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1993年10月1日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專欄裡寫的短文。後收入《不同國女人》，台北：自立晚報，1994年，198-199頁，本文之pdf檔在此】
在1993年9月的同一星期內，海峽兩岸各自凝聚了高度的期待，尋求國際地位的認定。那邊要的是主辦公元兩千年邁入號稱中國人的21世紀的奧運主辦權，這邊則在紐約敲鑼打鼓的齊集各派人馬造勢要重返聯合國。結果雙方都遭到了挫敗。
從媒體的呈現看來，「似乎」兩岸的人民都經歷了極大的戲劇性情緒起伏，由全面的熱切期待到自我安慰的繼續努力，這種在國際層次上的出人頭地「好像」是全民的共識。
可是，這恐怕也是表象而已。
注意到這兩件「大事」的人也非常明白它們的象徵意義遠大過實質意義。以中共目前的經濟發展速度來看，根本不在乎主辦奧運可能帶來的小利潤，重要的是那種當今政權終於實現承諾帶領中國「翻身」做大國的成功形象。同樣的，臺灣花大錢進入財務拮据的聯合國並非寄望改變「價廉質差」、「富而無禮」的國際名聲，而是在國際地位的認定中尋求國內執政者跨海談判正當性。
這麼說來，這些在國際舞臺上的大動作的實質效果是向內的。它們把國家（也就是當前政權）的身分認定及地位，推到首要關切和頭條新聞的中心，不但吸納了各種社會力來為國家所用，也用國族認同來統一充滿著社會矛盾的內部。但是它們似乎忘了，當社會內部人民在經濟貧富、土地擁有、城鄉生活水準上差距懸殊時，這個社會是很難統一的。
畢竟，當嚴肅的聲音在媒體上宣告「我們要做有尊嚴的世界公民」時，茫然以對的是在本地全無尊嚴的弱勢者，或者尊嚴在混亂的交通、危險的都市環境、惡劣的生活品質中消耗殆盡的小民；點頭稱是的則是那些亟需以國家地位來保障或推動他們海內外投資的人士。
有人說，中共不應花大錢急著去辦奧運，而應積極改善人權。同樣的，臺灣應當先做的是加入保障環境、消費者、勞工、婦女、宗教、殘障、同性戀等弱勢團體的世界性組織，以督促政府改善本地弱勢者的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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