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標題：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的若干趨勢
陳曉律
內容提要：當代資本主義有三個比較突出的特點：1，在美國的主導下，發達國家在軍事、經濟和政治方面進行了整合，相互之間的戰爭危險基本消失；2，全球化的影響：發達國家之間開始了經濟方面的協調，發達國家自身的生產結構發生了變化，跨國公司影響日益擴大，國際合作成為一個必不可少的發展要素；3，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向發達國家遷移，成為不可阻擋的潮流，將會在未來對發達國家產生巨大的衝擊。
關鍵詞：當代資本主義，美國，戰爭，全球化，移民
當代資本主義的類別與屬性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按部分西方學者的看法，馬克思認為的"資本主義"，以及世界其餘地區的"西化"，其範圍是自15世紀至20世紀初的這一時間段內1。而沃勒斯坦則將這種形式的資本主義稱之為"歷史資本主義"2。換言之，當代資本主義既有一些結構和組織方面的變化，也具有某種時間上的特徵，因此，儘管一些國外學者將當代資本主義的起點界定為20世紀80年代，但依然有很多學者將當代資本主義看作是1945年以後的資本主義。3筆者贊同以二戰的結束為當代資本主義的起點，因為普遍和廣泛的福利國家制度的建立，使資本主義體系發生了某些根本性的改變。4同樣，作為一種世界性的經濟和政治體系，二戰以後的資本主義與此前相比，也有巨大的差別，因此，將當代資本主義定義為二戰以後的資本主義並以此作為研究的切入點，應該是較為可行的。
毫無疑問，這一時期資本主義的變化是多方面的，在一篇論文中甚至無法將其中最主要的內容完整地加以闡述，因此，本文選擇論述的只是一些容易為人關注的現象，並希望通過這樣拋磚引玉的探討，能使更多的同好參與對這一問題的研究。
一，發達國家之間的戰爭危險基本消失
約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曾經說過，靜態的封建主義是一個歷史事實，一個靜態的社會制度，一種歷史可能性，但是靜態的資本主義從修辭上來說是一個歷史矛盾體。5換言之，資本主義應該是一個動態的概念，資本主義是一種向世界擴張的體系，這種擴張既伴隨著對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的侵略，也伴隨著發達國家之間的血腥戰爭。
然而，二戰以後的歷史證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已經不再使用戰爭手段來解決彼此之間的分歧，這種現象的出現有以下三個因素的影響：其一是發達國家由美國領頭完成了其軍事上的整合，其二是發達國家之間對原材料的控制達成了體制上和意識上的一致，第三則是其政治上完成了整體性的民主化改造。因此，這些因素，既有現代資本主義發展的自身內在規律的作用，也有冷戰所產生的間接影響。正如約翰·艾森伯裡所說，任何一次重大戰爭之後都會伴隨著國際秩序的重建。6在這樣的時刻，新興大國領導人會發現自己有巨大的優勢來重新修訂國際秩序的原則。
美國的選擇是利用自己的巨大物質力量和道義力量，將自己的軍事和經濟優勢轉化為在自己建立的體系中的一種持久的秩序。要做到這一點，它必須使弱小者不再恐懼，使強大者不去做改變自己地位的選擇。7冷戰以一個對所有發達國家有威脅的形式客觀上整合了發達國家在軍備競爭方面的"方向"，使其形成了一個以美國為首，以北約為組織形式的軍事集團。由於美國在軍事實力方面的絕對優勢，其餘的資本主義大國已經不可能在真正的意義上與美國競爭，因此，其內部的分歧在軍事爭端這個層次上降到了微不足道的地步。
從這個意義上，發達國家之間沒有戰事，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國的態度以及它在政治、經濟和軍事方面的支配地位。二戰對美國的影響是巨大的。從經濟上看，二戰前美國的主要工業資源完全可以自給，但二戰後美國越來越依靠從外部世界獲得資源，也就使美國必須關注世界整個局勢的發展；同樣，二戰後由於武器裝備的發展，美國原來可以置身歐洲事務之外獲得安全的條件已經逐步喪失，遠程轟炸機、洲際導彈、高速艦船與核武器對美國的威脅使美國不再有心理上的安全感，這些都增強了美國擴張與干涉世界事務的意願。8事實上，霸權國家的全球軍事力量對和平局勢的控制至為重要，而全球力量的重要性主要表現在海上。按莫德爾斯基的看法，世界強國的海上力量（20世紀又加上了空中力量和太空力量）決定著世界的基本秩序，而美國在二戰以後，一直到1959年，其海上力量幾乎佔全球性海軍力量的百分之百，此後，在世界上的份額也從來沒有低於60%。9這種一家獨大的壓倒性的軍事優勢，使其餘的資本主義國家完全喪失了對其發動挑戰的可能性。
同樣，英國作為美國的特殊盟國，在戰後對發達國家之間的整合也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英國為了維護自己的大國地位和殖民體系，盡力鼓吹對抗蘇聯，以西歐發達國家和美國一起建立一個必要的歐美安全體系。由於蘇聯佔領了東歐，英美認為這一事件摧毀了美英蘇戰時的聯盟，催生了冷戰。而美國政府不願意東歐由蘇聯控制，在不得不承認蘇聯在東歐需要友好政府之時，就想盡量地在這一地區推行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場的價值體系。10於是，以美英為主導的對蘇冷戰與對發達國家自身陣營的整合開始了。在這一過程中，解決法國和德國這兩個昔日宿敵的矛盾是最重要的任務之一。由於法國對德國充滿疑慮，所以在實行壓制德國的政策和重新武裝德國的問題上一直不讓步。而武裝西德以對抗蘇聯是美英兩家共同的政策，結果，美國和英國共同對法國施壓，最終說服法國人將近期的安全與長期的安全問題區別開，接受了美國關於成立北約的主要觀點。11這一過程表明，由於美國在軍事問題上對發達國家的整合，在對抗蘇聯的同時實際上也消解了昔日發達國家之間爆發戰爭的可能性--北約軍事體系的建立過程，既是一種對抗蘇聯的過程，也是美國通過這一體系合法地控制自己盟友的過程。12最終的結果是，美國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具有了無可爭議的"仲裁者"的地位。
