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1993年何春蕤參與評審臺北縣勞工暨勞工子女文學創作比賽時在《得獎作品輯》裡寫下的短文。收在《不同國女人》，台北：自立晚報，1994年，190-193頁。本文之pdf檔在此）
我們常常聽人說，好的文學就是要描寫人性，也就是要描寫最基本的、人類共有的經驗與感受（如親情愛情生老病死等等）。可是，即使在這些看來相似的經歷上，我們卻往往因為社會位置不同，可運用的資源不均，別人對待我們態度也不同，結果發展出極為差異的經驗與感受。
比方說，就一個事業輝煌騰達的人而言，他對人生充滿樂觀的看法，他有信心可以為孩子提供優異的成長環境，他享受著周圍人的羨慕，住在不愁風雨或房租的華廈中，他也覺得自己十分重要，可以做許多大大小小的決策，很有成就感。對佔據著這樣一個社會位置的人而言，即使生了病，他也可以期待最好的醫護復健，他承受著各方上司下屬的關懷，生病反而更顯出他的重要，因此生病就不是那麼一件嚴重痛苦、會影響家人生計的事。
在另一方面，對一個早出晚歸勞力勞心的工人而言，他的薪水有限，前途不穩，由於可掌握的資源太少，孩子的教養和前途都不看好，不常也不受人尊敬或重視，一旦生病，不但沒有能力負擔完善的醫護，有時甚至危及全家人的生存。對這些弱勢社會位置上的人而言，人生中常常經歷的事情往往形成重大的危機，他們對生老病死的態度也比較傾向宿命式的悲觀。
從這個簡單例子來看，所謂基本的、共有的人類經驗只有在原始的、尚未分工的初民社會中才存在。一旦文明逐漸發展，社會益形分工，人與人之間存在著權力大小不平等的階層關係時，人類的經驗、感受或世界觀也就有極大的差異了。
既然社會位置不同的人實際上過著極為不同的生活，有著非常不一樣的經驗與感受，更有極為不同的利益所在，那麼，文學就應該為他們提供表達的管道，使所有的人都能夠找到對生活方式和經驗感受的描述，能夠更明確的建構出自己的聲音，自己的觀點。
可是，我們的社會卻沒有為弱勢位置上的人提供管道，讓他們由自己的位置出發來看世界、看生活。相反的，我們的大衆媒體充滿了單一的說法。最近電視上不斷出現一家報紙的宣傳廣告，以黑底白字宣告：「臺灣人行遍天下，臺灣的錢淹腳目……我們要做尊貴的世界公民」云云；這裏所描述的經驗及期望絕不是我們這些既沒有機會環球旅行，也不可能坐擁大量金錢的人所能想望的。如果我們在本地都已經不能有尊嚴的活著，不被社會看重，又如何做尊貴的世界公民？
再進一步來看，勞工的生活世界在我們的媒體、資訊、教育、文藝、娛樂中都沒有得到適當的呈現。電視劇中描寫的是中產的，都會的男歡女愛；社會大衆對勞工的印象和體認也多半止於「工人好吃懶做，破壞投資環境」；我們的教育制度雖然口頭上說勞動神聖，卻又不斷用升學主義來強調唯有讀書高；我們沒有幾本描寫勞工生活的小說，沒有幾部拍勞工的電影；連大衆娛樂的場所也保留給有閒有錢的中產階級。
在這樣不利的社會條件下，勞工由媒體及資訊管道中所接受的價值觀和常識，有許多是對勞工本身不利的。比方說，目前臺灣社會的共識之一就是投資環境惡化，而各方輿論也把責任歸屬給紛爭不斷的工人運動，好像為自身權益而抗爭的工人應該為全臺灣的經濟困局肩負道義的責任。這種輿論──透過以資本主義發展為考量的學者以及為雇主代言的政客──充斥於我們的媒體中，不斷地施加壓力及罪惡感於勞工身上。
但是，這種對臺灣社會的評估是有立場的。「投資環境」指的是「賺錢環境」，投資環境良好，就是說老闆可以用比較少的資本來賺大錢；也就是說，工人勞動所生產出來的價值遠遠超過他們的工資所得。換句話說，學者所謂投資環境的「惡化」是相對雇主的利益而言，就工人來說，這種「惡化」說不定正意味著工人權益的提高以及剝削程度的降低。就這樣的角度而言，媒體及學者們對「投資環境」的「客觀評估」完全沒有考量到勞工的立場及利益。
此外，一般工廠常常用「管理」及「效率」等聽來有點專業的名詞，來教導勞工學習並執行新的勞動規範。為了方便生產程序和監督管理，工人一律在指定的空檔時間去上廁所，為了配合機器設備以及生產線的安排，工人往往要站在一些十分麻煩的、不稱手的位置，長時期維持一些可能傷害身體的姿勢或動作。這樣看來，所謂的效率與管理並不是什麼客觀中立的積極概念，而是為資本的運轉及利潤服務的。
凡此種種，都顯示了我們周圍常見的價值觀和普通常識往往是出於特殊考量的觀點，而不一定代表工人的利益，有時甚至掩蓋了勞工的利益。
從這方面來看，勞工文學創作有其重要的文化意義。透過對自身勞動生涯的描述與反省，透過對工廠的發展與工人之間的關係的回顧，透過對勞工家庭關係及雇傭關係的權力分析，勞工及其子女可以逐步發展自己的利益觀點，凝聚自己團結抗拒的聲音，更可以間次發展出勞工對社會國家其他層面議題的立場，建立起自己的發言力量來表達勞工的利益。
文學創作不是中產都會智識人口有閒有錢有品味的專利消遣，它也應該是勞動者認識自身社會處境的管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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