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維波(中央大學哲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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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代理孕母的爭議中,有許多來自婦女團體反對代孕的聲音,但是其實也有一些女性主義者贊成代理孕母的開放。她們至少有兩個理由,一個是代理孕母使女性打破了父權所定義的「母職」觀念;另一個是為了保障代孕工作者的權益。 首先,代理孕母打破了「女人的天職就是懷孕生產」的父權觀念,現在女人可以和男人一樣,無須懷孕生產也能擁有自己的子女。女人的不平等待遇從來就被歸諸於女人的生物性,代理孕母幫助女人脫離了懷孕生產的生物宿命。另方面,雖然代孕者必須和自古以來的女人一樣懷孕生產,但是和千古以來女人不同的是:她不但可以免於養育子女的「天職」,而且她可以用懷孕生產為獲取生計的手段,故而懷孕生產有可能是擺脫男人、獨立自主的手段,這是千古所未見的──從來,女人的懷孕生產都是使女人依附男人、喪失獨立的行為,今天代理孕母打破這個宿命,她的懷孕生產不是無償的生殖勞動,不是婚姻內的宿命,而是自願的人生選擇和職業選擇,有助於她改善她的人生境況。故而,代理孕母把女人的天職輕易的拆解了,這是古人無法想像的。因為古人沒想到:雖然懷孕生產是隻有女性才具備的能力,但是一旦懷孕生產專業化,就能改變傳統父權所加諸女人的生物「母職」。 「母職」就是女性必須負擔家務工作,之中除了養育子女、烹飪、家事、照顧工作、性工作外,還有生殖工作。生殖工作向來是家務工作的一部份。而這一切都是在婚姻關係中進行,女人也因而受限於家庭的私領域。在傳統社會中,脫離私領域的女人會遭受道德的指責,這就是性別不平等。 透過近代的婦女運動和進步的社會趨向,女性開始走出家庭、進入公領域,所以我們看到女性不婚、離婚、就業、受教育、參政、出入公共場所等等。同時,女人藉著「家務工作的公共化」進入公領域的大規模現象也誕生了,家務工作開始不再受限於婚姻家庭私領域的範圍、不再受親密關係的管轄。
此外,家務工作的商品化也反過來證明瞭家庭中的無償勞動不是沒有價值的,而是值得重視的。故而,也是對私領域中的婦女有利。任何工作的商品化都可能帶來剝削,但是不應該因此把人變回奴隸狀態,把女人趕回廚房,而是改變剝削經濟的模式,加強保障工作者的合法權益。代理孕母所從事的生殖工作,就是「女性的家務工作公共化、脫離私領域」這個大趨勢的一部份。所以我們肯定生殖工作的商品化趨勢,這是個比生殖工作奴隸化要更進步的趨勢。 代理孕母所從事的生殖工作,和父權定義的母職的生殖工作很不一樣:代理孕母不再是為婚姻關係中的丈夫服務,她是職業女性,她為自己的利益工作,她不是任何人的工具。如果說代理孕母間接的替某些男人完成了傳宗接代的願望,那麼她的角色也不過就像那些醫生、護士、男人的老闆、保育箱等一樣。因此,將代理孕母看成是替父權服務,或者把生殖工作商品化視為大惡,都是錯誤的女權分析。 作為新興行業,代理孕母是我們需要積極保障權益的工作。今天無論有沒有禁止代理孕母的法律,代理孕母都會存在,只是處於地下化的狀態,這對任何一方都沒有好處,我們必須正視代理孕母存在的現實,而思考如何積極保障代理孕母的工作條件和權益。 有人認為代理孕母會引發特殊的糾紛(例如在懷孕期不好好對待自己身體、會因為捨不得小孩而違約),但是我認為這種狀況是在一個行業比較不專業化、缺乏專業管理的情況下才容易出現的情況。還有人說代理孕母捨不得小孩是因為胎動會牽動母愛等等,我想女性主義者對這種母愛的生物性解釋一定會嗤之以鼻的吧。專業的代理孕母面對嬰兒不會那麼容易動情,就像在急診室或ICU的醫護者可以不動情一樣,不見得是沒人性,而是有專業的素養。 所以,代理孕母在未來走向專業化將是個進步的方向,這可以使懷孕過程更有嚴格程式,這些程式既保障代理孕母的權益也保障胎兒的健康,也可使代理孕母成為一個受人尊敬的職業。沒有污名的代孕者也較容易像國外的「白鸛」代孕者組織一樣,來爭取自己的工作權益。
有人說,那麼代理孕母不就成了生育機器嗎?確實。但是在避孕和人口控制的今天,一般女人已經不再是生了一個又一個的生育機器,代理孕母的生育機器形象未必是個負面的、污名的,而是可以帶著先民對生殖的崇拜心理,可以是代理孕母專業形象的一部份。如果女性主義者真的要幫助弱勢女人壯大,那麼是貶低她們好呢?還是提升她們的形象好呢?其次,「生育機器」之說是用來形容過去在婚姻家庭關係中的女人,就好像說家庭主婦是個「烹飪機器」一樣,但是當女人成為餐館廚師時,說她是「烹飪機器」又有什麼意義?專業工作者又有誰不是個效率機器呢? 女性團體不能把代理孕母或尋求代理孕母的人都當作被父權洗腦的受害者、傳宗接代思想的幫兇;這是對女性生殖工作者自身的主動能力的輕忽和簡化。現代社會日形複雜,不能只是用「父權」兩個字來涵蓋與解釋所有現象。作為女性團體,應當尊重其他女性的生命選擇,應當假設代理孕母或尋求代理孕母的人都是生命戰場上的戰士與鬥士,女性團體要給她們更大的力量完成她們的選擇和心願,而不是拒絕與排斥她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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