同樣重要的是德國問題。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當然有很多原因，但在歐洲爆發的戰爭都與德國有關，證明解決"德國問題"與歐洲和平之間有著極為重要的聯繫。冷戰後德國的分裂狀況使德國人一直認為，德國的分裂是"非自然"的，在德國的土地上部署美國的核武器也是非自然的。13但處於東西方冷戰的夾縫之中的聯邦德國，為了生存下去，必須依靠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西德外交部長阿登那明確指出，"我們的地理位置使我們處在生活理想完全對立的兩個大國之間。如果我們不願意被碾碎的話，我們必須是不是倒向這方，就是倒向那方。"14倒向西方不僅意味著聽命於美國，也意味著必須與法國搞好關係。由於法國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合法"優勢，新的西歐整合只能以它為中心。所以法國盡力鼓吹歐洲聯合，這樣，它一方面能將德國的復興進程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防止德國超出自己並充分利用德國寶貴的經濟資源加快本國的現代化進程；又能借聯合的西歐抬高自己的身價，增強自己在國際社會中話語的份量，隨著時間的推移，德國的經濟發展顯出更強勁的勢頭，將法國拋在了後頭。在1973－1980年間，德國馬克的有效交換率增長了50％，而法國法郎卻減少了15％。15在這樣的情況下，密特朗上台後，只能加快歐洲一體化的進程，借此來提高法國在共同體中的地位。尤其是德國再次實現統一之後，法國更是主張加大市場和經濟與貨幣聯盟的進程，借此把兩德統一的進程納入歐洲一體化的進程，其目的是把人口超過法國41％、經濟超過其39％的德國約束住16。而德國"犧牲"馬克以換取歐元，也表明德國願意以經濟優勢換取對歐洲一體化進程的主導權。這種狀況表明，以經濟發展為紐帶，使合作中產生的利益引起進一步外溢，逐步達到政治整合是可能的。即便從一個極端的角度，這兩個國家也都不具備戰勝對手的能力。歷史一再證明，歐洲強國的相互殘殺只能確保"相互摧毀"。因此，貝格哈恩認為，從一戰開始，歐洲就在進行"自殺"，這種暴力戰爭的"雪崩"，根據謹慎的估計，共埋葬了7000萬至8000萬條人命，並且把歐洲這個國際政治和世界經濟的中心也埋在下邊。17然而，歐洲人並不希望繼續"自殺"，二戰後歐洲產生的日益廣泛的歐洲聯合思潮，以及歐盟的建立和逐步擴大，就是歐洲政治家和民眾對歷史反思的結果。實際上，歐洲歷史上也有過長時期的和平，只要領導者的國家能夠發揮作用，維持秩序就行，維也納和會後的百年和平就是例證。因此，從歷史的角度看，發達國家之間的矛盾並非一定要用戰爭的方式解決。同樣重要的是，目前作為"領導者"的美國，一家的軍費開支就相當於世界其餘16個國家軍費的總和，在這樣的形勢下，是美國不滿意歐洲國家的軍費開支過低，認為歐洲國家免費享受了美國提供的和平紅利，所以要求歐洲國家增加防務開支。結果，歐洲國家被迫組建快速部隊，在維護歐洲安全的前提下，能以新的方式為美國軍事行動出力，自然，誰也不會奢望如此性質的防務組織會真與美國對抗。更重要的是，即便對自己的盟國，美國在軍事技術上也要保證領先其5-10年。在此狀況沒有改變的前提下，發達國家之間不可能出現與美國對抗的軍事集團，也不具有相互發動戰爭的心理基礎和軍事基礎。
發達國家之間爆發戰爭的另一個經濟因素是對原材料市場的爭奪，誰能決定原材料等資源的控制與流通方式，誰就是霸主。從目前的情況看，發達國家依然及其嚴重地依賴於從發展中國家進口主要的工業與其他方面的原材料。下面的一個統計表格顯示了這一特點。
發達國家在重要資源上依賴進口的統計表：（進口所佔的消費比例）18
這樣狀況表明，發達國家依然嚴重地依賴世界其餘地區提供的資源。不過，儘管跨國公司與其他一些國際的經濟組織試圖壟斷或控制某一領域的貿易，但由此引起的爭吵並不是致命的，而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矛盾，尤其是關於石油等戰略資源的紛爭，卻對世界貿易，尤其是發達國家貿易、生產等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因此，保證最基本的原材料供應以穩定的或者至少是可以接受的價格方式提供，成為西方發達國家優先考慮的問題。實際上，欠發達國家在世界貿易的出口不到20%，但其出口的原材料卻佔世界份額的40%以上。一些非歐佩克國家的出口貿易中也有一些製成品，但初級產品的出口貢獻依然占60%以上。更重要的是，生產商和消費者對初級消費品的價格都很敏感，這種所謂的剛性需求使發達國家控制市場的慾望更加強烈。19儘管如此，如果我們把圍繞特定價值的競爭性社會關係的形成過程稱之為"社會博弈"，與此前的資本主義相比，當代資本主義的一個特點是，相互間的經濟競爭代替了以戰爭為主導的國家競爭。而其基礎，在於二戰後的發達國家已經由美國主導建立了一種在穩定的利益基礎上的競爭合作關係。由於冷戰的爆發，為了維護一個確保資本主義自由發展的安全環境，美國在戰後採取了一系列措施：馬歇爾計劃，成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以及關貿總協定等，更重要的是，在美蘇冷戰的形勢下，甚至就是這些"經濟"方面的考慮，在西方政府的政策制定中也降到了次要的位置。20發達國家在二戰後經歷的高速穩定的"黃金"發展階段，證明其在原材料的供應和協調機制方面的運轉是成功的，所以，通過各種類型的組織和談判來制定規則開始成為西方各國普遍接受的方式。同時，由於原材料價格的決定權基本上由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討價還價來決定（儘管發展中國家在多數情況下均處於不利地位），所以，發達國家面臨的問題是協調立場從發展中國家獲取更多的利益（世貿組織內部的談判就顯示了這一特點），相互之間目前不存在只能動用武力來解決的經濟糾紛。
