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個體族群崛起 一個人的人生

一個人一個家,台灣單身戶快速成長; 即使有家,來自全球、兩岸的超經濟競爭、不安的移民風潮、高離婚率、不婚等,也讓台灣人的家處於高度動盪的狀態。 很多CEO,即使有家,也猶如一個人忙碌地生活著……。


台灣的家變形了。 全球化的競爭逼使台灣的CEO全家散居各地。


亞洲光學董事長賴以仁長年居住在深圳東莞的工廠宿舍,他的家人長居澳洲,公司的研發中心在台中。七年前,被公司調派到歐洲的友訊總經理廖志誠,為了讓全家在一起,出國時帶著家人一起就任,去年,他返回台灣接掌新職,一對兒女卻分別在倫敦、雪梨求學,一家人住在三個不同的城市,彼此只能透過電話、電子郵件互通訊息。


全球化、跨國公司的經營型態,讓趨勢科技董事長張明正家庭感情、健康深受其害。「我沒辦法過規律生活,跨國公司、國際公司,聽在我耳朵裡,已經是我的魔咒,」張明正急如連珠砲地說。


趨勢科技總公司在東京、研發基地在加州,初出社會的大兒子選在上海工作,兩個兒子台北和上海分居,一家分居四地。


到處都有家,生活用品要好幾份。張明正常常穿著球鞋飛東京,隔天到新宿總公司上班時才發現鞋櫃沒皮鞋可穿,因為皮鞋全在台北。三十四歲創業的他,到現在已經居無定所十四年了。他告訴自己,不要有空間和時間的概念,世界任何一個地方要找人,他馬上到。


美滿家庭早就崩解了!


跨國的營運模式,讓夫妻、親子被時空隔離,愛家如張明正,只能用有限時間的相處,換取長期空間的隔離,「美滿家庭早就崩解了!」他感慨地說。


邊緣化的危機,逼使台商或台幹在台海兩岸「一邊一家」。四十五歲、丹沙中福貨運代理公司廈門分公司經理周命璟早在五年前就跨海當台幹。太太、小孩在台灣,在廈門他過著看似自由的一個人生活。可是,下班後,他的一個人生活就是跑到廈門馬可孛羅酒店一樓大廳,一杯啤酒、一碟花生,靠坐在低低的沙發椅上休息,坐久一抬頭,往往第一眼看到服務生的下巴,他自嘲在廈門每天「數下巴」。


即使結婚成家,有些夫妻也要求一段時間的自由期。藝術工作者陸蓉之和先生傅申約好五年的自由工作期,「他在台北的家,我在上海的家,婚姻是一份合約,也是彼此的共識。」陸蓉之說。 新一代七年級生,也很多沒有把成家放在人生計劃裡。


一位不到三十歲,從政大科管所畢業不久、在新竹科學園區工作的女生,她的夢想是一個人開著一部BMW—X5的休旅車,後車廂載著一隻大狗。政大科管所所長李仁芳聽了很驚訝,「她的人生計劃裡,根本沒把婚姻放進去,」李仁芳說。


聯發科財務處管理師林曉玲是六年級生,她和同學們大多打算三十歲後再談婚姻,「事業還沒有成就,沒有人想到婚姻。」 像林曉玲這樣的六年級生比比皆是。


台灣的家變小了


比起十年前,台灣的單身戶明顯增加,三代同堂、核心家庭愈來愈少。 主計處分析台灣住戶規模和家庭型態發現,單身家戶是十年來台灣地區唯一成長的家戶類型,一九九○年只有六六萬戶,二○○○年卻成長到一四○萬戶。


另一方面,三代同堂的大家庭也變少了,整體規模只佔一五.七%,核心家庭也比十年前下降八個百分點。新的族群——一個人戶,已經如擋不住的海浪般洶湧而來。


台灣,已經跟上奈思比在《大趨勢》一書中曾揭示社會趨勢朝向個人化發展方向的潮流——「社會的基本構成單位是個體,不是家庭」。

不管是表面上能有一個核心家庭的形式或是單身家戶,台灣人,已經步入一個人生活的時代。


台灣的晚婚、不婚人口愈來愈多,結婚年齡一直延後,即使結了婚,也選擇不生育。 台灣的環境不好,讓熟男熟女對未來愈來愈沒有信心。「社會大環境不好,大人對小孩無所期待,」現年五十一歲、單身的大漢技術學院教師姚巧梅說。


