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性也有人譯作“文本間性”，是法國後結構主義批評家克莉思蒂娃提出的，意在強調任何一個單獨的文本都是不自足的，其意義是在與其他文本交互參照、交互指涉的過程中産生的，由此，任何文本都是一種互文，在一個文本中，不同程度地以各種能夠辨認的形式存在著其他的文本，諸如先前的文本和周圍文化的文本。在極端的意義上，甚至可以說，任何文本都是過去的引文的重新組織。
作爲一個重要批評概念，互文性出現於20世紀60年代，隨即成爲後現代、後結構批評的標識性術語。互文性通常被用來指示兩個或兩個以上文本間發生的互文關係。它包括(1)兩個具體或特殊文本之間的關係(一般稱爲transtexuality)；(2)某一文本通過記憶、重復、修正，向其他文本産生的擴散性影響（一般稱作intertexuality）。所謂互文性批評，就是放棄那種只關注作者與作品關係的傳統批評方法，轉向一種寬泛語境下的跨文本文化研究。這種研究強調多學科話語分析，偏重以符號系統的共時結構去取代文學史的進化模式，從而把文學文本從心理、社會或歷史決定論中解放出來，投入到一種與各類文本自由對話的批評語境中。
對互文性的界定分狹義和廣義兩種。狹義的定義以熱奈爲代表，這種定義認爲：互文性指一個文本與可以論證存在于此文本中的其他文本之間的關係。廣義的定義以巴爾特和克裏斯蒂娃爲代表，此種定義認爲：互文性指任何文本與賦予該文本意義的知識、代碼和表意實踐之總和的關係，而這些知識、代碼和表意實踐形成了一個潛力無限的網路。
對於互文性，朱莉婭·克裏斯蒂娃曾說：“每一個文本把它自己建構爲一種引用語的馬賽克；每一個文本都是對另一個文本的吸收和改造。”有趣的是，著名詩人T.S.艾略特對此早就以調侃的口吻說過：“小詩人借，大詩人偷。”〔卡爾·貝克森和阿圖爾·甘茨：《文學術語詞典》（紐約：努恩戴出版社，1989），第129頁。〕這種“偷”是指文本在“互文性的鏡子”裏相互反映，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艾略特本人的《荒原》。
朱莉婭·克裏斯蒂娃在1969年出版的《符號學》一書中首先提出了互文性這一術語。
她指出，正如意指作用（signification）由“無限組合的意義”（signifiance）不確定地反映出來，主體則被投射入一個巨大的互文性空間，在那裏他或她變成碎片或粉末，進入他或她自己的文本與他人的文本之間無限交流的過程中。〔朱莉婭·克裏斯蒂娃：《符號學》（巴黎：色依出版社，1969），第89頁。〕
克裏斯蒂娃在《詩歌語言的革命》（1974）中指出：“無論一個文本的語義內容是什麽，它作爲表意實踐的條件就是以其他話語的存在爲前提……這就是說，每一個文本從一開始就處於其他話語的管轄之下，那些話語把一個宇宙加在了這個文本之上。”克裏斯蒂娃對互文性理論的一個重要貢獻是她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互文性的引文從來就不是單純的或直接的，而總是按某種方式加以改造、扭曲、錯位、濃縮、或編輯，以適合講話主體的價值系統。〔帕特裏克·奧唐奈等編：《互文性與當代美國小說》（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1989），第260頁。〕
雖然克裏斯蒂娃是提出互文性這一術語的第一人，但她是受到了俄國學者巴赫金的啓發才提出來的。巴赫金把互文性的概念（而不是互文性這個術語）——文本/文化關係引入了文學批評理論。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諸問題》中稱陀氏的小說是“複調小說”，這種小說堅持運用語言的不同方式和評價“現實”的不同方式的“並存和相互作用”。〔參見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諸問題》（英文版）（安阿伯：阿迪斯出版社，1973），第20—23頁。〕
巴赫金還進一步指出“複調小說”體現了“文學的狂歡節化”（thecarnivalizationofliterature）。在起源上，狂歡節不是一種文學形式，而是複雜的文化行爲的一種綜合，是有著其儀式和象徵系統的一種“信仰諸說混合論的盛觀”（syncreticpageant）。〔同上，第100—108頁。〕
尤其重要的是，狂歡節對文化上認可的種種行爲和話語的綜合性混合和反諷化。於是，“文學的狂歡節化”這種概念實際上就是一種互文性理論，或者說它是可以在文學話語與非文學話語之間進行分析的系統性聯繫。巴赫金在此書中明確指出：“一個人要爲自己在這個世界上指明方向，這就意味著他應把世界所容納的一切物體考慮爲同時存在並從時間上的某一刻去猜想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同上，第23頁〕