第三，如果軍事上與經濟上都不存在可能爆發戰爭的誘因，那麼，政治上或者是意識形態上的分歧還會有可能導致致命的衝突。然而，二戰以後，為了維護新的國際秩序，美國利用自己的優勢對原來的一些發達國家進行了按照自己意願的"民主"改造。21德國和日本在美國的強制改造下，已經基本上是西方宣稱的"民主國家"，享有大致相同的價值觀和政治體制，其餘的國家也相應完成改制，因此，這方面的隱患已經消除。正如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所說，現在是美國實力空前強大的時候，美國及其盟國既富饒強盛，又有一致的利害關係和價值觀，一定會抵制想推翻它們所賴以致富和發展的國際秩序的任何企圖。所以，美國準備"制止未來在軍事上的競爭"。22由於類似的論述很多，這裡就不再贅述。
二，全球化的經濟發展趨勢
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的第二個特點是，資本主義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的相互聯繫更為緊密，即所謂的全球化特點，23但控制與反控制的方式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總的來看，這些變化有這樣一些特點：第一，發達國家之間開始了經濟方面的協調；第二，發達國家自身的生產結構發生了變化，第三，跨國公司影響日益擴大，第四，國際合作成為一個必不可少的發展要素。
一些西方學者認為，二戰後的秩序總的來說建立在一個較為穩定的國際體繫上，這種體系允許在獨立的民族國家存在有重大區別的經濟組織。這顯示發達國家的經濟協調能力更加成熟，儘管各個民族國家都有很大的自主選擇權，但也都不得不在很多時候屈從於相互依靠的國際經濟體系。有兩種趨勢形成了這種壓力：國際化對很多國家的經濟安排造成巨大的壓力，通過在相互依賴的市場上更多的競爭，或者通過建立超國家的遊戲規則。這兩種壓力迫使民族國家參加一些讓他們失去某些自治權利的組織，如WTO和歐盟等。24
因此，改變戰後資本主義特性的主要因素在於兩個方面：其一是全球化的進程，其二是不斷推進的技術進步與組織革命，而這兩者又是相互關聯的。按本傑明·科裡特（Benjamin Coriat） 的看法，國際化與全球化是有區別的，國際化實際上是指以美國跨國公司為代表的生產方式超越了民族國家的疆界擴張，全球化則意味著在世界不同的地點有不同的創新合作方式。國際化在對各國的生產者產生更大壓力的形勢下，對各國政府機構的結構與重組有重大的影響；但這種變化是確定的，日本與西歐的變化證明了這一點：這些政府的變化是能夠跟上潮流的。而全球化則不同，它增加了不確定性，因為競爭對手的壓力來自世界各地，價格、質量、生產的速度以及種類等，都會產生跨國性的影響。25也就是說，全球化至少在民族國家的層面上是建立在一個更加開放的世界市場上的，其結果必然是加劇了競爭，也具有更多的不確定性。事實上，美國在戰後順利地在除開蘇聯陣營的地區擴張，美國銀行的國外分行在1950年為95個，而在1975年時已經達到732個。261961年9月，美國領頭建立了著名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0ECD），包括了所有西方主要的工業國家。而原來的七國集團（現由於俄羅斯的加入而成為八國集團），也是美國在其中起決定性的作用。所以，與軍事方面類似，美國在經濟領域全球化的作用也至關重要。
美國認為，"培植一個美國制度能存在並發展的世界環境"是冷戰的一個重要任務，而發展經濟的互相依賴是美國安全利益的關鍵。所謂經濟的互相依賴就是說，基於自由貿易與投資使各國的經濟利益從商業和金融上互相連接起來，以構成國際經濟。美國的這一戰略，並不是像斯大林所說的那樣，只是為了奪取海外市場和原料基地。美國的目的除滿足自己的擴張需要外還試圖建立一種自由主義的國際經濟秩序，以自由貿易為基礎實現經濟開放，從而增加美國的安全度。這就是佈雷頓森林體系的目的所在。27
更重要的是，為了維持以美國為中心的西方國際經濟體系，美國和其主要的盟友之間保持了一種較為"大度"的關係。美國與盟國的經濟往來，通常都是美國進口盟國的商品超過出口盟國的商品。其中與日本的貿易更為明顯。根據1977年的統計，按其出口貨物的價值計算，美國出口日本的貨物為8.8%，而日本則為24.7%，歐共體對日本的出口為0.9%，而日本對歐共體的出口則為10.8%。28
二戰結束後，西方一些學者就對西方陣營的經濟關係作過一些分析，他們認為大致可能出現三種情況：第一是不斷增加的經濟矛盾會使西方國家相互再次以兵戎相見，爆發類似於二戰那樣的戰爭；第二種則為超帝國主義，所有的帝國主義國家能夠結成一個聯盟，共同管理維護他們自身利益的體系和制度；第三種是美國一家獨大，能夠維持它在西方的領導者地位，並抵禦社會主義陣營的挑戰。29從冷戰後的歷史看，美國成功地主導了發達國家的整合。目前發達國家實際選擇的是一條界於第二種和第三種狀態之間的道路。其中，一個主要現象是西歐在新形勢下開始了自身的整合和一種全新的"跨國發展"。過去發達國家最集中，矛盾也最激烈的歐洲能相互協調好彼此的關係，是當代資本主義的一個重要特點。
以歐洲，主要是西歐為中心的發展是集中體現了現代資本主義協調發展的能力。作為兩次世界大戰的策源地，歐洲在二戰後出現的這種狀況是戰前任何人都無法設想的，正因如此，英國才為遲遲不加入這一一體化進程付出了沉重代價。不過，從長遠的角度分析，歐洲的合作仍然有其歷史淵源。其中，第一個因素就是技術的擴散。近代世界的發展本身就是一種技術的擴散過程。而歐洲國家內部之間擴散的密切程度從很早就超過了其餘的地區。早在200多年前，歐洲工業革命就產生了技術方面合流趨勢。在西歐，西方的思想，大眾趣味，以及技術本身都受到鐵路，電報，以及電話的廣泛影響。實際上，"西方"作為一個文化共同體的含義早已出現，只不過被種種"自殺"行為打斷，在以前的擴散中，真正對一種融合和認同感產生影響的技術擴散並不具有二戰後的規模和影響，這是因為這些國家的大眾教育程度還不如二戰後完善和普及。儘管如此，哥白尼和伽利略等人的思想很難說僅僅是哪一個民族國家的思想，而更應該屬於歐洲的共同財產。同樣，現代資本主義或者說現代經濟基本上是以歐洲為中心的發展，以及這種模式向新大陸的擴張。這種擴張的速度（包括在歐洲內部的速度），與經濟發展和交通的便利成正比。