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慧瑜(北大)

引 言

　　芙蓉姐姐（簡稱frjj）是一個網名，一個來北京考研的外地女青年，通過不斷地在校園網上發表文章和張貼“玉照”而聞名北大、清華。在2005年的文化地形圖中，芙蓉姐姐的出現無疑給這個“娛樂至上”的都市文化增添了別樣的風景。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里，芙蓉姐姐風靡大江南北，從北大、清華的校園內部BBS上“浮出水面”，迅速跳過校園網的防火墻而進入社會上的公共論壇，然后全國各大報紙、雜志等紙媒也紛紛報道或者討論芙蓉姐姐。一時間，芙蓉姐姐成為大眾傳媒的“偶像”或者“紅人”，在這“每個人都可以出名五分鐘”的時代里或許不值得大驚小怪，但是，芙蓉姐姐的成名之路以及掀起的爭論，無疑成為窺探當下大眾文化的征候之一。

　　這種由校園BBS起家，然后進入社會網絡社區，最后在以紙媒為主體的大眾傳媒中走紅的傳播渠道，並非始於芙蓉姐姐，網絡文學早已開啟了互聯網與傳統媒體的互動，而由網絡事件轉變為公共事件也並非芙蓉姐姐的獨創。在網絡興起的初期，網絡內容更多地是復制其他媒體的消息，但近幾年來，有許多社會文化事件卻首先引發於網絡，比如木子美的成功已然實踐了這種流行方式。即使這種形成並醞釀於北大、清華BBS中的校園文化或者說帶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最終演化為一種亞文化也早在《大話西游》的流行中顯現，從這些層面可以看出，芙蓉姐姐的流行並不是沒有先例可尋，但是，芙蓉姐姐的成功又有許多不一樣的因素。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芙蓉姐姐不是通常社會意義上的“成功人士”，其最基本的社會身份是“考研大軍”中的一員，而引起人們關注的則是芙蓉姐姐帶有自戀式的文字和由特殊的形體語言組成的照片，從一個側面可以看出，芙蓉姐姐的行為對男性觀看產生取悅的同時，也造成了某種冒犯，在這種“溫柔的冒犯”中又呈現了芙蓉姐姐自身的主體性，當然，這種主體性是有限的。

　　本文準備從三個方面來切入這個問題，一是梳理芙蓉姐姐的誕生及其流行過程，突顯不同媒介在這次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二是芙蓉姐姐的“表演”成為青年學生/人們通過網絡“偷窺”的欲望驅動，進而帶來了對這種表演與觀看方式的批評或稱贊，這些關於芙蓉姐姐的爭論，反映了一種特殊而特定的社會文化心理；三是芙蓉姐姐自身在這次事件中也由一名考研生成為電視短片的演員、電視欄目嘉賓和節目主持人，這種身份的“流動”在改變芙蓉姐姐自身的階級身份的同時，也成為一種成功的“夢想”，盡管這種“夢想”因官方的封殺而減緩，但這種“路徑”不乏啟示意義，借此可以看出當下中國的權力關係的變化。

　　一、水出芙蓉

　　盡管時至今日，芙蓉姐姐已經塵埃落定，似乎再也不能引起人們的注意。但是就在幾個月以前，芙蓉姐姐還神話般地占據大眾傳媒的中心，為熱鬧的娛樂界增添一些新鮮的佐料。根據網友整理的“芙蓉姐姐大事記”，可以粗略地了解，芙蓉姐姐2002年下半年從西安來北京進行考研復習，早在2002年9月份就開始在北大未名BBS上發表文章，2003年12月芙蓉姐姐的第一張照片貼在北大BBS上，但沒有引起特別大的轟動，直到2004年下半年，芙蓉姐姐以huobingker（火冰可兒）的ID開始在水木清華BBS上張貼圖片和發表文章，而這次轉戰清華是因為芙蓉姐姐報考了清華大學的大學聯考，這些發貼逐漸在水木清華中引起轟動，據稱芙蓉姐姐的帖子在校園內超過十萬次的點擊率，每天有五千以上的人同時在線等待有關她的發帖，甚至北大和清華的學生為她成立“芙蓉教”，編寫了“芙蓉姐姐掃除文盲手冊”等等。

　　2005年5月24日，網友dachy將芙蓉姐姐的照片轉帖到人氣極旺的天涯論壇“娛樂八卦”版，隨后芙蓉姐姐的照片被網友轉貼到其他公共網站，讓芙蓉姐姐有了更高的知名度。但真正的轉折還是2005年6月中旬，上海一家媒體約請自由攝影師、天涯圖片版斑竹陳墨為芙蓉姐姐拍照，按照約定，陳墨將芙蓉姐姐的新圖片先給那家媒體，然后將40余幅圖片發布於天涯論壇。其間，又有網友找來芙蓉姐姐2003年底在清華工業工程學系學生節晚會上伴舞的視訊DV放在網絡上。繼天涯論壇對芙蓉姐姐的炒作后，芙蓉姐姐又與另一網絡論壇“博客中國”進行了合作。

　　2005年6月28日，芙蓉姐姐接受“博客中國”網站專訪，並成為該網站“超級女聲”版設立博客，和木子美、流氓燕的博客並列。7月5日芙蓉姐姐參加了“博客中國”網站舉辦的“博客網——超級女聲，重裝上陣”的新聞發布會，這也是芙蓉姐姐第一進行新聞見面會，主辦單位是“博客中國”，協辦單位是正大國際拍案唱片及e時代周報。而與此同時，關於“芙蓉姐姐”的報道和討論已經遍及各大報紙和雜志。最終，芙蓉姐姐放棄了考研事業，不僅參加拍攝了網絡短劇《打劫》，還入圍了某演員的海選，甚至在電視欄目中擔當主持人或嘉賓。但是，正當“芙蓉花開”之時，據說有關部門做出了對其“封殺”的通知。至此，芙蓉姐姐“風風火火闖九州”的勢頭戛然而止。盡管在網絡上還不時傳來芙蓉姐姐的消息，但似乎很難引起人們的熱情。

　　在進入具體的分析之前，似乎有必要關注一下“芙蓉姐姐”的命名，根據許多資料顯示，芙蓉姐姐原名史恆俠，而芙蓉姐姐也並非她在網上的ID，她多採取“火冰可兒”、“水媚妖姬”、“黑桃皇后”、“清水芙蓉”等名字（芙蓉姐姐的博客命名是“清水芙蓉+黑桃皇后+水媚妖姬=火冰可兒”），按照她接受海南記者的採訪中的說法“芙蓉就是一個普通的網名，好多大學生網友覺得他們比我小，就叫姐姐”，但是，“姐姐”的昵稱恐怕不是年齡使然，而更多地來自於周星馳的《大話西游》中對於“觀音姐姐”的模仿，這一網友的命名也成為芙蓉姐姐的自我指認。

