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伯年輕的時候，她是他的女兒、女伴、看護。伯伯愈來愈年邁，他老人家的心情愈來愈孤單、寂寞，也許覺得日子一天天地短少。他很怕失去女兒，怕快樂的時間愈來愈少。所以有些時候他很矛盾，他怕她太遲回去會有危險，而太早回去又捨不得。八點就開始走來走去，坐立不安。快九點了，女兒要走了，可是又不能不讓她走，他怕人家講話，又怕太晚危險。回去後還要再通電話：你到家了、晚安、睡覺；你睡著了嗎？消夜吃了嗎？門鎖了嗎？都互相問。只有三兩句話：我睡了、吃飯了，就掛電話了。他們不會拉拉雜雜地講得很多。他們的生活，沒見面就像見了面一樣。用這個方式過他們的生活。我也常常想，為甚麼不住在同一個屋簷下呢？可是他們就這樣地相處。」（景惠語）

從吳大猷觀點來說，也許這是第一次他可以開放地講他愛某人。可以以真摯的感情去愛。「我常常用百分比來描寫我們之間的感情……我一直告訴爹地，他給我百分之九十五，我只給他百分之五。」（吟之語）旁觀者清的景惠不同意：「你百分之百的生命是奉獻給爹地伯伯的。」「可是等到我的爹地去世以後，我才知道我給了他百分之百。」（吟之語）她對她的愛下了這個定義：「我覺得他對阮冠世很好……可是我覺得他對他的太太阮冠世是一種年輕人追求的愛，我現在對他的是一種不同的愛……他跟他的太太間完全是一種夫妻，男女夫妻的愛，跟我和爹地之間不一樣。老實講，我跟我爹地之間的愛要更profound——寬廣些。不是單純（普通男女間）的愛……有時我們吵架，我說我要走了，可是只走到門口。我爹地管我，我會同他爭吵、生氣……可是我可以說這麼一點：我爹地天性非常善良，所以他對阮冠世這麼地好。今天他收養我，對我很好。如果他收養詹景惠，他也會一樣地對她好。他就是這樣個性的人……這就是他做人的偉大。」（吟之語）

「為了父女摯愛所作的犧牲，我們只能從愛中去瞭解愛。」 ——愛爾蘭作家愛莉絲‧莫朵（Iris Murdoch, 1919-）

吟之認得吳大猷時，時當二十四歲，天生麗質，正是在她青春的花開放的巔峰。哪一位少女不懷春？「其實我內心裡何嘗沒有人性的一面呢？I am a human being，（我也是一位有血有肉的人）但是我不能對爹地說，我這樣很辛苦。如果這樣講，他會覺得很難過。」（吟之語）「當時伯伯要大姐念書，學英文、哲學、彈古典音樂、聽音樂、運動等等。大姐從這些上得到許多精神上的快樂和滿足。但是因為大姐的身分（及把父女關係保密的原因），她交朋友也不太容易。可是大姐覺得也沒有甚麼遺憾，她覺得她從伯伯處這邊得到很大的快樂。也曾經有過追求者。我想說，這麼一位年輕貌美的少女，不可能沒有追求者的。伯伯也知道這位追求者，是國外一間名校畢業的醫生。曾經交往過一陣子，感情已經建立到要談及婚嫁的程度了。他向大姐求婚，大姐去問伯伯的意見。伯伯當時的意思是，要大姐自己去決定，看大姐自己的意願。大姐一想，要是這麼一嫁到美國，伯伯一個人留下來怎麼辦？她放心不下，想了又想，考慮再考慮，因此讓這位男士在美國等了又等。最後這位男士在美國等不下去了，就離開了。大姐說，當時她實在放不下心，如果去了美國，她有她自己的家庭，而且隔了這麼遠，伯伯就會變成一位孤獨的老人。那兒她又有她自己的生活，她不可能全心照顧她的爹地。伯伯在台灣早已有了他自己的事業及工作（也不可能去美國）。她放心不下，也捨不得。以後就習慣了，習慣成自然。在這裡大姐也很快樂，生活上很好，衣食也無憂，不愁沒有人照顧，因為伯伯很照顧她，而且給了她親情上的滿足。她覺得在伯伯這裡，跟他相處得當，因此在她的心中，婚姻就不佔有最重要的地位了。他們二人在精神上有多方面的滿足；伯伯很喜歡大姐在他的身邊作伴，或者聽到她的聲音。看她OK（沒問題），心中就快樂了。後來我也想過，伯伯會老，會比大姐要早一步離開。大姐後面的生命這麼長，她怎樣過？朋友又少，又沒有其他的家人。其他屬於大姐那邊的家人早已疏遠了。這三十餘年，大姐跟伯伯來這邊以後，就會跟她那邊的家人愈來愈疏遠了，也沒有甚麼往來。（我覺得）伯伯有點鴕鳥的心態：他們生活很好呀，去想那麼多幹嘛？如果大姐真的踏入某個婚姻，生活也不見得會比現在的更好。誰曉得？婚姻生活中一定有摩擦、有不快樂、有煩惱、有痛苦，而他們現在多好！生活沒有任何方面的問題，精神上多快樂。他們過的一年要抵人家十年哪！」（景惠語）

