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讀高添富先生二月十五日之宏文，關於未成年少女墮胎問題，筆者亦不斷思考並與親朋討論辯難，但發現不少人直覺反應是「小孩墮胎怎麼可以不告訴父母？」然後就本能地贊成「父母同意條款」，拙見認為這是對問題的層次思考不清所致，蓋刪去該條款並不意味「法律」宣示未成年人可以憑血氣之勇我行我素，而是考慮到此法所欲達到之效果，根本是枉然，且反倒造成始料未及的苦果。試想：若今日公娼復業，但法律規定未成年人嫖公娼需得法定代理人同意，當少男發現需要父母同意書，會找父母簽名蓋章，還是轉戰方便的私娼？我想是後者，這可能會讓初嚐禁果的少年得到不治的性病…這或許是引喻失義；但筆者認為共同點是：廢掉同意條款，並不代表我們／法律贊同未成年人嫖妓或墮胎，況且在現實生活中，如果未成年人和家人溝通良好，做此類重大決策必定會與親人商討；若家庭出了問題，而又非墮不可，合法醫院懼怕刑罰，少女不是用 RU486「自力救濟」就是讓密醫賺黑心錢，而「法律」就成了他們得性病或感染出血的共犯－「我不殺伯仁，伯仁卻因我而死」。
但本文亦不認為刪掉「父母同意條款」是最好的辦法（只是在臺灣特殊的立法品質下，可能是最直接的辦法），畢竟我們不排除有因為此條款而受惠的家庭（即使如高文所言，越來越少）。而英美的制度，除了「父母同意」外還有「法官裁決」，我們也可以加上「社工輔導」等等，應會是較好的「治標」方法；治本？大家都知道，是教育！
最後應該要問的是，刑罰的目的是什麼？有人說「報復」，亦又云「預防」，可想而知也會出現折衷說，基本上筆者不同意報復是刑法的目的，頂多是附帶效果；就算是，請問我們為何要「報復」這些醫生還有未成年少女？為了某些人對（不戴保險套進行）婚前性行為的道德潔癖而讓別人坐牢？還是大有為政府代替原本「可能」被生下來的胚胎申冤？而即使是筆者所持之「預防」目的，實證上顯然我們根本看不到多少預防效果，而筆者更深深懷疑用「刑罰」來預防的必要性和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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