　　二、芙蓉花開

　　這種“來也匆匆，去也匆匆”的現象在大眾傳媒中已經司空見慣，但是芙蓉姐姐從一個普通人變成某種焦點本身說明大眾傳媒的建構力量，而芙蓉姐姐為什麼會產生呢？僅僅是一個笑料，一個娛樂素材，一個吸引眼球的無聊吵作，還是代表著自信和個性的“網絡英雄”？讓我們從芙蓉姐姐的自身及其傳播媒介來尋找答案吧。

　　1、看不見的手

　　在這短短兩三個月的流行過程中，網絡這一媒體無疑充當了重要角色。首先是校園網，其次是公共論壇。芙蓉姐姐在不同時期又分別借重了校園BBS、主題論壇和博客三種網絡形式，前兩個是以“發貼-跟貼”的形式來完成網友的交流，而后者則是中國新出現的網絡形式。校園BBS與公共論壇的不同之處是，在以各個“學校”為命名的論壇上，諸如北京大學的未名BBS和清華大學的水木清華是以單位或某種集體身份而形成的網絡空間，公共論壇則往往以主題為分類原則形成不同的論壇。這些論壇改變了傳媒媒體的發表機制，也是網絡媒介的優勢所在。早在網絡剛剛興起不久，就出現了以在論壇上發布作品獲得網友的認可並最終出版的網絡文學，成為文學青年嶄露頭角的捷徑。網絡這種相對比較低的準入機制（盡管進入網絡空間依然需要比較高的文化和技術知識），為芙蓉姐姐作為一個普通人能夠引起人們關注提供了技術或制度上的保障。

　　芙蓉姐姐在以考研生的身份進入“北京大學的未名BBS”與其說是為了知識的需要，不如說更想獲得一個“北大”的虛擬身份，以分享在現實邏輯中北京大學所具有的象征資本，正如芙蓉姐姐第一次在北大發貼就是《北大，你是我前世最深最美的痛》，表達的是一種對於“北大”的愛恨情愁。“北大”成為芙蓉姐姐敘述自己成長曆史的重要參照。“我時常在憧憬自己在北大風光招搖的情景，平常地像每天都要練習的舞蹈基本功一樣。可是，1997年6月12日夜，在離大學聯考不足一個月的關鍵時刻，一場車禍將所有即將變成現實的美好希望，連同我的尊嚴我的自信我的驕傲，統統撞得粉碎。瞬間，面臨著失明，殘廢和呆痴等一系列車禍后遺症，我不得不絕望地承認：北大，你是我生命中永遠遙不可及的風景！……可是無論考北大多麼艱難，我永遠選擇堅強。北大，你等我，我一定要讓你為我感到驕傲！”這種“北大夢”或許是每一個經曆中學時代的人們都曾經做過的，芙蓉姐姐也不意外，尤其在經曆大學聯考“失利”而進入陝西工程學院之后（相比數目巨大的大學聯考落榜生已經無緣參加大學聯考的青年，芙蓉姐姐畢竟享受了大學本科教育，據2004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資料顯示，全國各類高等教育總規模為2000多萬人，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為19%，2003年全國大學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僅占總人口5.15%），更把“北大”當作實現夢想的唯一手段。而第一次在北大未名論壇上的發帖給芙蓉姐姐帶來了積極影響，在她后來的復述中她寫道“這是我2002年9月9號在西安交通大學福建的一家網吧敲的文章，是懷著無比激動的心情一氣呵成的，就發在北大未名BBS上。后來這篇文章被頂為十大頭條，兩百多人給我回復了站內信件，除過一個人外，所有的人都在鼓勵我重新開始”，從此，芙蓉姐姐“就感到BBS上人都很善良，所以那個時候喜歡上BBS”。從這里可以看出，促使芙蓉姐姐接受BBS的心理動因是網友的“回信”，在這種虛擬的網絡交流中，可以填補現實生活中不幸和成功感的匱乏，這或許是虛擬網絡或游戲之所以能夠獲得青年人青睞的心理機制吧。

　　可以說，在芙蓉姐姐的形成過程中，博客公司無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與此前的個人網站相類似，博客也是一種以發表個人日志為主的網絡媒體，網站為申請者提供個人書寫和“發表”的空間。作為芙蓉姐姐的“前車之鑒”木子美就是依靠博客而“名聲大震”，而芙蓉姐姐並非發家於博客，博客公司主動為已經獲得人氣的芙蓉姐姐建立個人博客，使其成為博客文化的代言人，這顯然是要借重芙蓉姐姐的“名聲”，以打造博客可以使普通人“成名”的神話，有趣的是，芙蓉姐姐的博客並沒有引起更多人的關注，盡管現在這個博客還依然存在並經常更新，但伴隨著芙蓉姐姐的消弭，這個博客也被人遺忘了，不過，問題或許不在於芙蓉姐姐的虛擬實力具有短暫性，而在於博客公司已經找到了另外一種比芙蓉姐姐、流氓燕、木子美更吸引眼球的促銷方式，那就是替各種文化、社會或商業名流建立個人博客，引導他們接受博客文化，如今一些明星已經成功地把博客作為自己與FANS之間互動的平台，在這個意義上，出身“寒門”的芙蓉姐姐也就自然失去了“驚世駭俗”的商業價值。從這個角度可以看出，芙蓉姐姐得以浮現出來的機制如果離開了諸如博客公司這一“看不見的手”的借重也是不可想象的，正如天涯論壇斑竹陳墨之前曾在天涯論壇參與捧紅了流氓燕等人，他說，走紅，除了靠本人條件外，還需要平台，而這平台或者靠別人的炒作，或者靠網民自發炒作，兩者都不可或缺。從這個角度可以說，芙蓉姐姐不過是這幕博客資本化的小道具而已。

　　當然，在這場芙蓉show的過程中，各大媒體和門戶網站也成為制造芙蓉神話的媒介。芙蓉姐姐以一種社會文化現象的面目出現在大眾傳媒之中。在媒體與芙蓉姐姐之間形成了相互構建和利用的關係，這似乎成為傳媒爆炸的時代里的一種慣常的游戲規則，芙蓉姐姐作為有賣點的娛樂新聞（所謂賣點也就是不一樣或特殊的景觀）成為傳媒追捧的焦點，而成為焦點的芙蓉姐姐又進一步增加其自身的娛樂價值（所謂娛樂價值也就是能夠抓到人們眼球的經濟學）。從這個角度來說，芙蓉姐姐構造著大眾傳媒的神話同時也是這個神話的建構者。

