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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年７月１日，時值聯合國對中國區域性地區"艾滋病病毒已成嚴重災難"發出警告，中囯共產黨建黨８１週年紀念日，中國政府"有關部門"以極爲荒誕的理由封閉了北京"愛知行動"辦公室。這個粗暴的行動，使萬延海一夜之間成了"名人"。
而就在一天之前，我剛剛與他恢復了中斷六年的聯繫。有鑒於他敍述的困難，我建議他暫時放下所有的事情，立即給朱容基寫信。"他會管的"，我說。同時，爲防不測，我還說："當然，我們在任何時候都應該相信，這個世界上，古今中外有的是'冤的死鬼'。你我，可能就是其中的一個！"
出乎意料的是，我話音未落，他已經當定了那"冤死的鬼"！
⊙ 林則徐式的悲歎
入夜，我打開信箱，第一次閱讀了萬延海傳來的關於中國艾滋病疫情的訊息。
一份發自巴賽隆納的報道說，根據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在"第十四屆愛滋病大會"召開前夕發佈的一項最新調查報告，中國已經處在爆發愛滋病狂潮的邊緣。這項標題爲《愛滋病--中國的巨大危險》報告表示，中國如果不立刻積極進行有效的防治，預計到西元２０１０年，可能會有一千萬人感染愛滋病，其嚴重程度將不亞於目前的非洲。
廣西壯族自治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陳傑醫生認爲，這個報告的估計並不過分。憑藉他在中國從事艾滋病防疫工作將近二十年經驗，說："的確，我周圍的同志也好，我所遇到的同志也好，都對目前艾滋病的流行問題十分擔憂……我們也估計，大概在最近幾年，也許艾滋病的發病在中國會出現一個高峰。隨之而來給公共衛生、給家庭、給社會，肯定都會增大壓力。總之，我個人認爲聯合國的這份報告是非常有說服力的。"
另一份法國《解放報》報道稱，據國際醫學界估計，河南艾滋病病毒呈陽性者（即艾滋病毒感染者）人數至少達到１５０萬人，而且這個數位已經沒有人懷疑。就連中國媒體的報導也提到河南可能有２００萬艾滋病毒攜帶者這個數位。
--這與筆者初識萬延海的時候相比，數量上漲已接近百倍；從地域上看，已經擴大到中原腹地……按照這種圖景與發展速度，"不久的將來，中國將成爲世界上艾滋病最多的國家"已不是一句"海外奇談"。
另一份是《河南省上蔡縣邵店鄉後楊村艾滋病死亡報告》。
這份由陳發戶、程東陽代筆，完稿於２００２年５月９日的報告，反映了該村八個組１９９７年以來的艾滋病死亡與感染情況。感染者和死者有名有姓，有死亡日期，有因賣血感染的醫生檢查名冊。報告說，後楊村有將近４０００人的人口，８０％以上的賣血者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全村有感染者１６００人，其中１００多人死亡。在其開具的感染與死亡者名單中，２０歲到５０歲的青壯年占感染者的占總數的８１％，其中已有５３％死亡。
在這份有名有姓有死亡時間的報告中，有６名七歲以下的孩子，他們中已經有５人死亡，其中一名，才剛剛５個月……。
我彷彿看見了那５具小屍體……。
--關閉電腦，我從心底裏爆發出的是那句林則徐當年面對鴉片禍害的感歎：
"……是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
"以豐爲欠，是病國計；以欠爲豐，是害民生"
可是，林則徐在哪裡？林則徐生當今日，他又該怎樣？！
"萬延海的工作，應該是中國政府的工作；萬延海承擔的職責，應該是中國政府承擔的職責；萬延海的工作受到的來自不文明社會落後意識的阻力與障礙，中國政府有義務爲之排除……"--７月９日，我發憤寫下了那封《籲請江澤民、李鵬、朱容基立即出面干預"萬延海事件"，解救中國一百萬艾滋病感染者，使社會安定大衆免於恐懼》的信，請新華社轉交。可林則徐並不存在--新華社打回了我的信件，使它不得不成爲了一封出口轉內銷的《公開信》。
我認爲，社會的弊病應該是一個"合法政府的隱痛"！他們是被納稅人供養的一群，包括那些賣血者納稅供養的一群！可是政府非但沒有什麽"隱痛"，連做樣子的工夫都沒有。法國《解放報》記者說，在法國，也曾爆發過一樁病人輸血感染艾滋病的"汙血案"，多名政府官員因此受到法律審判。但致使中國河南農民因賣血而感染並傳播艾滋病的官員，直到今天還在其位並且官運亨通！他們不僅沒有"隱痛"，還大打出手，對幫助這些苦難者的"愛知行動"成員與志願者施展阻撓、拆臺、拘留，直至封門的打擊！
--２００２年１月下旬，"愛知行動"專案執行負責人李丹在北京市朝陽分局度過一個不眠之夜；
--來自河南省睢縣東關村的感染者趙勇和王良，爲廣大感染村民遞交一份給政府的求助信件，被拘押；
--２００２年３月中旬，學院領導和李丹受到北京市公安局調查，隨後北京市衛生局和衛生部也介入調查。感染者培訓被阻止，感染者受到地方政府阻攔和監視；活動被警告：將有警察出現！
他們還有救沒有？！--我問的不是艾滋病人，而是政府！他們難道打算與這場"世紀之災"同歸於盡？！
眼前的災難，是天災？是人禍？不言自明。
此時此刻，林則徐那悲劇的形象再次浮現在我的眼前。
對於一個古老的農業民族來說，主要的災害莫過於水、旱、蝗、澇，而水災過後，必是瘟疫。《近代中國災荒紀年》爲這悲慼的歷史，提供的是這樣一幅圖景：
"幾萬甚至幾十萬群衆在大水漫淹時，露宿在屋脊樹梢，一面哀慼地注視著水中漂浮的屍體，一面殷切而無望地等待著不知何時到來的'賑濟'"。
大水過後，必是乾旱："由於乾旱而造成的赤地千里上，千百成羣的饑民剝光了樹皮，掘盡了草根，不得不艱難地吞嚥著觀音土，以茍延殘喘；寒冬臘月，饑寒交迫的災民在走向施粥廠的道路上，每天幾十、成百地倒閉在城市街頭……"
而令人無法理解的是，即使如此，有時候老百姓卻寧肯"匿災不報"！所以，胡適先生在《論學近著》中有名言曰："天旱了，只會求雨；河決了只會拜金龍大王；風浪大了，只會禱告觀音菩薩或天後娘娘；荒年了，只好去逃荒；瘟疫來了，只好閉門去等死；病上身了，只好求神許願……"