另一位對互文性理論有所貢獻的先行者是T.S.艾略特。他認爲一位詩人的個性不在於他的創新，也不在於他的模仿，而在於他把一切先前文學囊括在他的作品之中的能力，這樣，過去與現在的話語同時共存。他說：“我們常常會發現：在他的作品中，不僅最好的部分，而且最具有個性的部分都是他前輩詩人最有力地表明他們的不朽的地方。”〔T.S.艾略特：《聖林》（倫敦，梅休因出版社，1920），第48頁。〕
著名的敍事學家傑拉爾德·普林斯（GeraldPrince）在其《敍事學詞典》中對互文性下了一個較爲清楚易懂的定義：
一個確定的文本與它所引用、改寫、吸收、擴展、或在總體上加以改造的其他文本之間的關係，並且依據這種關係才可能理解這個文本。

在六七十年代，結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促使了互文性理論的迅速發展。一些結構主義者採用了互文性理論，認爲文化的各個領域之間存在著某種形式上的聯繫。一些後結構主義者則利用互文性理論打開了本體論的領域，認爲可以把人類的一切話語都聯繫起來。但令人注目的是這兩種探討互文性的方式都缺少主體——說話者、作者、讀者的存在。在這樣的情況下，巴爾特和克裏斯蒂娃把主體，尤其是政治的和性的主體，引入互文性關係的空間。
羅蘭·巴爾特在《S/Z》（1970）一書中把文本界定爲“跨學科的”（multidisciplinary）和“多主體性的”（multisubjective）。他對讀者而不是文本予以更多的關注，他注重讀者參與文本的“表意實踐”（signifyingpractice——克裏斯蒂娃所用的術語）。巴爾特把文本分爲兩類：“可讀的”（lisible）和“可寫的”（scriptible）。“可讀的”文本是一類可以進行有限的多種解釋的文本，是按照明確的規則和模式進行閱讀的，是半封閉性的；“可寫的”文本則不能按照明確的規則和模式來閱讀，已有的解碼（decoding）策略不適合於這類文本，“可寫的”文本是以無限多的方式進行表意的文本，是開放性的文本。
巴爾特認爲，任何一個文本都是一個互文本，其他文本程度不等地以多少可以辨認的形式——先前的和環繞（文本）的文化的文本形式——存在于這一文本之中。〔羅蘭·巴爾特：“文本的理論”，收于羅伯特·揚編《解放文本》（波士頓：勞特利奇出版社，1981），第39頁。〕
德裏達的互文性理論則認爲：每一個文本，每一種話語，都是能指的“交織物”（interweaving）或“紡織品”（textile），這些能指的所指是由其他話語從互文性的角度來確定的。這樣，每一種賞析的或批評的闡釋僅僅是對一個文本所作的嘗試性的和部分的“補充”，因爲一個文本的種種能指只載有它們多重所指的“印痕”。同時，對一個文本的每一種補充本身已經受到先前話語對那個文本的“污染”，以及其他相關文本的“污染”。總之，由於文本本身是內在文本（intextual）的無限變化的一種不穩定過程，在符號中的“差異”（différence）/“延異”（différance）的遊戲“破壞”了一種互文性的符號學或一種文本關係的科學。互文性這一概念成了一種無限的指號過程（semiosis）的深淵。
在《詩歌符號學》（1978）及一系列文章中，裏法泰爾表明互文性是“讀者感知”的主要模式，互文性也是許多特殊文學效果，如幽默、荒謬、含混、及模糊等的來源。裏法泰爾認爲，每位讀者都具有對一個文本所傳達的信號、按照此文本的“恰當的”互文性解碼作出反應而要求的語言和文化能力。他還認爲，閱讀行爲是一個動態過程，它至少引起理解文本的兩個“層次或階段”。閱讀的第一階段是“啓發式的”（heuristic），第二階段是“反作用的”（retroactive）或“闡釋的”（hermeneutic），文本的意義永遠不可能在第一階段確定，只有在第二階段才可能確定。更重要的問題是，在閱讀的這兩個階段文本對讀者的“控制”是“絕對的”，因爲文本在語義上和語法上是一種等級化的“結構”，需要只按一種方式——作爲一種連鎖符號的語義系統，而這些符號都是同一個“母體”（matrix）的“變數”——來理解。〔米歇爾·裏法泰爾：《詩歌符號學》（印第安那大學出版社，1978），第4—6頁。〕
裏法泰爾閱讀理論的中心問題是“符意”（interpretant），順便提一句，國內有的譯者把此術語譯爲“闡釋者”，這是不準確的，〔奧斯瓦爾德·達克羅特和特茲維坦·托多羅夫：《語言學詞典》，凱瑟琳·波特譯（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1979），第85頁。〕這個概念是理法泰爾從美國哲學家C.S.皮爾斯那兒借來的，裏法泰爾把它定義爲：“翻譯文本的表面符號並解釋文本含義的一種符號。”（裏法泰爾：《詩歌符號學》，第81頁。）
裏法泰爾把皮爾斯提出的客體、符號、符意的符號學三角關係圖加以改造，提出了文本、互文本、符意的三角關係圖。