　　2、芙蓉說

　　芙蓉姐姐被人稱贊或詬病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來自於芙蓉姐姐特殊的網絡自白。芙蓉姐姐的文字大致可以分為兩種，一是關於她自己的愛好、興趣以及在北京備考的經曆，二是對自己成長經曆的記述。引起網友關注的更多的是前者，正如許多網友模仿“明星”，建立了芙蓉姐姐的個人檔案，包括容貌、喜好、三圍等。經常被引述的芙蓉姐姐的自畫像是“我天生就是一個很焦點的女孩，長了一張妖媚十足的臉和一副性感萬分的身材，穿著大膽張揚，個性叛逆囂張，在各種場合都出盡風頭，自然被我‘勾引’來的男人數不勝數。但我好委屈，我過於新時代的外表，總是給人帶來很時尚很前衛的錯覺，可又有誰能料到，我骨子里流淌著傳統女性近乎所有的美德”，這些“自戀”式的文字再配合上“夸張”的形體語言，在這個以謙虛為美的道德生態中掀起了小小的波瀾（當然無法與木子美的身體寫作和流氓燕的裸體表演相媲美），但是，她們和超級女聲一樣調動了最古老的欲望觀看的機制。女性似乎永遠處在被觀看的位置上，無論她們以何種方式喚起這種觀看行為。具體到芙蓉姐姐來說，這種觀看與被看的又被網絡這一特殊的媒介形式所規約，在很大程度上，網友更像鑰匙孔后面的湯姆，只是並非那麼“安全”，因為芙蓉姐姐在這種被觀看中也不斷地表達某種快慰和自信，而網友對於這樣“冒犯”的反映只能是調動最古老的男性的偏見，對芙蓉姐姐進行辱罵，甚至“文明的”圍剿。

　　2005年6月17日到6月20日，清華貼圖版舉行“芙蓉去留”的投票，投票總票數為262票，59票允許繼續張貼芙蓉照片，並開展相關討論，38票允許繼續貼新照片而不允許討論，156票(約占60%)則不想再在版面看見芙蓉姐姐的照片，希望出現就立刻刪除。 6月20日，貼圖版公布官方處理結果，同意芙蓉自己張貼照片，但不允許轉貼或討論，並刪除本版現有所有有關芙蓉的照片及討論。清華BBS站此前兩天已發出公告稱，鑒於芙蓉的爭議性及社會上對芙蓉本人的炒作，影響到清華聲譽，決定停止討論和芙蓉相關的話題。在清華BBS對芙蓉姐姐進行“制裁”的同時，一方面教育部發布了關閉校園網與校外網絡之間的通道，像芙蓉姐姐這樣沒有校園內部身份的“邊緣人”很難分享校園網內部的資源，另一方面，芙蓉姐姐也已經獲得了一定的影響力，不再依賴於校園網。

　　在這些眾聲喧嘩的空間中，基本上對芙蓉姐姐是一個否定性的和負面的評價，這不僅僅因為如同肖慧在《超級女生的幾個關鍵詞》中所指出的芙蓉姐姐的姿態模仿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流行於中小城市的掛曆美女和其文章追求“《知音》”體散文的風格，還因為芙蓉姐姐作為並不美麗的、性感的女性，而處在被觀看的位置上，對於男性式的欲望觀看所造成的某種挑戰。而在我看來，這些“網絡自白”中比較有價值的是記述了一個出生在70年代末期並成長於八九十年代的小城鎮青年的“情感結構”。芙蓉姐姐敘述了自己如何自強不息、艱苦奮斗，自己的悲喜歡樂如何建立在成績和教師的評價之上。在收入《天涯》（2005年第5期）的《芙蓉姐姐網絡自白》中寫道，由於成績差，“那時我覺得我真的沒用極了，我真無法做到讓人滿意嗎？……我已經豁出去了，有點誓與學習共存亡的意思”，而一旦成績提高，“這時的我已經和初中時代的丑小鴨告別了，芙蓉花開了”，在這些簡單的邏輯和敘述中，綁縛在中學考試戰車上的芙蓉姐姐並沒有昇入理想的大學，正如她說“我像是一個金發碧眼的美國麗人，本該在哈佛展開的理想的翅膀，卻被悶殺在鄉鎮的教堂里”，這里的哈佛是北大，鄉鎮教堂是陝西工學院，這就是芙蓉姐姐的“北大情結”。顯然，芙蓉姐姐的“北大夢”完全可以替換成北大、清華學子的“哈佛夢”或者說“美國夢”，這些似乎已經成為社會常識的“夢想”，卻分享了相似的欲望動力，盡管陝西工學院與北大、清華的地域區別和中國與美國的落差具有質的不同，但是在全球化的時代，這種質的區別似乎在經濟的量上又具有了可以度量的地緣差異。在“陝西工程學院<北大（清華）<哈佛（美國）”的縱向中，芙蓉姐姐的夢想就不僅僅是一個特例，而是這個全球化的空間中，種在人們心里的夢。

　　在很大程度上，芙蓉姐姐的敘述是一個“失敗者”的宣言，而考取北大的研究生或重新參加大學聯考來考取清華就成為芙蓉姐姐“脫胎換骨”的獨木橋。芙蓉姐姐的這樣身份或文化出身，在北大、清華校園網中的“成功者”面前很難獲得“感同身受”，盡管很多人都經曆過僵化而死板的中學教育。但是，芙蓉姐姐的這種現實生活的“挫敗”，在文字和肢體語言中又表現出充分的“自信”，比如“只要考入北大，下一個風雲人物就是我”、“我自信，在茫茫人海中，我一定可以使你眼前一亮，或是我憂郁的氣質，或是我陽光的笑容，或是我姣好的外形。總之，我的與眾不同可以讓你為我瘋狂的無怨無悔”、“我承認在我內心深處我一直在渴待一份真正的愛情，我太高傲，一直以為生活中真正能配得上我的那個人在美國，就是那個我在網上認識的后來讓我頭疼不已的寶寶。”（《和眼睛接吻》），這成為大部分網友獲得“娛樂”感的來源，而這種快慰來自於分享“芙蓉姐姐，你也配”（如同阿Q自己盤起辮子要革命了，看到同樣盤著辮子的小D，於是氣就不打一處來，心想，TMD，你算什麼東西？你也配革命？！）。為什麼芙蓉姐姐不配呢？顯然來自於芙蓉姐姐所深刻認同的欲望結構，在她還沒有考上北大、清華之前，她的“社會身份”只是一個陝西工程院的學生，一個體制外的考研生。在這里，知識並不僅僅成為“改變命運”的金玉良言，而是成為了階級或階層分化的標杆。而逐年增多的考研大軍，也在暗示著社會內部就業壓力的增大和生存環境的惡化（據權威部門統計：2006年全國報考碩士學位研究生人數超過120萬,比2005年增加十萬左右，2005年為117萬余人，比2004年增加22.7萬，增幅為24.1%；2004年是94.5萬人，比2003年的79.7萬凈增長14.8萬人，增幅18.4%；而2003年比2002年凈增17.3萬人，增幅27.7%）。

