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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約翰•加爾文，我們首先會想到他的代表作《基督教要義》，此著作躋身影響人類歷史的十部巨著之列。這說明了加爾文在歷史中的地位。
然而，對於加爾文，中國讀書界對他的印象多來自於《異端的權利》一書，該書認為他是火燒塞爾維特（又譯作：塞維特斯）的劊子手，是日內瓦的暴君和“教皇”。
但是，又有學者指出：“加爾文主義解放了瑞士、荷蘭、英國，也為清教徒先父們發展美國的繁榮提供了動力。”
就常識而言，一個人不可能同時是暴君，又是自由精神的播種者。
雖然加爾文備受爭議，然而中國大陸有關他的史料卻十分稀缺。而茜亞•凡赫爾斯瑪的這部《加爾文傳》向我們較為全面地介紹了這個人的一生。
天光照耀的年代
青年加爾文喝過人文主義的墨水。那時文藝復興餘韻猶存，加爾文受其影響，投身于古希臘羅馬著作的研究，並在22歲時寫成《塞尼加注釋》。事實上，文藝復興宗教改革運動，例如，有些改教家受益於文藝復興帶來的新知識和新態度，因此懂得使用批判的眼光看事物。直至後世，清教徒也是深重良知自由，注重個人獨立地研讀《聖經》。我們有理由相信，加爾文這一時期受到的教育，對他後來卓越地闡述基督教教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這個年輕的自由撰稿人，後來卻被一道天光照耀，走上了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就是信仰的道路。加爾文回憶說：“上帝突然降服了我，改變了我的心……”其實，從加爾文的這個轉變中也可以看到人文主義與宗教改革的分野。人文主義張揚個性，他們相信人憑著自己的力量可以主宰一切。但是，改教家們從來不相信人類是宇宙的尺度。改教家們走出了中世紀迷信的迷霧，看見了信仰中的大光，於是他們在大地上俯伏敬拜，並且憑著破曉年代的剛健之力行公義，施憐憫，自強不息。
與當代對人性樂觀的評估不同，那時候的人們普遍承認自己的罪性，並且渴望通過宗教得到拯救。然而，中世紀的人們沒有找到正確的拯救途徑，而投身于苦修、行善功之中。加爾文還在少年時，信仰之光照亮了一個德國修士馬丁•路德的心靈，數十年苦修之後，他發現人得以脫離罪惡，不是憑著自己所行的善事，乃是惟獨借著信仰，這就是著名的“因信稱義”的思想。青年加爾文所在的年代，這道光芒也照亮了許多人的心靈，巴黎索邦大學的老教授勒菲孚在70歲時心靈的眼睛被打開，回到了《聖經》原初的教義。據說，一天老教授對他的學生法雷爾說：“我的孩子，我們靠的完全是恩典。”而幾乎在一霎那間，信仰之光也照亮了這個年輕人的心靈。
“政教分離”思想的先聲
那是一個為信仰而獻身的年代，因為法國對新教徒的迫害，加爾文流亡瑞士。他本想找一個清靜的去處思考和寫作，然而，他留在了日內瓦。這是一座勇敢抗擊專制的城市，但也是一座充滿罪惡和放蕩的城市。到日內瓦後，加爾文首先著手以新教信仰的原則教導日內瓦人，他為此起草了一份信仰告白。
此後，他向日內瓦議會提議對教會進行四項改革，其中最核心的是聖餐資格問題。加爾文主張教會有權力不讓仍然過罪惡生活的人參加聖餐，並且教會有權開除他們的教籍。這引起了軒然大波，此事導致兩個新教牧師加爾文和法雷爾一同被逐出日內瓦。
由此對聖餐問題的嚴格態度，可以看到在早期歷史中，新教先輩們十分重視信仰團體的純潔。
此次加爾文之被逐，其實還涉及到一個更要害的問題。那就是，在開除教籍的問題上，加爾文其實是在主張，這是一個信仰問題，教會有權獨立處理，而代表日內瓦政權的議會當局不應當在這此事上越權。
近代有學者指出，在世俗政府權力範圍的終點，信仰發揮影響力；而在信仰止步的地方，世俗政府行使它的權力。這就是英美近世以來重要的“政教分離”思想。在日內瓦教會改革過程中，加爾文在聖餐、開除教籍等問題上的堅定立場，其實是“政教分離”思想的先聲。
然而，我們要看到，與歐洲許多其他地方一樣，由於剛脫離當時政教不分的天主教，即使在新教國家，人們建立的還是政教合一的政權。也許加爾文的日內瓦改革也具有這種局限性，但是他“政教分離”的原則既已確立，此後英美政治變革的進程走向完全政教分離已成了不可逆轉的趨勢。
塞爾維特事件
提到加爾文，當然免不了要提到火燒塞爾維特事件。得益於本書，我謹慎提出如下幾點看法：
