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煜／2001年01月02日／世紀中國

    族群（ethnicgroups）這個概念雖然在港臺已經通用，但在內地談及"族群"只是近幾年的事。恐怕大多數讀者對族群這個概念還有點陌生，甚至在學界都有些"時髦"。介紹族群理論的論文這幾年零星散見，而真正系統研究族群理論的著作，還是納日碧力戈先生的《現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構》（雲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可以說他在中國族群理論研究方面開了先河。 

    我們對民族是再熟悉不過。有人不免要問，我們已經研究"民族"幾十年了，爲什麽又要提出個"族群"理論來？"民族"與"族群"是一回事嗎？這恐怕是我們大家首先想知道的事情。正如書名所暗示的那樣，族群理論是有其現代背景的。該書也正是緊扣現代背景來闡述族群理論的。儘管由於各國社會背景不同而導致"族群"的具體含義不同，但作者仍然認爲，"只要我們認真辨析，堅持對立統一的立場，'族群'仍然可以作爲我們分析的工具"，可以拿來爲我所用。 

    大家可能已經注意到，國家民委的英譯名己由原來的The State Nationality Affairs Commission改成The State Ethnic Affairs Commission；《民族團結》雜誌的英譯名也已由原來的Nationalities Unity改爲現在的Ethnic Unity。而且，在外事場合，凡指涉少數民族的地方，原來的nationality改成了ethnic groups。爲什麽要做這樣的改動呢？因爲在國際法律用語中，nationality與nation一樣具有"主權意義"，表示國籍。這顯然不符合我國少數民族作爲中華民族一分子的現實，在越來越多的政治外交和學術交往中，往往引起歧義。既不利於交流，也可能爲敵對勢力所利用。比較而言，在英語國家，nation一詞通常與民族-國家聯繫在一起，暗含民族自決，具有提出獨立建國的"合理性"。鑒於這樣一個現代國際背景，我們"引進"和研究族群理論應當說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從國內來看，目前，中國作爲凝聚漢族和各少數民族的象徵符號正在形成和鞏固，作爲民族--國家（nation）的中華民族，其中至少包含著56個民族（nationalities；如果按照族群即英文的ethnic groups劃分，可能比這個數要多）。我們使用"族群"這個概念主要是在學術界，尤其是社會文化人類學，因爲它作爲文化--心理認同的共同體，比較適合學術研究。族群（ethnic group）的本質是認同，且不排斥多種認同，與統攝諸族的現代國家並不矛盾。它不像民族這個政治--文化概念，不一定要提出領土要求。"族群"具有很大的可變性，常隨情勢的變化而發生認同上的變化。這對於多族群整合發展成一個國家民族預留了理論空間，也具有實踐的價值。"族群"概念，還可以幫我們解釋現在面臨的一些理論問題。例如，費孝通先生的多元一體論可以理解爲"文化多元，政治一體"。 

    該書介紹了許多國外的族群理論。如希爾斯（Edward Shils）、範·登·伯格（Vanden Berghe）和菲什曼（Joshua Fishman）的族群原生論、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和蓋爾納（Ernest Gellner）的族群現代--想像論、西頓--沃森（Hughset on Wason）和史密斯（smith）的神話--符號叢論、巴特（Fredrick Barth）的邊界論等，多是我們以前沒有接觸過的。這對於我們瞭解國際學術動態，促進本國的研究是有很大幫助的。在引介的同時，作者並沒有簡單地照搬國外理論，而是結閤中國的具體例子進行了分析與評述。這與貫之全書的實踐、檢驗的提法是相一致的。作者還對長期混淆不清的種族、族群、民族等概念進行了仔細區分，這對於我們進一步探討族群理論都是很有必要的。 

    該書還有一個新穎之處，就是作者引進了象徵符號學和語言學來分析族群。作者認爲，族群是一個符號組織（第15頁），也就是說族群是一個文化象徵。這一提法，對今天我們觀察具體問題有一定的指導意義。例如，臺灣近年來出現的"平鋪人研究熱"，就可以用這個理論來透析。臺灣平鋪人研究在以前是很少有人問津的，但臺獨勢力爲了製造出一個區別所謂"本省人"與"外省人"的符號，硬說"本省人"含有平鋪人的血緣與文化，而且藉助政治手段使之抽像化、符號化。他們爲什麽要製造這麽個虛空的符號呢？原因是他們深知符號具有很強的"號召力"和"凝聚力"，可以爲他們招兵買馬，實現其分裂祖國的陰謀。他們製造符號，實際上就是製造一個"新"的"族群"，爲臺獨招魂。用作者的這個觀點來分析，可以說是再恰當不過。 

    作者在引用語言學來分析族群時，開篇時說："從一般意義上說，族群的首要區別性標誌是語言。"（第134頁）在作者看來，族群的形成與語言的形成有某些相似之處，族群文化可與"產生語法"類比，並進一步論述了族群語言與族群思維的關係，認爲，族群的思維方式深深刻印於本族的族群語言中，與相應的生態環境融爲一體，所以很難爲他族群語言所替代（137－138頁）。這些分析都給我們以全新的視角，發人深省。是的，這個"區別性標誌"對於區分族群並不起決定作用。例如，漢、回這兩個族群，語言並無區分，但並不同屬一個族群。 

    作者還對"民族與國家"這個熱點話題進行了細緻的分析，對族群研究做了反思，指出了近今研究的趨勢。 

    當然，作者在闡述族群意識的時候似乎還缺乏明晰的交待。他在講族群是一個符號組織的同時，肯定了符號的流動性，多變性；而他在論述族群的産生時，認爲族群的源頭是血緣意識，並且這種意識在歷史中演變爲一種社會記憶以支援族群的存在。在此基礎上，作者說，族群意識不會消失（參見第一章）。問題是：既然族群是一個流動、多變的符號組織，那麽，族群意識又爲什麽不會流動、多變？作者應當有更詳細的論說。 

    還應當指出，該書花了大量的篇幅介紹語言、符號、咒語、神話的一些理論，但結合這些理論分析族群的具體實例較少，似有喧賓奪主之嫌。不過，引進這些理論來作分析的工具是值得肯定的，符合多學科交叉的研究趨勢。 

    此外，該書對以往關於民族的譯名、定義的爭論（注意，是指爭論），幾乎隻字未提。這不利於我們深入理解族群的概念。實際上，國內對民族的譯名、定義從來就有爭議。1924年，孫中山先生在《民族主義第一講》中就將Nation釋爲國族，以示與（一般意義上的）民族相區分。新中國成立以後，民族定義雖然以史達林定義爲準，但中國學者並沒有囿於其中，而是根據客觀實際，靈活變通使用，民族識別便是例證。再以後，範文瀾《自秦漢起中國成爲統一國家的原因》一文，打破蘇聯理論的陳說，引起民族形成的討論。1962年，在一次民族理論會上，雖然決定將經典著作有關民族的辭彙統一譯成"民族"，不用部族等其他譯名，但有些學者還是很清醒的，並沒有完全認同這一做法（參見林耀華《關於"民族"一詞的使用和譯名問題》）。 

    可以說關於民族的譯名和使用，學界一直存在分歧。近年來，港臺學者首先將少數民族譯成族群（ethnic groups），以適應現代變化之需。內地學者也很快開始使用，並展開了討論和研究。正因爲有這一背景才有了《現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構》這一專著的出現。作者對這些背景也應當做一個交待，這樣才能讓我們深入理解族群理論的現代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