　　3、“自由”的神話

　　伴隨著芙蓉姐姐的成功，關於這種現象的爭論也接踵而至，芙蓉姐姐被逐漸蔓延為一個文化事件。在這些對芙蓉姐姐的評價中，可以大致分為兩個群落，一個網友的爭論；二是知識群體或者文化時評家的評論。網友一般可以分為正反兩方，正方認為芙蓉姐姐自信、有個性、有奮斗精神，而反方則使用相反的修辭策略，把芙蓉姐姐作為自戀狂、不知廉恥的代表。而文化界對芙蓉姐姐的解讀，似乎都採取了相對肯定的策略，把芙蓉姐姐作為“反偶像”（《新民晚報》）、“丑角的勝利”（朱大可，《東方早報》）、“瘋癲者”（荒林）、“反智主義的先鋒”（李方，《中國青年報》）、“平庸的狂歡”（劉擎，《新京報》）、“粗鄙的狂歡”（《文匯報》）、“無聊的文化先鋒”（《外灘畫報》）、“平民的勝利”、“自由表達的新時代”（《新周刊》）等等。本文主要分析后者，這些“高級”的評論給芙蓉姐姐確定了一個文化的意義，看似紛亂的修辭其實又分享著相似的文化邏輯和文化想象。

　　廣為流傳的朱大可寫作的《從芙蓉姐姐看丑角哄客與文化轉型》（東方早報，2005年7月5日）一文認為2005年是文化丑角大量涌現的一年，“流氓燕、上流美、中產蘭、芙蓉姐姐、程菊花以及‘超級女生’們接踵而至。從文化偶像到文化嘔像，2005年的中國社會，正在經曆一場不可思議的價值轉型”，這場價值轉型的源頭來自於美國的《阿甘正傳》，而近來在美國出名的“走調歌星”孔慶祥更為中國芙蓉姐姐們提供了樣板。這些“互聯網上的丑角”如同“中世紀的女巫”“卻比中世紀更加囂張地冒犯主流價值”，所以，在作者看來，芙蓉姐姐使以“國家主義和精英主義”為代表的主流價值陷入了失敗。在這場文化比評中，成功的是“獲得名聲的小人物”、“賺了錢的媒體”和“享受到娛樂的群眾”，因此，芙蓉姐姐的意義在於幫助大眾文化沖垮了官方文化和精英文化。在這個意義上，2005年的“文化丑角”浪潮，被作者看作“藉此探測中國社會寬容度的邊界，看看人們對一個小人物的夸張的自我敘事，究竟能夠容忍到何種程度。在充滿各種分歧和對抗的社會，寬容就是最偉大的美德。”作者一方面明晰了這場比賽的勝者與敗者，另一方面又把芙蓉姐姐作為多元化聲音的“人性真切自然的展示”，絲毫不提資本/媒體才是這些“女巫”得以出演丑角的真正力量。

　　進而，芙蓉姐姐所指稱的大眾文化又具體化為一種“反智主義”。在李方的《芙蓉姐姐是當代中國反智主義先驅》一文中，作者在芙蓉姐姐因為是大眾文化所以是當代中國反智主義先驅的邏輯中定位芙蓉姐姐的文化意義。“所謂反智主義，來源於社會普羅大眾對於精英控制話語權的反抗，大眾不希望被精英壟斷一切話語權，試圖擺脫控制，建立一套自娛自樂的游戲規則”。這里依然借助了精英/大眾的對立，把芙蓉姐姐和超級女聲的勝利作為大眾反抗精英的勝利，“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反著來：精英要美，我偏要丑；精英要崇高，我偏要低俗；精英要正確，我偏要錯誤……回想一下，很多大眾文化活動不都是按照這樣一種邏輯出道的嗎，比如相聲”。暫且不管把相聲作為一種丑的、低俗、錯誤的大眾文化是否恰當，這種“相聲=大眾文化”的邏輯本身已經抹去了相聲等民間曲藝曾經在20世紀50-70年代的中國曆史中獲得了國家的高度重視（曲藝表演者成為體制內的藝術家，而不再是街頭藝人，這種“藝術家”的身份一直到今天都成為著名相聲演員的自我想象），而相聲作為一種“藝術”又如何變成了一種大眾文化，這本身是值得思考的問題。從這里可以看出，在論述者作為自明概念的“精英”與“大眾”並不那麼自然。自五四時代，胡適、陳獨秀等人用平民/俗文化來反對貴族/精英文化開始，就挪用了西方在貴族與平民/人民的二元結構中描述世俗化的曆史進程也就是資本主義進程的概念，而中國社會很難找到相對應的社會結構，當倡導平民文化或文學的時候，貴族就是一個需要被建構的能指，進而平民/人民/大眾就成為對貴族/精英的反身建構的產物，在不同的曆史時期，這種二元對立又具有不同的含義，比如在90年代的話語空間中，大眾/平民往往作為民間/公共空間，而精英又成為官方/國家。從某種程度上來說，90年代的“精英”概念來自於對“大眾”的反身構造。

　　為什麼大眾要成為對抗精英的力量呢？作者認為不僅僅是娛樂層面的原因，還有更深的社會根源，“精英說房價越高越好，精英說國有企業必須賣光，精英說改革必須付出代價，精英說必須先把餅做大了再分……靠，憑什麼都是你們說這說那而我們受苦受難？憑什麼呀？仔細看看，現在社會上普遍彌漫著一股對精英們的不信任情緒。而我認為，正是這種基於利益分配不公產生的不信任情緒，可能構成了我們社會未來走向反智主義的大眾心理基礎。社會分野越大，反智主義傾向就可能越強烈。甚至直到有一天，雙方完全無法對話。”在這個邏輯下，作者進而警告說“芙蓉姐姐只是個開始或者說先驅。接下來還會有什麼，我們等著瞧——但是我不敢預言也不敢猜想”。作者認為芙蓉姐姐的反叛行為正好吻合了人們/大眾作為社會轉型時期的受害者所產生的不滿情緒，而對於精英的反抗，在某種程度上，也就成為作者對於與精英處在同構關係中的官方的質疑。問題不在於是否“一切都是精英惹得禍”，也不在於芙蓉姐姐的“反者來”是否真正具有抵抗的意味，而問題在於作者認為大眾是無聲的，精英是掌握話語權的，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芙蓉姐姐的“網絡”出身也成為實踐“多元化的聲音”的代表。