--不知情者，以爲這便是中國農民的所謂"劣根性"了。而更爲體恤民情的林則徐對此卻洞若觀火："州縣侵吞賑款，吏胥捏冊索費，生監包攬賑票……是直向千萬垂斃之民奪之食而速其死"！官兵"賑災"過後，比蝗蟲過後更可怕，因爲蝗蟲只吃農田之糧，官兵則要把農民家中的都吃光。如此一來，老百姓倒不如求神逃荒來得更輕省點。
爲了斂財，地方豐年報歉收，以逃避國家賦稅；災年報豐收，以向老百姓盤剝。大災大難則更是他們"致富"的捷徑……總之，一個"瞞"字，蘊藏多少污濁！而這"瞞"字背後，是比自然災害更大的"人禍"！
大清帝國滅亡九十年後的今天，萬延海和他的"愛知行動"居然因"推動河南艾滋病和賣血的公開化"，以求從公衆、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國際組織獲得援助，但卻犯了不知哪家的大"法"？！
--這種光天化日之下的暴行，能不使人聯想到另一次"天譴"已經來臨？！
⊙ 初識萬延海
不記得是何種機緣，我認識了萬延海。通過幾次電話，見面僅只一次。從儲存至今的一個檔案袋中各種材料的形成日期來看，具體時間可能在１９９６年初夏。
根據萬延海的簡歷，那時，他已經與衛生部的"官僚--保守勢力"發生正面衝突，離開了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而供職於一所民辦的學校--北京現代管理學院，擔任其健康人類學系主任，以上海醫科大學畢業的碩士身份，爲開展艾滋病預防教育，推動社會對性問題的理解與寬容，走上了自籌資金辦學與科研的道路。
初識的場合，在北京的月壇公園。那一天，萬延海領導的"愛知行動"正參加西城區舉辦的一次科學普及活動。在北門的路邊，"艾滋病知識諮詢"活動的旗幟高掛，志願工作者向路人發放著宣傳材料；一張課桌前有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長、中國健康教育協會副會長陳秉中坐鎮……。
後來得知，陳教授是萬延海原來的上司，他是萬延海事業始終如一的支持者和"後臺"。但是，１９９３年５月１０日，他因與萬延海合作撰寫的兩篇文章，被衛生部黨組戴上了"鼓吹人權、鼓吹同性戀和同情妓女"的帽子。也就是在那時，萬延海被迫離開了自１９９２年４月起親自創立的"艾滋病求助熱線"。同年８月１０日，衛生部部長陳敏章召見了陳秉中，令其退休，該月的《中國健康教育》雜誌，因爲刊載他的文章《同性戀、艾滋病、健康教育》，被勒令停止發行……陳秉中並沒有因此而退卻，他從始至終坐在這裏。
但我卻發現，在整個活動中，並未有一人就艾滋病問題前來諮詢。發問的主題始終只有一個："你們屬於哪個單位主管？""民間社團有沒有註冊？"
看情形，艾滋病問題彷彿離中國人還很遠，值得警惕的倒是這些正在自覺行動起來的"先知先覺"。
而陳秉中教授告訴我，這種"遠離"只是一種假像。自１９８４年中國發現第一例艾滋病患者以來，不到十年，這個數位已增長到千位元。據全國政協委員、著名作家肖乾掌握的材料，到１９９２年底，我國實際已有艾滋病毒感染者４８００至１１４００人。當時預計，到２０００年，我國艾滋病毒感染者將達到５·５萬，患者將達到１·１萬，現在看來這個估計自然是太保守、太保守了……。
⊙ 歧視--艾滋病問題的癥結之一
爲什麽要把"艾滋病"與"同性戀"問題並提？
爲什麽要強調"非政府"和"社區自治"？
--從這個"宣傳日"中，我感到了問題的"非同一般"，也學到了新知：所謂艾滋病問題，並不是一顆"同情心"就可以打發的。它與許多社會現象盤根錯節，它的起因根植於人的需要和心理，主要考驗指標，卻在於社會的科學組織與道德的寬容度……。
那次，萬延海告訴我，在艾滋病的兩大來源--性交與吸毒中，同性戀傳播問題其實是比妓女問題和針頭注射更難駕禦的難題。
通過調查，他們發現，中國男同性戀者感染艾滋病的危險，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因爲其活動大多在"地下"，難以採取預防措施；二是由於它不合法，性伴侶難以固定。在臨時性的交往中，這些人只有５％是使用安全套的。而在中國，大多數男同性戀者都會迫於社會的壓力，與異性結婚，並生兒育女，這樣，感染的男同性戀者就會把病毒傳染給他的妻子和遺傳給子女。正是由於同性戀行爲的"不合法"，使得艾滋病得以悄然傳播。醫生即使找到感染者的家人或女友，卻無從查詢他的同性戀夥伴。爲此，肖乾先生曾提出呼籲"社會工作者及司法界應重視同性戀問題"，他說：對於同性戀者，"只有公開出來，才有利於防止和醫治。"而現實狀況是，同性戀者一旦暴露身份，他們大多數會被與"流氓"同等看待，輕者單位開除，重者警察逮捕。許多人因社會歧視，生活在孤獨無援的狀態中，或尋求自殺，或鬱鬱終身……。
因此，陳秉中教授認爲，要實現世界衛生組織的"全球艾滋病戰略"，需要良好的社會條件支撐。它包括：１、尊重同性戀者的人權；２、締造有支援力，沒有歧視的社會環境；３、社會政治保證；４、國家保健系統的積極參與。
⊙ 非政府組織--心靈關懷的需要
從萬延海那裏，我聽到了一個醫學和社會工作者對"非政府組織"概念的理解與詮釋，它全然不同於我們的一些政治家與政治精英的理解，而我相信，這才是這個概念和組織生命力的正宗源頭與本來含義。
萬延海告訴我，在艾滋病防治問題上，非政府組織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由於它與社會的密切關係，比較容易發現社區要求，接近目標人群，並同他們建立信任關係。目標人群在同他們打交道時，不用擔心會被出賣，自尊心不會受到傷害。
萬延海認爲，艾滋病防治問題的關鍵，是高危人群的合作。沒有他們的合作，不要說治療，就是預防也只是空談。比如一個感染者，在鄉村集市上拔牙後，不去說明自己的情況，接下來的後果就跟賣血感染導致傳播一樣。他說，"艾滋病時代意味著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是'大爺'"。對於社會而言，艾滋病恐怖主要不在於感染者的"作困獸鬥"，而是他們的沈默和被動。在這方面，非政府組織具有政府組織不可替代的優勢。
從行動來看，非政府組織有反應迅速、行事靈活的優勢，採取一項措施時，不需要等待一個可能長達數年的"研究--計劃--預算--報告--審批--調集資金--組織人員"的過程。同時，由於非政府組織根植于社區，它可以充分利用社區已經存在的人際關係網路開展工作。而且，它可以不受瞬息萬變的政治與國家因素干擾，開展與國際同類組織的交流，尋求經濟與技術的支援。
