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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形與現身 卡維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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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於《聯合報》副刊1996年3月4日） 現形（outing）和現身（come
out）是同性戀運動中兩個頗有爭議的策略。 所謂「現身」就是同性戀者公開自己的身份。由於處境不同，每個人現身的過程與方式也不盡相同。有人在大眾媒體前現身，有人在朋友同學同事間現身，有人向配偶、子女或父母現身，有人則向意中人現身。當然，去同性戀酒吧等場所也是一種現身；還有和情人在街上親熱，或打扮舉止符合一般人對同性戀的想像，也都可算得上某種程度的現身。 不論哪一種現身，現身者都是自己自願公開身份的；如果是被同性戀運動團體所揭發，使其同性戀身份曝光，那就不是現身，而是「現形」了。 同性戀運動有時會採取「現形」策略來對付一些迫害同性戀的名人，這些公眾人物雖然本身是同性戀，但卻寧為「同奸」，甘願作異性戀體制的幫兇，因此，同性戀運動的團體有時會公開這些名人的同性戀身份，讓她（他）們現形。 還有些時候，被現形的名人未必做了什麼不利同性戀的壞事，但是因為這些名人沒有利用她（他）們的公眾位置來促進同性戀的利益，所以也成為現形的目標。 反對「現形」策略的人認為「性」是件私事，每個人都有保持維護其性祕密的權利，即所謂「躲在暗匭中的權利」(closet
right），因此不應該強迫現形或給別人現身的壓力。畢竟每個人的處境不同，不能規定大家為了同性戀集體的利益而都（以同樣方式）現身，這是對個人和個人選擇的尊重，這種尊重正是同性戀運動原始的精神──尊重同性戀作為一個個人及其所做的性愛選擇。 堅持現形策略的人則認為，今天同性戀因為其性偏好而被歧視，因為「性」而影響其工作權與社會地位的攀升，因此不能說性只是個人私事。同性戀運動的目標不是使人永遠都有個見不得人的私人祕密、暗匭，而是使大家都有公開自己的「性」（偏好口味、經驗心情、遭遇歷史等等）而不被歧視或感到羞愧的權利。易言之，同性戀運動爭取的不是「躲在暗匭中的權利」，而是「出匭」的權利、更是拆除暗匭的權利。由於同性戀運動與集體的鬥爭，才使得每個個別的同性戀者活的更自在，所以每個同性戀都有責任去促進運動和集體的利益，促進方式之一就是現身；那些不願現身的同性戀實際上會有鞏固異性戀體制的效果。 上面關於現形的正反意見似乎都言之有理；但是如果要更深刻的思辯，而不致太快落入以正義化身自居的道德絕對主義，我認為必需把這個問題放到更寬廣的脈絡裏。雖然表面上現形談的對象只是名人，但是因為其背後假設的問題，例如：當集體運動促進了個人利益時，個人有沒有責任去促進集體利益？還是個人有權保持其隱私？這些其實是更廣泛的運動倫理問題。所以「現形」不但和一般非名人的同性戀者的「現身」密切相關，同時也和同性戀有相似處境的邊緣弱勢族群密切相關，特別是那些被同樣的性壓抑制度所迫害，因而同樣有現身問題的愛滋病患、私生子、豪爽女人、被性侵害者、濫交者、賣淫者、變性者、通姦者等等。思考上述這些性多元人士的現身／現形，將幫助我們更細緻具體地注意問題的複雜性，也可能避免簡單化的策略。 不管怎麼說，現形總是同性戀運動對某些同性戀者所作的揭發；如果有異性戀者去公開同性戀者的身份，那就根本不是現形，而是醜惡無恥的迫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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