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斷線風箏拴在地上，使其能高揚的吟之，有你的地方就是我的家。」——於一九九八年十二月，最後一次，也是第一次，吳大猷和吟之一起去廣東時，吳大猷說的話。

「一個風箏必須要被一根繩線拴在地上，才能高揚。」——葆之語

邂逅相遇，成為父女

是一九六八年六月吧？也許不是。其實是甚麼時間都不要緊。有人說在火車上首次邂逅認得，有人說不是。其實甚麼地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兩人的確見了面，互相認得了。

這次邂逅後（如果真有這次的邂逅），下一次的見面就在六月十七日，在台灣某大官員家中的聚會。這個聚會中的主要節目是打橋牌。吳大猷一見到了吟之以後，似乎就發生了一種特別的感情。吟之當時是一位二十四歲左右的少女，纖高、天生麗質、氣質可愛。是一位人見人愛的麗色女郎。可是吳大猷被她吸引住的原因大約不會是因為她的天生麗質。按照葆之的說法，吳大猷一生中對一般的女人並沒有特別的興趣。而從所有方面的跡象來看，他一生中和他最親近的只有三位女人，一位是他的母親，一位是他的妻阮冠世，而第三位，也是把他這個「斷線風箏」拴在地上，以至可以繼續高揚二、三十年的就是吟之。吳大猷從來沒有說過為甚麼他被吟之吸引住，而非要她變成他的女兒的原因。只有一個很間接的線索：一位從大陸來的吳家親戚，一看見吟之後，就說：「你真像我的姨婆（吳大猷的母親）呀！」是否吳大猷真的是因為很想念他的母親，而對只見過一次面的吟之發生了愛慕的感情，我們不知道，也無法知道。我們只知道吳大猷對他的母親的不幸去世，一直都感到非常哀慟。而所有的跡象也都指向這一點，吳大猷是位感情極重的人。他去世後在他的房中，可以看見許多留下不值錢的往物，一張紙、舊雜誌等等。

「他一見到我，就要教我打橋牌。景惠，是不是？」旁邊坐著的詹景惠（吟之的密友，她的職業是護士）覺得好笑，加上幾句，說：「大姐（指吟之，下同）還覺得那麼奇怪，要教我打？」可是吟之還是讓吳大猷教她橋牌了。在這場橋牌局以後幾天，吳大猷就告訴吟之他們之間有「緣」。「我爹地（daddy，吟之對吳大猷的稱呼，下同）認識我幾天之後，他就（告訴我他）覺得我是他家裡的人……他覺得就是女兒……第一天他就覺得是。因為有人說我跟他的媽媽長得有點像。」（吟之語）

吟之當然覺得很奇怪，真有這種事——才第一天見面就覺得她是他家裡的人。非但如此，就在同一天——第一天，吳大猷還問吟之要了她生辰八字。之後，吳大猷再次地去算命。還不止看一次的命。「他聽說在香港有一位喝咖啡的太太，說可以從喝咖啡算命，從咖啡杯上可以看到一個人的前途及將來。然後回來以後，我們再去關西去摸骨。這位摸骨先生還寫了一張單子，說她就是你們吳家的人。後來再找一位叫做仇慶雲（的算命大師去算）。我還記得很清楚，三個人算定說，我絕對是吳家的女兒。後來葆之也承認說，我們家裡曾經（說過）要收養一位女兒。……我們的認識也真是個緣分，我爹地也這麼講，為甚麼冥冥之中，整個世界上有那麼多人，為甚麼偏偏就是我？後來有人說，我長得像他的母親。可是我不知道……我們去算命的時候，非常奇怪，算命的還（對他）講，你的晚年一定要靠她……所以我爹地有一封信就講說，『算命的說我可以活到九十幾歲，而我現在才七十』。」（吟之語）

放棄原有的家庭，進入他的生活

可是台灣發布謠傳的本領真是厲害，捕風捉影的技巧高極了。「當時我才認識（他）幾天後，還沒有幾天，很短的一段時間內，就（鬧得）滿城風雨……開始攪得不得了。怎麼困難會這麼重重？把我爹地嚇壞了。」（吟之語）這個恐懼也許是後來為甚麼吳大猷把和吟之的父女關係隱瞞，多年不為人所知的原因。

有許多人不相信他們的情操是純潔的父女關係。「對了，別人都戴了有色眼鏡來看。嗯，真是單純的父女關係嗎？」（景惠語）可是吳大猷要和吟之建立父女關係的心意已定。他找了他的好幾位朋友來幫他的忙，其中有和他在西南聯大時共住在茅屋避難所中的毛子水教授。毛子水是簽字「領養」吟之為女兒的證人中的一個（其中還有一位尚健在）。通過台灣法定的手續後，吳大猷把吟之正式地「領養」為女兒。經過算命的「算筆畫」的數理命學研究後，取了吟之這個名字，以和葆之相配合。