鑒於非政府組織在艾滋病的資訊傳播、夥伴教育、爲病人提供照顧，以及保護感染者和病人的權利等方面發揮的積極有效作用，他建議國家在"艾滋病規劃"中確立非政府組織的地位；修改《社團登記法》，以及其他有關公民參與社會公共生活的法律規定，調動更多的人參與防治。
另外，他主張重新認識艾滋病高危人群的道德和法律地位，以鼓勵他們積極參與公共衛生運動，並解決其自身的健康問題。
⊙ 讓"愛"與"知"攜手同行
從萬延海的言談中，我感到，主宰其思維與感情的，不是政府所抱持的"權力需求"與掩藏在事物背後的"功利需求"，而是對其"目標人群"的同情與愛。因此，與政府提出的"佔領陣地"口號不同，他們提出的是讓"愛"與"知"攜手。對此，與萬延海的事業有粗略接觸的筆者，留下了深刻印象：鑒於萬延海與艾滋病人群的密切關係，我曾經與他探討，是否有可能撰寫一部深度反映艾滋病與同性戀問題的報告文學，一來用形象化的語言，揭示問題的複雜性，二來拓展社會容忍度。但萬延海一門心思地認爲，作爲社會工作者，他要對他的目標人群負責，他有義務保護他們的隱私和維護其心靈的平靜。他那義正詞嚴的態度，一度使我懷疑自己這個動議的"正當性"，竟有一絲"慚愧"升上心頭……。
我曾經發問，爲什麽在我國官方用語中（電腦的片語中）使用的是"愛滋病"這個詞，而在他們散發的宣傳品和論文中，使用的是"艾滋病"這個詞？他解釋說，這是爲了維護"愛"的神聖性。艾滋病雖然開始是通過性交傳播的，但它並非必然與這種活動聯繫在一起。人類也不能因爲有了艾滋病，就連帶對反映人的自然需求的"愛"産生恐懼。爲此，他提出讓"愛"與"知"攜手，給自己的組織取名"愛知行動"，意味著"愛"只有與"一定的知識"結盟，才可能是幸福的。而光有"知"，而沒有對"目標人群"的愛，一切將是事倍功半！
⊙ 以"紅絲帶"對"愛知"--不是對抗是競賽
出於對萬延海的以上瞭解，我７月９日寫的那封《公開信》，幾乎使用了"悼詞"的口吻："他畢業十四年來，不畏艱難曲折，與社會偏見與官僚機構的愚昧、麻木、腐敗作鬥爭，堅持對中國社會客觀存在的'艾滋病與同性戀問題'展開調查研究，建立幫助熱線；在推動社會理解與同情，促進教育與立法工作，呼籲國際社會的關懷與援助等方面，做出了顯著的成績。與此同時，他嚴格地遵守了職業道德規範，忠實地履行了一個專業工作者的義務，在失去正常工作條件的情況下，保持了一個公民的良知，親身實踐了一個人道主義者的崇高理想。說實話，他的工作，爲制度轉型期的中國知識份子提供了良好的示範！"
我認爲，有這樣的青年存在，是我們這個日漸墮落的社會的幸運；有這樣的人在堅持，是艾滋病人的幸運。對於這樣的人和事，政府不僅不應該打擊，而應該支援和表彰。而政府的行爲打擊的不僅僅是萬延海個人，而是全世界對中國政府的信心！是人類共同戰勝迫在眉睫的災難的信心！
不知道類似的"抗議"和"呼籲"有什麽效果，就在封閉"愛知行動"半個月後，共青團中央、教育部與衛生部聯合主辦的"大學生暑期三下鄉"活動中，第一次出現了以艾滋病爲幫助目標的"紅絲帶行動"。據《健康報》報道，一支１３０名志願者隊伍，組成的１３個團，於７月１５日分赴廣西、四川、河南等１０個省、自治區的農村。大學生們計劃通過宣講會、文藝演出、播放音像資料、發放宣傳品等形式開展宣傳，還將舉辦艾滋病防治知識培訓班。
萬延海對這個動向反應是積極的。在傳播這條訊息的按語中，他表示："紅絲帶行動，關注艾滋病人，開展艾滋病教育活動，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我認爲，由黨團組織或政府發起組織這次關愛活動，意義重大。"在他看來，艾滋病人有人關心是一件好事，大學生關懷社會、關懷人類的行爲應該得到鼓勵和支援。他們一旦走出校門，就有了接觸真實的機會，並開動每人的"發動機"，來參與改造不合理制度的行動。
從這個意義上看，"萬延海事件"至少推動了社會的關心，爲青年指出了一個方向，相信通過實踐，他們會進一步發現自身學養和素質的缺陷，從而進一步補充與完善自身，--這一切均說明，我們的努力並非完全無效。
這不應該是"對抗"，而應該是"競賽"！一場文明的競賽，人道的競賽，工作技巧的競賽，愛心的競賽！
但這顯然是一場不公平的競賽：競賽的一方被牽引，一方被捆綁……
"政府爲什麽連做'好事'也要獨裁？！"--沒有研究過什麽"政治"的萬延海的問題，一針見血！
在"萬延海事件"背後，一張"功利"與"是非"的大網越結越密……
圍繞"萬延海事件"的內幕究竟是什麽？面對這個巨大的"不等式"，全世界自然不能服氣！
打開"愛知行動"的網站http://www.aizhi.org，我試圖尋找答案……。
在與國際同類組織的交流，尋求援助，以及家庭教育與"貞潔問題"的研究過程中，萬延海接觸到一個叫做"國際教育基金會"的組織。而這個組織的背景組織，即是鼎鼎大名的"南韓統一教會"（１９９７年更名爲"世界和平與統一家庭聯合會"），創始人（"真父"）名叫文鮮明，自封爲人類的"救世主"，這個"統一教會"相信世界末日已經來臨，其意識形態與文化指標是倡導"唯禁慾教育"，或稱"貞潔教育"。
萬延海奇怪地發現，就在法輪功被打爲"階下囚"的同時，"統一教會"則被中南海請爲"座上賓"，他疑惑地寫道：
"令我們更加不安的是，這個教會與我國多個黨政機構和官辦民間團體存在合作關係。這個反對計劃生育的教會和我國計劃生育部門存在合作專案；這個反對女權的教會和婦聯組織存在密切合作關係；這個極端反對共産主義的教會和中宣部有密切聯繫；這個嘲笑人類知識的教會和教育部存在合作關係；這個輕視醫學科學的教會在衛生部研究所內設立了合作培訓中心。"
"我們感到上述畫面是滑稽的，但是如果事情僅僅限於上述方面，我們不會感到恐怖。我們有理由擔心，在長達１０多年的時間內，統一教會可能深入地參與到我國政治、外交、情報和軍隊。統一教會爲了實現其神權統治，建立了上千個隱蔽的前線機構，並在韓國、美國、日本和俄羅斯深深地參與到了上述的方面。"
不僅如此，萬延海還懷疑，近年來中國社會"煽起的極端社會思潮和戰爭熱情"，"與類似統一教會之類極端教派"不無關係。
⊙ 一個人道主義者在"道德"與"人性"之間抉擇
