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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延海可以說是我的"艾滋病"以及"同性戀"這兩個字眼以及常識的啓蒙老師。早在九十年代初，當我對於自己的性傾向和個人生活還處於茫然不知所措的時候，當我的老師，我周圍的人和咨訊把這兩個字眼當作邪惡的化身來教育我的時候，我偶然知道了萬延海所主持的艾滋病求助熱線電話，這件事本身就給予當時年少的我無窮的安慰和信心，因爲在當時當地，我封閉而又絕望的心突然意識到了：在這個世界上，還有人能理解和關懷像我這樣的一個人，還有人是跟我站在一起的，我並不孤獨。我因此在心裏也埋下了去祖國首都北京的情節（熱線電話在北京開設，當時我在福建。）
第一次見到萬延海大概是98年，北京絨線衚衕的一個酒吧裏有婦女研究所教授劉伯紅主講的關於性別和性傾向的知識講座，當時萬延海也在座，但由於膽怯，我沒有上前去跟他說話，儘管我很想。
萬延海給我的印象是：平常，樸實，隨和，充滿了學術氣質。
以後的日子裏我始終關注萬延海的任何活動，只要看到海內外的媒體提到他，我都拿來細細的讀，原因是：我欽佩他的仁愛和勇氣，而這些都是我做不到的。
跟萬延海有了直接的聯繫是在我業餘從事艾滋病宣傳工作之後。
我於2000年9月第一次到河南的上蔡縣文樓村和程老村，親自感受到了那裏艾滋病人的無知，無望和無助，2001年我又五次走訪了河南蔚氏的屈樓村，河南睢縣的東關村，還有駐馬店，周口，新菜等地，這些地方的情況都跟文樓村，程老村，屈樓村，東關村一樣，農民因貧困而賣血，而由於血站的不規範操作，（91年-96年，河南政府大力發展"血漿經濟"，政府部門開設的採血站就有230個，同時也存在著無數的非法血站。）導致賣血的農民大面積地感染艾滋病毒，這一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災難在同年也被國內外媒體廣泛地報道。然而，難辭其責，腐敗，無能而又無賴的河南地方政府採取欺上瞞下，"捂蓋子"的態度，至今對蔓延于中原大地的艾滋病還未採取有效的措施，也沒有對未感染艾滋病毒的人群進行宣傳和教育，他們唯一做好的工作是：對外界人士包括記者，醫生，民間組織人士進行圍堵，拘留，驅趕；對到北京國務院上訪的村民進行打壓和逮捕。我所接觸到的例證有：
1．於2001年8月，我到鄭州欲前往睢縣東關村看望病人余大官，受到一部白色桑塔納的跟蹤，時間持續了兩天。
2．在東關村，當地方政府知道我來後，派了十幾名公安人員堵在人民醫院前的路口。（進東關村經過人民醫院）
3．開封安全域性的某位工作人員欺騙屈樓村持有我名片的人，說：下次這個人來了，給我打個電話，這裏不安全，我們要保護他的安全。
4．屈樓村的丁鴻章由於接待了《法制日報》的記者，當地政府將警車開到他的家門口，嚇得他跑到外地躲了一個多星期。（丁的二兒子已死於艾滋病，他的侄兒在我第一次去的時候臥病在床，兩個月後再去他已死去艾滋病，而在他死的第二天，他的哥哥也死於艾滋病。這樣一個不幸的老人，當時只是將實情跟記者講了，卻受到地方警察的騷擾，這種行爲是違法的。）
5．一直致力於幫助艾滋病人和宣傳艾滋病知識的退休醫生高耀潔，在2001年多次接到不明身份者的電話恐嚇，並被要求不接受任何記者的採訪，河南宣傳部門甚至發了一紙規定，將任何個人和團體對於艾滋病的採訪工作定爲非法，理由是：省政府的領導已經電話詢問過中宣部，中宣部辦公室人員表示，他們沒有派過記者前來採訪艾滋病的情況。（因此任何採訪是非法的）
6．2002年4月，由於高耀潔被美國《時代》雜誌評爲亞洲英雄人物，在攝影記者欲給高拍攝個人照片時，高的家受到三名不明身份者的監視，連她出外買肥皂都受到跟蹤。
7．我曾經問過一位開封的計程車司機，開封的艾滋病情況怎樣，他回答說沒有，他說這裏是內地，又不是沿海開放城市，哪來的艾滋病？而離開封只有四十公里的屈樓村卻是家家有艾滋病，這個司機卻不知道！（當然也不會採取防範措施）；開封的一家公共藻堂裏還是一把修腳刀修千隻腳，我問他們難道不擔心傳播艾滋病，回答是：這裏又不是妓院，不會有艾滋病的。開封郊區的一個診所裏用的還不是一次性的針頭。（2001年）
