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師大性騷擾案曝光後，許多人呼籲在校園裡設立更加嚴謹的師生倫理規範。何春蕤則在522反性騷擾遊行後寫了這篇反對意見，發表在《自立早報》副刊，1994年5月16日。後來收入《不同國女人》，台北：自立晚報，1994年，282-284頁，文章的pdf檔在此。當時的性騷擾案其實連接上了更大範圍的校園民主議題，甚至政治上的後解嚴治理格局。當時對於「平等」和「自主」等等價值的簡單理解和過度期待，多少也助長了對性別政治的權力兩極思考，簡化了對於複雜社會結構的認知】
校園強暴案和性騷擾案登上檯面以來，連帶著也使得各級學校師生之間的各種矛盾浮現，於是重建校園倫理之呼聲甚囂塵上，連教育部也開始思考以法規來明令規範校園中的師生倫理關係。站在女性主義的立場，我們要如何看待這樣的發展呢?
性別的不平等權力問題同時存在於我們社會其他的不平等權力關係中，因此，談校園性暴力和性騷擾問題時也必須談師生間的不平等權力關係。同理，反對兩性間的暴力與騷擾，也就意味著反對師生之間的傳統倫理（也就是不平等權力）關係。畢竟，各種不平等權力關係是互相依存著運作的，我們無法想像一個兩性平等但師生不平等的社會，也無法想像一個師生平等而兩性不平等的社會。
以此來看最近的輿論傾向，我們不禁憂心忡忡。原本校園中的師生不平等關係（老師透過成績評分來壟斷知識與權力間的聯結）一直被倫理的外衣所美化，使得任何挑戰此一不平等關係的作為，如家長抗議學生遭受過分體罰或評分及分班的不公，都可以四兩撥千斤的用「愛之深，責之切」來推拒。現在經由性暴力與性騷擾案的揭發，我們好不容易才動搖了老師的崇高地位，黯淡了老師的神聖光環，暴露了校園也不過只是社會的一部分，而非什麼純淨無慾的莊嚴聖地。我們好不容易才看見了一絲拆毀老師的倫理優勢，發展師生平等尊重對待的可能曙光，結果卻發現，由教育部到揭露騷擾案的某些學生，大家都嘆息師生倫理的死亡，更急於重新用更嚴謹的規範來扶起傾頹的師道尊嚴。
這種保守倒退的做法事實上只是邀請國家機器的力量進入校園來鞏固教師的形象，以便繼續維持師生之間的不平等關係，因此也可能間接維持其他的不平等關係，而這種發展對於追求兩性平等的女性主義者而言恐非福音。
揭露校園性騷擾及性暴力案，為我們爭來的不應該是更多的壓抑與更多的規範，而應該是更平等的關係與更開放的互動。為了女性運動的串連發展，我們要追求的，是校園的更加民主化、自主化，是師生關係的平等化、自由化。只有在這些全面的改革運動中，兩性的平等才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反校園性騷擾的運動是一個追求男女徹底平等的運動。很明顯的，師生權力的不平等強化並維持了男老師與女學生的性別不平等，所以，我們也要檢視什麼樣的校園「倫理」造成了「校園性騷擾」。
總之，反性騷擾不是反「性」，而是反騷擾。性騷擾和性壓抑的文化是密切結合在一起的，徹底的反性騷擾因此意味著對抗性壓抑，追求性解放。
反性騷擾也不是反男人，而是反對男人以騷擾、脅迫、抹煞女人自主性的方式對待女人。男老師可以是女學生情慾的正當對象，不必享受什麼神聖高尚的形象與地位。
故而反性騷擾也不是反老師，而是反對師生的不平等權力關係，而且反對男老師利用這種權力對女學生騷擾。
師生倫理死了？原本的師生不平等關係死了？很好！讓我們大家動手埋了它！讓我們營造一個新的、以平等為基礎的師生關係、男女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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