鑒於全國婦聯與"統一教會"的合作關係，萬延海認爲，該教會的文化觀念已滲透到《婚姻法》起草工作當中：
"我們注意到，我國新《婚姻家庭法》草案的一些觀念和統一教會如出一轍，而這個草案的背後推動者全國婦聯和統一教會存在合作關係；我們注意到，１９９９年最先報道新《婚姻家庭法》草案的《中國婦女報》記者也是'乾淨的愛情'的推動者，而這個'乾淨的愛情'似乎不是我們社會的習慣用語。"
"所謂'家庭隱私權'的存在妨害了家庭暴力的揭露和防治。我國現行婚姻法對反對家庭暴力卻隻字未提。再如，專家建議稿中關於'夫妻有平等的生育權'的規定，很明顯地缺少性別意識。生育權應賦予婦女，其原因：子女孕育雖由於夫提供了精子，但胎兒的整個孕育過程、生産過程均是由妻獨自完成的，婦女承受了巨大的身體的、精神的壓力和痛苦。同時生育權賦予婦女的精神是與有關國際條約（我國已簽約）相一致的。因此，是否生育子女夫妻應充分協商，如果雙方互不諒解，達不成協定，夫妻可以通過離婚，另覓願意生育的配偶，實現個人的生育自由權。但是不可以因爲想要孩子而強迫妻子生育子女或禁止妻子墮胎。中國婦女權益保障法第４７條規定'婦女有按照國家有關規定生育子女的權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已將生育權賦予了婦女，而專家建議稿的規定從表面上看確實規定了男女平等的生育權，但在實際上卻否定了婦女不生育的自由權，因而事實上剝奪了婦女的生育權，不是男女平等，而是男女不平等。"
--基於這些憂慮，萬延海批評與建議政府：
１、國際教育基金會在中國推行的性純潔（唯禁慾）教育不是基於科學的教育專案，而是基於某些宗教教義的教育專案，支援這種專案的美國組織多是些教會組織。
２、鑒於艾滋病病毒在世界範圍廣泛蔓延的趨勢，鑒於青少年參與性活動的多方面後果，多種形式的教育嘗試應該得到尊重，但是應該防止一些極端教育專案鼓吹仇恨和歧視。
３、政府應該開展或支援有科學依據的專案，在美國，科學團體多數支援綜合性教育或安全性教育，世界衛生組織和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支援安全性教育，包括推廣安全套使用。
４、政府不應該出於政治的或道德的原因參與或間接參與推動宗教教義，比如衛生部研究所內允許統一教會的國際教育基金會設立辦公室，而這個所謂的教育機構在培訓班、出版物和文化活動（集體婚禮）上積極傳播其宗教。
５、傳統道德不應該成爲政府支援或反對一些教育專案的理由，因爲一方面艾滋病不是傳統疾病，新的問題可能需要新的概念，另一方面，在人類面臨如此巨大的挑戰面前，事先設置限制性框架，可能會妨害人類挑戰疾病流行的戰鬥。
萬延海的報告於２０００年７月２９日遞交給了主管文教衛生的副總理李嵐清，抄送全國人大、政府有關部門、有關研究人員和媒體。
但政府此次封閉"愛知行動"的一個解釋，竟然是它"不與政府合作"！
⊙ 從來就沒有"救世主"
"不是黃河泛濫、不是黃禍，也不是金融危機，而是艾滋病！又發生在河南、又是駐馬店……。真正的末日也許在這裏。"
--一個寫過中國水災的作者對筆者說。
是啊！千百年過去，出現過多少"盛世"、"明君"！救世主、預言家、領袖、精英人物來而複去，去而複來，演出過幾多悲天愴地、壯懷激烈的喜劇、正劇和鬧劇！可中國的農民依然是農民……。
與當年的鴉片流行不同，這是一次世界性的"天懲"！而中國真正的危機也許不在於它已經沒有了林則徐，而在於它從制度上根本拒絕這樣一種可能："民間自助"形式。而這，可能是解救這場"世紀之災"唯一的出路。那個作家朋友說：
"這種蔓延性爆炸性的黑死病似的災難，也非得民間有自救意識，以及能夠啓動民間救助功能才有希望存活，……那些聯合國的資料說明，在非洲，國際組織（政府的一種）多年救助無效，因爲那裏的民間無救助能力。"
是啊！中國艾滋病防治的困難千條萬條，在於政府、專業人員、知識與資源與這個如土地般沈默的廣大社會的隔絕：
--不久以前，我們單位計劃對那些所謂的"艾滋病村"打算要孩子的婦女進行一次檢查，可是那些村子裏的人幾乎沒有一個同意檢查。他們不會在乎自己以及後代的生命，他們在乎的是錢，在他們眼中，我們做的那些只是爲了騙取他們的血汗錢……他們是農民……。
--艾滋病不是你明哲保身就不會得了，你隔不開它的。就正如我們是水，艾滋病病毒是魚，魚在水中游，上游下游它都會去的。
--如果惹火了艾滋病人，假設河南幾十萬的病人，每人拿一支針到城市裏紮人，哪怕不會傳染，也會嚇死你。
--對於艾滋病而言，恐怖的主要不是扎針和怒吼，而是沈默和被動。我們的政府的行爲卻一直在鼓勵人們這樣沈默下去。
--對於一個"不見棺材不落淚"的民族，你不讓他們看到血淋淋的艾滋病疫情，沒有一個城市小夥子會願意用避孕套。沒有多少人會願意花半小時去看艾滋病常識，只想我遠離艾滋病人遠離吸毒者就行了，（這是我在上海宣傳工作得出的可悲的結論），所以，我認爲空口宣傳對於中國人沒有什麽用。
儘管如此，萬延海與他的"愛知行動"，還有那些廣大的民間"志願者"、海內外關心祖國的同胞，仍然在探討解決問題的辦法：
--只有病人的權益得到解決，才說明中國人正視艾滋病了。……
--你不想看到"扎針"的事發生，那麽，善待他們，最起碼的，把他們也看作人。這是要發展一個良性社會或文明社會的最基本的東西。
--要用事實，要讓每個人參與幫助艾滋病人的工作，才更有效。
--看來，"免費檢查"和"消除歧視"應該是政府和社會當前從兩個方面努力的目標。這也許就是愛滋病問題的"七寸"。
從來就沒有什麽"救世主"。耶酥基督留給人間最後的勸誡，也許就是那一句："天助自助者！"
至此，從萬延海那邊又傳來兩條好訊息：
--河南省睢縣東關村感染者通過選舉，成立了"自助小組"；
--東關村居民趙麗娜和榮俊奎夫婦（艾滋病感染者）決定創辦"愛心書屋"，通過圖書和音像資料，開展艾滋病教育和一般知識閱讀活動，並爲感染者和非感染者提供交流的環境。
也許，在那"最後的預言"面前，這就是"最後的希望"了！
２００２年７月２９日於北京
－－轉自《民主中國》
(8/1/2002 13:56)
本文網址：http://observechina.net/info/da.asp?ID=17920&ad=8/1/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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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助自助者－－關於萬延海及其「愛知行動」
