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1994年2月3日在《聯合報》民意論壇版發表的投書，收入何春蕤，《不同國女人：性／別、資本與文化》，台北：自立晚報，1994年，90-91頁。本文之pdf檔在此】
報端披露同性戀出具公立醫院精神科醫師證明，並經複檢證實後得免服兵役，這一消息引起許多人的關切。
不管是以「性別認同困難」或「性心理變態」的醫師證明申請免疫，同性戀者面對的是一個冗長繁複而且可能遭受嘲弄羞辱的檢驗過程（竟然有醫師建議用檢查肛門——對付毒販和走私者的手段——做為指標之一），有時同性戀者還被迫在此過程中誇大醜化自我的心理及行為，以符合精神科醫師可能先入為主的刻板期待。即使通過公立醫院精神科的嚴格鑑定過程，同性戀者還得迎接軍方醫師的再度而且更嚴厲（也就是更羞辱）的檢定。
如果有役男還願意付出這種毫無尊嚴的代價，願意此後背負我們這個社會加在同性戀者身上的羞辱與歧視，那麼，我們真的需要重新思考，是什麼樣非人的兵役制度，竟能迫使人們情願付上這種社會代價也不願入伍！
維護兵役制度的公平性的人或許會說，同性戀以其性偏好而免服兵役是一種要不得的特權。可是，如果服兵役是國民應盡的義務，那麼，同性戀者抗拒服役並非特權問題，而是民權問題，也是人權問題。
同性戀者——因其性偏好及性別認同——在我們這個異性戀主導的社會中從未實現其民權與人權。他們如果忠於自我，呈現他們的好惡，便要冒著失去工作、失去教育、失去尊嚴、失去親情等等後果。他們躊躇不前，徘徊暗夜，正是因為他們唯恐失去這些被異性戀者視為民權人權的當然內容。
如果同性戀者（以及其他邊緣人）以其真正的自我無法享受國民的權利，那麼，同性戀者以其真正的自我當然也不必盡什麼國民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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