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何春蕤做研究生時試圖把神學與左翼批判結合在一起的習作，在《中國時報》海外版，1984年1月11日，以筆名符艾俠刊出（苻和艾取自我當時蠻迷的Eric Fromm，俠則是我從青春期開始就想做的人物）】
越戰紀念碑引起的爭議
數月前由華裔建築系學生林櫻設計的華盛頓越戰紀念碑掀起一陣爭論，有些人認為設計突出，使站在碑前的人能因面前的五萬七千個名字上映出自己的面容而深思越戰的始末及意義，也藉之對陣亡將士表示哀思；反對派的人則認為設計平凡，意義晦暗不明，沒有表達出戰爭的光榮與將士們的英勇。爭執數月後，終於決定再加上一座三名戰士執國旗的紀念碑。這次的激烈討論暫時告一段落，但是也因此再次反映出越戰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是一場做不完的噩夢，他們不願意提，不願意想，但是這個噩夢卻揮之不去，時時再現。
最近美國有不少大城改選市長，費城、夏洛市等等大城都選出了有史以來第一位黑人市長，還有數月前芝加哥市選出黑人市長造成黑白緊張的局面，日前黑人牧師傑克遜宣布參加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競爭，美國不得不提前為他提供保護。這些事件都顯示出黑人參政的意願提高，由於不可忽視的黑人選民力量，政客們不得不通過聯邦法律，定民權運動領袖馬丁金恩的生日為國定假日，這種黑人權力的增強自然對白人造成一定程度的震撼。
世俗神學理論家戈高登（Friedrich Gogarten）用他自己在1930年代提出的神學理論為骨幹，研討這兩大現象或事件對美國社會所造成的震撼有什麼樣的神學意義。由於美國本身是以宗教立國故而很自然地用神學的詮釋來看周圍發生的事件，戈高登的理論雖不一定適用於每一個國家或社會中，但是至少他的理論提供給我們一個新的角度來看歷史事件，是絕對有其價值的。
「末世」即是在歷史中遭遇神
在我們談越戰及黑權的神學意義前，先談談戈高登的神學理論。戈高登承繼了現代神學之父卡爾巴特（Karl Barth）的基本概念，即，神是全然超越的，不干涉或操縱世界上的人事。正因為神的全然超越，人不是被命定的，人才有全然的自由，但是自由也包含了責任，因此人必須為世界負責，為歷史負責。戈高登認為，做一個真正的人，便是不再逃避責任，不再把一切諉之於命運或其他迷信，而要脫離封閉性世界觀的挾制與奴役，勇敢地面對不可知的未來。神並不隱藏在一切事件的背後做一個秘密的操縱者，而是在我們的前方，迎面而來。未來是充滿了無窮的可能性的。
巴特以後的神學多半以未來為主，以末世論為中心思想。在現代神學家看來，所謂「末世」並不是經過長遠過程而來的某一遙遠國度，也不是宇宙終了時的大審判，而是在歷史中遭遇神。在這種看法中，神是一個「事件」，救恩是一個「末世事件」，是一件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歷史事件，它打碎我們固定不變的自我形象，使我們重新評估自己的觀念及看法。在傳統基督教的說法裡，「與神相遇」就是同時接受審判和恩典；神既是一個歷史事件，當它粉碎了我們現有的觀念系統時，我們可以把它看做是一種「審判」，但是此一事件也同時教我們評估自己，得到新的觀點，新的自由，所以也可以看成一種「恩典」。這種同時接受審判和恩典的歷史經驗就是與神在歷史中相遇了。
戈高登常說「神用越戰來粉碎美國人的世界觀」，或「反殖民主義的革命是神的歷史作為」，這並不是說神是那些歷史事件的物理、生理、社會、經濟等科學原因――簡稱為「物理原因」。而是說神是那些事件的「最後原因」――即「目的」。這兩種原因的區別可以用下列說明：若有人問「為什麼警報響了？」他可能是探詢警報之所以響的物理原因，我們告訴他是因為電流和喇叭等的機械作用；他也可能是詢問警報之所以響的最後原因，即目的，我們則回答它是在警告人們有敵機臨空。
