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是何春蕤碩士生時期的習作，以苻艾俠為筆名，於1984年2月5日刊登於美洲《中國時報》】
中共官方近來有關精神文明方面的宣傳已對社會主義採低調策略，但卻開始強調愛國主義，呼籲個人為國家的利益奮鬥，犧牲小我，個人生命才有意義。這些口號的目的是希望能誘導人們投入犧牲和捨己的行列，而且還自認是為正義與理想而戰，死而後已。歸納起來說，這些口號建立在幾個錯誤的假設上：1.國家永遠是對的，而且有存在的必要；2.比起國家的存在和利益，個人視微不足道的；3.沒有國家就沒有個人。
進入1984的門檻後，面對著這些似是而非的假設，我們不禁想起歐威爾在《1984》一書中的描述，歐威爾比下的「黨」或國家是全能的、不宿的、值得人類崇拜及獻身的，在它巨大的陰影之下，個人沒有發展的餘地，更沒有表達個別性的權利，一切的人類活動圍繞著國家，以國家的意願為依歸。
這種以國家為崇拜對象的傾向並非現代才有，16世紀馬基維利在他的《王侯論》及《討論集》（特別是後者）中，便已系統而冷酷的指出維持國家存在及利益的方式；他雖然沒有明白指出國家的崇高無上，但他的立論卻建立在這個假設上；配合著16世紀以後歐洲各國勢力的興起，人類歷史上便開始了另一段偶像崇拜史。所不同的是，國家這個偶像不是肉眼可見的木雕泥塑，也不是具體的英雄領袖人物，而是抽象的、高過一切物質的，滿足人對精神世界的渴望、可以隨掌權者之目的而任意塑造的。由於這個偶像的抽象性和可塑性，它的偶像性質反而不易為人所察覺，更何況眾多政客為它提供了各種合理化的解釋呢。
馬基維利之所以把人生存在的目的及意義投射在人以外的國家身上，不是沒有歷史原因的。文藝復興時對人性和教育的樂觀看法，到了15世紀末期已逐漸喪時吸引力，義大利本身現實狀況的苦悶粉碎了這種一廂情願式的理想主義，連年不斷的內戰與外國勢力入侵，更使得當時的人對上一代的樂觀人文精神感到失望；在義大利由中世紀開始的400年權術傳統之下，馬基維利清晰的提出另一條出路，寄望由專制帶來和平與統一，由國家的權力集中而帶來力量與繁榮；可惜的式，他的善意的理想卻無意中種下了現代國家崇拜的種子。
歐威爾以《1984》總結了馬基維利之後另外400年的權術傳統。他筆下的國家崇拜更加非人化，更加冷酷：國家以不斷的戰爭來消耗生產物資，以免國民因經濟繁榮而有受教育、思考、求平等和自由的機會；國家以無所不用其極的方式控制大眾傳播系統，禁止國民與外界接觸，監視國民的一切行動，甚至思考；國家設計出各種休閒活動、群眾運動、美麗動人的口號和觀念，以各種方式灌輸給國民，以暗示的方式進行集體洗腦。本來沒有生命的、終將在歷史中消失的國家，在書中像是有永恆生命、有目的的主動操縱一切；本來為人類福祉而存在的國家，反過來卻剝奪了人追求幸福的權利，奴役了所有的人。歐威爾書中是個顛倒了的世界，有生命的人成為沒生命的機器，設或是機器的附屬品；沒有生命的機器──國家──卻成了有生命、有意志的主體；《1984》書中最著名的三個口號就正呈現了這樣一個悖謬的世界：戰爭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無知就是力量。
如果我們把歐威爾的《1984》放在烏托邦文學的傳統中，《1984》所描述的總是各幻想的世界，可是，當我們把《1984》放在國家崇拜的傳統中來看時，這個幻想的世界就立刻變成我們周圍的現實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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