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學批評刊登於1994年1月1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算是側寫了解嚴後台灣社會特別和省籍相關的一面。本來還有雄心大志要分析當時作家蘇偉貞寫的一連串以外省人為主角的小說，書也都買了，只是沒多久就捲入女性情慾解放運動的推進和論戰，這個寫作計畫也就擱下了】
以朱天心作為1980、1990年代小說創作的代表人物之一，本身便建立在一連串發人深省的問題上：為什麼選擇朱天心為焦點？她的作品在何種歷史文化脈絡中被視為積極介入公共論述？批評者對她的涉入作何種詮釋挪用？這些詮釋挪用期望形成何種社會效應？這一系列的論述交鋒又如何「呈現」了1980、1990年代的台灣社會？我對朱天心的閱讀正要由歷史社會的角度出發來嘗試處理以上的問題。
1989年6月底朱天心以〈佛滅〉一文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連載5天，引起文化圈內的莫大震撼。由於小說隱射實際的人與事，圈內人有的忙於對號入座式的窺秘，有的則指責朱天心缺乏創作道德。除了操守方面的批評之外，在反對運動風起雲湧的後解嚴氣氛下，文化人的注意力也集中到當時一連串與反對運動相關的小說上：〈佛滅〉中反對運動者言行上的巨大矛盾，〈新黨十九日〉中反對運動與股票族的虛妄狂熱，都被視為朱天心個人某種政治立場的宣告，比起稍早帶有悲劇情懷的〈我記得…….〉和不夠深刻描寫的〈十日談〉，「看來」都更加明顯的醜化反對運動。
不管這次的〈佛滅〉爭議勾起了多少對1977、1978年「三三集刊」時代朱天心「御用文人」形象的不利回憶，批評者卻不得不承認她的寫作技巧已脫離了1970年代青春夢囈的渾然無覺（註一），而揮灑出一片即使批評者也不得不承認的絢麗色彩。面對這麼一支可能造成殺傷力的利筆，各方的批評者於是在不同的考慮下嘗試採用不同的思考方式來理解朱天心的創作並提出因應的期許。
詹愷苓（即楊照）在反對色彩頗濃的《自立副刊》以〈浪漫滅絕的轉折〉來追溯朱天心的寫作生涯兼評《我記得…….》（註二）。他一方面指出朱天心早期的作品出自「對應鄉土文學，企圖創造一個以大中華文化為中心的行動原則的努力」，認為朱天心因此在作品中傾向化約社會時代的問題為個人情愛的感懷；另一方面則嘉許朱天心在《我記得…….》一書中已開始走出「三三」文學觀的陰影，以憂鬱的沉重來面對本土化、民主化浪潮拆解大中國情結之後的茫然。詹且期許朱天心能以對社會的付出與參與來找到自己的陽光。
朱天心《我記得……》一書在1989年下半年出版後頗受各方矚目，風評亦佳，因此詹愷苓在這個歷史時刻提出的書評，對當年「三三」文學觀進行大篇幅意識型態分析，其所造成的實際效果則是揭露《我記得……》作者的前世以便合理的召喚今生。
相較於詹愷苓的意識形態分析，洋父針對〈佛滅〉一文所寫的評論就明顯的擺下政治鴻門宴（註三）。他認為「朱天心其實正以一種四十年戒嚴體制壓迫而形成的政治冷感變形而來的『虛無主義』嘲諷反體制運動」，而洋父暗示〈佛滅〉男主角半自欺式的反體制運動仍然比朱天心犬儒式的諷刺天才更為積極面對台灣所發展出來的各種不合理狀況。
洋父在政治光譜上為朱天心所設定的定位，在某個程度上代表了文化圈內許多人閱讀《我記得……》時的關注。畢竟，政運與社運在1989年的豐碩發展，是推動台灣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而朱天心小說中對運動熱情的質疑與嘲諷立刻被歸類為保守派的陰險抹黑舉動。
圍繞著《我記得……》的政治立場所衍生的討論，可說是1989年以後政運在島內加緊鞏固其運動主導地位的徵兆之一，但是文化人抗拒政運壓迫社運空間的傾向也大有人在。何春蕤便以〈荒原女人〉一文來突顯朱天心小說對婦女問題的真切描寫（註四），指出朱天心的〈新黨十九日〉及〈鶴妻〉對新的社會形態中家庭主婦日驅邊陲荒蕪的生活，有著極為深刻的呈現，是目前大量關注職業婦女生活的媒體文化中少見的。呂正惠在細數戰後台灣經驗之時，也贊許朱天心在女性人物的描繪上「不由自主」的呈現了突破的寫實格局，以她對女人特殊的感受力創造了像〈佛滅〉女主角那樣令人困惑而著迷的原始女性本能（註五）。這些在「政運優先」的氛圍中堅持以婦女議題為軸線的評論，為朱天心的創作意義增添了不少複雜性。