愈到晚年 對吟之的依賴愈深

隨著吳大猷年歲的增長，他對吟之的依賴性也愈來愈大，到了晚年的時候，「伯伯對大姐的依賴性到了sick（病態）的地步。有的人會瞭解，可是有許多人不瞭解。最後（到了伯伯病的時候），有一、兩年，足不出戶。有時（大姐）覺得無聊，就跑到後面辦公室跟員工聊天，才五分鐘，伯伯就生氣了。『叭』聲按個鈴，你去了哪裡，這麼久。下樓去拿報紙，也『叭』聲按個鈴，你在哪裡，怎麼會去那麼久。可是只有五分鐘而已。他要大姐一時一刻都不離開他，不能離開他的視線。」（景惠語）而吳大猷不時有訪客來，一來，吟之就不得不「迴避」。有一次記者來訪吳大猷，吟之正好因事出外不在。回到吳大猷住的大廈時，樓下的警衛告訴她有記者來訪，吟之就沒進去，在樓下的一間會客室中等。記者走了以後，警衛忘了告訴吟之，因此她就在那裡乾等。「我覺得他們一直在談話，不好去打擾。結果爹地心裡一想，兩個鐘頭不見吟之，不好了，他就報警，說女兒被綁票了。警察大批人馬來的時候，我還坐在那裡，我爹地從門中走出，叮叮咚咚地走來走去，走個不停。管事的江先生問甚麼事。爹地說不好了，小姐不見了。江先生說：『老師，小姐就在這裡。』我爹地還問我，為甚麼不進來？我說，因為你有客人。」（吟之語）

這種的迴避還不止一次。有一次，有位訪客來，吟之正好在吳大猷的寢室中，只好躲在斗室大的盥洗室中。這位訪客也不知就裡，只看見房中有人影一晃，就不見人影了。這位訪客有事和吳大猷要商談，一談就談了兩小時，吟之就在這斗大的盥洗室中枯等了兩小時之久。吳大猷去世後，我和這位訪客談起這些躲躲避避的事，他才想起有過這麼一回事。可是這還不是最難受的枯等。「我最難受的時候是農曆年的除夕。每一年的除夕都有晚輩的學生請爹地去他們的家去過年。在台北，台灣全民團聚之際，我卻是最孤單的時候。我記得有一年的除夕，爹地去別人家過年了，而我只好在台北冷清清的街上一個人踱了兩小時多的步。當時下的是濛濛細雨，似乎老天爺也對我表示同情。」（吟之語）

唯一給吟之的慰藉是吳大猷的摯愛。把兩人繫在一起的不是「領養」的證書，也不是同生共死的患難，而是雙方一生都在追求而最後才得到的，精神上的摯愛。這種愛無法描述，這種的愛有點像葆之寫的詩句中所提到的：

你微笑我也微笑，你大笑我也大笑，你哭時我也哭。

我對你的愛，使我也能為你感覺，共享你的喜悅，共分你的痛苦。

對你的感覺的意識，要比我對我自己的，還要更敏銳和深刻。

吳大猷寫給吟之的信很多，可是其中最能表達他在不能沒有這個摯愛，和在保密之間，難以兩全的矛盾心態，是下面幾句：

「別人知道了，誰會同情？祇有對我們產生困擾，不會增加我們的寧靜……那更不易處置了。你我礙於環境、法律、人言，一時還是隱瞞的好。」

由於要把他們兩人保密的原因，吟之的生活圈子非常窄。她已經和自己一邊的家人疏遠了，美國那一方面當然不可能會有任何的接觸。而她又不能進入吳大猷的社交圈子中去。她說，她只知道從她在新店的居所到吳大猷的居所這條路，其他的地方幾乎全沒有去過。「景惠你知道，我三十幾年沒有離開過台北，也沒有出過國。他講得好，你出國嘛，反正只去五天。你只去五天，我會放得下心。你想一下，我在這個地方才兩個鐘點不見人影，他就去報警，我出國去遊歷，那怎麼得了？所以我根本不敢出國。」（吟之語）

「吟之是大海中的一片浮木，沒有這片浮木，伯伯就活不下去了。」——吳大猷和吟之的摯友詹景惠語

葆之提起，他在他父親的生活中只佔一小滴，因為他很小就離家。葆之說他到了八○年代，他母親去世以後，才再次回到台灣，主要的原因是去重建他和父親間的關係。從所有表面的跡象看來，他們父子之間的關係似乎很平淡，可是在內心中吳大猷對葆之的感情卻非常濃厚。在所有學生及其他人的面前，吳大猷很少提及他和阮冠世在家中的事。可是按他和吟之之間的對話，吳大猷似乎有難言之隱。