因為上面說過的「滿城風雨」這件事，吳大猷決定把領養這件事保密。這個保密一直到八０年代以後才開始慢慢地曝光出來，起初也只有幾個人知道，後來在吳大猷重病的時候才完全曝光出來。這件事的保密過程中，付出代價最大的是吟之。她犧牲了幾乎所有的社交生活，可能有的家庭生活，把自己的生活限制在一個非常窄小的圈子中。以後要再談到這點。

為甚麼吟之會放棄她的家庭而進入一個陌生的人的生活中，成為這位陌生人的女兒的原因，她一直沒講出來。似乎她的家庭中兄弟姐妹很多，小時候也未真正地得到過生父母的愛（可是後來從吳大猷處她卻得到了非常深摯的父愛）。她的家庭對領養這事並不贊同。最後她的生父（已歿）在領養證件上並未簽字。從種種的跡象看來，阮冠世（吳大猷的妻子）也不知情，因此後來阮家在大陸的親戚對領養這件事很不同情並有意見。至於葆之，是他於八０年代中回到台灣「重建和父親的關係時才知道的」（葆之語）。雖然葆之說不知道他的母親是否耳聞「和女人有關係」這個謠言，可是，即使耳聞了，大約她也暫時會把這事擱在一邊，因為按葆之所說的，他母親的一個長處就是能專注在一件她認為最重要的事上，而把其他的事都撇開。而當時她最擔心的事就是她自己的健康狀況。可是阮冠世不知情領養這件事，卻一直都牽掛在吟之的心上。她甚至於還擔心到她在法律上的合法地位。我想按吳大猷的婚姻關係，也許不向阮冠世說也罷，因為很難解釋。最重要的是有一個當局人滿意的結局，就好了。可以引用英國十七世紀偉大戲劇家莎士比亞的一個戲劇名來作比喻，《結局好，就好》（All's Well That Ends Well，台灣已去世的英文大師梁實秋譯為《皆大歡喜》）。

就在他們祕密地建立了父女關係之後某時，第一次的考驗降臨在吟之的身上。有一天，一群穿了便裝的陌生人來到她的家中。自稱是安全機關的某單位，來檢查。他們翻箱倒櫃大肆檢查一陣，查無所獲後，就離開。到現在也不清楚這些人來自何單位。在七○年代，還有不少不知所屬——意思是政府對人民隱瞞——的單位，一發現有蛛絲馬跡的可疑現象，就可以不經過任何法律的手續，去任何人的家中盡興搜索。如果要抗議的話，輕則把家中的器皿、衣箱衣物亂加破壞，重則失蹤；幸運的過了一陣子才放出，連關在哪裡、被哪個機關抓去的，都無從知道。當然，偶爾也中了一、兩次的獎——在五０年代，有一位邊疆的民意代表娶了一位年輕的女子為妻，後來發現這位女子是大陸中共的間諜。可是在大多數的情形下，都徒勞而無功——也許這些人的業績是看在某一時間內，他們去搜索過多少人家，也很難講。可是這些的非經法律步驟的搜索，往往給當事人帶來嚴重的身心創傷。「把大姐給嚇死了……（原因呢？）伯伯（指吳大猷，下同）是高官吧，因此懷疑大姐的身分是來幹嘛的。哎，一位平凡的小女孩（按：吟之是在台北土生土長的台灣省籍人，因此她是中共派來的間諜的可能可以說是幾乎等於零），（這些人）來幹嘛呢？那時候伯伯身居要職，所以大姐也很害怕。那時他們覺得啊，有這麼多的麻煩，又不能正式地瞭解，瞭解他們的關係是（真正的）父女……有理說不清嘛！在那個封閉保守的社會，他們（吳大猷和吟之）覺得這樣也很好，（如果）暴露在大家的眼前，只是會受到更大的傷害。別人的一句刺耳話，他們的傷口要縫好久（景惠語 ）／這是詹姐一直跟我爹地提到的問題。我爹地跟她講，是不是會使別人更容易地產生更大的困擾呢？別人不瞭解（吟之語）／別人背後冷眼耳語一大堆（景惠語）／我爹地保護我，也不願意我接受這些（困擾）（吟之語）／所以這幾十年來他們二人的日子就這樣地過了（景惠語）。」