(陳小雅)
２００２年７月１日，時值聯合國對中國區域性地區"艾滋病病毒已成嚴重災難"發出警告，中囯共產黨建黨８１週年紀念日，中國政府"有關部門"以極爲荒誕的理由封閉了北京"愛知行動"辦公室。這個粗暴的行動，使萬延海一夜之間成了"名人"。
而就在一天之前，我剛剛與他恢復了中斷六年的聯繫。有鑒於他敍述的困難，我建議他暫時放下所有的事情，立即給朱容基寫信。"他會管的"，我說。同時，爲防不測，我還說："當然，我們在任何時候都應該相信，這個世界上，古今中外有的是'冤的死鬼'。你我，可能就是其中的一個！"
出乎意料的是，我話音未落，他已經當定了那"冤死的鬼"！
⊙ 林則徐式的悲歎
入夜，我打開信箱，第一次閱讀了萬延海傳來的關於中國艾滋病疫情的訊息。
一份發自巴賽隆納的報道說，根據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在"第十四屆愛滋病大會"召開前夕發佈的一項最新調查報告，中國已經處在爆發愛滋病狂潮的邊緣。這項標題爲《愛滋病--中國的巨大危險》報告表示，中國如果不立刻積極進行有效的防治，預計到西元２０１０年，可能會有一千萬人感染愛滋病，其嚴重程度將不亞於目前的非洲。
廣西壯族自治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陳傑醫生認爲，這個報告的估計並不過分。憑藉他在中國從事艾滋病防疫工作將近二十年經驗，說："的確，我周圍的同志也好，我所遇到的同志也好，都對目前艾滋病的流行問題十分擔憂……我們也估計，大概在最近幾年，也許艾滋病的發病在中國會出現一個高峰。隨之而來給公共衛生、給家庭、給社會，肯定都會增大壓力。總之，我個人認爲聯合國的這份報告是非常有說服力的。"
另一份法國《解放報》報道稱，據國際醫學界估計，河南艾滋病病毒呈陽性者（即艾滋病毒感染者）人數至少達到１５０萬人，而且這個數位已經沒有人懷疑。就連中國媒體的報導也提到河南可能有２００萬艾滋病毒攜帶者這個數位。
--這與筆者初識萬延海的時候相比，數量上漲已接近百倍；從地域上看，已經擴大到中原腹地……按照這種圖景與發展速度，"不久的將來，中國將成爲世界上艾滋病最多的國家"已不是一句"海外奇談"。
另一份是《河南省上蔡縣邵店鄉後楊村艾滋病死亡報告》。
這份由陳發戶、程東陽代筆，完稿於２００２年５月９日的報告，反映了該村八個組１９９７年以來的艾滋病死亡與感染情況。感染者和死者有名有姓，有死亡日期，有因賣血感染的醫生檢查名冊。報告說，後楊村有將近４０００人的人口，８０％以上的賣血者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全村有感染者１６００人，其中１００多人死亡。在其開具的感染與死亡者名單中，２０歲到５０歲的青壯年占感染者的占總數的８１％，其中已有５３％死亡。
在這份有名有姓有死亡時間的報告中，有６名七歲以下的孩子，他們中已經有５人死亡，其中一名，才剛剛５個月……。
我彷彿看見了那５具小屍體……。
--關閉電腦，我從心底裏爆發出的是那句林則徐當年面對鴉片禍害的感歎：
"……是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
"以豐爲欠，是病國計；以欠爲豐，是害民生"
可是，林則徐在哪裡？林則徐生當今日，他又該怎樣？！
"萬延海的工作，應該是中國政府的工作；萬延海承擔的職責，應該是中國政府承擔的職責；萬延海的工作受到的來自不文明社會落後意識的阻力與障礙，中國政府有義務爲之排除……"--７月９日，我發憤寫下了那封《籲請江澤民、李鵬、朱容基立即出面干預"萬延海事件"，解救中國一百萬艾滋病感染者，使社會安定大衆免於恐懼》的信，請新華社轉交。可林則徐並不存在--新華社打回了我的信件，使它不得不成爲了一封出口轉內銷的《公開信》。
我認爲，社會的弊病應該是一個"合法政府的隱痛"！他們是被納稅人供養的一群，包括那些賣血者納稅供養的一群！可是政府非但沒有什麽"隱痛"，連做樣子的工夫都沒有。法國《解放報》記者說，在法國，也曾爆發過一樁病人輸血感染艾滋病的"汙血案"，多名政府官員因此受到法律審判。但致使中國河南農民因賣血而感染並傳播艾滋病的官員，直到今天還在其位並且官運亨通！他們不僅沒有"隱痛"，還大打出手，對幫助這些苦難者的"愛知行動"成員與志願者施展阻撓、拆臺、拘留，直至封門的打擊！
--２００２年１月下旬，"愛知行動"專案執行負責人李丹在北京市朝陽分局度過一個不眠之夜；
--來自河南省睢縣東關村的感染者趙勇和王良，爲廣大感染村民遞交一份給政府的求助信件，被拘押；
--２００２年３月中旬，學院領導和李丹受到北京市公安局調查，隨後北京市衛生局和衛生部也介入調查。感染者培訓被阻止，感染者受到地方政府阻攔和監視；活動被警告：將有警察出現！
他們還有救沒有？！--我問的不是艾滋病人，而是政府！他們難道打算與這場"世紀之災"同歸於盡？！
眼前的災難，是天災？是人禍？不言自明。
此時此刻，林則徐那悲劇的形象再次浮現在我的眼前。
對於一個古老的農業民族來說，主要的災害莫過於水、旱、蝗、澇，而水災過後，必是瘟疫。《近代中國災荒紀年》爲這悲慼的歷史，提供的是這樣一幅圖景：
"幾萬甚至幾十萬群衆在大水漫淹時，露宿在屋脊樹梢，一面哀慼地注視著水中漂浮的屍體，一面殷切而無望地等待著不知何時到來的'賑濟'"。
大水過後，必是乾旱："由於乾旱而造成的赤地千里上，千百成羣的饑民剝光了樹皮，掘盡了草根，不得不艱難地吞嚥著觀音土，以茍延殘喘；寒冬臘月，饑寒交迫的災民在走向施粥廠的道路上，每天幾十、成百地倒閉在城市街頭……"
而令人無法理解的是，即使如此，有時候老百姓卻寧肯"匿災不報"！所以，胡適先生在《論學近著》中有名言曰："天旱了，只會求雨；河決了只會拜金龍大王；風浪大了，只會禱告觀音菩薩或天後娘娘；荒年了，只好去逃荒；瘟疫來了，只好閉門去等死；病上身了，只好求神許願……"