　　“今天大眾文化中的‘反智主義’，則作為對抗主流和精英的一種‘亞文化’，搭上網絡的快車，成為解構一切的重要武器”（《“芙蓉姐姐”與泛偶像時代的審美疲勞》，中國青年報，2005年7月4日），網絡這一技術手段就成為民主的制度保障，“至少在局部的文化領域，由精英與國家的評審與批準制度所設置的‘發表資格門檻’被徹底顛覆，悠久的文化等級失去了制度守護而瀕臨坍塌。新技術文化的時代是一個‘發表權極端民主化’的時代，這為平庸的慶典打造了前所未有的舞台” （劉擎：《讓芙蓉姐姐的狂歡來得更猛烈些吧》，新京報，2005年8月15日），盡管是平庸的表演，但也是“民主”的表現，因此，“我們生在網絡時代，一個文化、價值多元的時代，這個時代前所未有地呈現出繽紛多彩。”（廖保平：《從“芙蓉姐姐”竄紅看網絡的喧嘩與騷動》）

　　繼承了這些男性學者在反抗精英文化/官方文化和網絡所帶來的價值多元與自由的雙重意義上界定芙蓉姐姐的基礎上，帶有女性主義立場的人從女性的角度認為“女性生活在相當的邊緣狀態，她們獲取話語權力最少的，她們接触精英機會是最少的，所以她們本身是邊緣、是世俗，她們出來一點不奇怪，沒有心理負擔，我就愛這麼說，因為網絡給了空間和機會。比方說我能在報紙上發嗎？報紙不會讓你發，為什麼？那是精英所掌握的陣地，我在網絡愛發就發出來了，沒有空間，網絡本身就為這些邊緣化的東西提供更多的空間和機會。他們出來以后一定引起很多的爭論，因為網絡本身也被競爭的，精英和權力一定不會放棄對這個東西關心和掌控，另一方面又掌控不了那麼多，所以通過這個資源本身競爭、交鋒，呈現這樣一種非常有意思的話語現象”（荒林：《芙蓉姐姐——另類“瘋癲者”》）。網絡空間成為“邊緣”獲得“發聲”的庇護所，是精英無法掌控的邊塞之地，因此，網絡空間是自由的，如報紙等傳統媒體則是被精英/權力所禁固的，但是，芙蓉姐姐作為反抗精英的急先鋒，為什麼又能大面積地在“精英所掌控的陣地”上遍地開花呢？僅僅是精英/權力的失控嗎？

　　從這些論述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人們在芙蓉姐姐身上指認出了兩個文化標識，一個是大眾文化，一個是網絡，進而就在大眾文化反精英文化和官方文化的邏輯中賦予大眾文化以積極的意義，而由於網絡的低門檻，似乎任何人都可能進入網絡而成名的事實，又推延出一個代表多元民主的網絡時代的到來。進而，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等式，芙蓉姐姐=俗文化=大眾文化=反智力主義=民間文化=網絡文化，主流文化=官方文化=精英文化=傳統媒介文化，前者構成對於后來的顛覆或沖擊，而論述者幾乎都站在前者的立場來反對后者，並在這個意義上，賦予網絡這一媒介形式代表著自由/民主、多元的功能。有趣的是，這種對芙蓉姐姐的修辭策略，在對超級女聲的爭論中也是屢見不鮮的。為什麼這樣一種話語結構會如此強大地規約著我們對於芙蓉姐姐、超級女聲等現象的認知呢？自由與民主的想象為什麼會在反主流、反官方、反精英的視野中建立起來呢？為什麼后者就是靜態的死的文化，而前者就代表著活力、“民間”呢？進而，對於芙蓉姐姐遭到“封殺”的解釋也就變得很自然了，因為官方文化要維護精英文化，所以必要對大眾文化進行壓制。可問題在於，為什麼此種大眾文化被壓制，而彼種沒有呢？

　　進一步說，當這些論述者“選擇”芙蓉姐姐的立場來對抗主流、官方、精英的時候，這些論述者的位置是在大眾/精英的話語結構之外的，但這些論述大都是在報紙這種傳統紙煤上發表，盡管是一些《新京報》、《東方早報》、《中國青年報》等都市報，但是按照網絡/傳統媒介的二元化分，這些論述與其說是網絡文化，不如說更是精英文化。問題的症結或許在於對大眾/精英採取了一種本質化想象，這種本質化的想象來自80年代以來形成的個體（知識分子）/官方（權力機器）的意識形態圖景，在這種圖景中個體或知識分子的主體結構形成於對官方或權力機器的反抗，顯然這又與新時期發生之時建構出來的知識分子反抗暴力強權的意識形態實踐來闡釋文革曆史有關（戴錦華：《疑竇叢生的“當代”》，山東友誼出版社，2006年1月，第115頁）。而這種80年代達成的共識，在90年代發生了微妙的變奏或者說改寫。如上面對於芙蓉姐姐的論述，80年代知識分子參與建構的精英文化作為一種與官方/主流意識形態對抗的修辭，在90年代被轉換為了精英與官方的合謀，也就是說對80年代終結處的失敗的債務之一是對精英文化的清算，也就是對知識分子的啟蒙立場的批判（在80年代的語境之中，知識分子≈精英文化），而繼續充當對官方的對抗功能的則換成了“大眾”（“人民”搖身一變為“大眾”）或者說“民間”以瓦解國家-社會一體的權力結構。可以說，這種對於大眾社會的呼喚內在於80年代的精英文化或知識分子討論之中，那麼90年代以來，“大眾” 話語的再次浮現出來（相對於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大眾/“普羅大眾”話語的建構），首先是一種對“人民”話語的轉移，其次是作為代表民間力量的公共領域的修辭，再次“大眾”也被作為烏合之眾或群氓等負面的含義。

　　其中，最引人矚目的修辭是對“民間”或者說一種對抗國家的“公共空間”的詢喚和渴望。90年代初期，由海外漢學界掀起了關於中國有沒有公共領域的爭論，最終形成了一種官方/民間、國家/社會或者說是國家/公共領域（市民社會）的對立修辭，這一系列同構的修辭關係誤讀或忽略了哈貝瑪斯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中所論述的市民社會與資產階級國家之間的共生共存的關係。簡單地說，關於中國有沒有“公共領域或市民社會”的討論聯系著國內學者對90年代中國大眾傳媒的勃興所帶來的民間想象與海外漢學家對晚清與民國時期的中國/上海文化的討論中，盡管這些討論對直接挪用哈貝瑪斯的論述來指稱中國社會/曆史保持質疑，但基本上在國家/社會的結構中來論述這個問題，比如李歐梵在《“批評空間”的開創——從<申報>‘自由談’談起》的文章用“公共空間”（public space）來替換哈貝瑪斯所說的“公共空間”（public sphere），因為中國不存在“哈貝瑪斯基於歐洲18世紀以降（特別是英、法、德三國）的政治史衍演而生的一種理想模式”（《現代性的追求》，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12月，第3頁），“公共空間”則指稱晚清知識分子借重與原來官方報紙不同的民營報業所帶來的“一種官場之外的‘社會’聲音”（第4頁）；黃宗智在《中國的“公共領域”與“市民社會”？——國家與社會間的第三領域》中認為“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對立是從那種並不適合於中國的近現代西方經驗里抽象出來的一種理想構造。我們需要轉向採用一種三分的觀念，即在國家與社會之間存在著一個第三空間，而國家與社會又都參與其中。”（《中國研究的範式問題討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2月，第260頁）。無論是“官場之外的社會聲音”還是“第三空間”都使“大眾”成為對抗精英/官方/權力的“飛地”，而這塊“飛地”在大陸知識分子比如新左派與新自由主義的爭論中（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被后者指認為“民間”（與此類似的是，1999年在詩歌這個半自律的藝術空間中，以“盤峰詩會”為標志也展開了“知識分子詩人/詩歌與民間詩人/詩歌”的爭論，前者在很大程度上又被汙名化為“學院的”），大眾文化就代表著民間立場，就成為反官方的（盡管也不斷出現把大眾文化批判為烏合之眾的論述），這也是上述學者命名芙蓉姐姐和超級女聲的話語方式。顯然，80年代的反叛者是知識分子的自我想象，而90年代以來的“反著來”成為獲得自我主體性的方式，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芙蓉姐姐對於人們的日常“審美觀”的挑戰就成為主體性的張顯，當然，這種挑戰還可以還原為女性對於男性的冒犯。

