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何春蕤回到台灣後，在幾個報紙的副刊和讀書版寫評論文章，這是刊登於《自立早報》副刊1989年11月5日的文評，反映了她當時對女性處境的關切。原文題為〈荒原女人〉】
近年來由於婦女就業的比例大幅增加，職業婦女的生活及困難成了媒體不斷探討的題目，「女強人」併發症也佔據了大多數人的注意力，相形之下，未就業的家庭主婦反而很少有人關懷。朱天心今年的兩篇小說以她們為主題，描寫她們在新的社會條件及環境下的生活，格外引人深思。
「新黨十九日」寫的是一個家庭主婦無意中進入股票市場後經歷1988年長黑19日的心路歷程，「鶴妻」則透過一個新近喪妻的丈夫來逐步發現那個他一點也不了解的妻子的私密生活。這兩個女人雖然在故事中似乎（暫時）建立了某種快樂的「私生活」，但這更凸顯了她們日常生活的枯燥與無奈。
「新黨十九日」中的「她」與「鶴妻」中的小薰都是有丈夫有子女的家庭主婦，她們掌理家中的大小事務，燒飯洗衣養孩子外，還得努力使家中的財務狀況不至成為丈夫的後顧之憂，可是讀者同時也看見家人視為當然地享受這一切，而從不關心主婦的心情及需要。
「她」的丈夫及子女一向不考慮她的意見，覺得她不可能知道什麼事，就連她在晚間新聞時出來看看電視，也立刻被家人趕回廚房去盡她的首要義務，而且只要家人進家門的時候有飯可吃，白天主婦如何打發時間就從不是他們關切的問題。子女去吃速食時會手腳勤快地收拾桌面，在家則一推碗筷便離桌而去，留下殘局給主婦料理，丈夫更像個「大嬰兒作息似的」等她侍候，這些其實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故事。
小薰的丈夫也差不多，一切皆由小薰料理，連洗澡的衣物都不知道放在哪裡，丈夫對三歲兒子的日常起居也是一隻手指都不動，難怪小薰常問兒子是誰的寶貝，兒子則總是回答「媽咪的」，這樣的台詞早已反映出夫妻間的分隔。丈夫雖自認「自己是個一手擎天遮蔽風雨的雄性」，但是故事中的他顯然對家中的一切事物一無所知，更遑論了解小薰是如何在他固定的微薄薪水中攢下四十萬預備為他年底買車之用。小薰的丈夫想不透的是：「難道我曾羨慕過的可天天閑居家中的安適生活，竟是會讓她萌生我常有的置身荒原之感嗎？」非主婦的家庭成員的這種無知與無感也正是導致「她」十幾年來「永遠屬於這屋子裡最幽荒的一角」的原因。
然而這兩個生活在荒原中的中產家庭主婦不是沒有熱情、沒有夢想的，她們總是會在現實的荒原中營造出她們想望的天地。於是「她」跟隨表姐買了股票，不到半月便賺了兩萬多，這種暴利「令她好奇」起來，天天趕去號子，但是股市對她的吸引力有限──以她有限的資本，得了再多暴利，也只能夠為子女和丈夫添點平常不敢買的名牌服飾而已──真正令她醉心的，是股友生活的「美麗充實」感。
股友生活的「美麗」在於她們總是在速食店的咖啡香裡談市情，「她」不但可以像年輕的女兒一般悠然自在地吃炸薯條洋蔥圈，分享最流行的洋化都市生活，也可以一面喝咖啡一面看報，感受早餐桌上丈夫那樣做為權力階級一份子的悠閒，更可以幻想自身就是電視咖啡廣告中高貴氣質、不近廚房油煙的女主角。連這最平常最膚淺的速食文化也是「她」平日可望而不可及的經驗，這也難怪她在股友生活中會有中小學時探險新界面生活的興奮感了。
股友生活的「充實」在於，除了開門七件瑣事的廚房生活外，「她」也開始有了知的動力和機會。號子裡「一個上午聽來的話題加起來抵得過她有生以來知道的全部」，即使她看不懂偷買的財經雜誌的內容，但是那些名詞、那些遙遠的人物及事件「卻又與她是這樣近，唸唸就都到眼前來」。股市中有頭有臉的大人物成了那耳熟能詳的話題，一向在家中最沒有知識、最與外界隔絕的她，在跑股市後也自覺有了足以與家中其他三個知識份子抗衡的股市知識。不管在這裡的知識份子多麼皮毛膚淺，「她」自覺年輕、成長、快樂的心情卻是深刻的，這些知識所撐起來的自我肯定也是令人動容的。