--不知情者，以爲這便是中國農民的所謂"劣根性"了。而更爲體恤民情的林則徐對此卻洞若觀火："州縣侵吞賑款，吏胥捏冊索費，生監包攬賑票……是直向千萬垂斃之民奪之食而速其死"！官兵"賑災"過後，比蝗蟲過後更可怕，因爲蝗蟲只吃農田之糧，官兵則要把農民家中的都吃光。如此一來，老百姓倒不如求神逃荒來得更輕省點。
爲了斂財，地方豐年報歉收，以逃避國家賦稅；災年報豐收，以向老百姓盤剝。大災大難則更是他們"致富"的捷徑……總之，一個"瞞"字，蘊藏多少污濁！而這"瞞"字背後，是比自然災害更大的"人禍"！
大清帝國滅亡九十年後的今天，萬延海和他的"愛知行動"居然因"推動河南艾滋病和賣血的公開化"，以求從公衆、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國際組織獲得援助，但卻犯了不知哪家的大"法"？！
--這種光天化日之下的暴行，能不使人聯想到另一次"天譴"已經來臨？！
⊙ 初識萬延海
不記得是何種機緣，我認識了萬延海。通過幾次電話，見面僅只一次。從儲存至今的一個檔案袋中各種材料的形成日期來看，具體時間可能在１９９６年初夏。
根據萬延海的簡歷，那時，他已經與衛生部的"官僚--保守勢力"發生正面衝突，離開了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而供職於一所民辦的學校--北京現代管理學院，擔任其健康人類學系主任，以上海醫科大學畢業的碩士身份，爲開展艾滋病預防教育，推動社會對性問題的理解與寬容，走上了自籌資金辦學與科研的道路。
初識的場合，在北京的月壇公園。那一天，萬延海領導的"愛知行動"正參加西城區舉辦的一次科學普及活動。在北門的路邊，"艾滋病知識諮詢"活動的旗幟高掛，志願工作者向路人發放著宣傳材料；一張課桌前有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長、中國健康教育協會副會長陳秉中坐鎮……。
後來得知，陳教授是萬延海原來的上司，他是萬延海事業始終如一的支持者和"後臺"。但是，１９９３年５月１０日，他因與萬延海合作撰寫的兩篇文章，被衛生部黨組戴上了"鼓吹人權、鼓吹同性戀和同情妓女"的帽子。也就是在那時，萬延海被迫離開了自１９９２年４月起親自創立的"艾滋病求助熱線"。同年８月１０日，衛生部部長陳敏章召見了陳秉中，令其退休，該月的《中國健康教育》雜誌，因爲刊載他的文章《同性戀、艾滋病、健康教育》，被勒令停止發行……陳秉中並沒有因此而退卻，他從始至終坐在這裏。
但我卻發現，在整個活動中，並未有一人就艾滋病問題前來諮詢。發問的主題始終只有一個："你們屬於哪個單位主管？""民間社團有沒有註冊？"
看情形，艾滋病問題彷彿離中國人還很遠，值得警惕的倒是這些正在自覺行動起來的"先知先覺"。
而陳秉中教授告訴我，這種"遠離"只是一種假像。自１９８４年中國發現第一例艾滋病患者以來，不到十年，這個數位已增長到千位元。據全國政協委員、著名作家肖乾掌握的材料，到１９９２年底，我國實際已有艾滋病毒感染者４８００至１１４００人。當時預計，到２０００年，我國艾滋病毒感染者將達到５·５萬，患者將達到１·１萬，現在看來這個估計自然是太保守、太保守了……。
⊙ 歧視--艾滋病問題的癥結之一
爲什麽要把"艾滋病"與"同性戀"問題並提？
爲什麽要強調"非政府"和"社區自治"？
--從這個"宣傳日"中，我感到了問題的"非同一般"，也學到了新知：所謂艾滋病問題，並不是一顆"同情心"就可以打發的。它與許多社會現象盤根錯節，它的起因根植於人的需要和心理，主要考驗指標，卻在於社會的科學組織與道德的寬容度……。
那次，萬延海告訴我，在艾滋病的兩大來源--性交與吸毒中，同性戀傳播問題其實是比妓女問題和針頭注射更難駕禦的難題。
通過調查，他們發現，中國男同性戀者感染艾滋病的危險，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因爲其活動大多在"地下"，難以採取預防措施；二是由於它不合法，性伴侶難以固定。在臨時性的交往中，這些人只有５％是使用安全套的。而在中國，大多數男同性戀者都會迫於社會的壓力，與異性結婚，並生兒育女，這樣，感染的男同性戀者就會把病毒傳染給他的妻子和遺傳給子女。正是由於同性戀行爲的"不合法"，使得艾滋病得以悄然傳播。醫生即使找到感染者的家人或女友，卻無從查詢他的同性戀夥伴。爲此，肖乾先生曾提出呼籲"社會工作者及司法界應重視同性戀問題"，他說：對於同性戀者，"只有公開出來，才有利於防止和醫治。"而現實狀況是，同性戀者一旦暴露身份，他們大多數會被與"流氓"同等看待，輕者單位開除，重者警察逮捕。許多人因社會歧視，生活在孤獨無援的狀態中，或尋求自殺，或鬱鬱終身……。
因此，陳秉中教授認爲，要實現世界衛生組織的"全球艾滋病戰略"，需要良好的社會條件支撐。它包括：１、尊重同性戀者的人權；２、締造有支援力，沒有歧視的社會環境；３、社會政治保證；４、國家保健系統的積極參與。
⊙ 非政府組織--心靈關懷的需要
從萬延海那裏，我聽到了一個醫學和社會工作者對"非政府組織"概念的理解與詮釋，它全然不同於我們的一些政治家與政治精英的理解，而我相信，這才是這個概念和組織生命力的正宗源頭與本來含義。
萬延海告訴我，在艾滋病防治問題上，非政府組織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由於它與社會的密切關係，比較容易發現社區要求，接近目標人群，並同他們建立信任關係。目標人群在同他們打交道時，不用擔心會被出賣，自尊心不會受到傷害。
萬延海認爲，艾滋病防治問題的關鍵，是高危人群的合作。沒有他們的合作，不要說治療，就是預防也只是空談。比如一個感染者，在鄉村集市上拔牙後，不去說明自己的情況，接下來的後果就跟賣血感染導致傳播一樣。他說，"艾滋病時代意味著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是'大爺'"。對於社會而言，艾滋病恐怖主要不在於感染者的"作困獸鬥"，而是他們的沈默和被動。在這方面，非政府組織具有政府組織不可替代的優勢。
從行動來看，非政府組織有反應迅速、行事靈活的優勢，採取一項措施時，不需要等待一個可能長達數年的"研究--計劃--預算--報告--審批--調集資金--組織人員"的過程。同時，由於非政府組織根植于社區，它可以充分利用社區已經存在的人際關係網路開展工作。而且，它可以不受瞬息萬變的政治與國家因素干擾，開展與國際同類組織的交流，尋求經濟與技術的支援。