對於“互文性”，另一位法國批評家熱奈採用了一個不同的術語：“跨文本性”（transtextuality）。他認爲，從根本上講文字是“跨文本的“（transtextual），或者說是一種産生于其他文本片斷的“二度”結構。同時，熱奈提出了跨文本性的五個主要類型：1.互文性。這一類包括了引語、典故及抄襲。2.准文本（paratext）。指一部作品的序、跋、插圖、及護封上的文字。3.元文本性（metatextuality）。指與“評論”（commentary）的關係，這種評論把一個文本與此文本所談論的另一個文本聯繫起來。4.超文本性（hypertextuality）。指把文本B——熱奈所稱的“超文本”（hypertext）同一個前文本A——熱奈稱之爲“前文本”（hypotext）聯繫起來的任何關係，文本B在前文本A的基礎上進行了“嫁接”（grafted），其“嫁接”的方式與評論的方式迥然不同。5.原文本（architext）。指爲了充分理解一個文本及其互文本，　 讀者需要瞭解組成文學領域的種種類型的等級體系（　thehierarchyofgenres）。
美國小說家兼批評家雷蒙德·費德曼（RaymondFederman）認爲文學生産是一種持續的“（遊戲性）剽竊”〔pla（y）giarism〕，即這是一種遊戲與互文的結合，一種嬉戲性的和自覺的剽竊。亨利希·E·普萊特編：《互文性》（柏林/紐約：沃爾特·德·荷勒伊特出版社，1991），第209頁。
耶魯大學的著名教授哈羅德·布魯姆在《詩歌與壓抑》（1976）中進一步徹底地摧毀了那種自足、自主文本的理想主義觀念，他說：
沒有比“常識性”觀念更難於除掉的觀念了，那種“常識性”觀念認爲詩歌文本是自足的，它有一種可以確定的意義或者不涉及其他詩歌文本的種種意義。……不幸的是，詩歌不是物品，而只是指涉及其他詞語的詞語，而那些詞語又進一步指涉及別的詞語，如此下去，詩歌處於文學語言的“人口過密的”世界之中。任何一首詩都是一首互指詩（interpoem），並且對一首詩的任何解讀都是一種互指性解讀（inter—reading）。哈羅德·布魯姆：《詩歌與壓抑》（耶魯大學出版社，1976），第2頁。
哈羅德·布魯姆說，“不存在文本，只有文本之間的關係。”〔哈羅德·布魯姆：《誤讀之圖》（紐約，牛津大學出版社，1975），第3頁。〕
對互文性問題作了較全面闡述的美國學者可能要算喬納森·卡勒。他在《符號的追尋》（1981）中論述道：
“互文性”有雙重焦點。一方面，它喚起我們注意先前文本的重要性，它認爲文本自主性是一個誤導的概念，一部作品之所以有意義僅僅是因爲某些東西先前就已被寫到了。然而就互文性強調可理解性、強調意義而言，它導致我們把先前的文本考慮爲對一種代碼的貢獻，這種代碼使意指作用（signification）有各種不同的效果。這樣互文性與其說是指一部作品與特定前文本的關係，不如說是指一部作品在一種文化的話語空間之中的參與，一個文本與各種語言或一種文化的表意實踐之間的關係，以及這個文本與爲它表達出那種文化的種種可能性的那些文本之間的關係。因此，這樣的文本研究並非如同傳統看法所認爲的那樣，是對來源和影響的研究；它的網撒得更大，它包括了無名話語的實踐，無法追溯來源的代碼，這些代碼使得後來文本的表意實踐成爲可能。喬納森·卡勒：《符號的追尋》（康奈爾大學出版社，1981），第103—104頁。
卡勒進一步指出，文本是一個互文性的建構，只有依據它所擴展、補充、改造並使之昇華的其他文本才可能理解它。同上書，第108頁。
德國學者沃爾夫岡·伊瑟爾（WolfgangIser）認爲互文性包含三個層次：“第一，關於在本文（即文本——筆者注）之內選擇本文外的傳統、價值、引喻、引語等進行聯繫的過程；第二，在本文內組織具體語義內容的過程，或者說通過聯繫納入本文的外部事物而産生本文內部參照系的過程；第三，詞的互相關係或語言的特殊運用過程，包括打破詞意限制，佔有語義內容，重新安排規則和改變規則。”王逢振：《今日西方文學批評理論》（灕江出版社，1988），第86頁。　
互文性研究不僅擴展到文學與其他藝術門類關係的研究，而且還擴展到非文學的藝術門類之間的關係研究。諸如，西方有人研究莎士比亞戲劇與約翰·亨利·富塞利（JohnHenry　 Fuseli）〔20〕的繪畫；歌德的《浮士德》與李斯特的“浮士德交響曲”；比利時超現實主義畫家馬格裏特（Magritte）的繪畫與羅布—格裏耶的小說《迷人的美女》；維克多·哈特曼（VictorHartmann）的繪畫與穆索爾斯基的音樂作品《展覽會上的繪畫》；莫裏斯·拉威爾的《包列羅舞曲》與莫裏斯·貝熱（MauriceBéjart）的芭蕾《包列羅》，等等。

　 上網日期 2005年12月26日

資料來源：http://www.ccforum.org.cn/viewthread.php?tid=33149&extra=page%3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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