帕克（William N .Parker）從技術的角度對歐洲的聯繫與技術進步的關係做了一個比較，認為在1750年前，人們的交通費用昂貴，遠距離交往幾乎為零，1750-1900，技術進步使交通費用下降，開始了十分有限的遠距離交往，1900-1950，交通費用進一步下降，人們遠距離交往密切，1960年後，農業已經很少使用土地，人們的交往更加密切，範圍更大，由此產生了各種潛在的變化。30工業化時代繼續發展，但是它只是在服務工業化領域(部分地也是在可儲存性方面)得到了繼續發展。例如，語言方面的工業化--通過印刷、電纜、空中電波和航天通信--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產業之一。曾經認為是獨立經濟部門的農業和園藝也有很大一部分獲得了服務-產業的綜合特徵。從技術、規模和有效銷售方面來說，荷蘭的花卉業已經成為這種綜合產業的典範。荷蘭絕大多數玫瑰、菊花和康乃馨在摘下來數小時之內就遠銷世界各地。
所以，從現代經濟的發展歷史中，人們不難發現，現代的科學觀念以及其所產生的影響，改變了人們認識自然和世界的方式，這種對自然的認識統治著西方文化的思維結構，也影響著西方的技術發展框架。而在這種觀念產生的中心地區，主要是西歐，人們在與世界其餘地區的認同過程中，其趨同的成分顯然要大於任何一個地區。再加上戰後的馬歇爾計劃，使歐洲在一定程度上更有利於協調自身內部的分歧，加強了區域內的合作與發展。其結果是，發達國家形成了北美，西歐與日本三大集團。而美國成為這三個集團中無可爭議的領袖，任何一個其他的集團目前都還不具備挑戰美國經濟主導和協調的能力。
跨國公司的發展是全球化的另一個趨勢。在一戰以前，跨國公司就開始形成，但兩次大戰延緩了這種進程。二戰後跨國公司才開始了新一輪的擴張。這種擴張有以下一些特點：1，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總額及比重增長，1945年直接投資額占對外投資總額的39。2%，1978年已經達到61。6%。2，投資來源國發生變化，由以前的英國轉變為美國第一，英國第二，德國第三，日本第四的格局。3，投資領域發生轉移，美國將很多新興工業部門以投資方式轉移到急需這類發展的西歐各國，第四，發達國家相互投資增加。31可以這樣認為，跨國公司在二戰後成為了經濟全球化發展的主要組織形式。
西方學者的研究結果表明，二戰後跨國公司的迅猛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自身內部的變化促成的。第一個因素是其社會生產體系的變化，對於多數工業化國家，戰後的社會生產體系一般由大規模的群眾生產相對標準的產品以及包括工業關係，支付制度，工作培訓，公司的管理風格等明顯的結構構成。這種變化利於大公司將自己的體制向其餘地區推廣，並反過來將其餘地區生產的標準化產品向全球推銷。在這種意義上，全球化運動就是一個為產品尋求最具效率的產地的過程。
第二，正因如此，發達國家在此基礎上以不同風格構建了自己的社會體系。例如德國，它以嚴格的規範化的學徒制度以及工業合作關係來建立自己的生產體系，它的特點是建立在多樣性和質量上，而不是簡單依靠標準化和降低價格。
第三，競爭的形式，消費者的需求在微觀經濟層面上產生了一些更加不確定的後果，新技術也使大規模的標準化生產受到了明顯的制約。因此，其經濟成功基本特徵是一樣的：不同的具有彈性的專業化或者是多樣性的高質量生產。32
由於這些因素，先進國家未來的社會生產體系的輪廓還不清晰。也許它還需要幾十年才能完全定型。而新的體系的出現，應該包括工業關係，培訓制度，政府干預，金融業務的相互轉移，以及一個更加完善的國際環境。同樣，對於未來的生產是否依然還是建立在大規模的群眾生產模式上，學者們的看法並不統一，赫斯特（Paul Hirst）,蔡特林（Jonathan Zeitlin）等認為，大規模的群眾性生產將會逐漸衰退，但科裡特（Benjamin Coriat）則認為，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生產依然還是會保持大規模群眾生產的模式，另一部分會更有彈性。33從目前發達國家市場上反饋的信息看，人們的日常基本生活用品的大規模、標準化生產的格局依然沒有改變（與銷售形式和包裝的小批次多樣化並不矛盾），因此，後一種觀點依舊有很強的生命力。
同時，由於國際競爭和工業方面能力過剩，傳統工業國的某些經濟部門利潤肯定會逐步下降，造船業已經如此，鋼鐵工業的一部分也是如此，近來汽車製造也出現了這樣的跡象。德國的勞動力成本一向很高，但這是建立在其高度的技術和高效的生產水平上的，由於德國馬克對美元的比價過高，妨礙了出口貿易，這種狀況也迫使德國公司將很大一部分工業投資轉移到國外。這種轉移，使近年來（1995）德國每年都增加了10萬左右的失業人口。34其他發達國家大體上也是如此，但這些國家的跨國公司本身卻在不斷贏利的過程中向全球發展，而其本國政府基本上無法阻止其在世界其餘地區的投資行為。
因此，世界級的大公司開始變得越來越強大，不僅侵蝕著民族國家政權的權威，而且不管其本國公民的福利而自行決定其未來的發展。下面的統計表明了世界的前十位大公司在世界市場中的地位：
十大公司一些重要產品在世界市場所佔的份額表：（1997）35
換言之，跨國公司儘管不可能挑戰民族國家的政府，但它們毫無疑問地掌握著世界經濟的命脈，由於大型跨國公司基本上是發達國家的"專利"，所以，跨國公司的相互滲透也使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關係更為複雜和微妙。目前興起的跨國公司的併購潮流，大多為發達國家的強強聯手，主要為英美的大公司。這一趨勢多少表明，發達國家在對付發展中國家時更容易結成聯盟。當然，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國際合作也是一種巨大的潮流。歷史的經驗表明，沒有秩序的競爭對雙方的經濟都會造成傷害，貿易戰爭也是一樣。不受制約的競爭，比如在捕鯨等類型的人類生產活動中，只能加速這些資源的枯竭，對人類社會並無好處。36不過，另一種變化也在發生，由於經濟的相互聯繫，原有的資源出口國的發言權越來越小。甚至在曾經是懸在西方頭上一把劍的石油工業方面，現在其供應也變得十分穩定，正如一位金融人士所說，現在的問題是不在於有沒有足夠的石油供應，而是在金融上和經濟上需要多少價錢去購買才合算的問題。