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何春蕤回到台灣後在各報的不同版面寫雜文，這是1989年9月11日刊登於《中國時報》開卷版的一篇書評。那時受邀寫書評總是毫不客氣，直言直批。原文題為〈不要被書名騙了〉】
黃春明在自序中說他初中時最喜歡讀散文，因為感覺句子很美，即使看不懂文章在寫什麼，也有一些句子讓他愛死了。那些和黃春明初中時代相似的讀者恐怕不會愛死了《等待一朵花的名字》，但是如果讀者想看的是樸素可親的人物和他們雋永感人的故事，如果讀者喜歡黃春明的小說，那麼這本散文集是有可看性的。
這樣的說法事實上是說，黃春明的散文在接近小說時，在有人物、有故事、有對白的時候最好看；若是接近雜文時，則要不是材料太薄而不足以留下深刻印象（如〈鄉土組曲〉的大部分），就是道德說教感太濃而失去說服力（如〈從『子曰』到『報紙說』〉或〈琉球的印象〉）。
選擇《等待一朵花的名字》作為書名，當然有其賣點的考慮──散文集要是沒有個詩意的名字，可能吸引不到會買散文集的那群讀者，這大概也是皇冠出版社的著眼點。但是就黃春明本人的意義來說，這篇散文的含意──作家對自身的社會角色之省思──可以總結黃春明在寫另幾篇情濃意遠的散文時的迫切感受。特別是在〈乾杯，戰士！〉中，雖然寫的是一個山地家庭被歷史玩弄的酸苦，黃春明的悲憤恐怕大半來自自身的無力感──面對現實中這樣的人物及故事，作家能做什麼？應該做什麼？（在這篇散文中黃春明的發洩方法是大醉而歸。）
在黃春明描繪的社會現象中，最發人深省的是談不同文化的情感表達方式的〈我愛你〉。但是和〈乾杯，戰士！〉一般，黃春明長於描繪而拙於分析，因此在〈我愛你〉的結尾才會用「玩笑扯談」來草草結束，而把「認真省思」留給別人去做。從這個角度來看，黃春明出於人道主義的熱情說故事是很夠了，但是要為前面那個問題找到有效的答案，恐怕還不足──好在他的讀者大概也不會苛求他提供答案：畢竟黃春明是小說家，不是理論家。
作家的社會功能不是個抽象回答的問題，也許可能的答案之一是由黃春明自問：除了最明顯的為文化工業如皇冠出版社提供佔有市場、改善形象的工具外（黃春明自承是應皇冠之請，拼湊舊作而成此書），這本散文集還達成了什麼社會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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