如果說《我記得……》鮮活的呈現了在歷史洪流中活著的有血有肉的主體如何在個別的脈絡中與歷史事件的交接糾纏，因而在1989年的政治氛圍中被視為是對主流議題（即政運與社運的風起雲湧）的直接評論，那麼朱天心1992年集結成書的《想我的眷村弟兄們》便更大膽的祭出熱門燙手的族群問題來為她最近的作品趨勢著色。這本小說集的單篇作品其實只有一篇直接在處理眷村主題，但是麥田出版社的行銷策略顯然希望扣連最流行的主流論述，所以不但以眷村文化為主打，更為原本沒有預設主題的文集創造出「畸零族群」一詞來描繪朱天心的寫作對象（註六），從而突顯朱天心的邊緣形象，預先準備迎接另一波可能以政治掛帥的評論。
有意思的是，在《我記得……》時代尚被視為與權力集團掛鉤的朱天心，到了《想我的眷村弟兄們》時卻被呈現為專注於強調邊緣與畸零的色彩。這當然不完全是個人的抉擇；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這個發言位置上的戲劇變遷也標記了台灣在此刻不得不國際化、自由化、民主化以謀經濟發展的腳步中，調整各種既有體制以及與它們相應的權力分配，而在此調整過程中，朱天心發現自己一向認同的族群已被擠到社會邊緣去了。
以「畸零族群」一詞來串連邊緣位置上的各種人群（包括書中描寫的政治犯、同性戀、袋鼠媽媽、眷村子弟等等），不但在論述上顯示了某一程度的進步性，也提供了一些文化與論述資源，供弱勢群體發展結盟關係之用。於是我們在近期一連串有關族群政治的討論場合開始看見朱天心的積極參與，也讀到她對族群政治的謹慎態度。現在，這位小說家不只自我設限於寫小說而已，她又再一次用小說創作之外的具體言行，投入了激烈的社會辯論（註七）。
朱天心對族群議題的熱烈參與和高曝光率，當然不會逃過批評者的注目。在國家認同升為首要議題的政治社會氛圍中，任何嘗試建立台灣文學史的努力都必須認真思考如何整合不同社會族群在過去40年中所創造的文化現實。於是邱貴芬選擇了由「女性」「台灣人」的立場向第二代外省女作家朱天心喊話（註八），而朱天心近期現實性濃厚作品中所針對的、在洋父口中所說的「反體制運動」，也因應時局而被轉化為邱貴芬筆下的「本土化運動」。
就邱貴芬的閱讀而言，朱天心作品中特有的敘事觀點、文類、結構，都和朱天心對國家定位及性別定位的猶豫矛盾，有一定的互動關係。也就是說，朱天心在拒斥性別角色定位時所發展出來的（邱貴芬所謂的）「閉室恐懼」，其實源自眷村經驗所特有對國家定位問題上的「鎖國恐懼」，從而形成她在敘事觀點上拒絕女性定位，在寫作形式上益趨男性文類的議題散文，在題材上以氾濫的文化符碼來為閉鎖孤絕中的主體提供注定失敗的抗拒。邱貴芬因此認為，有鑑於台灣在資本主義制度體系中日漸明確的位置，朱天心實在不必再受困於閉室或鎖國恐懼，而應該結束（自我）放逐，在建立台灣主體性──即台灣國家定位的本土化運動──中發現歸宿（屬）感。
邱貴芬這篇評論，在當下的議題氛圍中試圖將朱天心的小說創作扣連到國族政治的實際操作上，在說理及論政上都呈現了可觀的高度，對朱天的召喚也是同情而誠懇的。但是，島內自由派對族群話題的討論一向只聚焦於如何尊重族群差異，達成族群平等，卻從未試圖解析族群與性別、階級等社會指標間的相互滲透，也未針對或挑戰這40年來積極造成台灣族群問題的兩股力量：國族同質化（建立國家認同）及資本主義現代化（殖民化）。此刻，新一波的國族同質化更推動了族群政治的簡約主義，使得族群身份立刻和關懷本土與否、和認同國家與否畫上了等號。而由於震盪文化場域的政治化約主義在台灣政局的急速轉型重組過程中挾帶了強大的認同壓力，連朱天心本人也在最近的一些自述中透露出一股強烈的焦慮（註九）。
簡略的來說，朱天心似乎感覺到，反對運動人士在質問朱天心「認不認同台灣，愛不愛台灣」之時，實際上是要求朱天心書寫某種題材的文學創作，陳述自己的「本土」經驗作為表態。對於此種類似「自白書」的寫作，朱天心表示不願也不屑。然而，表達負氣的拒斥，並沒有稍減朱天心的焦慮，反而在她一篇篇的自述中凸顯其強度，這很耐人尋味。
我覺得朱天心的強烈焦慮來自她對「立場正確」的一貫渴望。換句話說，正因為朱天心不願被視為真正異議的、邊緣的，而總希望與主流（不管是過去國民黨還是現在民進黨所代表的主流）站在一起，所以才會在不同情境中，當主流聲音發出質疑時，感到焦慮。讓我提出以下兩個佐證。
