由於去年上了一次當（去年新世紀已經被人當做誘餌或佐料大大炒做了一把），今年我格外小心，深怕又被新世紀給耍了。然而，新世紀或許這次真的來到了。
這個新世紀到來的場景彷彿是一場精心排演出的舞臺劇，華麗的劇服、濃妝豔抹的演員，還有盛大的典禮、刻意營造的歡樂氛圍，以及當事人故意提高了的、帶著表演痕跡的「注滿」了激情的頌詞。他們正藉助新世紀告訴我們：應該被鼓舞，應該歡樂，應該感到幸福和新世紀曙光的降臨。
這是多麽帶有宗教意味的暗示！其潛臺詞正是：你們的幸福和歡樂是我們帶來的，因而你們必須相信，你們生活的社會是再合理合法不過的了。
任何政治統治都必須向他的統治物件表明或者證明其統治的正當性，君子受命於天，君權神授，社會契約，人民主權，被統治者的同意等等。而就現代政治理念而言，被統治者的同意（具體體現就是通過自由的選舉）是統治合法性的基礎，因爲這意味著被統治者對統治者的政治地位和統治的認同。而中國共產黨卻認爲自己統治的正當性另有其來源。這在憲法序言中表達的很清楚：（1）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的統治，贏得了中國革命的勝利；（2）是中國共產黨正在領導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並給中國人民的生活帶來福利。簡言之，就是革命與建設。
但革命早已成爲陳年舊事，對革命先烈或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緬懷絲毫不能挽救由於統治者的政治績效的衰朽而産生的統治危機。一個完全依託於烏托邦式的革命目標和激進的意識形態的革命政黨一旦開始和平建設，其腐敗與變質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問題出在革命的第二天。」所以托洛茨基才提出要繼續革命，不斷革命，毛澤東也寄希望於每隔七八年來一次文化大革命。失去了革命的推動，共産主義意識形態對人民的吸引力及其動員能力勢必會耗盡；而後者反過來又使前者作爲統治合法性淵源的地位遭到了破壞。
然而證明是必不可少的，在中國如今的情況下甚至是每時每刻都不可或缺的。假如革命的歷史已經無法說服老百姓「同意」接受現存的統治秩序，假如現在的統治者所賴以表明其政治績效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成果又得不到確認，則爲什麽這種統治仍應該繼續下去？所以不應責怪我們國家的政治口號太多，更不應埋怨我們黨的運動太過頻繁。亨廷頓一語道破其中的奧妙：處於現代化之中的政治體系，其穩定取決於其政黨的力量，而政黨的強大與否又要視其制度化群衆支援的情況。「動員」和「組織」，這兩個共產黨政治行動的孿生口號，精確地表明瞭增強政黨力量之路。口號和運動，只不過是我們黨動員人民的一種手段而已，其重要性不僅在於這種動員使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時期贏得了人民的支援，從而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勝利，更重要的是它們「應該」能夠增加老百姓對現狀的認同（事實上能否則是另外一回事）。
對於任何一個宣稱試圖建立法治的政權來說，如果其大多數政策、法令的執行，甚至相當一部分法律的制定，仍需要依靠自上而下的社會動員，而不是制度化了的組織機構和官僚機制，那麽這種「法治」的意圖不是在自欺，就是在欺人。第一部婚姻法的實施是靠了一場席捲全國的「實施婚姻法運動」，甚至直至今日，我們仍然得依賴於「掃黃打非」等各種「嚴打」運動來執行法律。但顯然，這種動員能力正在削弱。
於是，我們在世紀末目睹了一次次企圖強化意識形態和重建克裏斯瑪領袖的努力。這很可以理解爲一場挽救統治者的動員能力從而挽救其統治能力的事件。每一個能夠稱得上重大主題或者能夠演繹爲重大主題的事物都被不遺餘力地大肆宣傳，其中既包括政治性的口號，諸如三講、雙思或三個代表，也包括一些本來不具有政治意義，但卻在某種程度上被賦予了政治意義的口號，如新世紀或申奧。之所以把它們稱爲口號，是因爲儘管它們不僅頻繁出現在一切紙質的媒體上，而且每天都從廣播、電視、領導人或雖非領導人卻要在公共場合發言的人那兒湧進我們的耳朵，卻幾乎沒有人明白這些熱門的詞語或短語究竟在說什麽，人們知道的只是：它們是具有「重大意義」的。之所以說它們帶有政治意味，是因爲它們如今已經成爲統治者尋求政治績效，同時期望能夠籍此重新動員人民，激發人民的熱情，取得支援的切入點。
廣場、盛大的節日和遊行、企圖耗盡人民的全部精力的熱情洋溢的運動，這一切，在奧威爾的《1984》中有過精彩的描寫。動員對於任何一個依賴於動員的政權來說，其意義也就在此---爲一個即將衰朽的政權不斷地打針，強心劑、興奮劑或者其他什麽具有類似功效的東西，維持它的活力，使人民相信它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閱兵式、世紀慶典、還有奧運會，這些規模宏大的運動的確是最好的動員題目，是佔有人民的時間和思維空間的最好話題，因而也是最好的強心劑。因此，即使新世紀這個主題去年已經被使用過一次了，也不妨礙今年再次被提出，因爲它不過是個口號而已。
葛蘭西相信觀念一方面是物質生産造就的，另一方面是國家的統治者造就的。文化可以由統治者生産和再生産，而一種合理合法的政治體系取決於政治精英高強度的文化灌輸。看來中國當代的政治家們也相信這一點。當前種種強化個人權威、美化個人形象的宣傳，無非是想重樹一個具有強大的個人魅力和社會吸引力，能夠充分動員人民，並創造一種新的意義體系的領袖。甚至「三個代表」中關於「最先進的文化」的表述，也暗示了當下的統治者想成爲一種能夠爲人民所接受或能夠強加於人民的新文化、新概念的創造者。
但是，正是這一點表明了當前的危機。動員者失去了意識形態的號召力，又無法創造新的合法性來源---人民已不再相信舊的文化和口號，而統治者也無法生産新的具有吸引力的文化。新世紀和申奧的走紅，充分說明瞭統治訴求力削弱和統治資源匱乏時那種饑不擇食的心態。有總比沒有強。
遺憾的是，無論怎麽努力，這種動員都註定是難以達到目的的。革命的意識形態已然成爲過去，或充其量現在的一紙空文，重建克裏斯瑪領袖的努力則更是某些人的自我陶醉而已。
越是成熟的社會，就越不需要政治動員，同時也越缺少激動人心的「大事件」。無論如何，新世紀是百年逢一次（儘管在中國過了兩次新世紀），申奧也不是年年都有的。新世紀和申奧之後呢？我絲毫不懷疑我們的宣傳機器製造「大事」的能力，但問題不在於我們的社會是否缺少「大事」，而在於我們的人民是否承認這些「大事」。動員，畢竟只是政黨成長的法寶，卻不是政治統治的良方。中間狀態是不可能持久的，不是回到傳統，就是進步到現代。既想當皇帝，又想搞法治；既希望靠大規模的動員鞏固統治，又缺乏動員的能力；既希望穩定、再穩定，又總是製造點兒能夠激動人心的「大事」。這可怎一個愁字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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