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載，臺北市擬動用龐大教育資源，在全臺北市高中職的護理軍訓課全面播放一部名為「殘蝕的理性」的墮胎影片，用以推動生命教育。對於這個決定，我們認為有待商榷。
該影片是由美國反墮胎人士所拍攝，片中收錄數名醫師和婦女之說法，並血淋淋地呈現懷孕中期（四至六個月）的墮胎畫面。去年因臺灣「優生保健法」面臨修法，被國內急欲禁止或限縮墮胎條件的一方作為宣傳之用。這樣一部「運動」企圖十分明顯的影片，居然這麼輕易地就被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接收使用，令人不解。
該影片最大問題，在於提供之資訊偏頗錯誤，捨棄絕大多數墮胎均在前期（三個月內）進行之事實，選擇呈現案例極少的中期墮胎；即使在懷孕中期的必要墮胎，一般婦產科醫師會使用的是「引產」，而非如片中示範的「肢解」、「夾出屍塊」的方式。這樣血淋淋的畫面，配合著強烈譴責的言辭，難怪引發許多觀看過的女學生噁心、驚駭、惡夢連連的結果。這些反應，是我們從事性教育最終的目的嗎？
當然我們也得承認，即使目前大多數的國家都已賦予婦女合法墮胎的權利，墮胎仍然是一個極具爭議的議題，此情況在美國尤甚。其實，支援「生命權」和「選擇權」的雙方，並非毫無交集的可能。減少墮胎的必要性，如果是雙方的共識，技術上，如何做好避孕防護；觀念上，怎樣拉平男女雙方的權力差距（許多婦女意外懷孕，並非不懂避孕，而是伴侶不願配合），都是積極可行的做法。捨此不圖，僅從嚇唬恫嚇女性的角度出發，不僅得不到什麼效果，恐怕只會造成女性普遍厭惡、疏離自己身體的結果。
有著這麼強烈反墮胎訴求的美國社會，其成效又是如何？美國每年每千名墮胎婦女中，青少女佔二十六．八個，每千名嬰兒由青少女所生者有五十一名（臺灣約千分之十三）。如果這不是我們所要的結果，有沒有其他更值得參照的國家呢？
以瑞典為例，從一九五五年就開始強制在中小學時實施性教育，半個世紀下來，如今的瑞典有著比率極低的青少女懷孕和墮胎率。去年夏天，我們前往參訪時，向青少年性教育諮詢中心的主任提出這樣的問題：「如果十五歲以下的青少女懷孕會如何處理？」她說，在瑞典，這樣的少女極少會想生下小孩，但如果她決定這麼做，她的決定會得到尊重；如果她想墮胎，當然會獲得協助；如果她不願父母知道，諮詢中心的社工可以陪同她去墮胎。難道她們不擔心事後被父母告嗎？這位年近六十、有著助產士資格的主任說：「我已是瑞典接受性教育長大的第一代了，更別提現在四十歲左右的父母。在瑞典，一般人都普遍瞭解性是怎麼一回事！」
性是怎麼一回事？它就如人生的其他面向，有歡樂、有悲傷；有親密、有失誤。事前的防護當然最重要，但即使事前盡力做好防護，也難免意外，因此，重點不在於要擁有絕對完美無誤的人生，而在於我們是否有面對處理它的能力。
所以，關於性教育，我們還是隻想訴諸道德、以恐嚇錯誤的方式為之？還是可以開始嘗試教導我們的青少女，好好認識擁抱自己的身體、並培養為自己做決定的能力？答案當然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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