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1993年8月27日發表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專欄裡的文章。我對台灣人民自我形象和情感的轉變可以說就是從這個階段開始觀察追蹤，但是一直要到2010年代我才有能力用比較完整的理論（文明化、嬌貴化）加以整合分析。本文收入《不同國女人》，台北：自立晚報，1994年，200-201頁。本文之pdf檔在此】
1993年夏天，有一群臺灣觀光客在異國使用信用卡因而受辱。這一事件在兩、三天之內竄升為頭條新聞倒是個值得思考的現象。
消費者花錢而受辱當然令人氣憤，但是這個氣憤是否能得到適當的回應，得到同情的支持，而且後來得到期待的補償，倒要看施辱的那一方是誰，還要看受辱的消費者的其他身分而定。
臺灣長久在美國日本的政治、經濟強權籠罩之下，雖然經常受兩國之辱，也未曾聽說過有什麼激烈的反應，更不用說以全面抵制來要求道歉賠償，這一次刷卡事件的反彈聲浪與氣勢恐怕和對方是與我們不太有直接利害關係的歐洲小國有點關係。
此次受辱的消費者特別引人注目，因為他們同時也有另外一些優勢的社會身分，不但是用得起信用卡的中產有智階級，更是有法律顧問做後盾，有公司機構出頭爭理，深明形象和信譽對信用金融業有多重要的商場人士。透過媒體的熱情關懷，這些消費者在異鄉受辱，絕非同為消費者的返鄉老兵在香港機場受辱可堪比擬。
更有意思的是，中產消費者在異鄉受辱事件恰巧扣連了臺灣新貴的脆弱自尊以及眼下迫切進行的國家身分認同營造活動，連外交部也主動出擊，積極表明嚴正立場，召喚全體國民來感同身受，並同聲撻伐。回過頭來看每日層出不窮的性侵犯事件，那些受辱的女性國民不但得不到支撐以便振振有詞的要求公道，反而還要承受控訴時的二次傷害，要不就深埋一生的羞辱在心底。這裏的公道又有誰來同聲討回？
當然，我的意思絕非在否定這羣受辱觀光客的正當權益，或他們採取的策略，我只是藉著分析他們受到重視的背後原因，勾連到另一些不受重視的弱勢羣體，在主流一致的聲音中發出一些噪音、雜音，免得主流價值利用觀光客的受辱而成了最大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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