　　但是，在這張意識形態圖景中，二元對立話語結構有效地遮蔽了那只“看不見的手”，奇怪的是，這些文化論述者絕少提及商業/資本在芙蓉姐姐現象中所充當的位置，似乎網絡真的成為芙蓉姐姐成名的理想之所。盡管大眾文化/芙蓉姐姐與商業之間存在著天然的關係，可是這張意識形態之網就是視而不見。

　　三、明日芙蓉

　　芙蓉姐姐的現實身份是一名考研生，盡管她已經本科畢業，但進入更高象征價值的體制似乎是為了實踐“人往高處走”的古老邏輯。在90年代后期越來越嚴峻的就業壓力使許多著名高校周圍出現了考研部落，他們或許可以稱為北漂或漂一代的一部分。如果說90年代初期出現的“最后的夢想者”所期許的是某種文化身份的獲得，那麼芙蓉姐姐選擇的考研之路，則依然是中學邏輯的延續，一種教育水平高低所標識的階級結構。正如芙蓉姐姐的文章所記述，他們往往經濟拮據，經常受到校園學生的歧視（因為他們的到來分享了共同的校園資源），這種體制外的游離身份，在芙蓉姐姐的討論並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這從一個側面說明現實生存的殘酷性。

　　在新東方著名咨詢師徐小平《為芙蓉姐姐設計人生，不該走上了考研“不歸路”》的文章中認為芙蓉姐姐選擇考研是一種失敗的人生設計，這些都是“陳舊的價值觀”造成的，“這個價值觀，即崇拜學曆而漠視市場機會的價值觀，還在繼續毀害當代青年，奪走他們的錢財，謀殺他們的幸福。芙蓉姐姐多舛的命運，就是這個陳舊觀念的犧牲品。”而這位人生設計師給芙蓉姐姐開出的“金玉良言”是“芙蓉姐姐，回來吧，找回你人生的北——這個北，就是市場經濟時代的中國機會，就是中國機會時代的市場機會，就是新東方、新西方、新北方、新南方等這些代表先進生產力的新興企業里對人才發出的強烈需求、為人才提供的無限機會。”也就是說，取代“北大夢”的是個人成功的夢想，而后者恰恰是新東方所試圖借重的神話並已經成為新東方神話的一部分。問題的有趣之處在於，恢復大學聯考以來一直到自主擇業的高等教育體制自身難道不是“市場經濟時代”的產物嗎？“北大夢”難道不也是一種個人成功的指標嗎？正如上面所分析的，芙蓉姐姐的“北大夢”，與新東方這一出國培訓機構所兜售的“哈佛夢”或“美國夢”具有同樣的欲望動力。當為“北大夢”尋找一個廉價的五四以來對於科舉制度（傳統）的批判的來源，就掩蓋了“北大夢”自身也深刻地分享著咨詢師所心儀的“市場經濟時代”的“北”，當然，在咨詢師所列舉的新東方的成功人士不僅具有國外的高學曆（知識），而且具有不菲的收入（金錢），在這個意義上，盡管“北大夢”這一文化資本還不能“立刻”轉化為金錢，但是顯然“北大夢”無非也是實現這種轉換的另一種修辭罷了。

　　似乎不用著名咨詢師設計，芙蓉姐姐因意外的成名，已經被拋入了另一個軌道當中。伴隨著芙蓉姐姐被博客公司成功推出，再加上諸多報道所帶來的象征資本，芙蓉姐姐已經放棄了漫漫考研之路，而成為電視台的欄目主持人或節目嘉賓，越來越多的出鏡率為芙蓉姐姐積累了越來越的人氣，而這種人氣又會換來更多的關注，這似乎進入到大眾傳媒的良性管道。這種軌跡比“北大夢”更能直接改變芙蓉姐姐的現實狀態，因此，盡管芙蓉姐姐最終沒有產生持久的影響力，但她在短短的幾個月的時間里由普通人成為受人關注的“明星”畢竟成為一個“一夜成名”的神話，這樣的神話在“超級女聲”更被突現出來。在這個意義上，芙蓉姐姐作為“成功者”的神話也許是對“自由”的神話更深入人心。

　　結 語

　　芙蓉姐姐如同芙蓉花般“曇花一現”，很快就銷聲匿跡了，一個普普通通的考研大軍中的一個，成為人們茶余飯后關注、漫罵、稱贊的熱點，也成就了芙蓉姐姐的“神話”。對於今天的大眾傳媒來說，這個被作為自我表達、獲得話語權利的、多元化的“自由”的神話是一個不斷被重復和指認的老故事，不僅對於芙蓉姐姐，還有“超級女聲”。這些自由的故事的主角都是女性，這或許和她們的性別身份與她們在大眾舞台上的結構性位置正好相匹配有關，只是“神話”畢竟是一種意識形態效果，一種幻象，而此時芙蓉姐姐恰恰成為這種幻象的素材。在這個意義上，芙蓉姐姐是這個消費時代中的“商品”，只是保鮮度太低，很快就消失得無影無蹤，這不僅僅來自官方機構的阻撓，也來自於芙蓉姐姐所提供的“娛樂能量”的被耗盡。在芙蓉姐姐浮現與消失的舞台上，資本依然是一只“看的見的手”，只是在某種意識形態效果中或者說大眾傳媒的舞台上變得不可見了。這只無所不在的手越來越強有力地建構著我們的視野天際線，決定著我們所可能看見的風景，也決定著那些我們不可能被見到的圖景，有趣的是，那些看不見的風景並非不可見，而是在芙蓉姐姐、超級女聲、大長今等被凸顯在視野之中，使我們不可能看見這之外的東西，在這個意義上，芙蓉姐姐只不過是2005年琳琅滿目的文化風景中有點怪誕的一個，但決不是特殊的一個。

