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1995年12月10日在《自立早報》發表的文章，一方面支持當時剛剛開始用街頭行動抗議歧視的同性戀群眾，另方面也從學術的角度批判專業霸權。）
「誰研究誰」是個有關不平等權力的問題。
以有關愛滋的研究為例，台大公衛系的涂醒哲副教授去年初獲得衛生署的經費補助，進行「同性戀者流行病學研究」，其中所呈顯的歧視與輕忽便引發同性戀群體的不滿，並且造成台灣史上第一次的同性戀遊行抗議。
其實，除了研究態度之外，許多研究本身的方法學也有可議之處。像涂醒哲所進行的這類實證研究者首先要挑選被研究的對象人口群，可是「挑選」並非無邪的舉動，相反的，挑選總是預設了「差異」、「突出」、「異常」等等因素。換句話說，被挑出來研究的對象本來便已被視為異類，或是有問題的，因此才使研究者覺得值得研究，值得好好了解是什麼原因造成他們的「問題」。這種對異己者的另眼相待不但蘊含著歧視，也蘊含了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間的不平等關係。
這種不平等關係首先表現為單向的研究興趣及其背後的假設。研究者習慣性的想了解同性戀的「成因」，想從同性戀的家庭背景或人際關係中找到答案，但是他們很少反過來思考：為什麼有那麼多人是異性戀？是什麼文化社會環境使人變成異性戀？是什麼家庭誘因和教導灌輸，造成他們／她們變不成同性戀？這其中倒底有什麼強力的運作？可惜我們大概是不會看見這一類的研究的，因為多數研究者覺得異性戀是沒有問題的，是不必深究的。
同志團體批判涂醒哲的另一個重點是他的研究取向不足以支持其結論。涂醒哲的辯解是：「我不知道同性戀者的母群體在何處？到底有多少同性戀？或者他們在哪裡都不清楚，又如何做抽樣呢？」涂醒哲或許不知道同性戀者在哪裡，對他們的生活情況所知更少，但是他卻毫不猶豫的斷言同性戀是感染愛滋的「高危險群」。令人不解的是，按照科學方法學中的比對原則，如果他沒有對異性戀者進行相同的、鉅細靡遺的探究隱私，那他又從何判定異性戀者不是高危險群呢？可見，斷言同性戀者是高危險群本身便是一種歧視。再說，即使涂醒哲想對異性戀者進行類似的研究，他恐怕也會有取樣的問題：如果不知有多少人是同性戀，不知道他們是誰，那麼又將如何知道誰是異性戀，誰不是同性戀呢？
對異己者的研究「興趣」常常不但正當化了對異己者的歧視，還可以建立對自我的各種迷思。異性戀霸權在研究同性戀者的「問題」、「痛苦」、「混亂」中，相對營造出己身「正常」、「快樂」、「平和」的自我形象，而研究者的一切醫學證據或研究成果則是強化這種假象的幫凶。
這裡的重點是：歧視造就了許多主流的學術研究，而這些學術研究則駕馭了「誰研究誰」的權力邏輯，來霸占研究經費和文化資源，並排擠第一線防治人員及義工的另類知識及經驗。疾病防治於是變成了學術霸權和官僚體系手中的棋子，下在最有利他們擴張權力的位置上。面對這種不平等權力的惡毒運作，我們絕不可坐視。這些學者和官員必須為愛滋患者的無窮痛苦以及防治工作的牛步顢頇負起全部的責任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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