37因此，通過國際組織進行合作，尤其是強勢發達國家以經濟和其他方面的資源為後盾，解決某些經濟發展中的矛盾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尤其是關於安全的概念已經在發達國家中擴展到遏制非軍事和非國家的威脅方面，貧窮、環境惡化、危機、戰爭、毒品交易、以及移民等都開始成為安全的內容。所以，對西方發達國家而言，全球化意味著西方在更廣泛的意義上與第三世界的環境危機聯繫在一起，包括其戰略性的對穩定、市場、資源乃至休閒的需要。38反過來，全球化對第三世界國家而言，也意味著他們第一次可能戲劇性地擺脫營養不良，疾病與愚昧等為標誌的不發達狀態。39這種客觀的形勢決定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具有在種種矛盾和衝突中仍然享有的合作基礎。
這種意義的全球化也影響著發達國家與其餘國家的國內政治變化，隨著市場經濟在世界各國的發育成熟，人們逐漸承認制定市場經濟管理規則的重要性。如在美國，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的全國政府履行了監督職能：進行監管和管制，平衡利益，平息危機和限制經濟結構巨變產生的負面結果。比如，1863年美國政府就建立了第一個金融銀行業的監管機構-貨幣監理署（Office of the Comptroller of Currency）-因為這對建立強大的國民銀行很重要，同時也要求進行強有力的管制。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在目前的全球化進程中，世界擁有的是一種沒有全球政府的全球治理體系。如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其他提供全球治理特別體系的組織等國際機構，離全球政府差了十萬八千里，並且缺乏民主責任性。雖然有全球治理體系總比沒有要好，但該體系不是為了大眾利益或保證公平的結果而建立起來的。這不禁讓人提出了更廣闊的價值觀是否被忽視的問題；它甚至沒能促進經濟增長。40當然，相反的看法依然有說服力：根據專家統計，各種國際經濟合作組織，如世界銀行等對世界農業的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不僅對發展中國家，而且對發達國家的農業也有著重要影響。因為農業生產的幾百萬小農場主的投資行為，基本上由該組織投資取向的優先順序來決定。41同樣，各種全球性的經濟與發展組織，儘管它們對各個民族國家政府並沒有強力的約束作用，但毫無疑問，這些組織的決議對民主國家的集體行為決不會沒有重大影響。42
總之，這種學術界普遍關注的全球化問題使發達國家之間的聯繫更加複雜化，同樣也影響著與發展中國家的關係，這種不平等、不對稱然而又不可能割離的關係將會在未來主導著世界經濟的發展，如何把握這種關係的實質，因勢利導改變自己國家在這一發展過程中的位置，是每一個國家都必須關心的問題。
三，移民潮衝擊發達國家
二戰後的第三個特點是世界範圍內的人口遷移出現了全面的變化。以前的人口流動，主要是發達國家向世界其餘地區的流動，尤其是向新大陸和澳大利亞等地區。而在二戰以後發達國家自身人口出生率的下降，與同時具有的較高薪酬的誘惑，使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向發達國家流動成為一種不可避免的趨勢。根據一些學者80年代的統計，發展中國家20-40年齡組的人口增加比發達國家同齡組大致快10倍。43據英國統計，僅在1971-1981年間，格拉斯哥的人口下降了22%，曼徹斯特下降17%，利物浦下降16%，而大倫敦下降了10%以上。1990年以後，這種下降趨勢更加明顯。44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出生率下降所至，在1970年以後人口出生率開始戲劇性地下降。自上個世紀60-90年代期間，英國的老年人口（男性65歲，女性60歲）一直保持在1000萬左右。45與此對應，1958年，東南亞的人口出生率為2 .81%，1965-70年間，中美洲的人口出生率更高達3.36%46。這一方面意味著，發展中國家有著豐富的人口資源，而發達國家的人口下降和老化又迫使其接受部分移民。儘管移民是一個自古以來就存在的現象，並且近代以來西方對新世界的大規模移民從來就沒有停止，但在20世紀60年代以來，移民的主流已經從白人轉變為了有色人種（歷史上非洲黑人被作為奴隸販運的"人口流動"除外）。這就使得發達國家在面臨新的移民潮時，解決新移民對所在國的文化認同工作變得前所未有的迫切和重要。
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分析，移民本質上具有兩種不同的性質。第一種是受到教育的高等級技術人才，這種遷移被視為"人才流失"，因為不僅其母國缺乏這種資源，而且其培養過程花費了大量國家補貼的錢財。第二種是非熟練勞動力的遷移，則能給勞動力遷出國帶來利益。47
這種人口遷移的大變化，是本世紀資本主義發展產生的某種外溢效應。在發達的民主社會中，整個工人階級日益有效的組織長期從事階級鬥爭，其形式是極力擴大社會生產和社會設施的範圍，極力限制經過市場進行的資本主義生產和資源分配的範圍。在這種民主的階級鬥爭中，不同階級的命運變換不定。例如，在英國，1979年以來的主要意圖就是重建市場優勢，但是，一般的趨勢還是傾向於有更多的商品和勞務進行集體分配，在許多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中，國內總產品(GDP)的50%左右現在是用這種方式進行分配的。48戰後這些發展本身通過各種經濟計劃形式，主要是充分就業和福利制度，使普通工人的收入有了大幅增長。
