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滋病的文化隱喻‧階級‧威權統治

（本文為1995年11月28日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愛滋防治與人權座談會」之發言稿，正式發表於中國時報1995年12月7日意見橋版。1990年代，我因為和婦女新知的倪家珍相識而接觸愛滋議題，合作在校園裡搞了一些活動，例如縫製愛滋紀念被單，也在意見空間裡搞了一些行動，例如這次的座談會。有關這次座談的新聞報導請見下方附檔）

人類對於尚未找到緣由的疾病總是先以「前現代」式的迷信和恐懼來看待，認為若不是天譴或神諭，就是患病之人本身的人格有缺陷因而致病。十九世紀醫學尚未發明合適的科技來發現或觀察細菌的存在與活動之前，大眾也以為肺結核是一種人格病，是那些高度敏感的、有天份的、熱情充沛的人（如浪漫詩人）才會感染的。更早以前的黑死病或瘟疫則經常被視為神祇對某族人民信心不誠、未守誡命的懲罰。時至21世紀門前的今日，我們還看見許多人使用這種理解來看待愛滋，這是個值得三思的現象。

美國知名文評家蘇珊．桑塔（Susan Sontag）指出，這種現象顯示人們沒有把疾病當成疾病，沒有致力尋找病因及藥方：相反的，人們把疾病視為「文化隱喻」，以為這些病症的背後一定是包含了某種意義、某些教訓、某種警示等等。而當疾病被當成文化隱喻時，這種延伸的意義往往形成極大的惡果。

首先，文化隱喻所挾帶的強大道德及情緒內涵經常扭曲了患病者的經驗感受，不但使他們羞怯而不敢早日尋求診斷，更促使他們退縮而不主動獲取有效的治療。桑塔很沈痛的說：文化隱喻以及各種迷信無知才是真正致命的力量，它們使患者懼怕治療過程中的各種曝光效果和藥物作用，因而轉向密醫偏方或根本絕望放棄。這些因為文化隱喻而來的效應大大的增加了患病者的痛苦，也腐蝕了我們在治療及預防上的努力。

其次，當疾病被當成文化隱喻而延伸其意義時，疾病也經常變成壓迫異己的工具。像肺結核、性病或愛滋這類可能造成傳染的疾病， 基本上是微生物、細菌、或濾過性病毒以及其他我們尚未發現的病源造成的，可是大家卻強調它們是某些生活方式的結果。這麼一來，要避免這些疾病，就意味著要接受某種中產色彩頗濃的生活方式（規律作息、早起早睡、營養均衡）、工作形式（專心敬業、謹守定職）、情慾模式（不縱情任慾、要忠貞排他）等等。在這些信念之下，健康事實上變成了一種帶有階級意味的因果報應觀：展現這些階級符號的人才得以免於患病，而患病則是認定患者沒有按照這些規範過活的不二證據。把疾病當成文化隱喻，因而形成了某些所謂「正常」的生活方式對其他生活方式的壓迫，並且是一種階級壓迫。

更可怕的是，當疾病被當成文化隱喻而延伸其意義時，它很容易被威權意識形態利用來製造大眾的危機感，然後再在其中要求大眾接受一些有利於威權統治的管理與監督（如強制測試或全面隔離患者 ），或者更可以用來鞏固國家機器的控制運作（如對外勞的嚴格管理和篩選、對妓女的嚴密監控及健檢，對一般大眾人身資料的廣泛蒐集和集中管理等等侵犯基本人權的措施）。換句話說，疾病的文化隱喻效果可能創造出一個「非常時刻需要非常措施」的藉口，而威權體制則在其中要求人民的人權大打折扣，藉以壯大自己的實力和操控。

不管在階級壓迫或威權管理上，愛滋都已暴露出我們社會文化如何運用疾病作為文化隱喻，並藉以正當化對社會原有的邊緣人口（如 同性戀、妓女等性多元人士、外勞及注射毒品者等等）的歧視和壓迫 。對異己者的歧視和壓迫往往意味著對所有人的人權打折扣，正如對異議者的壓迫意味著對全體人民的言論自由加以限制。為了抗拒疾病作為文化隱喻所造成的負面效應，我們不但需要重新把疾病當成疾病來看待，投注社會資源於其研究、治療和預防，更需要積極投入創造有關愛滋的另類文化想像，以後現代的文化操作來衝散前現代的成見陰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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