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於《自立早報》，1993.06.14）

　　因著趙剛與卓榮德的辯論，又引發了江迅（郭正亮）（五月十日＜統獨．族群政治與自我改造＞《自立早報》）與汪立峽（五月二十四日＜自立早報＞）的回應。

　　江迅的主要重點是認為「統獨的國家認同優先於社會運動」。這種統獨優先論原始的目的是為了統攝社會運動於統獨運動之下，也間接地決定了不同運動及運動者可能分配到的權力及資源之多少。

　　有趣的是，一旦統獨被擺到一個特權優先的地位，而和社運形成二元對立的狀況，統獨反有可能被顛覆不見。這就好像如果人們把生活中的某個事物供奉為神明後，它便可能與人們的實際生活無涉了。

　　為何會這樣呢？這是因為統獨優先的含意就是要割裂統獨與社運的互相影響；如果兩者互相影響，互相構成彼此，那麼統獨便不可能優先了。試想，如果階級運動或婦女運動可以決定統獨後的新國家究竟是資產階級還是無產階級，是否男女平等，那麼階級與性別運動便構成統獨運動的重要部份，而統獨運動也會構成階級或性別運動的重要部份；這樣一來，統獨優先論便無法成立了。統獨優先論如果要求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男與女、土地資本與無殼蝸牛等「相忍為國」，也其實就是要求無產階級、女人、無殼蝸牛等去幫助資產階級男性大地主去建立由後者主宰的新國家。

　　所以統獨優先論其實蘊涵著：統獨和社運可以實際上無涉。這也是為什麼汪立峽可以從江迅的統獨優先論推出「社會運動實際上可以完全和統獨之爭無涉，而完成它自身運動的目標」這樣的結論。

　　更有甚者，統獨優先論其實包含著統獨取消論這個「陰謀」。讓我們從江迅的例子來看這一點。

　　江迅在講統獨優先於社運時，江迅所設想的「社運」是隱含著尊重國家認同的社運。何以見得？因為江迅說美國的黑白之爭並未發生顛覆美國立國精神的認同危機（這當然是江迅先生對美國黑人運動的不夠瞭解），而臺灣族群政治卻和統獨糾纏不清，言下之意，頗以臺灣為憾。在這一點上，江迅似乎又和國內某些統獨取消論一樣。試比較：

　　A.統獨取消論認為反對運動要尊重並認同中華民國，不要把民主政治的問題和國家認同混在一起。
　　B.統獨優先論認為社會運動要尊重並認同新國家，不要把社運和國家認同混在一起，以免妨害了新國家的建立或國家認同的確立。

　　這樣弔詭的結果並非偶然，而是江迅型的統獨優先論的確和統獨取消論預設了相同的邏輯。亦即，社運和統獨分屬不同層次，不能對等；故而，雙方都認為只有在一定的國家認同之下，才能談其他，社運才會有意義。這也是為什麼統獨優先論和代表獨臺立場的統獨取消論不約而同，異口同聲的要搞「命運共同體」。

　　其實很多過去持統獨優先論立場的人，現在隨時都在準備擁抱統獨取消論，他們都宣稱只要對方真的統獨休兵，他們也就會立刻休兵，取消統獨。這個現象乃是因為優先論把國家認同的重要性放到第一位，成了整個社會的基礎；如果統獨之爭威脅了國家認同的確立，動搖了社會基礎（「國本」），那麼便應該統獨休兵、取消統獨。

　　江迅在多年前的「民間哲學」時期，曾經主張各種人民主體一律平等，（這應該蘊涵社運與統獨是對等的）後來在協力張俊宏先生出版《到執政之路》時期，還批評過「臺灣主權優先論」（亦即，統獨優先論）。這種從早期民間哲學式的人民民主立場轉變到後來美麗島系的民主優先論，是自由主義（或右翼）人民民主立場的一種自然發展。現在江迅又轉變到統獨優先論，也是臺灣政治情勢轉變的一種反映。

　　江迅在陳述他的優先論立場時所提出的論據，均曾在筆者以及陳光興、傅大為的書中被駁斥過(註一)，可說了無新意。特別是江迅仍迷信某種制度決定論，即，偏重國家機器或法律，而非制度的「代理人」（agents）在建立反宰制的制度上之重要性。此外，筆者認為，國家的統治只是眾多制度中的一種，和其他各種經濟、社會、文化、政治等制度彼此依賴互相構成，因為我們從來沒看過也無法想像有「國家」這樣一個制度單獨存在，或不依賴其他制度而能運作。既然所有制度均彼此依賴，就不可能有某個制度是優先的。

　　總之，統獨優先論對社運是很不利的。因為在統獨政黨需要社運時，它可以由於優先的理由而支配社運；當它覺得社運沒有利用價值時，又可以擺出「全民政黨」的姿態，要社運去自求多福。由於所謂「優先論」也者，就是全民優先於個別社運，故而全民政黨便會宣稱它要超越社運的特殊利益，而代表「全民」的利益，所以主張統獨優先論的政黨可以在必要時，宣稱僅代表那個優先的、全民的福祉，而不能替社運代言。在這種情形下，「全民政黨」就只會對社運說：「你們老兵／婦女／工人／無住屋／原住民……被壓迫，就得靠你們自己的努力以增強實力了，畢竟這是你家的事。你們只有自我改造才能贏得我們的認同」。（趙剛對卓榮德的批評大概也出於對這種說法的不滿吧）。

　　註一：陳光興的《媒體／文化批判的人民民主逃逸路線》，傅大為的《知識權力女人》以及機器戰警與筆者等編的《臺灣的新反對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