在美國和歐洲大約有2500萬工人目前平均每天的工資收入為85美元，這一方面是因為經濟增長，另一方面主要是受惠於1945年以後西方為避免社會緊張所制定的社會政策。但他們的這種生活水準卻日益受到來自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工人的挑戰。他們完全能夠生產這些發達國家工人生產的產品，而其價格卻更為低廉。其結果是使這些國家的相應工業向這些新興的工業國家轉移。最大的挑戰，正如哈佛商學院的研究所指出的，是"轉移到市場導向生產的南非、印尼、中國的部分地區以及其餘的東南亞國家，將使12億第三世界工人在一代人的時間內加入到世界的生產和勞動市場，而他們目前的每日工資尚不足3美元。"49由於這些工人的低工資產品在世界市場的流動，必然會最終影響發達國家相關工人的收入，據哈佛的研究報告，富裕國家在未來的20-30年的期間，其工資有可能會下降一半。50同樣，由於發展中國家工人的工資不足富裕國家三十分之一，怎麼可能想像他們會自我克制，不去追逐更高的待遇？如果這種局勢的發展失控，不僅會對國際貿易產生影響，也會激化發達國家內部各階層的矛盾。然而，發達國家勞動階級的高福利不可能發生戲劇性的逆轉，它還將繼續成為吸引發展中國家人口流動的強大磁場，並使人口遷移發生根本性的改變。
與此相反，戰後發達國家出現的一個新動向是，本土勞動力的增長率逐步下降，由於農業部門規模的縮小，也不可能再提供給工業以大量的勞動力。然而，從國外引進勞工卻可以給這些國家提供增長的動力。按羅斯（Arnold Rose） 的統計，戰後歐洲各國的移民數都在逐年上升，其中以德國引入的外籍勞動數量最大，在1970-72年間，引入的勞動人數就達44.57萬人。51同樣，這些移民在歐洲各國的人口增長中也佔了很重要的地位（見下表）。
淨移民在二戰後西歐各國人口增長中所佔的百分比表：
資料來源：聯合國每月統計公報。52
應該注意的是，這些移民在勞動力市場上所佔的比例還要大。戰後初期移民絕大多數是來找工作的男性青壯年人，他們大多來自農業落後地區，缺乏技術，沒有家小負擔。當然，隨著以後技術工人的引進，收入略高，他們的家小也開始進入經合國家，並逐漸成為移民中的一個重要因素。
近年來，非法移民逐漸成為發達國家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2002年6月20-23日歐盟在西班牙舉行的首腦會決定關註解決非法移民問題後，丹麥、西班牙、意大利和英國都在起草法案，對尋求庇護者實施更多的限制。德國的6個洲甚至要求聯邦法院制止議會通過一項準備吸納更多技術移民以解決德國缺乏技術工人問題的議案。按照學術界通常的看法，吸收技術移民對移民輸出國是不利的。53歐盟委員會說，它現在預期歐盟各國今年底以前會落實把非法移民遣返的標準政策，而一支共同的歐盟邊境警察部隊將於2006年部署。非法移民浪潮衝擊著歐盟各國的就業市場，結果2002年的法國勒龐和荷蘭的富圖恩都成功地利用了移民問題而獲取了選舉的好處。儘管在歐盟各國的限制下，到歐洲來尋求庇護的非法移民已經從1991年的897330人下降為2001年的384530人。54
2002年12月8日，當英國內政大臣宣佈將有1200名阿富汗和伊拉克難民倍允許進入英國並獲得工作簽證，以此作為對法國關閉加來難民中心的回應時，英國民眾投票中有2/3的人反對接受更多移民。他們認為，劇增的移民人口只會招致災難，由於移民的廉價勞動力，大部分工作會被他們搶走，不僅會導致犯罪增多，而且會改變英國社會的結構，使各個社區的關係緊張起來。55
北歐國家的高工資、高稅收、高福利的政策，儘管一直得到各政黨和民眾的廣泛認可和支持，並且還有很多人願意為這種社會保障模式支付更多的稅賦，但在全球化的衝擊下，也開始出現危機。人員流動，難民和移民增多是北歐模式建立之初沒有預料到的。原有福利主要針對依法納稅的本地人，而越來越多的外來移民也要分享這種高福利，顯然會引起排外的情緒。更重要的是，外來移民中的非法移民往往占極高的比例。1980年在美國的200-400萬非法移民中，有一半來自墨西哥。甚至在香港和意大利，1979年也有超過50萬的非法勞工。56而導致非法移民的主要動力，在於移民輸出國勞動力的平均收入遠遠低於移民的接受國，一般為其原來收入的5倍左右。
移民的數量取決於移入國的政策。而移入國的政策是隨著經濟狀況的變化而變化的，同時也取決於在移民過程中中獲利一方（僱主與消費者）與受損一方（本地工人）。一般說來，移民替代本地工人，將使他們的工資降低，增加他們的失業率；另一方面，由於生產需要更多的勞動力而本國的人口出生率又不能滿足勞動供給的需求，所以，移民勞動力的補充是必然的。移民問題在一個同質的社會中往往會較為嚴重，尤其是移民增加成為了人口中的一個相當比例，吸引了公眾的注意力，消耗了較多的公共資源時。57同時，由於要完全將移民融入所在國的主流文化中，需要很長的時間，所以，外來移民的"懸浮"存在，成為一個限制移民的重要因素，而且遠遠超過了經濟的因素。
即便在被成為"移民天堂"的美國，根深蒂固的種族偏見依然存在。不僅在南部各州至今仍有人篤信"白人至上"，而且共和黨參院領袖洛特也在公開場合讚賞種族隔離制度。而在求職時，白人比即使是名字"聽起來像黑人"的求職者，應聘機會也多出一半。同樣，在管理、財會、技術、行政等多方面，情況也是如此。58令人關注的是，在美國，種族歧視是非法的。另一個十分重要的指標是，在由昂格魯·撒克遜白人移民為主構成的這個社會中，其家庭平均收入的位次卻不是最高的。按美國官方的統計資料，以普通美國家庭的平均收入指數為100計算，猶太人最高為172，日本人為132，華人為112，而昂格魯·撒克遜人只為107。59這種收入的差異，對傳統的美國白人至上觀念也是一種極大的挑戰。美國的移民限額制是建立在昂格魯·撒克遜種族優越論的基礎上的，其理論是認為其他民族的移民不如英裔美國人優越，但這種收入的差距引起的心理震動肯定遠遠超越了純經濟的領域。亨廷頓提出有關文明衝突的論點，其一個很大的背景就是對這種世界人種構成變化的潛在憂慮。60
作為昂格魯·撒克遜人為主體的英國，在1950年時有色人種不超過2萬人，但80年代中期以來，有色人種的人口比例已經佔到英國人口比例的4.4%。61所以最近發生了針對外來移民、外國勞工以及避難者的激烈排外與族裔暴力事件。這種現象既有民間的也有官方的。在民間，過去幾年裡德國、法國、波蘭、匈牙利以及其他一些國家也發生了激烈的民眾排猶現象，與此同時在德國、意大利、法國和捷克共和國還發生了排斥土耳其人、阿爾巴尼亞人、吉普賽人以及其他移民或外來勞工的事件，各種新法西斯主義或新納粹組織打著愛國主義的旗號，聲稱要捍衛民族主義文化遺產以及標準的民族認同的純潔性，保護原住民的就業機會，它們給這些事件火上加油。在官方層面上，歐洲各國政府對排斥避難者和外來移民的國家政策以及泛歐政策進行了協調，使之一致，入境的規定更加嚴格，然而正是此時"統一歐洲法案"(Single Eruopean Act)與馬斯特裡赫特條約把歐盟的歐洲本地人口統一起來，允許他們在聯盟版圖內自由出入。這也有力地證明了存在統一與分裂這種矛盾現象，說明了對最近復興的族裔民族主義與現代化思想協調的難度，而這種現代化是一種痛苦的變遷過程，它在成功進入民主的大眾富裕王國時將獲得民族和諧、社會和平。62但在未能達成完全的現代性，未能與原有的文明主體整合之前，衝突與躁動是必然的。