明白了這個基本觀念，我們就可以明白為什麼戈高登說人可以自由的塑造世界，但必須為它們的行動負責。也就是說，人的行為是產生越戰或其他歷史事件的物理原因，而神卻是這些事件的最後原因――神就是歷史的目的。如果神是歷史的物理原因，那麼人可以把一切事件和現象歸罪於神，自己不必負責任了。
以戈高登的理論來看美國的參加越戰便可以明白「神是一個歷史事件」。
美國一向有一個固定的自我形象，認為自己是民主鬥士、世界警察、神的選民，因此要反對無神論的共產主義，扼止它的蔓延。隨著這個自我形象而來的，還有一些期望與目標。美國在外交上固然以本身利益為前提，但是追根究底，本身利益仍是建立在那個自我形象上：他們相信，只要原則對、目標對，「有力便有理」。
戈高登認為，越戰的經驗使得美國的「力」與「理」都開始動搖。美國有最現代化的武器和軍隊，有世界上最強大的「力」，但是卻無法撲滅裝備落伍、烏合之眾的越共游擊隊。美國自認「理」直氣壯，是正義之師，但是在越南堅強的國家主義面前，卻顯得無「理」可據。結果美國的「力」造成一場可怕的殺戮，老的、少的、士兵、平民，全都遭殃，造成全面混亂，使越南土地荒蕪，這一切成果與美國預期的目標正好背道而馳。
面對越共及北越視死如歸的決心，以及美國所支持的越南政權的腐敗，美國不得不省察自己的「理」。越戰經驗對美國來說，成了一件粉碎偶像的事件，自我形象和「力即是理」原則都需要重新評估。戈高登認為，美國人是否能接受此一挑戰，便可決定他們是否能由此一「與神相遇」的經驗，脫離固有觀念的挾制，找到未來的新自由恢復人原有的未決性及無限的可能性。
除了歷史事件以外，神也可能以人際關係來和人正面相逢。在個人的自我中心建立起來的世界中，只有我才是真正的「人」，這世界中其他的人都由「我」的自我中心扭曲成「物」，填在「我」的世界架構中。人與人之間雖有接觸，卻沒有真正的交流。戈高登以美國的「黑權運動」為例，說明人際關係如何成為神與人相遇的場域。
「黑意識」強調自主自力
戈高登指出，在美國，黑人長久以來就是低一等的人，即使在馬丁路德金恩領導的民權運動展開而且收到成效以後，黑白之間的關係仍然沒有改善。黑人一向被看為沒有身分、沒有自尊、沒有自我，他的存在要靠白人賦予意義及地位。黑人從未被當成一個完整的、真正的人來看，換句話說，美國黑人的形象建立在白人的自我投射和白人對黑人的看法上，而不是建立在黑人對自身的看法上。民權運動開展後，許多白人熱烈支持，因為這個運動只是在追求黑人政治權利的平等，黑白之間的主客關係並沒有改變，白人仍控制著黑人的自我觀念。
1960年代以來風行的「黑權運動」（Black Power）就不同了。它肯定了黑人的自主獨立，反對黑人繼續活在白人刻劃的黑人形象中，鼓勵黑人建立「黑意識」，超越白人加諸於身的黑人形象，以自主自立的人格面對白人。附帶地也推展了所謂的「黑人神學」，不再接受白人宣傳的白上帝、白耶穌形象，轉而謀求黑人的全面解放和自主。
這個運動對很多白人來說就不能接受，因為自主獨立的黑人形象和白人傳統觀念中的黑人形象大不相同。如果承認黑人也是完整自主的人，白人的世界架構便必須重新調整。因此，「黑意識」對白人來說是一次審判――要他們重新檢討自己的世界觀和對黑人的看法，它同時也是一種恩典――可能會產生新的彼此了解，新的謙卑，從而有真正的黑白交流。
戈高登認為以上兩個例子說明了越戰和黑權運動為美國人帶來的契機。這種未料或者與預料相反的事件之所以發生，便是與神相逢、與末世相遇。這未料之事使美國人重新評估自我。戈高登認為所謂的「信心」，便是接受此一未料之事及建立新自由的基本力量。有了面對現實的力量，看清自己過去由於自我形象、種族、性別、階級和地域而產生的閉塞觀念，人們不再受舊期望和舊觀念的限制，開始新生命的此一過程，對戈高登而言，就是傳統基督教所謂的「因信稱義」了。
如果把戈高登的理論推廣，則黎巴嫩美國駐軍的被炸，美國對格瑞納達島的武力侵略，女權運動的進展，同性戀合法化運動等等事件，都可算是神在歷史中與人相逢。而美國人對這些事件的反省是否帶來新看法，是否因改變舊觀念而得到新自由，就可以決定他們能否「因信稱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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