　　討論：

　　練暑生（福建社會科學院博士生）

　　誠如你在文章中指出的，精英—平民的二元結構本身就是一種意識形態，它所說出的東西恰恰是需要分析的東西，無法說明芙蓉姐姐走紅的原因“在這張意識形態圖景中，二元對立話語結構有效地遮蔽了那只‘看不見的手’，奇怪的是，這些文化論述者絕少提及商業/資本在芙蓉姐姐現象中所充當的位置，似乎網絡真的成為芙蓉姐姐成名的理想之所。”精英—平民之間的二元結構從反抗性話語轉換為意識形態，恰恰是完成於資本時代，因此，芙蓉姐姐走紅的現象包括人們對芙蓉姐姐的一系列評述，是我們觀察90年代以來權力變遷的一個絕佳征候，它反映了資本強大的收編功能。在資本這只看不見的手的操控下，文化的地位和功能呈現出一種很特殊的狀況，一切有足夠影響力的話語甚至包括反資本的話語都有可能將其收編，並迅速轉化為一種能為資本服務的意識形態。

　　從資本與文化的關係這個大視野出發，我想芙蓉姐姐現象有幾個問題很值得思考：

　　一是技術與文化資源的關係：網絡技術給芙蓉姐姐這樣的人提供了“享用”精英文化資本的可能性。“享有”並不是說網絡打破了文化的現實區隔——（即你在文章中所批評的，並不是網絡實現了平民的勝利），而是說芙蓉姐姐利用網絡使自己有條件在“空間”意義上跨越文化區擱，並使自己“景觀”化（如同劉姥姥進大觀園），並且網絡的存在使這種“景觀”可以迅速轉化為一種公共圖象。

　　二是資本時代的文化資源：網絡中的“奇異景觀”即使是一種相對公共化的圖象，但也只是在相對狹小的範圍的“景觀”，網絡無法把它放大為一種大眾文化消費符號，正如你在文章中所指出，這個過程必須有資本的介入。這里面或許可以看出文化資本和一般的文化資源的區別，對於資本而言說，文化資本僅僅是一種“景觀”，這里面不需要價值評判。比如精英可利用自己的美而所謂的平民可以利用自己的丑，在資本和網絡的共同作用下，兩者都可以成為文化資本。因此，芙蓉姐姐的“成功神話”其實是考察各階層的文化處境和資本時代各種“文化”的處境的一個很好的切入角度。

　　三還有就是你提到的文化心理問題：有人認為無需要價值判斷的文化恰恰是平民的勝利，因為這里已不存在傲慢的精英。“笑”是價值缺失的一個最好的表征。笑無疑包含著平民的反抗，但作為產生於“一種與人無傷，又不至於引起痛感的丑”，笑還折射出主體和對象之間的心理距離，一種冷漠地對待他人的態度。這個狀況可以說明平民壓抑的釋放，也可以說明我們這個時代的人與人之間精神聯系的缺席。作為一種可笑的對象——芙蓉姐姐的丑包括趙本山為代表的農民形象成為一種公共圖象，並被放大為一種大眾文化符號，無疑是一個分析時代文化心理的切入角度。當“笑”成為一種普遍的精神狀況，特別是當他人的苦難和卑微如農民形象也作為“笑”對象時，“笑”的反抗意義是否值得反思？由此，進一步分析，對各種文化資源進行價值判斷的必要性，是否值得深入討論？

　　張慧瑜

　　謝謝暑生精彩的回應，你的回應恰恰可以帶出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對於大眾文化現象的研究可不可以處理思想史的命題。正如你所讀到的當“精英/大眾”的話語結構成為建構芙蓉姐姐“自由”神話的重要的意識形態腹語術的時候，對於這一話語的批判顯然很難在芙蓉姐姐或者說大眾文化現象內部尋找答案。因為這種話語結構作為一種高級或者說高妙的修辭無疑與90年代以來中國思想界的爭論有關，進一步說，在精英/大眾的修辭周圍是官方/民間、國家/社會、國家/公共空間等話語模式，而這些模式的建構來自於對80年代的總結以及對90年代的文化想象，盡管很難在80年代與90年代作為截然二分的兩個時代，但恰恰是對80年代的債務化開啟了90年代的大門。

　　你提到了資本的強大的收編功能，這或許是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中最重要的力量，我的論文主要想在文化的半自律空間中，處理芙蓉姐姐這一單獨的個案與這一超級能指的關係。正如你引申出的三個問題，都很重要。網絡在文化或資本市場中占據一個什麼樣的位置，具有什麼樣建構力，還得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顯然那種對於網絡這一技術優勢的盲目樂觀是很可疑的（盡管網絡相比傳統媒體有無容質疑的諸多優點），把網絡作為一個自由發表與參與民主的空間，是相當廉價的表述，不僅支撐這個空間的依然是資本，而且當以一個虛擬ID的身份游蕩在網絡當中，享受到的更多是一種形式上的自由，又能真正分享到多少實質民主呢？你提到的“笑”，我覺得很有意思，對於芙蓉姐姐來說，恐怕諷刺的笑要多於羡慕的笑，這或許與趙本山引起的笑不太一樣，因為芙蓉姐姐和趙本山的現實身份有著天壤之別，人們在嘲笑趙本山的農民形象的同時，也由衷認同於趙本山作為一個成功的（文化）商人。你還提到了“資本時代的文化資源”的問題，這確實是一個應該好好思考的問題，我想相比馬克思所論述的商品拜物教，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變化就是文化的商品化，經濟與文化的問題再也無法進行二元划分了，因為它們成為一體的了。

　　張春田（北京大學中文系研究生）

　　面對“芙蓉姐姐”現象，從“納蕤斯情結”到“心理變態”，從“反智主義的先驅”到“底層發聲的楷模”，從“網絡多元價值”到“女性挑戰策略”，眾聲喧嘩，信口開河、不著邊際的也多，再次證明了，滔滔不絕有時就是另一種“失語”。用作者的題目，“芙蓉姐姐”是一個“迷思”。但要勘破它，實在不容易。自然/造作，暴露/窺視，挑戰/迎合，表演/消費，身體/權力，真實/仿像，纏繞在一起，使得那些既有的分析範疇和方法好像都失效了。

　　作者沒有簡單化地重復大眾/精英二元對立的話語結構，而是敏銳地發現了所謂“反抗”敘事的某種遮蔽；指出“芙蓉姐姐”事件的背后，有悄悄“發功”的商業/資本權力（當然，不僅僅是作者已經談到的博客公司）在運作、操持。