鑒於非政府組織在艾滋病的資訊傳播、夥伴教育、爲病人提供照顧，以及保護感染者和病人的權利等方面發揮的積極有效作用，他建議國家在"艾滋病規劃"中確立非政府組織的地位；修改《社團登記法》，以及其他有關公民參與社會公共生活的法律規定，調動更多的人參與防治。
另外，他主張重新認識艾滋病高危人群的道德和法律地位，以鼓勵他們積極參與公共衛生運動，並解決其自身的健康問題。
⊙ 讓"愛"與"知"攜手同行
從萬延海的言談中，我感到，主宰其思維與感情的，不是政府所抱持的"權力需求"與掩藏在事物背後的"功利需求"，而是對其"目標人群"的同情與愛。因此，與政府提出的"佔領陣地"口號不同，他們提出的是讓"愛"與"知"攜手。對此，與萬延海的事業有粗略接觸的筆者，留下了深刻印象：鑒於萬延海與艾滋病人群的密切關係，我曾經與他探討，是否有可能撰寫一部深度反映艾滋病與同性戀問題的報告文學，一來用形象化的語言，揭示問題的複雜性，二來拓展社會容忍度。但萬延海一門心思地認爲，作爲社會工作者，他要對他的目標人群負責，他有義務保護他們的隱私和維護其心靈的平靜。他那義正詞嚴的態度，一度使我懷疑自己這個動議的"正當性"，竟有一絲"慚愧"升上心頭……。
我曾經發問，爲什麽在我國官方用語中（電腦的片語中）使用的是"愛滋病"這個詞，而在他們散發的宣傳品和論文中，使用的是"艾滋病"這個詞？他解釋說，這是爲了維護"愛"的神聖性。艾滋病雖然開始是通過性交傳播的，但它並非必然與這種活動聯繫在一起。人類也不能因爲有了艾滋病，就連帶對反映人的自然需求的"愛"産生恐懼。爲此，他提出讓"愛"與"知"攜手，給自己的組織取名"愛知行動"，意味著"愛"只有與"一定的知識"結盟，才可能是幸福的。而光有"知"，而沒有對"目標人群"的愛，一切將是事倍功半！
⊙ 以"紅絲帶"對"愛知"--不是對抗是競賽
出於對萬延海的以上瞭解，我７月９日寫的那封《公開信》，幾乎使用了"悼詞"的口吻："他畢業十四年來，不畏艱難曲折，與社會偏見與官僚機構的愚昧、麻木、腐敗作鬥爭，堅持對中國社會客觀存在的'艾滋病與同性戀問題'展開調查研究，建立幫助熱線；在推動社會理解與同情，促進教育與立法工作，呼籲國際社會的關懷與援助等方面，做出了顯著的成績。與此同時，他嚴格地遵守了職業道德規範，忠實地履行了一個專業工作者的義務，在失去正常工作條件的情況下，保持了一個公民的良知，親身實踐了一個人道主義者的崇高理想。說實話，他的工作，爲制度轉型期的中國知識份子提供了良好的示範！"
我認爲，有這樣的青年存在，是我們這個日漸墮落的社會的幸運；有這樣的人在堅持，是艾滋病人的幸運。對於這樣的人和事，政府不僅不應該打擊，而應該支援和表彰。而政府的行爲打擊的不僅僅是萬延海個人，而是全世界對中國政府的信心！是人類共同戰勝迫在眉睫的災難的信心！
不知道類似的"抗議"和"呼籲"有什麽效果，就在封閉"愛知行動"半個月後，共青團中央、教育部與衛生部聯合主辦的"大學生暑期三下鄉"活動中，第一次出現了以艾滋病爲幫助目標的"紅絲帶行動"。據《健康報》報道，一支１３０名志願者隊伍，組成的１３個團，於７月１５日分赴廣西、四川、河南等１０個省、自治區的農村。大學生們計劃通過宣講會、文藝演出、播放音像資料、發放宣傳品等形式開展宣傳，還將舉辦艾滋病防治知識培訓班。
萬延海對這個動向反應是積極的。在傳播這條訊息的按語中，他表示："紅絲帶行動，關注艾滋病人，開展艾滋病教育活動，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我認爲，由黨團組織或政府發起組織這次關愛活動，意義重大。"在他看來，艾滋病人有人關心是一件好事，大學生關懷社會、關懷人類的行爲應該得到鼓勵和支援。他們一旦走出校門，就有了接觸真實的機會，並開動每人的"發動機"，來參與改造不合理制度的行動。
從這個意義上看，"萬延海事件"至少推動了社會的關心，爲青年指出了一個方向，相信通過實踐，他們會進一步發現自身學養和素質的缺陷，從而進一步補充與完善自身，--這一切均說明，我們的努力並非完全無效。
這不應該是"對抗"，而應該是"競賽"！一場文明的競賽，人道的競賽，工作技巧的競賽，愛心的競賽！
但這顯然是一場不公平的競賽：競賽的一方被牽引，一方被捆綁……
"政府爲什麽連做'好事'也要獨裁？！"--沒有研究過什麽"政治"的萬延海的問題，一針見血！
在"萬延海事件"背後，一張"功利"與"是非"的大網越結越密……
圍繞"萬延海事件"的內幕究竟是什麽？面對這個巨大的"不等式"，全世界自然不能服氣！
打開"愛知行動"的網站http://www.aizhi.org，我試圖尋找答案……。
在與國際同類組織的交流，尋求援助，以及家庭教育與"貞潔問題"的研究過程中，萬延海接觸到一個叫做"國際教育基金會"的組織。而這個組織的背景組織，即是鼎鼎大名的"南韓統一教會"（１９９７年更名爲"世界和平與統一家庭聯合會"），創始人（"真父"）名叫文鮮明，自封爲人類的"救世主"，這個"統一教會"相信世界末日已經來臨，其意識形態與文化指標是倡導"唯禁慾教育"，或稱"貞潔教育"。
萬延海奇怪地發現，就在法輪功被打爲"階下囚"的同時，"統一教會"則被中南海請爲"座上賓"，他疑惑地寫道：
"令我們更加不安的是，這個教會與我國多個黨政機構和官辦民間團體存在合作關係。這個反對計劃生育的教會和我國計劃生育部門存在合作專案；這個反對女權的教會和婦聯組織存在密切合作關係；這個極端反對共産主義的教會和中宣部有密切聯繫；這個嘲笑人類知識的教會和教育部存在合作關係；這個輕視醫學科學的教會在衛生部研究所內設立了合作培訓中心。"
"我們感到上述畫面是滑稽的，但是如果事情僅僅限於上述方面，我們不會感到恐怖。我們有理由擔心，在長達１０多年的時間內，統一教會可能深入地參與到我國政治、外交、情報和軍隊。統一教會爲了實現其神權統治，建立了上千個隱蔽的前線機構，並在韓國、美國、日本和俄羅斯深深地參與到了上述的方面。"
不僅如此，萬延海還懷疑，近年來中國社會"煽起的極端社會思潮和戰爭熱情"，"與類似統一教會之類極端教派"不無關係。
⊙ 一個人道主義者在"道德"與"人性"之間抉擇