8．當時已經發病一年的餘大官（東關村）還不清楚蚊子會不會把病毒傳染給他的兒子，他因此一直生活在恐懼之中，而人民醫院離他家只有不到十分鐘的路。
9．程老村的臥床病人程XX的妻子一年以來從未採取過防範措施，醫院的醫生只告訴她：這病厲害，會死的，比癌癥還厲害。而賣過血的她也未接受HIV檢測，原因是花不起120元的檢測費用。
10．余大官妻子（現已知爲HIV陽性）的"獻血證"上曾經有一欄化驗結果，蓋著某月某日，化驗結果爲"乙肝"的章，然而接下來的幾頁是一長串的某月某日獻血多少的記錄。
11.第三次看望余大官時，他說，縣裏派人來收購"獻血證"，一本出500元。（如果責任僅僅是在非法血站，那麽縣裏的人爲什麽要來收這些合法的"獻血證"？）
12．文樓村的程XX來信放映，在中央衛生部派人前往文樓村的時候，地方政府人員做表面文章，給每人發一袋麵粉，一些治療潰瘍的藥和50元錢，衛生部領導一走，一切又歸於原來的"不聞不問"。
13．地方政府誤導村民，讓村民認爲前來採訪和看望病人的記者和醫生是爲了個人利益，是爲了揚名，掙稿費，而把他們的"醜事"公佈出去，讓他們見不得人。致使我在文樓村受到村民的驅趕。
14．在任何村子裏，當我把高耀潔編撰的《性病和艾滋病的防治》拿出來時，所有的村民都急切地伸手搶，這些無望的人們想儘快地獲得一些關於艾滋病的常識，然而，除了高耀潔個人出版的書，當地艾滋病人沒有得到任何其他資訊。
在這種情況下，萬延海以及他的民間組織"愛知行動"爲河南以及中國的艾滋病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在大學裏開設艾滋病講座，在他的書刊裏介紹艾滋病的常識，他運用自己的國際聲譽努力地尋求海內外的經濟支援，用於幫助絕望中的艾滋病人，他將艾滋病藥物的資訊不斷地傳達給河南艾滋病人（尤其是睢縣的病人），他將自己掌握的艾滋病疫情及時地向中央有關部門放映，他也與河南地方政府談判，談合作教育，他率先向睢縣政府提出"村民自救"計劃，爲睢縣政府努力向外界尋求投資專案。
我認爲：萬延海以及"愛知行動"的工作是正義的，人道的，是愛國愛民的。他將一點一滴的資訊和知識傳播給任何一個希望瞭解艾滋病的人，他將他的仁愛之心傳播給那些被地方政府遺棄被普通人疏遠的艾滋病人。他的行動感染了上千萬有良知的人，許多大專院校的學生因此也積極地投入了艾滋病的宣傳工作。萬延海的工作作風是勤奮的，哪怕是在深夜，他都能馬上解答我所想要瞭解的問題。他待人也是和藹可親的，在我的宣傳工作遇到困難而灰心喪氣，或者是言詞偏激的時候，萬延海的隻言片語都能給我很好的啓發。在北京，我也接觸過"愛知行動"的另一位主要工作人員李丹，他是一位不善言詞的文化人，爲人樸實，工作認真踏實，事事身體力行，對待艾滋病人如同自己的親人。在艾滋病侵襲中華大地，在國人沒有正視而且不瞭解艾滋病常識的時候，萬延海以及"愛知行動"的工作人員能夠不計較個人的利益，無私地爲他人做事，這種精神實在難能可貴，他們的行爲是應該被每一位炎黃子孫效仿，他們的工作也是利國利民的。因此，我支援萬延海以及"愛知行動"的正義工作，我認爲將"愛知行動"取締的作法是：不明智，不合法，不利於國家和人民的；也是不正義的，這種作法將受到世界上任何一個有良知的人的譴責。我認爲應當取締的是非法的河南政府，由於工作失誤，河南政府將艾滋病毒散發到了幾十萬中華兒女的身體裏，這是不可饒恕的罪惡。
我呼籲：全社會的個人和團體都能像"愛知行動"組織一樣：正視艾滋病，關心理解艾滋病人，普及艾滋病的常識。
2002年7月10日
Email: china_fuxi@yahoo.com.cn
Mobile: 13817667525
(7/11/2002 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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