「我是在一九八三年來台灣的時候，才知道有吟之這個人。」在二○○○年的九月，他父親去世幾乎半年後，葆之這麼說。他說時的口氣仍然帶有一點驚訝。大約吳大猷也沒有把詳情告訴葆之，因此一直要葆之去臆測、去搜索。大約一直到了吳大猷去世前後，他才搜索到他的答案。

在一次的閒談中，「他（爹地）後來也後悔，以前沒有跟葆之多花一點時間。」（景惠語）為甚麼呢？景惠和吟之都想知道，可是吳大猷說得很少。吟之問他，可是吞吞吐吐地說出幾句。「不是他，而是葆之不接受他。」（吳大猷語）「……他很難過……一開始他要講的時候，被打了岔，以後就不說……他說沒有人會瞭解跟同情，沒有人會接受，也沒有人會知道內情……」（吟之語）我們只能臆測，為甚麼要等到吳大猷後來臥病的時候，才建立了很深的關係。如果沒有建立了這種有深度的關係，葆之就不會寫出這段極為摯情，表示出對父親有深度體諒及瞭解的文字：

「當我再去追懷往事，再重新看一下在這二十年中我父親的生活如何地轉變，包括他和吟之之間的關係。（在這種的透視下）父親對母親的感情和他對吟之的感情是否一樣（深）的這個問題，特別是在這過去二十年中的感情，似乎都不重要，毫不相干了。即使是像我的父親這樣的一位純潔的教育家，仍舊需要一個錨，一位能把他『這個斷線風箏的線拴在地上的人』，使他能和人類的社會繼續地聯結在一起。」

這段話分明說，吟之就是這麼一個能把「這個斷線風箏的線拴在地上的人」。如果沒有深度的體諒和瞭解，不可能寫出這麼真情的文字。

「愛有七百支翅膀，每一支都能從最高的天穹延伸到最深的地穴中去。」——古波斯神祕派詩人魯米（Rumi, 1207-1273）

到晚年的時候，吳大猷多病。除了糖尿病之外，還有高血壓。「他不愛運動，我們為了健身，逼他走路。他還是出去走路散步。他懶惰，我們兩人逼他散步。」（吟之／景惠語）「我經常覺得，如果我爹地走了，我就完了。其實當時我就怕……他常常生病。有一次去榮總檢查，發現肺上有黑點，說是癌症，因此趕快去美國再檢查。檢查出說不是……那時候我爹地常常血壓高。你（景惠）知道我爹地這個人，聽到血壓高就緊張，我就跟他講，當你高的時候，請你安靜，我們來處理。血壓一到二百以上（正常是一百二十），他臉上表情立刻緊張，馬上跳到二百十。有時他講的話會刺激我，常常怪我。我想他老了，就說，請你不要跟我講這些話，我很受不了。你能不能講些好聽的……有時他的血壓升到二百二十，我只好騙他。有時用些針刺的方法來治療，可是到了二百以上，我就不敢處理了。我偷偷地打電話，第一先找熟的醫生，第二就叫他再double check複查血壓，看看怎樣。他發現（我打電話）後就會很緊張。我自然生氣了，說你這麼一緊張，會更糟了。等個二十分鐘再說，看到底怎樣，不然我們再到醫院去。結果通常一個鐘頭以後（血壓）就會慢慢地降下來。我爹地九十歲以後，身體變化很大，非常多病。有時一看他發燒，怕他腳冷，就給他穿襪子。我就怕他死掉……他每個月都要看病。藥拿回一大堆。我們回來後要配藥，每天他吃不同的藥，要小心，因為有的要四分之一粒、二分之一粒、要切片、要幫他打 insulin（胰島素針），早晚各一次。」（吟之語）

到了九０年代初期，吳大猷常常入院，「每一、兩個月就要入一次院。醫院說你老人家在醫院中要人照顧，如果不請看護，就要有家人來，在床邊上陪。那時他才准許大姐留在醫院的床邊陪。後來覺得多舒服，那覺睡得多安穩，而留女兒在邊上，也沒有甚麼呀，天空一樣藍，世界一點也沒變。從此就不要女兒走了。」（景惠語）「第二天出院回家，我沒有換洗的衣服，我對爹地說，我要回家了。他說，你回甚麼家？就住這裡。從那天起，我就搬一個板子，就睡在板子上……不是有張雙人床嗎？可是我們不能睡在一起，因為一個人一動，另一個人就不能睡。我就拿了茶几，放上板子睡在邊上。後來聯經書局的總經理來訪，看了，很不忍心。他後來就說，送你們兩張床。我們才有兩張分開的床。自從他病的那一天開始，直到現在，我就沒有離開過廣州街。有二、三年了，我就沒有離開這裡一步。後來到大陸去，他那時的身體已衰了，在大陸上也發過一次病，不過好在沒有發生問題。這次終於達到了他的心願，要帶我出國。我三十幾年都沒出過國。」（吟之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