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蒂之前與海蒂之後：台灣性論述戰場觀察

（這是我1994年11月10日在《聯合報》讀書人版發表的文章，不但記錄了那個時刻的性論述發展狀態，也再次提示我們在面對性革命時需要和邊緣人口聯手。收入《呼喚台灣新女性：豪爽女人誰不爽？》）

最近兩年的性書市場一片「蓬勃」景象，出版品已由原來隱姓埋名的不入流色情書，拓展到專家名醫持筆的性專論；由原本滿足男性成就感的性技巧書，移換為訴求女性情慾需要的進口「桃色」羅曼史；更由客觀統計的性學報告，轉為個人主體叙述經驗品質的民主式情慾文學。

被壓抑的能量，在性論述中一較短長

性論述的大量問世，一方面顯示長久被壓抑的旺盛情慾能量，渴求象徵及論述層面上的再現，另一方面也展現了一個各方兵家必爭的論述戰場，意圖進一步規範這些能量，或者引導其滿足和發洩的形式。

於是，性論述的出版品，「兵」分幾路，各自發音：有些凸顯生活水準和活動方式，以促進資本主義商品的高級消費；有些則以個別的診斷處方為陳舊無力、捉襟見肘的婚姻關係猛打強心針；有些更以各種專家醫生的權威聲音，為變動中社會無所適從的父母師長勾勒性教育的軸線。

這些論述的共同矛盾是：它們一方面要強調性是私密的、個人的（「回家和丈夫談」）；另一方面卻又用標準的、常態的描繪方式來把性活動制式化、抹殺個別差異。它們一方面要說性多麼神聖美好，但是同時卻不斷刻畫性為危險可怕的，更在「二度貞操」或「新處女觀」之下偷渡陳腐的、壓迫女人的處女情結。這種把個人和社會文化之間的互動關聯切斷，把極端的價值判斷硬生生揉合的做法，完全無法動搖我們社會文化體系為性所規畫的那個微妙複雜但又充滿張力矛盾的位置。

整理這個充滿迷思的脈絡，我們看到一些由女性主體位置出發的情慾論述提出了某種突破、顚覆的可能。

這部分論述，不論是由國外引進翻譯或是本土初步開展的情色問卷調查，都希望以質的探究來彌補量化統計的盲點，這種進入生活中各層面鉅細靡遺的詢問方式卻有可能產生另外一種效果。

僅止於多元的包容主義還不夠民主

首先，文化上的差異會使進口的保守的情色報告即使在本地也能產生一分進步的力量。張老師出版社選擇以1980年代中期美國保守主義高峰期（亦即女權運動挫折期）出版的《女人與愛》海蒂報告（而非1970年代中期女權運動高峰的《女人性事》報告），作為進口女性情色報告的第一波攻勢。這樣的安排顯然有文化策略的考量，但是兩國文化的差異仍有可能使在美國原本傾向保守的情色報告，在相對更貧瘠的本地文化脈絡中，勾動女性對自身情慾處理的不滿，創造出求變的契機。

另外，不論國外或本土的情色問卷報告，都具體呈現答題者深具個別獨特性的情慾方式或經驗陳述，這種科學調查式的大規模呈現，一方面打破了單一、標準的趨同思考模式，另方面也自然化了原本可能上不了檯面的特異品味或情慾偏好，對於鬆動性壓抑以及正當化同性戀等性少數不無好處。

可是，如果要徹底改變情慾文化的體質，顚覆性壓抑所支持的父權體制，那麼，單單「多元」的包容主義恐怕還衝不破已然構成我們日常生活的壓抑心態及情緒。畢竟，在多元的包容主義之下，特異的、邊緣的、不倫的情慾偏好（如同性戀、女人好色、多伴侶等等）只能在個別隔絕的靜默空間中存活，而不能歡欣鼓舞地被肯定表揚。例如，多元包容主義只談尊重及同情同性戀，而不去提倡發揚同性戀，因此也根本不可能突破異性戀霸權，使同性戀及異性戀成為平等的兩種情慾選擇。

性論述大戰中，誰是最後贏家？

從這個角度來看情慾論述的出版，婦女運動者特別珍惜那些由女性主體位置出發，突破現有（父權）規範，開創女性情慾空間的各種情慾經驗自述及解放宣言。因為，運動的目標並不只限於局部改善個別女人的情慾處境，而且要上升到社會文化的層次，在集體的開拓中尋求那些使女人得力（而非僅僅保護女人）、使女人情慾生活更豐盛（非僅僅更安全）的文化經驗資源。

性論述的白熱爭戰正在塑造這一波性革命的形體，革命之後的情慾文化仍是異性戀主導、生殖道德掛帥、父權當道、專家掌權的局面？還是有可能產生較為平權、較為自在、較為民主的親密關係模式，以及更多樣選擇的情慾文化？這就是要看情慾弱勢的女人如何與衆多邊緣的性少數聯手，加入這一場論述大戰。當然，女人在這場大戰中不可能全贏，但是只要有爭戰，就不會全輸。因此，面對性革命的爆發與性論述的爭戰，女人懷抱的不應是恐懼，而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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