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政治入門：台灣性運演講集》，性／別研究室，2005年，頁175-177。）

同學問：我知道中國大陸的《憲法》中有一條「性賄賂罪」，而在臺灣也存在這種權欲交流的現象。如鄭余鎮與王筱嬋、陳水扁政府裏的「嘿嘿嘿」事件，女性在這裏面的角色十分令人思索。首先，女人的獻身來自于男人權力的通過，而女人又通過權力去尋求他們自己想要的東西。按照您所界定的性的三個層次，我想知道女性在這種性賄賂罪中到底處於性底層、性中層還是性上層？

甯應斌答：我們臺灣還沒有「性賄賂罪」，但是我不贊成以法規來處罰「性賄絡」或「性徇私」。首先，雖然對於公務人員有所謂「賄賂罪」，但是我們不能把金錢贈與的賄賂擴大延伸到「性」，因為這意味著「性」在法律上可以等同於有貨幣價值之物，那麼如果我被罰鍰或賠償時，是否可以用「性」來換算貨幣呢？換算的標準是什麼？用異性戀還是同性戀的標準？處男處女是否有高換算率？其中的荒謬性不用我多說了。所以，用「性賄賂」這個詞其實是刻意的混淆，因為如果我用性來交換錢，那可以說是「性交易」；如果我主動和有權力的人發生性關係，因而從這樣的人際關係中得到好處（不是金錢或有貨幣價值之物的立即交換），那應該稱為「性徇私」。性徇私不同於性騷擾或性脅迫（例如長官暗示下屬必須「獻身」，否則會開除下屬），性徇私是兩相情願的。你所謂的「權慾交流」，其實就是性徇私，也就是因為兩人有性關係而產生的人情，因而出現了徇私現象（favoritism），也就是講人情或走後門。

第二，如果我上面的概念釐清是正確的，亦即，「性賄賂」應該正名為「性徇私」，那麼我們現在再來考慮「性徇私」是否應該被規範或禁止。規範或禁止性徇私的最大問題就是：「性徇私」乃是「徇私」的一種，徇私雖然是社會生活或人際關係的一個常態，但是在某些組織中（特別是公共性質的）的某些狀況下（如為了促進公平）應該被規範或禁止；照這樣說來，在某些組織生活中需要被規範禁止的不單單是性徇私，而是所有的徇私。總之，規範或禁止性徇私是為了防止徇私，而不是為了規範禁止組織內的性生活。再者，這種對徇私的規範或禁止必須是具體明文且實際可行的，而不是漫無範圍的模糊字句，或只能選擇性的運用法規。事實上，現代的組織基本上都已經有形式上的公平法規，或規範禁止徇私的特別規定（如親屬家人必須迴避），不過實質上絕對不可能杜絕徇私，因為這是人際關係與社會生活的常態，我們不可能明文去規定朋友、同鄉、同學、同好、鄰居等等都必須迴避，而實質上要杜絕各類徇私乃是不可行的，因此如何完善形式上公平的法規（包括決策的民主化與透明化等）乃是規範徇私的唯一適當防線。

總之，單單挑選出性徇私來做規範或禁止，其實是一種對性的歧視。性徇私和其他種類的徇私應當放在一起考慮。例如，某個異性戀男性長官在考慮下屬升遷加薪時，從不考慮工作表現或資格等等，反而總是挑選那些和他發生性關係的女性下屬──假設這位長官並不單方面主動去創造這種性關係（否則就是一種性騷擾或性要脅了）──這種徇私作為是否讓女性在一個不友善或不利的環境中工作，而且是性別歧視的一部份？我的看法則是：性徇私（即，女性下屬也主動「獻身」的徇私關係）不是唯一讓弱勢者生活在不利工作環境中的可能歧視，因為有些長官總是挑選拍馬屁的，或者總是偏愛同性戀，或者總是選擇女性，或者總是選擇漢人，或者總是挑選已婚不外遇者而非性隨便者，這些徇私種類應該和性徇私一併考量。不過我認為建立防止各類徇私的法規往往是不可行的，組織內權力分配的合理，才是更重要的；例如，師生平權比建立防止老師徇私的規範更重要。

剛才同學提到王筱嬋，其實台灣過去還有一個小說《北港香爐人人插》，就是講一個女人藉著和有權力的男人上床來步步高昇。這類女人當然不是性騷擾或性要脅的受害者，也不是性徇私的受害者。但是她們是性歧視與性壓迫的受害者，因為人們往往不齒和迫害這種女人。我反對性徇私單獨立法，就是反對人們藉著反對性徇私來懲罰或貶低這些女人。這些為了爭取權力利益而在性上主動的女人，和性工作者或淫婦一樣，都處於性下層，而且對她們作為的重新論述（從性政治角度做新的詮釋）可以產生女性新力量、新氣勢、新情慾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