朱天心在〈去聖邈遠，寶變為石〉的自述中承認，鄉土文學論戰時，由於文化圈內頗為明顯的進步傾向，作家及其作品應與社會、與下層弱勢人士保持某種密切關係，以致形成圈內判定文學價值的主要標準。面對此種鄉土掛帥的論述，朱天心自述「遂變得十分焦慮」，而這種焦慮是因為她認為自己所熟悉的文化背景──她的都會中產「鄉土」──沒有辦法提供合適的資源來寫「合於」論戰標準的作品。這種追求「合於（主流）」的動力就是朱天心焦慮的基本來源。
時至1990年代，當所謂「本土」經驗挾帶著強烈的福佬族群色彩，形成文化圈內主流的標準時，朱天心發現，她的外省眷村「鄉土」又再度被排在「本土」之外，她又有可能無法「合於」標準了。於是，焦慮再起，朱天心在不同場合中一再祭出身份中「既紅且專」的成份──由本省身分的大舅到外公到女兒，也不斷提及童年時的客家經驗，最後還預留伏筆地承諾以三十年的時光來孕育她的「本土」作品。
由這些在不同脈絡中都揮之不去的焦慮來看，朱天心是很害怕被遺留在「主流精英」之外的。而弔詭的是，這份不情願自居邊緣的焦慮，恐怕正源自於朱天心所熟悉的眷村文化長久以來自居的一種「想像的中心觀」。什麼是眷村文化中特有的「想像的中心觀」呢？
朱天心在她1981年的眷村小說《未了》中提到眷村居民如何在與外人相較後建立自我定位，他們通稱村外的人為「老百姓」。這種叫法「有些輕視的意思，有些憐惜，又有些洋洋自得，像是老兵們的心情，自己真是戍守前方保鄉衛國的英勇戰士啊」。
1981年朱天心筆下的老兵心情當然不是1990年代因回鄉省親而面對歧視、露宿香港機場，或是眼見政治氛圍戲劇轉向而集體走上街頭決定擁郝（柏村）的悲涼心情，而是一種與國家同命、與政權同生的自傲，是一種在教科書、愛國歌曲、通俗意識形態中不斷衍生強化的「命運共同」感覺。這種與當權者生命相連的一體感，正是掩蓋眷村一貫邊緣地位的重要意識形態。而正是因為朱天心無意識的擁抱了這種「想像的中心觀」，所以才會在族群論述風潮中遭受質疑是否愛鄉愛國──即，站不站在「中心」──時，產生巨大的焦慮。
雖然深陷於1980、1990年代台灣社會急劇變化、權力結構快速重組的推擠拖拉中，朱天心卻是有本錢不隨主流論述的音樂踏步的。她已用最近幾年的圓熟作品展現了不凡的小說技巧，也在題材的選擇上證明自己有能力捕捉歷史社會的脈動，更不乏對邊緣畸零人物有敏銳而同情的理解。若能進一步在踏出方舟後能捨棄方舟的想像中心位置，那麼便更能施力營造洪水後的天地。
附註：
（註一）：在目前的社會脈絡中，朱天心的《擊壤歌》和《方舟上的日子》最引人注目的，恐怕是那一群女孩子之間濃得令人側目的同性（戀）情誼，而這方面的描寫又以後者中的〈浪淘沙〉最為耐人尋味。
（註二）：詹愷苓，〈浪漫滅絕的轉折〉，1991年1月6、7日自立早報副刊。
（註三）：洋父，〈是政治冷感還是性冷感：談朱天心《佛滅》〉，1989年8月13、14日自由時報副刊。
（註四）：何春蕤，〈荒原女人〉，1989年11月5日自立早報副刊。
（註五）：呂正惠，〈不由自主的小說家〉，1992年6月《島嶼邊緣》第4期79-83頁。
（註六）：朱天心在《光華雜誌》的專訪中自承，「這六個畸零族群完全是由出版社集結出來的，我自己並不是這麼有意識地找尋六個族群，作為他們的代言人。」1992年7月第17卷第7期93頁。
（註七）：見朱天心的〈推己及人、將心比心〉，1992年5月28日中時晚報副刊，以及她在《中外文學》舉辦的座談會中的發言，〈混聲合唱：台灣各族裔作家對談記實〉，1992年12月第21卷第7期6-47頁。
（註八）邱貴芬，〈想我（自我）放逐的（兄弟）姐妹們：閱讀第二代「外省」（女）作家朱天心〉，《中外文學》1993年8月第22卷第3期，94-110頁。廖咸浩曾對邱貴芬的論點提出一連串挑戰，見同期111-115頁。
（註九）：朱天心，〈夏日煙雲〉，1993年7月28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及〈去聖邈遠，寶變為石〉，從四○年代到九○年代：兩岸三邊華文小說研討會，中國時報人間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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