許多人不婚、即使有伴侶也不生小孩。媒體棧國際行銷公司節目製作部總監常立欣就是一例,結婚四年,他和太太是典型的頂客族。他對未來沒有信心,對自己能不能教育小孩也沒有信心。


已有女朋友,現年三十七歲的花旗銀行台灣區消費金融副總裁管國霖,想到偏遠地區學校當為小朋友說故事的志工,但自己卻還不想結婚,即使結婚也不想生小孩。


雖然全世界的生育率都在下降,台灣卻降得更快更猛。二十年前,每位育齡期婦女的生育數目有二.五人,到了二○○二年,只剩下一.三人,下降幅度比同在亞洲的日本還快。


家變冷了


家,也變冷了。即使成了家,很多白領工作者一生為工作打拚,把家當成每晚回家的休息站。


今年四十五歲、單身的台證總經理林克孝平常的行程由祕書安排。從早餐到晚餐,都可能有商務行程,星期假日有時陪客戶打球,只有睡覺才回到居所。


家,空間還在,裡面的成員卻同屋異夢。從事整形外科長達三十年的林靜芸醫生發現,現代人很少回家吃晚飯,「連吃飯都各吃各的,那有時間溝通、談心?」


家,曾經是全家人共同的城堡,現在,每個家庭成員卻都各自有自己心中的城堡。「小孩的城堡是網路,爸爸、媽媽的城堡可能都是工作,」林靜芸說。


家變得更脆弱


台灣粗離婚率表面上低於歐美國家,但近五年來台灣的成長速度卻高於日本,二十年來成長七倍。


近十年來,台灣離婚人數遽增,幾乎每三對夫妻結婚,就有另一對夫妻離婚。中央研究院助理研院員范雲分析,過去,家庭的組合不談感情,夫妻對家庭只談責任和義務。但近十多年,浪漫愛的興起,對婚姻衝擊很大,「因為愛情比婚姻更不易維持。」


環境誘惑是造成家庭破裂的原因之一。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在花蓮當公務員的女士,結婚二十年,先生外遇不斷,兩年前,先生直接挑明要離婚,而且跟辦公室另一位有家庭的同事準備結婚。


取代婚姻的系統愈來愈多


變形、變小、變冷、變脆弱的台灣家庭,婚姻要靠什麼維繫?一位學者從生物學解釋,人對愛情的生理基礎,一旦來電的化學成份被激發出,差不多只有三十個月,「人類基本感情,不必在家庭這種組織中得到,」這位學者說。


「台灣家庭已經到不堪一擊的地步,」范雲說。 分割兩地、浮動的家庭,都代表原有家庭關係的崩解,「台灣本來就是移民社會,本質上就是失根的人,」作家韓良露分析。


再加上社會支援的功能齊全,台灣整體婚姻、家庭市場,「可以補位的人也很多,」韓良露又說。


這些變動,加上不婚、不生,造成台灣人口出生率下降,「想想看,台灣沒有新生人口,我們就沒有國力,」長期研究台灣社會變遷對家庭、婚姻衝擊的台大社會系教授薛承泰解釋家變對整體國家競爭力的衝擊。


過去傳統的三代同堂、核心家庭,或多或少會在家族中培養出一、兩個不工作,也不結婚的單身寄生蟲,雖然在家庭中,也如同一個人。 然而,一個人族群已經是趨勢。台大社會工作系副教授王麗容肯定地說,「家戶規模縮小,已經是必然的趨勢。」


一個人的族群為何興起?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家庭提供的功能愈來愈沒有效益,可提供家庭代理服務愈來愈多。 家庭的功能一直被外包出去,除了衣食住行,「未來也許連愛情也可以外包,」政大科管所所長李仁芳說。


