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標題：內部的“全球化”
張寧
當我們用“全球化”理論來觀察和談論一種單一的生産方式以不可阻擋之勢在全球範圍內肆意擴張時，另一種內部的“全球化”圖景正在談論者腳下悄然展開，這就是中國內部日益嚴重的區域間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的極度不平衡。這種內部的“全球化”是隱型的，因爲在外部的“全球化”圖景中，借助“全球化”理論，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第一世界”通過由它支配的生産方式及國際秩序，如何來剝奪“第三世界”；但在尚未獲得命名的內部“全球化”圖景中，內部“第一世界”對“第三世界”的“類似”的剝奪，由於缺少某種總體性的理論，卻未獲得充分的揭示。於是，在知識領域裏，我們就不免經常碰到一些“錯位”而尷尬的情形。
一、論題的緣起
幾年前在上海時，聽那兒的中青年學者談“全球化”，談富國和窮國，談全球化格局中的種種不平等，談西方話語霸權，頗爲心動。我知道他們是在替第三世界和自己的祖國發言。但心動之餘，卻又感到他們的談論似乎並沒有代表我所生活的那塊土地，我指的是河南——一個像中國大多數省份一樣沒有特點的內陸省份。站在浦東那高聳入雲的摩天大樓下，確實能感覺到一種撲面而來的興奮和憂傷。而在與之不同的另一塊土地上，有的卻是另一種憂傷。
差別被忽略了。揭示“差別”的理論正在忽略差別。就在他們舉例說發達國家如何憑藉種種優勢搶奪第三世界的人才時，我的一位同行，一位知名的年輕教授和博士，正舉家遷徙，落戶到學者們居住並侃侃而談的那個區域。而這僅僅是一個象徵，因爲就近幾年，地方知識精英的大量流失，甚至不辭而別，正在從中國的西北蔓延到中部，蔓延到幾乎所有內陸落後省份，並已嚴重破壞著區域文化、教育，甚至政治、經濟的有機構成。而這些流失的人才的流入地，正是範圍並不廣大的沿海發達地區和少數幾個大都市。倘若放在80年代，人們會怪罪地方政府執行中央政策不力，可在各級政府不惜代價地提高知識階層收入的今天，誰都知道，是區域間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的極度不平衡導致了各種事物間的更大的不平衡。
這當然不是問題的全部。在我成長的那個北方小城，曾經有過一二百家中小企業，包括80年代以後興起的一些私企，可如今能夠開工的卻寥寥無幾。其間的複雜原因我無力談及，但可以直觀到的一個原因幾乎是共有的，那就是從沿海發達地區蜂擁而來的廉價商品堵塞了這些企業産品的銷路，導致一批又一批企業破産。也許在發達國家與第三世界國家之間，尚有程度不同的貿易壁壘及種種保護性措施，但在這種內部的不平衡格局中，傾銷來的商品正象徵著一種不由分說的強勢力量，在這不設防的土地上長驅直入，不可阻擋。成千上萬的工人失業下崗，處於日益貧困的艱難中，並攜帶著沒有明天的焦灼不安。地方政府的稅源也因之而遞減，不僅無力承擔下崗工人的失業救濟，也無力保障公務員、教師及其他事業單位人員的合法收入和相關福利。不用說，農民負擔的日益加重也與此相關。
