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01-10/聯合報/07版/社會】  本報記者林河名 


近幾年，陸續有人主張「通姦除罪化」，但只要通姦罪仍規定於刑法中，就該處罰。不過，認為「通姦該罰」的人在捉姦過程中，往往使用現行法不處罰的「竊聽」行為，並將祕密錄音所得作為「呈堂證據」，視被竊聽者的隱私權如無物，臺北地院認為祕密錄音不得作為證據，恰可一改「實質正義優於程式正義」的謬誤。

依刑事證據法的原則，凡用以認定犯罪事實的證據都必須具有「證據能力」。不過，我國刑事訴訟法只規定非法取得的被告自白不得作為證據，對於以其他不合法方式取得的「證據」，並無關於證據能力的規定，不像英美法系國家有所謂「毒樹毒果理論」。

美國法院常用的「毒樹毒果理論」，是指一切不法行為，猶如一棵有毒的樹，而以不法行為獲得的證據資料，就是毒樹所結的果實。因此，法院對於不法行為所得的證據，不得作為證明被告犯罪之用。

這項「毒樹毒果理論」，一九三九年出現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判決後，各州法院仍舊承認非法取證的證據能力，直到一九六一年之後，各州才加以遵守，並被視為「程式正義優於實質正義」的明證。

我國司法實務上，向來較重「實質正義」，許多法官認為，我國不是英美法系國家，不管依何種方式取得的證據，其證據能力仍應由法院自由判斷。

但是，什麼是「實質正義」？恐怕沒有人能夠說得清楚，這也是法治先進國家較重視程式正義的原因。我國新修正的刑事訴訟法已經朝此方向改進，但仍被批評為不足，法院透過判決強調程式正義的重要，是個可喜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