吟之並沒有受過高深的教育，可是天生穎悟，有極強的意志和向上心。她知道吳大猷對她的時間的要求很大，因此儘量陪伴他。可是，吳大猷也感到，因為吟之沒有她自己的事業，因此「可能沒有在事業上的成就感。在這一段年輕的時光，日子怎麼過？伯伯要大姐念書，學英文、哲學、彈古典音樂（鋼琴）、聽音樂，還有運動。大姐從這些上得到許多的快樂和滿足。」（景惠語）至於學英文，起初吟之從電台教學的英文開始。可是不久就嫌電台教學的程度不夠，因此自己去自修。她下了決心去讀培根的原文。以從電台學英文的基礎，要去讀培根的原文，這是談何容易的艱難工作。首先，在文字方面，許多句子的構造和現代的不同。就如一位母語非中文的外國人——老外——在學了中國的口語後，要想自修去念懂中國古代人寫的文言文一樣的艱難。第二，培根的寫作牽涉到許多的哲學（他的哲學自成一派，稱為培根哲學），如果要瞭解，還要去瞭解和培根哲學有關的哲學。經過一段苦苦的掙扎後，她達到了她的意願了。吳大猷對於這一點感到非常的欽佩。在一封給吟之的信中，他特別地誇獎她的意志及穎悟。吳大猷去世後，葆之以英文寫了一篇〈記憶父親〉的文章。初稿則是吟之翻譯出的。葆之寫的英文帶有相當深的文學意味，普通英文程度的人還翻譯不出來，由此可見得吟之自修來的英文程度是相當的好。在學英文的時候，她又去學鋼琴、古典音樂。在學琴時，每日要花不少時間去練琴。後來她不時把她彈的鋼琴錄音，給吳大猷聽。有時她練習的時間長達七、八小時。長久之後，她的脊椎骨受傷，醫治多時才好。到現在宿疾還是不時發作。

「伯伯有一天說，他最後最大的快樂及精神上的安慰，他這個女兒佔了很重要、很重要的地位。他有他在學術上的成就的快樂，但是我覺得在親情上或者任何感情方面，這個女兒是他唯一的支持。我自己這樣覺得。可能他有他自己在學術上的成就，或者他有一些同行內，大家共同share（分享）的東西，如物理或學生，或者伯伯在事業上有一些他的另一面，但是在屬於感情的東西這一方面，真的伯伯和大姐之間（的父女情摯）可能是唯一無法被（任何其他事物）取代的。所以外人才無法理解。有時認真地想起來，他一個人在台灣二、三十年，沒有親戚，沒有家人……一位老人家，心情上一定會有不健全的地方。而他能這麼快樂、這麼健全，一定在某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慰藉。我覺得吟之在這點上面扮演了很大的角色……如果沒有吟之的話，他在台灣不可能維持這麼多年，而且不會做出這麼好的事來的。生活的品質也不會有這麼好……」（景惠語）

兩人對彼此 付出百分百的愛

最近五、六年來，這間書房就是吟之來拜訪吳大猷的地方。吳大猷從中央研究院院長一職退休後，不再有公家配車，且年事已高行動較為不便，吟之就利用週末、假日來這裡陪吳大猷。這裡不時有朋友來訪，最頻繁的訪客之一就是詹景惠。「爹地最喜歡景惠，因為她很單純。我們對她不時來用餐都覺得很歡迎。我們兩人從不吃飯的，可是景惠的先生要吃飯、吃肉。所以每次他們要來的時候，一定要先通知我們，就在餐餚中加肉和飯。這不是我們要他們感謝，爹地做事非常considerate，體諒到別人、想到別人。我常常跟景惠兩個人坐著聊天，我爹地非常平靜、滿足地，一個人坐在那裡，（可以坐上）幾個鐘頭，一句話都不講，看著我們。有時會站起來，剪剪貼貼、翻翻抽屜，切水果給我們吃。他告訴景惠，你陪著她（吟之），我很高興。他叫她要常來……可是不允許別的朋友這麼做。他會覺得我的電話講得太久了。」（吟之語）

「我們可以這樣一直講話講話，不理伯伯。伯伯也不問答，也不插嘴，也不聽。他有點重聽。他做他的事。有時我們用台語講，他聽不懂，也不在乎，無所謂。他切水果，做他的事。我問大姐，是否很不禮貌？他說一點也不會。」（景惠語）「他的意思就是要有人陪著他，而我就在他的眼前。」（吟之語）

「伯伯年輕的時候，她是他的女兒、女伴、看護。伯伯愈來愈年邁，他老人家的心情愈來愈孤單、寂寞，也許覺得日子一天天地短少。他很怕失去女兒，怕快樂的時間愈來愈少。所以有些時候他很矛盾，他怕她太遲回去會有危險，而太早回去又捨不得。八點就開始走來走去，坐立不安。快九點了，女兒要走了，可是又不能不讓她走，他怕人家講話，又怕太晚危險。回去後還要再通電話：你到家了、晚安、睡覺；你睡著了嗎？消夜吃了嗎？門鎖了嗎？都互相問。只有三兩句話：我睡了、吃飯了，就掛電話了。他們不會拉拉雜雜地講得很多。他們的生活，沒見面就像見了面一樣。用這個方式過他們的生活。我也常常想，為甚麼不住在同一個屋簷下呢？可是他們就這樣地相處。」（景惠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