目前，這種從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的移民潮流正方興未艾，而且，無論發達國家採取什麼措施，這股移民潮流都是不可阻擋的。從發達國家目前所採取的措施看，其政治家基本上都不會也不能採取完全拒絕移民的政策，而是力圖將這種移民潮流按照自己的意願納入軌道：即盡可能只讓技術移民進入自己國土，嚴格控制非技術移民。然而，由於發達國家的人口下降趨勢的不可逆轉，尤其是其白人人口的出生率下降，使得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向其流動成為不可阻擋的潮流。如果這種趨勢持續發展下去，那麼，當今以白人為主體的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將會在人種學的角度上發生改變，換言之，經典的"白人資本主義"將會轉化為"混血資本主義"，而這種改變是否會對當代資本主義的性質和其運作方式產生相應的影響，目前還是一個無法預測的變數。
註釋：
1 William N .Parker, Europe, America, and the Wider World, Vol 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p1
2 參見 沃勒斯坦《歷史資本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頁。
3 參見Mark kesselman, Joel Krieger, European Politics in Transition, D.C. Hearth and Company, USA,1987,pp2-3.米歇爾·博德則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重新建設和隨之而來的繁榮時期、非殖民化、資本國際化以及第三世界的工業化，這一切都以世界規模檢驗著由資本主義帶來的新衝擊，並產生了資產和資源調撥的新手段。[法]米歇爾·博德《資本主義史 1500-1980》東方出版社1986年版 , 第245頁。而Samuel Bowles與Richard Edwards 則從地理分佈的範圍指出，二戰以後"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經濟體系才覆蓋了世界的大部分地區。見Samuel Bowles，Richard Edwards，Understanding Capitalism, Harper and Row, Publishers, New York,1985.pp1-3.
4 陳曉律《英國福利制度的由來與發展》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頁。
5 轉引自 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14頁。
6G. John Ikenberry: After Victor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by Princeton，p1
7 ibid, p 4.
8 Steohen E. Ambrose, Rise to Globalism, penguin books, new York, 1988,ppxii-xiii.
9 George Modelski,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Seattle and London,1987,p112.
10 Steohen E. Ambrose, Rise to Globalism,, pp54-55.
11 Nicholas Henderson, the Birth of NATO, Colorado, 1983, p6.
12 戴高樂時期法國之所以退出北約，就是不能忍受美國的控制。但這只是一個插曲，並不表示西方陣營由此分裂。在兩大陣營的危機時期，法國的核力量依舊很自然地被納入西方陣營。見Steohen E. Ambrose, Rise to Globalism,p234.
13 Timothy Garton Ash, In the Europe's Name, Vintage, London, 1994, p7.
14周琪 王國明主編《戰後西歐四大國外交》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2年275頁。
15 Robert J. Jackson, ed., Europe in Transition, Praeger Publishers, USA，1992, p137.
16 Philip H. Gordon, France, Germany and the Western Alliance, Westview Press, USA, 1995, p33.
17貝格哈恩 《自殺的歐洲》 中國城市出版社 1999 年9月第1版 , 第1頁
18 Conucil on Oil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Washington, D.C,. January 1977. from Ruth W. Arad and Uzi B.Arad, Sharing Global Resources,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New York, 1979, p43.