家人沒辦法共同生活,「候鳥、分偶家庭型態」,讓分離的夫妻很容易找到新人來「補位」。


一位家住北投的先生,賭氣和太太離婚,離婚後馬上在台北找到非法居留的大陸女人當他的同居人。


近年來台灣政治情勢不穩定,也帶動移民潮。內政部統計,台灣地區從一九九○~二○○一年間移出的人數,就有近二十萬人。


這些移民家庭為了維持整體家庭的經濟能力,多半採取媽媽帶小孩在國外生活、爸爸在台灣賺錢的權宜之計。夫妻長期異地居住,很容易因外力介入又無法即時溝通而破裂。


經營移民業務十多年的森美加國際公司總經理魯俊就目睹了許多原本由爸爸申請移民的家庭案,只有爸爸拿不到身分。「因為他們離婚了,」魯俊說。


兩岸經濟的互動頻繁,高達五十萬移動在兩岸之間的台商,讓許多台灣家庭處於「遠距關係」的不穩定狀態,也是表面上看不出的「隱藏單身人口」,讓守在台灣的大老婆坐立難安。


曾經在大陸攻讀法律博士的交大科技法律研究所助理教授王文杰就發現,許多台商身邊都有位非公司正式編制內的「小祕書」,他含蓄地說,「有人專門送禮給小祕書,想說的話,就能直達天聽。」


社會學家對傳統婚姻本質的定義在於「彼此是經濟共同體、傳宗接代、共同生活以及親密關係」;現在,已一樣樣被抽離和挑戰。


台灣歷經三十年的高經濟成長,卻同時使台灣罹患西方先進國的文明病——對家庭疏離、追求個人主義。


現代人對婚姻的定義和過去不同。一位在金融業界、擁有一雙兒女的標準爸爸提起他一位朋友,人很帥、條件好,卻不想結婚。他這位黃金單身漢的名言是,過去的人過著沒有愛情的婚姻生活,但他要過著沒婚姻的愛情生活。


一個人族群的興起,有一大原因是愈來愈多人太個人主義。作家羅蘭感慨地說,台灣的高離婚率來自個人主義盛行,「現在人很多人只追求自己喜歡的,婚姻太自由了,只要自己的幸福,沒有想到別人,所以生了小孩也不養。」


台灣特殊的經濟型態,讓白領階級不得不勤奮打天下。台灣人工作時數冠全球,「人的能量都被工作吃掉了,白領工作者回到家,沒有力氣提供溫暖,」一位企管系教授還比喻,「另一方面,企業家都變成了工奴頭。」


三十~五十歲是單身一族主力


老一代的人比較重視親情和成就感。對接近六十歲的台塑總管理處副總經理楊兆麟而言,有成就才有朋友。他也指出,「父母的身教很重要,孩子不是用聽的,孩子是用看的。」他的小孩很清楚父母的期待,就是好好讀書,奠定社會地位。


因為忠實承接六、七十歲父母親「愛拚才會贏」的期望,現在正值三十歲到五十歲的族群,是單身一族的最大主力。

今年四十歲、清華大學畢業的盧威丞,是家中唯一的男孩。他乖乖地把書念好,找到好工作,二十六歲當經理、三十歲就當上總監,得到「世俗」的功名,但仍然單身。


統計顯示,男性單身家戶中,三十五~四十五歲的人就佔四分之一,女性單身家戶則集中在三十~四十歲。


靈獅廣告副總經理陳玲玲在自己公司的市調裡嚇然發現,台灣三十至四十歲的女性有三○%未婚,「二年前只有二○%,二十年前只有七%,台北市就佔二分之一,」她驚訝地說。


傳統婚姻關係不易平等,女性開始自覺,大量單身女性寧可久待職場,尋求自我肯定。主計處調查顯示,一九七六年男性總體平均勞動參與率從七八%滑落至前年的六八%,女性則由三九%,提升至四七%。