如果說「她」是因為和外面的世界發生了聯繫而在獻身股市運動中找到出路，那麼小薰則是透過商品來營造家中的理想天地，藉著「擁有」來填補空虛和寂寞。在她死後，丈夫才發現家中囤積的物資足夠開間雜貨店，他不明白小薰為什麼要這麼恐慌地見減價就買，而且整整齊齊地堆積收藏。對他來說，這些商品抽象地反映了台灣近年來的市場變化，可是對小薰來說，這些商品卻是她營造夢幻的現實材料：當她打開櫥櫃欣賞自己的收藏、想到買減價品的快樂，當她在飯廳中營造出在英國喝下午茶的氣氛時，商品是她唯一可依靠的，連丈夫也在小說的最後深刻地體認到「自己於她是全無助益的」。
或許朱天心出於她個人道德感的催逼，很不滿意這兩個女人所選擇以抗拒被主婦生活荒原吞沒的方式，因此在小說的敘述中對這兩種出路略有微詞。朱也許覺得股市不是獻身的最佳目標，更不恥於股市發燒友對神聖「民主」抗爭的褻瀆，因而在〈新黨十九日〉結尾安排女主角「她」「覺得自己像發了一場高燒」，在家人指出她在雜誌照片中狼狽逃生的模樣時「像一個稚齡迷路的小孩兒」般大哭起來。由於故事是由第三人的角度透過「她」的意識來描述，更促使讀者認為「她」也自認那段股友生活是荒唐的。
同樣的，朱也許覺得小薰對商品的執著並不是真正解決夫妻關係問題的好辦法，因此透過丈夫的眼光描述小薰的囤積行為係出自恐慌匱乏，反不如丈夫自己從不以窮為意。小薰「窮兇極惡經營自己的巢穴」在丈夫斷定必將成為廢墟的商品社會中是全然費解的，而丈夫眼中記得的小薰因此也只能是在四面無牆的百貨公司中張惶哀鳴的「母獸」。
這兩個女人所選擇的不盡令人滿意的出路，顯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朱天心所關切的台灣社會現況。〈新黨十九日〉若可算為朱天心對股票熱的現象及群眾運動的評語，那麼〈鶴妻〉就是朱天心對台灣社會商品化、國際化的記錄。而有意思的是，就在這個快速變動中（有人說是日走下坡）的社會裡，這兩個女人各自找到了超越主婦生活荒原的機會。
朱天心固然不同意她們盲目的出路，但是她的小說卻掩不住即使是這些很差勁的出路也可能帶來的興奮、活力、與解放的契機。〈新黨十九日〉的整個動力在於女主角「她」在祕密私生活中的興奮與成長，〈鶴妻〉的引人之處則在於（朱天心如數家珍所列舉的）各式各牌商品的豐富多樣感。這兩種出路雖然不理想，但比起主婦們日常生活的荒幽，卻爆出一股強大的生命力，即使在目前的環境中只得到有限的發揮，卻也遙遙指向女人潛在但一直未得發展的可能。
朱天心近年的小說（包括以上兩篇）集結成書《我記得》出版後，一般的書評者總是由政治小說的角度來談她的作品，對她本人的政治立場也屢有猜測，同情者如詹宏志會說朱的小說「刺激我們反省台灣社會政治運動的虛妄性」，批判者如洋父則說朱其實正以一種40年戒嚴體制壓迫而形成政治冷感變形而來的『虛無主義』嘲諷反體制運動。
不管是捧朱也好，批朱也好，這種泛政治化的評論只不過進一步強化了現今台灣社會已經太常見的泛政治化傾向，更簡化了我們對台灣社會現象及問題的分析與了解，壓抑了朱天心作品中其他層次的意義。這種泛政治化的傾向至少對廣大婦女的關切來說，是力量的分散與轉移，是犧牲婦女群體的利益而就政治群體的利益。由這一點來看，從泛政治化的迷霧中拉出婦女小說的紅線就更為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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