　　芙蓉姐姐之“浮出水面”，當然與BBS關涉甚大。網絡時代似乎給每一個“節點”創造了表達的機會和爭取的可能，但是，即便賽伯空間，也不是一個決然超脫的純凈真空，其中隱含的權力關係（比如，限制發貼、關閉校內BBS、以及其他“制裁”）本就值得分析。更何況，平面大眾媒體的迅速介入、吸納和收編，很快把 “芙蓉姐姐”從虛擬的網絡推到了現實前台，推到了褒貶聲浪的浪尖。在媒體的精心策划和組織下，鋪天蓋地的報道、分析、訪談、評判、爭論，賦予了“芙蓉姐姐”各種“被需要”的新意義。而那些已經被刺激得乏味了的“厭舊”大眾，一旦發現了這個充滿新鮮感的“娛樂化”對象，也興致頓起，心甘情願地貢獻出自己的時間和金錢。可以說，占據強勢的媒體和充當看客的大眾“合謀”制造了這一條生產、消費的流水線。在巨大的瀏覽量、點擊率以及廣告負載中，傳媒完成了自身最為關心的利益實現。而一旦意識到此，引入了“經濟學”的視野和消費邏輯，“芙蓉姐姐”后來的諸多“出色表現”和“身份流動”，或許就不難理解了。

　　還想提醒注意的，是芙蓉姐姐的夢想陳述和自我表白。作為考研群體中的一員，“芙蓉姐姐”固執的“北大情結”，與現行教育體制中的等級關係、與“通過考試改變自身命運”、“奮斗就能成功”等種種“個人勵志信條”，與資本市場的倫理秩序和規則，有著怎樣復雜的關聯？她的夢想在眾多高校學子眼中被怪異化和妖魔化，這里面又預示了怎樣的隔閡與分化？“成功者”與“失敗者”的位置，如何在這一事件中得到確認？她的反對與嘗試，為什麼最終反而讓等級秩序和界線成為不可逾越之物？還有，她對於容貌的極端“夸張”，其實迎合著主流的“身體修辭學”。遭到取笑的緣故，無非是離“美女標準”的“及格線”還遠著罷了。這背后，除了暗示出男性中心的觀視位置，有沒有當代意識形態的一些面向呢？

　　毛尖在一篇短文里說得好：“芙蓉姐姐語錄現在已經全面頂替大話西游，她的語法特征完全是假鈔性質的，表面上是真的，但沒法落實。但是，芙蓉姐姐運氣真是不錯，她碰上烤白薯時代了，我們認假鈔，還找錢給她，當然，全是七元七元七元。這是新的游戲規則，新的激情方式，新的人際關係，我的無恥里有天真，我的虛情里有真心，看著我，你難道一點都不愛我？”

　　“芙蓉神話”的表意實踐，正是變化中的當下中國社會的很好“表征”。沒有了“芙蓉姐姐”的“推陳出新”，這個“烤白薯時代”哪還能如此“生機勃勃”？

　　張慧瑜

　　謝謝春田的評議，你提到了一些我文章中沒有涉及到的問題，給我很多的啟發。尤其是你提到“她的夢想在眾多高校學子眼中被怪異化和妖魔化，這里面又預示了怎樣的隔閡與分化？‘成功者’與‘失敗者’的位置，如何在這一事件中得到確認？她的反對與嘗試，為什麼最終反而讓等級秩序和界線成為不可逾越之物？”這些問題，都引起我重新思考芙蓉姐姐現象。站在芙蓉姐姐的立場上看，她的“北大夢”既是中學教育所致，也是現實邏輯使之然。我注意到，芙蓉姐姐把自己作為一個“失敗者”，是相對於北大、清華的成功而言的，她畢竟拿到了本科學位，在相同年齡中也應該是幸運者或佼佼者了，相比中國大量的失學兒童和大學聯考落榜生，在這個意義，她一點也不應該有失敗感，但恰恰是一種線形的欲望邏輯，造成了她的“北大情結”，其實是現實壓力的反射。對於這種欲望邏輯的批判，恐怕不能單單指向教育體制，因為教育作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一部分必然與整個社會結構有著密切的關係，從這個意義上看，芙蓉姐姐就不僅僅是一個個案，同時也是我們這些受教育體制規訓的同齡人應該“感同身受”的地方。

　　滕威（華南師範大學中文系講師）

　　寫得怎麼好的套話我就不說了，我只有一個問題，就是在你的分析中，似乎一個重要的面向被忽略了，即frjj的文本分析。同fr的照片show一樣，fr文體是fr風中一個基本的娛樂元素。而fr文體其實承載著我們這代人的成長記憶和文化記憶，《讀者》、《青年文摘》，瓊瑤、席慕容……我看她的文字，就象看《站台》，山西小城的年輕人跳disco，似乎跟城里的年輕人的生活一樣，但又處處錯位，不僅時間滯后，而且感覺怪怪的。請原諒，我不太能把我的感覺理論化，但我想你能體會。那麼，在對娛樂fr的風潮里，我們嘲笑的除了她的自戀和形象外，還有什麼？

　　張慧瑜

　　謝謝小滕老師的回應，你的問題其實也是我想處理，但沒有處理好的問題。芙蓉姐姐身上承載了一種“情感結構”的東西，看她寫中學時代的心理過程，我也很有感触和共鳴，尤其是都來自於小縣城的中學（當然，可以聯系到賈樟柯的電影），而她的文章風格，我也感覺很親切，應該說她的文筆不錯，起碼在中學語文教育的評價體系中應該算是很出色的。但是，這些成長經驗在關於芙蓉姐姐的爭論中並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而我恰恰認為芙蓉姐姐把這份經驗以某種方式呈現出來了。在這個意義上，從芙蓉姐姐身上，很容易看到自己的影子，而當這個影子出現在大學/城市的語境中，似乎就成為“鄉巴佬”的把勢，成為一種扭曲的模仿。正如你所說，我確實沒有仔細分析芙蓉姐姐的身體語言，現在想來，她對自己身體的描述和肢體表達很符合當下人們對於“美女”的想象，只是芙蓉姐姐的身份無法吻合這種想象，但她顯然已經受這種想象的規訓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種“自信”的想象來成為芙蓉姐姐填充內心匱乏的補償。這也恰恰是中學形成的芙蓉姐姐的心理結構：深度自卑與深度自信，這顯然與單一評價標準的教育體制有關，但是作為經曆過這種生活的我來說，“鯉魚跳龍門”不僅僅是一份虛榮的滿足，還是改變生存狀態的獨木橋。所以說，芙蓉姐姐（考研生）被（在校生）嘲笑也一種不平等的現實權力結構造成的。

　　2006年3月完成於北大暢春新園　　來源：學術中國　2006/10/12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