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03.22 中時晚報】
黃哲民

「釣魚」是警方取得犯罪證據的慣用手法之一，通常由便衣警員或線民喬裝顧客混入，伺機通知埋伏的同事突擊抓人，特別是用來取締毒品交易、賭博電玩或色情理容院。但此舉一旦被濫用，很可能產生「陷害教唆」之嫌，不乏獲判無罪的案例。

不可否認的，「釣魚」辦案是快速取得犯罪證據的捷徑，因此儘管執法人員必須冒著遊走法律邊緣的風險，但也確實將許多罪犯繩之以法。問題是，當案件一進入司法程式，有經驗的被告或辯護人幾乎都會以「陷害教唆」為由抗辯。

簡單的說，「陷害教唆」就是「引誘犯罪」，只要相互協力才能完成犯罪行為的其中一方，並非出於本意，而是在執法人員教唆引誘之下才做出犯罪行為，基本上就構成「陷害教唆」。例如警方「釣」出毒販假裝購買，等對方上鉤時表明身份逮人，也算是廣義的「陷害教唆」。

越來越多法官認為「陷害教唆」取得的犯罪證據無效，也不乏因此判決無罪的案例，但不見得所有法官都持相同見解，關鍵在於執法人員如何善用「釣」來的線索，擴大追查嫌犯其他罪證與犯行。因為「陷害教唆」不能證實犯罪，但「釣魚」卻是合法的辦案技巧。

可惜的是，部分官警為求績效速成，加上辦案經驗與素質欠佳，往往只移送嫌犯被「釣」中的個案，不肯花心思多做調查。少數檢察官若不明就裡，也跟著警方移送資料起訴，結果只是白費一場功夫，落入眼睜睜看著罪犯逍遙法外的窘狀。更嚴重的是，警方為了績效不惜犯罪，不僅是正義能否彰顯的問題，警察與歹徒的界線，也將因此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