今年三十八歲的台證證券資本部副總經理黃麗華發現,身邊愈來愈多像她一樣的單身職業婦女,經濟獨立,生活豐富,她們不排斥婚姻,卻不想隨便找個對象。


有些單身女性彼此相扶持,也有些單身女性,開始成群找尋生活樂趣。一家健康中心的總經理說,他的兩位女性合作伙伴,個子小小只有一五五公分,卻悠然開著七人座休旅車飆車。


台灣經濟成長曲線陡降,再度成為衝擊家庭穩定性的殺手,間接造成另一群非自願的單人族群。


貧窮夫妻百事哀。台大社會工作系副教授王麗容在研究報告中看到失業率與家庭穩定度的關係密切,「非失業者與失業者造成婚姻妣離的比例高達一比八。」


近四年來的高失業率,拖垮了不少藍領家庭。根據統計,台灣有超過一百萬個家庭每月可支配的所得不到二萬三千元。


成人無法承受之重,直接移轉到小孩身上。離婚率、單親家庭比率居全省之冠的花蓮縣,學生中輟率高居全國第三,長期提供離婚婦女支援服務的前美侖國中教務主任、女青年會花蓮分會理事長馬腊梅發現,許多行為偏差,學業中輟的學生,不是有逃走的爸爸或媽媽,就是出身於隔代教養家庭。


主計處的資料也說著同一件事。近十年,台灣的離婚率、單親家庭比率都在上升,未成年離家出走的比率,自一九九四~二○○一年,成長更超過一六○%。隔著中央山脈的南投也有同樣的問題。四年多前的九二一大地震,讓原本就處於經濟弱勢的家庭,面臨難以生存的困境,「家」的意義和價值也在瓦解,「家本來應該是避風港,卻變成暴風中心,」長期以來,一直用個人力量支持國姓鄉小孩的空手道教練黃泰吉,心疼地談起許多國姓鄉學生的處境。


他有位國二的學生,父親失業,每天在家喝酒、打小孩,學生的哥哥混黑道,很少回家,回家卻叫弟弟一起去當保鑣,有一天,這名學生突然拿起小刀就往手腕上割,因為不知道父母為何生下自己?


黃泰吉照顧約一百位學生,卻有近二分之一的孩子是單親,還有三分之一的孩子遭遇家暴,有不少孩子為了自保才學習空手道。


最近一個月以來,台灣發生多起教人心酸的人倫慘案,像是失業爸爸殺掉幼小子女、失業媽媽把二歲的孩子從十二樓拋下。「這些事件不是個案,顯示危機家庭已經成為社會的不定時炸彈,」王麗容對危機家庭引發的社會問題感到焦慮。


高離婚率的「婚姻移民」


台灣家庭的另一個新形態是由「婚姻移民」造成的異國婚姻,形成另一種不穩定的家庭。


行政院主計處去年度統計發現,最近五年國內「外籍新娘」(不含大陸人士)人數大幅增加至七萬五千人,超過過去十五年的十倍以上。新台灣之子、外籍新娘開始衍生台灣另一波的家庭變貌。


看似台灣的結婚率提高,但由於文化、價值觀的差異,異國、兩岸婚姻穩定度更低。 今年一到三月台灣地區平均每五.五對新人中,就有一對異國婚姻,但同期間,每五.一對新人中,也有一對異國婚姻妣離,更多的家庭,因而再變成一個人的家。


一人一家,衝擊台灣社會 個人主義的需求讓現代人不知如何與別人共組一個家。現代人想活出自己,又想脫離社會桎梏,卻缺乏對生命價值的思考。


「家庭對個人愈來不重要,」王麗容說。 現代人不懂家庭需要分工的基本概念,更不學習快速社會變遷下該如何維繫家。「社會要讓現代人懂得夫妻、親子間如何犧牲、如何建立父母,夫妻效能,」王麗容說。


愈來愈多專業人士渴望自己的人生下半場可以尋夢。他們把人生分成兩階段,「上半場追求成功,下半場追求意義,」大好工作室負責人王念慈說。


現在五十來歲的王念慈,過去任職奧美廣告擔任創意總監,卻在事業高峰選擇逃走,十三年前她成立工作室只為公益團體設計廣告。今年,是她連續第九年做愛滋病義工。「每個人生下來都是為了豐富生命,在有限的時間做最大價值的使用,」單身的王念慈說。