鑒於全國婦聯與"統一教會"的合作關係，萬延海認爲，該教會的文化觀念已滲透到《婚姻法》起草工作當中：
"我們注意到，我國新《婚姻家庭法》草案的一些觀念和統一教會如出一轍，而這個草案的背後推動者全國婦聯和統一教會存在合作關係；我們注意到，１９９９年最先報道新《婚姻家庭法》草案的《中國婦女報》記者也是'乾淨的愛情'的推動者，而這個'乾淨的愛情'似乎不是我們社會的習慣用語。"
"所謂'家庭隱私權'的存在妨害了家庭暴力的揭露和防治。我國現行婚姻法對反對家庭暴力卻隻字未提。再如，專家建議稿中關於'夫妻有平等的生育權'的規定，很明顯地缺少性別意識。生育權應賦予婦女，其原因：子女孕育雖由於夫提供了精子，但胎兒的整個孕育過程、生産過程均是由妻獨自完成的，婦女承受了巨大的身體的、精神的壓力和痛苦。同時生育權賦予婦女的精神是與有關國際條約（我國已簽約）相一致的。因此，是否生育子女夫妻應充分協商，如果雙方互不諒解，達不成協定，夫妻可以通過離婚，另覓願意生育的配偶，實現個人的生育自由權。但是不可以因爲想要孩子而強迫妻子生育子女或禁止妻子墮胎。中國婦女權益保障法第４７條規定'婦女有按照國家有關規定生育子女的權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已將生育權賦予了婦女，而專家建議稿的規定從表面上看確實規定了男女平等的生育權，但在實際上卻否定了婦女不生育的自由權，因而事實上剝奪了婦女的生育權，不是男女平等，而是男女不平等。"
--基於這些憂慮，萬延海批評與建議政府：
１、國際教育基金會在中國推行的性純潔（唯禁慾）教育不是基於科學的教育專案，而是基於某些宗教教義的教育專案，支援這種專案的美國組織多是些教會組織。
２、鑒於艾滋病病毒在世界範圍廣泛蔓延的趨勢，鑒於青少年參與性活動的多方面後果，多種形式的教育嘗試應該得到尊重，但是應該防止一些極端教育專案鼓吹仇恨和歧視。
３、政府應該開展或支援有科學依據的專案，在美國，科學團體多數支援綜合性教育或安全性教育，世界衛生組織和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支援安全性教育，包括推廣安全套使用。
４、政府不應該出於政治的或道德的原因參與或間接參與推動宗教教義，比如衛生部研究所內允許統一教會的國際教育基金會設立辦公室，而這個所謂的教育機構在培訓班、出版物和文化活動（集體婚禮）上積極傳播其宗教。
５、傳統道德不應該成爲政府支援或反對一些教育專案的理由，因爲一方面艾滋病不是傳統疾病，新的問題可能需要新的概念，另一方面，在人類面臨如此巨大的挑戰面前，事先設置限制性框架，可能會妨害人類挑戰疾病流行的戰鬥。
萬延海的報告於２０００年７月２９日遞交給了主管文教衛生的副總理李嵐清，抄送全國人大、政府有關部門、有關研究人員和媒體。
但政府此次封閉"愛知行動"的一個解釋，竟然是它"不與政府合作"！
⊙ 從來就沒有"救世主"
"不是黃河泛濫、不是黃禍，也不是金融危機，而是艾滋病！又發生在河南、又是駐馬店……。真正的末日也許在這裏。"
--一個寫過中國水災的作者對筆者說。
是啊！千百年過去，出現過多少"盛世"、"明君"！救世主、預言家、領袖、精英人物來而複去，去而複來，演出過幾多悲天愴地、壯懷激烈的喜劇、正劇和鬧劇！可中國的農民依然是農民……。
與當年的鴉片流行不同，這是一次世界性的"天懲"！而中國真正的危機也許不在於它已經沒有了林則徐，而在於它從制度上根本拒絕這樣一種可能："民間自助"形式。而這，可能是解救這場"世紀之災"唯一的出路。那個作家朋友說：
"這種蔓延性爆炸性的黑死病似的災難，也非得民間有自救意識，以及能夠啓動民間救助功能才有希望存活，……那些聯合國的資料說明，在非洲，國際組織（政府的一種）多年救助無效，因爲那裏的民間無救助能力。"
是啊！中國艾滋病防治的困難千條萬條，在於政府、專業人員、知識與資源與這個如土地般沈默的廣大社會的隔絕：
--不久以前，我們單位計劃對那些所謂的"艾滋病村"打算要孩子的婦女進行一次檢查，可是那些村子裏的人幾乎沒有一個同意檢查。他們不會在乎自己以及後代的生命，他們在乎的是錢，在他們眼中，我們做的那些只是爲了騙取他們的血汗錢……他們是農民……。
--艾滋病不是你明哲保身就不會得了，你隔不開它的。就正如我們是水，艾滋病病毒是魚，魚在水中游，上游下游它都會去的。
--如果惹火了艾滋病人，假設河南幾十萬的病人，每人拿一支針到城市裏紮人，哪怕不會傳染，也會嚇死你。
--對於艾滋病而言，恐怖的主要不是扎針和怒吼，而是沈默和被動。我們的政府的行爲卻一直在鼓勵人們這樣沈默下去。
--對於一個"不見棺材不落淚"的民族，你不讓他們看到血淋淋的艾滋病疫情，沒有一個城市小夥子會願意用避孕套。沒有多少人會願意花半小時去看艾滋病常識，只想我遠離艾滋病人遠離吸毒者就行了，（這是我在上海宣傳工作得出的可悲的結論），所以，我認爲空口宣傳對於中國人沒有什麽用。
儘管如此，萬延海與他的"愛知行動"，還有那些廣大的民間"志願者"、海內外關心祖國的同胞，仍然在探討解決問題的辦法：
--只有病人的權益得到解決，才說明中國人正視艾滋病了。……
--你不想看到"扎針"的事發生，那麽，善待他們，最起碼的，把他們也看作人。這是要發展一個良性社會或文明社會的最基本的東西。
--要用事實，要讓每個人參與幫助艾滋病人的工作，才更有效。
--看來，"免費檢查"和"消除歧視"應該是政府和社會當前從兩個方面努力的目標。這也許就是愛滋病問題的"七寸"。
從來就沒有什麽"救世主"。耶酥基督留給人間最後的勸誡，也許就是那一句："天助自助者！"
至此，從萬延海那邊又傳來兩條好訊息：
--河南省睢縣東關村感染者通過選舉，成立了"自助小組"；
--東關村居民趙麗娜和榮俊奎夫婦（艾滋病感染者）決定創辦"愛心書屋"，通過圖書和音像資料，開展艾滋病教育和一般知識閱讀活動，並爲感染者和非感染者提供交流的環境。
也許，在那"最後的預言"面前，這就是"最後的希望"了！
２００２年７月２９日於北京
－－轉自《民主中國》
(8/1/2002 1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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