首先，判決塞氏死刑的權力不在加爾文，而在日內瓦小議會手裏。此時正值加爾文在與放蕩派的鬥爭中失勢，並且放蕩派在小議會中占上風，他們甚至想利用塞爾維特打擊加爾文在宗教上的權威。本書顯示，小議會對塞爾維特遲遲不判決，而加爾文一度甚至做好了從日內瓦再度流亡的準備。
其次，塞爾維特並非因其“科學”而受迫害。他是作為一個想在宗教領域獨樹一幟的人，與加爾文爭鋒的。塞氏觀點挑戰基督教傳統的根本教義，否認三位一體，此驚世駭俗思想導致他被定罪。
再次，火刑當然應當受到譴責，不過那個年代的歐洲對異端普遍敏感，當時神聖羅馬帝國的法律上白紙黑字寫明，否認三位一體的刑罰是死刑。而在新教的日內瓦處塞氏以火刑之前，天主教當局也已判定塞氏火刑。對塞氏的判決，放蕩派掌權的小議會徵求了瑞士眾多城市的意見，它們的回答都是嚴厲的火刑。如果我們能在那個時代特殊的背景中看這個事件，也許我們的觀點會客觀一點。
今天，在塞氏赴刑的山坡上立著一塊石碑，那碑系由多年後跟隨加爾文的人們所立，碑上用法文刻著下面這段文字：“我們是改教者加爾文的忠實感恩之後裔，特批判他的這一錯誤，這是那個時代的錯。但是我們根據宗教改革運動與福音的真正教義，相信良心的自由超乎一切，特立此碑以示和好之意。1903年10月27日。”
為此教義而生
作為宗教改革家，約翰•加爾文一生致力於基督教教義的闡述，回憶自己青年時代那次突然改變的時候，他說：“我已經開始在追求走自己的道路，一種完全不同的教義傳開了，這不是要帶我們離開基督教信仰的教義，而是將我們帶回到基督教信仰根基的教義，是要除去渣滓回到當初純潔的教義……”對於這次的突然轉變帶給他的改變，他評論道：“我即刻之間燃起強烈的願望要在真道上長進……”可以說加爾文的一生，從來沒有失去對教義的這份熱情，他的一生都為此燃燒，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加爾文說：“至於教義，我一直忠心地教導，……這是我盡了我的能力盡了我的忠心所做的，我向此教義而活也為此而死……”
加爾文的遺產
加爾文生命的晚年充滿了苦難，然而，因著加爾文的改革，日內瓦由一個罪惡之城，成了宗教改革之城，日內瓦大學更成了“自使徒時代以來世界上最完美的基督教學校”，由此走出無數的學子，帶著革新的教義，前往歐洲各地，推動宗教改革。
加爾文在遺囑上要求：“我的遺體……按常例下葬，直等到復活之日。”本書寫道：“他的墓地裏沒有他的墓碑，沒有墓誌銘，不久，日內瓦就無人知道加爾文的遺體下葬何處，至今也無人知道。”
約翰•派爾帕說：“加爾文一生致力的目標，即教導人，讓人知道人生首要的目的應該是熱心彰顯神的榮耀。”
布魯斯•雪萊的《基督教會史》認為：“加爾文宗強調上帝的主權反過來產生出一種特殊的國家觀。路德傾向於認為國家至高無上。”所以路德宗的德意志各公國的統治者們常常有權力決定自己臣民的信仰。雪萊評論道：“但加爾文教導說，沒有人——無論是教宗還是國王——可以要求絕對的權力。……加爾文宗反對君主施行獨裁的思想是現代憲政得以發展的一個關鍵因素。”
歷史學家菲力浦•沙夫在《基督教教會歷史》中說道：
“加爾文成為歷史上最英勇的法國胡格諾派、荷蘭伯格派、英格蘭清教徒、蘇格蘭誓約派和美國新英格蘭地區清教徒前輩移民之父，他們都以為了良心自由的緣故可以犧牲世界上任何東西而聞名於世。
“由加爾文的紀律所產生出來的此種精神從法國傳到荷蘭，從荷蘭延伸到蘇格蘭，並且以其一貫的新教自由的力量，在這些土地上延續。同樣是此精神激勵起最早期的清教徒，這一精神貫穿於後期的英國清教徒之中，彌爾頓，歐文、巴克斯特就是其中的一些典型人物。
“此精神武裝起了英國議會來對抗查理一世，激發起了克倫威爾將軍的輝煌勝利，更成為推動五月花號上清教徒移民先輩們的動力，將文明的種子第一次播種在西方那片新大陸上。”
加爾文的思想影響了無數的世代。相信它還將影響當代和未來。
作為對加爾文思想的一個系統而深入的闡述，在這裏很樂意把附錄的《加爾文主義講座》介紹給讀者。作者亞伯拉罕•凱波爾是一個傑出的政治家，也是一個傑出的學者和神學家。在這個系列的演講中，作者以加爾文主義為新教出色的代表，認為它有資格與多神主義、天主教等並列為影響人類生活的生活體系，並且因為其年輕和獨特，此一生活體系擁有充滿希望的未來。
(《加爾文傳》，作者：茜爾•凡赫爾斯瑪{美國} 譯者：王兆豐，定價：26.00元 華夏出版社2006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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