這仍然不是問題的全部。在這種內部的“全球化”格局中，當一個又一個幅員遼闊的地區，從“生産型”變爲“消費型”時，它自身的生活也日益變得粗鄙和淩厲起來。我的一位小學同學，一個老革命的後代，在夫婦全部下崗後，就辦起了家庭作坊，專門生産冒名的名牌産品（直到中止於地方政府的一次嚴格追查和高額罰款）。而他對自己行爲所抱的正當態度令我吃驚。如今備受譴責的假貨充斥市場，和同樣遭受譴責的一些地方政府對此的縱容，已經很難完全歸罪於惟利是圖和道德淪喪，因爲在其背後還可以解讀出對內部“全球化”的潛在抵抗。而伴隨著地方知識精英不斷流失的，則是這種精英的後備人員的嚴重匱乏。一個畢業於省屬重點院校的地方官員曾感歎道，80年代他分回故鄉時，同來的校友還有好幾個，可在高校大規模擴招、畢業生就業困難的今天，他母校的畢業生能回故鄉工作的寥寥無幾。能走的都走了，能不回來的都不回來。隨之而來的便是，公務員、教師、技術人員等構成的降格以求、“以次充好”，社會生活也因之而日益粗鄙化。種種觸目驚心的、非理性的行政執法事件的發生，雖然有著更深刻複雜的背景，但幾乎無法排除與這種生活日益粗鄙化的內在關聯。
當然，這還不是問題的全部。也許，“全部”的問題壓根就無法得到揭示或敍述，但僅僅浮現出來的，在摩天大樓下那侃侃而談的理論中也沒有得到絲毫反映。“差別”並未獲得理論命名；活生生的具體存在，在慷慨的代言者那裏，也被“代言”爲不屬於它的名稱。我相信那些學者們的談論是有價值的，他們在提醒某種已經到來或正在到來的事情，但他們的代言意識，卻讓我感到，在抗議西方話語霸權“收編”東方的聲音時，我們這塊土地上的聲音也被摩天大樓下的話語給“收編”了。問題是，這已是普遍的情形。這一情形的直接後果是，我們不再有我們本應有的區域自我意識，我們力求獲得的民族自我意識也因之而顯得空洞。
二、錯位的故事
傑姆遜在他改造過的“三個世界”的理論中，是把第三世界當作一個整體來看待的i，並因此而遭到來自他們“內部”的質疑ii。但對我們而言，他企圖把複雜的世界複雜化的努力還是能夠被明顯感覺到的。也許借助傑姆遜這樣的歐美批評家，我們可以更好地觀察在“全球化”背景中的我們自身的問題，比如不僅用“全球化”、“後殖民”理論分析“他者”，分析“我們”與“他們”的關係，也可以把這些理論的內在邏輯翻轉過來，以其方法中的精髓，分析我們自己。但不幸的是，在本該“學習”方法的地方，我們卻學舌了。
如果說我這個判斷還不免有點武斷的話，那麽，比比皆是的把自己在內部“第一世界”的感受當作“中國感受”來言說，卻是我們正在經歷的故事。我在“摩天大樓”下“暫住”的那些日子，接觸到各種學者的各種言說，有通曉“全球化”、“後殖民”理論而勇敢地站在“反帝”第一線的，有固執於個人的歷史經驗、同時把自己的區域感受放大爲中國感受來爲中國開“藥方”的，如此這般，不一而足。如果僅僅循著這些言說中的“顯在”邏輯，我會服膺於其中的某一理論或言說的，但我的“心”告訴我，它們總有那麽一點兒不對頭。也許根本的分歧就在於，我無法接受這些學者的“中國感受”，不管是“左翼”的，還是“右翼”的。而在我的感覺中，這些“左翼”和“右翼”的相似性，遠大於他們之間爭吵不休的分歧。我作爲一個“外省”人，一個“暫住”者，在保持一種有效交流的同時，也總是外在於他們的言說或理論。在某種極端而又限定的意義上，他們與我似乎並不擁有同一個“中國”。
其實，“兩個中國”的提法早已出現在互聯網上，那是網友們在討論城鄉二元結構時所做的區分。但如果轉換一下視角，“兩個中國”的另一番圖景就會同樣鋪展在我們面前。表面上看起來，那個“中國”是不存在的，因爲它不僅是無聲的，像城鄉二元結構中
“鄉村中國”的無言一樣；而且也是無形的，我的意思是說，它在外貌上與這個“中國”無有不同，差別只在於量，而不是結構上的，但只有深入到它的內部，打碎那個貌似的“相似性”，真切地感受著它，才會發現，差別決不是量的，而是結構性的，一種隱秘的、無言的、未獲命名的“結構性”。它的被剝奪，也許是一種永恒的被剝奪。它的依賴於“代言”，也體現出永恒的趨勢，因爲那本應有的自我意識雖然存在著，但卻是分散的、變形了的，呈現爲沒有“自我”的意識狀態；但“代言者”又從未、也不可能提供有效語言，以供它組織並表達那種自我意識。它和這個“中國”一樣，也處在某種幻覺中，所不同的只是，它們分別處於主人的幻覺和奴隸的幻覺而已3。