銀行家管國霖和作家韓良露也都把人生分為兩階段,為了要跨越,所以過著沒有小孩牽絆的自由生活。

管國霖退休後想找一塊地,蓋自己的房子,讓表演團體在裡面表演,建築成生活的戲場。

「我對自己沒有限制,對生活態度是保持彈性與自由的涉獵,」他說。 韓良露在三十二歲前關掉傳播公司,專心遊樂、寫作。


也有人既不選擇結婚,也不選擇做單身寄生蟲,於是就遠離原生家庭,到陌生城市獨居工作。


愈來愈多人血液中,有流浪逃脫競爭的衝動。一九五三年生的大漢技術學院講師姚巧梅從小就一直想脫離現有的規範。兩度到日本留學、久居,「在台北想逃,太競爭,性格不擅長,」她說。


拿到學位後回台北,為了工作再到花蓮。「我和原生家庭的關係既噯眛又模糊,卻又切不斷,」姚巧梅感歎。


一人一家,但寵物往往是單人家庭的重要成員。《聯合晚報》記者謝蕙蓮家裡有缸漂亮的熱帶魚,一下班,魚就朝著她的方向游。「它們會跟我打招呼!」


離婚的亞都麗緻管理公司副總經理王慈恩一直養寵物,家裡有大牧羊犬和小馬爾濟斯,她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先抱著狗,她的孩子假裝吃醋,說她沒有狗兒子就會不高興,反而「帶二隻狗才感覺得幸福,」王慈恩說。


單身的黃麗華驀然回首,卻發現,從小的教育過程裡,老師和家長只教會她努力用功,到社會上得到地位、賺錢,卻沒教人該怎麼生活? 研華文教基金會執行長蘇治華就分析,人只會工作,不懂與人相處,所以常常有家人,也無法料理好。


家的觀念變了


愈來愈多人不再拘泥原本「有父母,有子女,有房子」的「家」。韓良露分析,有的人的家以人為主導,也有以地點為主導。有的人一定要有自己的小孩,有的人一定要有父母、家人的概念。


她也指出,自古以來,一人成一個家的例子很多,像修士,像旅人。有人透過生物的基因傳宗接代,也有透過文化的基因(宗教、信仰等)來持續生命。 對生命的需求不同的人,他們不需要生物基因延續。


「有人不打算結婚,但以社會為家。社會也提供不同功能,支持單身的人,」韓良露說。 人與家庭的各種功能,開始由社會的各式各色功能來補位。譬如一個小孩,媽媽太忙,「就要適應外勞取代了媽媽的部份功能,」韓良露說。


然而,在不斷適應生活的過程裡,愈來愈功能導向、分工的人類,卻沒有了感情。韓良露說,「我們不知道人在變化,進化成為機器人。」


人在進化成為機器人


一個人的生活,其實也是高風險的人生。曾有位獨居、績效表現良好的女記者,某天和採訪對象約好卻沒出席,公司連打兩天扣機她卻沒回應,最後,到她租賃的單身套房破門而入,才發現她瘁死趴在桌上,桌邊還有部打開著的電腦。


一群企業人聊起,家庭之所以崩解中,是因為價值觀破滅。連西方國家也開始在走過個人主義風潮後,回歸重視家庭的價值,即使單身的人也要常常定期與原生家族的家人聚會。


畫家陳香吟平常獨居台北作畫,但出國度假看棒球賽,她總不忘帶著住在台南的媽媽一起。 有些有家的人,嘗試不同的替代方案,彌補大環境變遷對自身家庭造成形式上一個人生活的衝擊。


成長在「七仙女」家庭的瑞士銀行副董事長陳嫦芬,一直到現在,只要人在台灣,母親還會在每晚十點半打電話給她,叫她「早點睏、不要花太多錢。」陳嫦芬堅信,家庭幸福和事業成功一樣,不可能不勞而獲。


三十四歲開始創業、今年四十八歲的張明正笑著詛咒全球化和跨國公司的營運型態,讓他直到現在還為沒辦法在孩子成長過程中陪伴感到歉疚,「這是沒辦法,也是我最難過的事。」他唯一能想出來的辦法,就是每年撥十天,全家一起旅行,讓家人共同的經歷,彌補他的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