19 Ruth W. Arad and Uzi B.Arad, Sharing Global Resources,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New York, 1979, pp107-8.
20 James E. Dougherty, Robert L. Pfaltzgraff,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USA,1990,P260.
21 G. John Ikenberry: After Victor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by Princeton，p5
22 <美國務院針對中國的戰略部署的秘密報告>，轉引自http://www.military.com.
23 關於全球化的學術論述，第一是"新馬克思學派"，或稱"新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S. Amin, A. Callinicos
和S. Gill，他們認為全球化就是帝國主義化，代表了反動的全球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勝利，其結果必然是不公正、不公平的兩極分化，而國家和政府已經淪為國際壟斷資本的"代理人"。 新自由派：信息共享第二大學派是新自由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Ｋ．Ｏｈｍａｅ和Ｗ．Ｇｒｉｅｄｅｒ。他們認為全球化主要是指全球經濟和市場的一體化，其結果不一定是你死我活的"零和遊戲"，而是世界資源的優化組合，絕大多數國家在全球化過程中都將得到長遠的比較利益。尤其是，他們認為全球化是人類進步的先驅，因為它正在促使全球市場和全球競爭一體化的出現。 第三大學派是"懷疑全球化派"（the skeptical thesis），簡稱"懷疑派"，其代表人物是Ｐ Ｈｉｒｓｔ和Ｇ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與新馬克思和新自由派所認同的"超全球化"觀念不同，"懷疑派"認為甚囂塵上的所謂全球化，根本就是一個"迷"（ｍｙｔｈ）。"轉型學派"：無法預測、超越左右。第四大學派是"轉型學派"（the transformationlist thesis），其代表人物是Ａｎｔｈｏｎｙ Ｇｉｄｄｅｒｎｓ， Ｊ．Ａ．Ｓｃｈｏｌｔｅ和Ｍ．Ｃａｓｔｅｌｌｓ。他們共同認為，身處新世紀的世界，全球化是推動社會、政治和經濟轉型的主要動力，並正在重組現代社會和世界秩序。參見 趙輝"全球化研究動態述評"轉引自 "思想的境界"網站。
24 Edited by J. Rogers Hollingsworth and Robert Boyer,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4-5.
25 Edited by J. Rogers Hollingsworth and Robert Boyer,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242.
26 [法]米歇爾·博德 , 《資本主義史 1500-1980》東方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 , 第264頁。
27伊凡·亞歷山大《真正的資本主義》新華出版社 2000年1月第1版 , 第18頁。
28 UNCTA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Development Statistics,1979, new York :united nations1979,pp86-92.from R.J.Barry Jones,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the World Economy, Humanities Press, great Britain,1986, p161.
29 R.J.Barry Jones,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the World Economy, Humanities Press, great Britain,1986, p95。
30 William N .Parker, Europe, America, and the Wider World, Vol 1，p149。
31 楊宇光《經濟全球化中的跨國公司》上海遠東出版社1999年版，第4-6頁。
32 Edited by J. Rogers Hollingsworth and Robert Boyer,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192-93.
33 Edited by J. Rogers Hollingsworth and Robert Boyer,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193.
34 Ibid,p291.
35 Keynes, John Maynard，"The global economy." New Internationalist, Jan/Feb2000 Issue 320, p24
36 Oran R. You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 and London, 1989, p3.
37 Michel Albert, Capitalism VS. capitalism, Four Wall Eight windows, New York, 1993,p3.
38 Cyril Obi，"AFRICA --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Mar2000, Vol. 27 Issue 83, p47, 16p.
39 Mandle, Jay，"The good side of going global"，Commonweal, 07/18/97,Vol. 124 Issue 13, p11, 3p.
40 Globalism's Discontents"，刊載於美國《美國展望》雜誌2002年1月1日--1月14日第13卷第1期。
上網日期 2002年10月08日; www.cc.org.cn. All rights reserved.
41 Ben Fine, Costas lapavitsas and Jonathan Pincus, ed, Development Polic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Routledge, London, 2001, pp190-1.
42 Oran R. You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Ithaca and London, 1989, p80.
43田方，陳一筠主編《國外人口遷移》知識出版社1986年版，第1頁。
44 Michael Anderson, British population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364.
45 Pat Thane Old Age in English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78.
46 Carlo M. Cipolla,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world Population, penguin books, Great Britain, 1978,p107.
47 吉利斯，波金斯，羅墨，斯諾德格拉斯著《發展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224頁。
48托姆·博托莫爾 《現代資本主義理論--對馬克思 韋伯、熊彼特、哈耶克的比較研究》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 1989年3月第1版 , 第60頁。
49 Kennedy, Paul，"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Fall96, Vol. 13 Issue 4, p31。
50 Ibid, p31.
51 John Cornmall, Modern Capitalism, its Growth and Transformation, St.Martin's press, New York,1977,p865.
52 John Cornmall, Modern Capitalism, its Growth and Transformation, St.Martin's press, New York,1977,p86.
53 因為技術移民在輸出國接受的教育等培訓費用與母國接受的匯款收入之間不能抵消，同時，由於其母國落後的狀況使這些人員更不容易返回母國而為其服務。見Dominick Salvatore, ed, World Population trends and their impac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greenwood press, new York, 1988,pp120-122。
54 法新社記者馬克·布爾列赫"歐盟要建歐羅巴堡壘"轉引自《大公報》2002-11-20，B1版。
55 英國衛報2002-12-8，轉引自《南方週末》2002-12-12，A12。
56 Dominick Salvatore, ed, World Population trends and their impac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greenwood press, new York, 1988,pp110-111.
57 Dominick Salvatore, ed, World Population trends and their impac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greenwood press, new York, 1988,pp112
58 張少威"根深蒂固的種族偏見"，轉引自《大公報》2002-12-17，A2。
59 Thomas Sowell, Ethnic America, basic books, New York, 1981, p5.
60 參見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第五章"經濟、人口和挑戰者文明"， 新華出版社1998年版。
61 Michael Anderson, British population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369.
62 安東尼·D.史密斯：《全球化時代的民族與民族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50-5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