而在試圖表達這種經驗時，我內心也是十分痛苦的，因爲這種經驗不僅是片段的、發散的、難以概括的，而且也處於各種問題的纏繞之中，仿佛一個無窮的鏈條，這一環扣住另一環，一環一環地通向無涯的天邊。有時候，思考者不得不面對思考極限的挑戰，並承受著某種道德性的壓力。比如，當我說它處於永恒的被剝奪時，我就不得不思及籠罩在它之上的另一種結構性力量，雖然這種力量也同樣籠罩著這個“中國”，但在時代轉換之際，它已在暗中支援著這個強勢的、可以發聲並壟斷了發聲的存在，從而使它在相當程度上，有時候在全部程度上，免受質疑。正是這種無以表達的痛苦和纏繞，使我只願、也只能談談“兩個中國”的知識狀態。
就像外部的“全球化”可以有助於我們觀察內部的“全球化”一樣，外部的國際間知識流動的不對稱，也可以有助於我們觀察內部知識流動的不對稱。在那些“暫住”的日子裏，我常聽人抱怨道：我們沒有自己的理論，我們的理論幾乎全是從歐美進口的，一波剛起，另一波又湧來，不久便都成泡沫了。也有從正面談論的，說我們在80年代引進的西方理論，與人家正在時興的相差幾十年；後來差距越來越小，直到什麽“性”什麽“化”什麽“研究”引進時，我們已經和西方處在同一個地平線上。我沒有參與國際間的知識流動，不曉內情也無意評判，但我所經歷的內部的知識流動，大抵是按照這個方向進行的，即地處內部“第一世界”的幾個大都市，或進口或生産出理論、知識，然後再批發給內部那個廣大的“第三世界”，用以塑造另一個“中國”的知識者意識。如今，這種進口或生産，這種批發或流動，又已經完全“嵌入”新興的、據說是“規範化”的學術體制之中，使得任何哪怕輕微的“叛逆”幾乎沒有“存在”的可能。這一“規範化”的結果，是高等教育和知識體制，借助那種籠罩一切的結構性力量，呈現出新的、更大的、幾乎是破壞性的“馬太效應”。
在這種新的“馬太效應”中，我們會碰到一個見怪不怪的現象：內部“第一世界”的理論或知識生産，不管是有效的還是無效的，大多能在內部“第三世界”裏找到市場。這個市場上的顧客之所以成爲顧客，是因爲他們也在從事知識生産，或者說從事生産的“再生産”。按說，這種“再生産”的産品已很難找到市場和顧客了，但這種生産仍然繼續著，並呈增長之勢。原來，市場和顧客依然存在著，只不過車間就是市場，生産者就是顧客，“再生産”的産品在無以消費中被“消費”著。因爲這些“第三世界”的知識從業者，只有通過這種無以消費的“再生産”，才能留在那個統一的知識體制中，進而留在高等教育體制中。
也許是出於明瞭性，這幅圖景被描述得過於單一和簡略，漏掉了其間的複雜性和交叉性，但在這種聊勝於無的描述中，來自內部“第一世界”的雙重 “主宰性”仍可以得到隱約的揭示。這就是，一方面，它在內容上主宰著“知識是什麽”的界定，並由此規定著內部“第三世界”的知識者如何思考；另一方面，它在體制上也主宰著知識的表達，並由此規定著那個世界知識表達的有效性。我認識的一位元內地中年學者，80年代就以其不同凡響的理論思考和藝術鑒賞力，在批評界産生了不小的影響。雖然他後來的思考和寫作更成熟，更深入，也更真切，可由於拒絕來自上述的知識“規定”，拒絕加入時興的話題，同時也無意於知識體制內的規定性表達，影響便小下去了，經常處於可有可無的地步。一位來自中心地帶的知名學者關切地勸告他：“不要再搞這個了，連國際比賽都沒這專案，你還能搞出什麽名堂？”（富有意味的是，這位真誠的勸告者，本身就是那種通曉“全球化”、“後殖民”而站在“反帝”第一線的可敬的人士）。倘若這位知名學者道出的是一個真實的秘密，那麽一幅知識生産的全景就可被簡略地勾畫出來：正是外部第一世界所決定的“國際比賽”，規定著中國內部的知識生産；如影隨形，也是內部“第一世界”所決定的“全國比賽”，規定著內部“第三世界”同樣的生産。“錯位的故事”就是這樣發生的，它毫不觸目，仿佛根本沒有發生一樣。
三、“表達的困難”及結語
但內部抵抗的故事也不是全然沒有的，只是需要仔細的辨析。
我曾經納悶的是，我所尊敬的一位老知識份子，一位80年代曾活躍于文學批評界的老學者，一位在重大事件中的良心體現者，至今仍保持著有效閱讀，並活躍著敏感的思維和心靈，可爲什麽一直固執於一種“陳舊”的表達？當啓蒙主義在學界已經有些聲名狼藉時，她卻頑強抵抗著，執拗地使用著她一以貫之的啓蒙話語。僅僅根據表面的現象，很容易把她歸類。但當我深入到她的經驗世界，瞭解她的表達所粘著的一個個具體問題，把握她的“心情”，卻發現，一切都不是那麽簡單。那看起來執拗而“陳舊”的表達，正體現著她真切的位置感，體現著某種隱秘而又獨特的區域性，體現著內部的“第三世界”性。這種負載著內部“第三世界”性的經驗，正是通過對抗對性的“陳舊”的啓蒙話語而被隱秘地“搭載”出來。她遇到了“表達的困難”。
而表達的困難也是我撰寫本文時所遇到的困難。當我想說“明”什麽問題的時候，那與之相關、交叉、疊合的其他問題也立即被投入黑 “暗”中，令我有一種只顧一點、不及其餘的被動感。而當我使用一個概念的時候，又常常無法固定其涵義，以至於它在行文中不斷滑動。這當然出自我能力的有限，但我也明顯感覺到，一個長期湮沒的存在，一個從未獲得過命名的存在，一個“獨立”著、同時又被重重其他存在交叉包裹著的存在，也只能在這“明”“暗”起伏的表達中，遭遇“表達的困難”。在我於苦惱中不得不匆忙結束本文時，我想說明的是，當我在文中提出一個問題時，我也同時意識這個問題的邊界；在我表達一種立場時，我也隨時準備放棄那立場的意識形態化。甚至，連我自己也不能保證我會在這個“第三世界”裏永遠住下去。放棄固執可能是對話的前提，但一些真切的、轉瞬即逝的經驗之表達，仍然需要“固執”下去。
我想給本文的結語是：站在內部的“第三世界”立場，會很容易感到，內部的“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之差距，絲毫不小於外部的“第三世界”與“第一世界”的差距，而外部的全球化問題也不是他們（China’s
“first-World” regions）最切身的問題（雖然並非不是切身問題）；站在內部的“第三世界”立場，也很容易發現，來自“他者”的理論通常僅被用來分析“他者”，“他者”理論中的自我反省並不能喚起我們自己的自我反省，仿佛奴隸在批判主人時正站在另一個主人的位置上……
2004年5月下旬
（全本載《社會學家茶座》第11輯，2005.7；刪節本載《文藝研究》2005.6）
【注釋】
i 詹明信：《處於跨國資本主義時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學》，張旭東編、陳清橋等譯：《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P516-546，三聯書店/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年12月。
ii 艾賈茲•阿赫默德：《詹姆遜的他性修辭和“民族語言”》，羅 鋼、劉象愚主編：《後殖民主義文化理論》，P333-355，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4月。
3 這裏的“兩個中國”提法是暫用的，僅僅爲了表達一種尚未得到命名的經驗之方便，我無意使它成爲一個命題。其中的複雜、纏繞（比如與城鄉二元結構中的“兩個中國”交叉和纏繞等）也是本文無法完全把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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