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1997年10月26日我在《聯合報》男男女女版發表的文章，記錄了我在華西街廢娼夜的親身經歷。收入《好色女人》。從這一刻起，我的大部分寫作和精力都投入了性工作的抗爭）
華西街妓女戶的最後一夜。
支援公娼工作權的婦女團體推擠開一層又一層的攝影機，汗水貼著汗水的身軀壅塞在小巷中，絕大部分的紅燈戶都已拉下鐵門，狹窄的通道顯得更加黑暗難行。一束束玫瑰被放在鐵門前，「陳水扁欺貧笑娼」的布幅飄揚在低矮的簷邊。
走完每一條小巷弄，人群在唯一一個比較空闊的三角地帶停了下來，有人傳上來一個麥克風，一個個支持公娼自主的團體代表就此開始了她們沈痛微弱的呼喊和訴求——就像每一次為人權和自由在街頭抗爭一樣。
說話的都是女人，是那些從來沒有機會在華西街的小巷中行走的女人。但是她們誠摯懇切的呼求，聽來就和公娼們拉客時的叫喊一樣，執著的不放過任何一個悸動的心。
小巷中迴盪著的仍然是女人的聲音。難道華西街只能有女人的聲音？不管是拉客還是抗爭？
意外的，一個四十歲左右的男性工運幹部拿起了麥克風：「我想告訴大家，今天我在這裡，心情很沈重，因為我就曾經是這裡的嫖客。而我想說的是，公娼們對我們勞動弟兄真的是非常好，我從她們那裡得到了很多，也學到了很多。所以我要說，娼妓無罪！妓女萬歲！」
群眾熱烈的鼓掌，不知道是為了一個成年男人的甘冒不諱，還是因為猛然聽見最後那句衝撞常識的奔放言語。
除了妓女，大概從來沒有人真正貼近過嫖客。在想像中，這些男人總是低賤的、粗俗的、獰笑的、暴力的、一意孤行的。
沒有人想認識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是什麼模樣，有著什麼樣的夢想，抱著什麼樣的胸懷，忍著什麼樣的羞辱和無奈。沒有人有興趣知道他們帶著什麼樣的忐忑和焦慮，才能克服父母師長的再三勸戒，低調走進不可涉足的紅燈小巷。沒有人想過他們如何思考自己的作為，帶著什麼心情走出華西街，怎麼樣看待自己，又在什麼樣的挫折中再度造訪。
這些心情，竟然是早先某位滿臉同情的公娼告訴我的。「雖然我也不很清楚他們的狀況，一節15分鐘，說不上幾句話就要幹活了。」她說。
此刻，望著那位工運幹部激動的臉，我想起公娼姊妹告訴我的：無數年輕驚惶的男孩，在同窗同學或軍中同袍的慫恿中尷尬的面對娼妓成熟的身體，也在她們同情理解的眼神中輕輕的碰觸到生命中第一對不屬於母親的乳房，在慌亂中匆匆了事，口袋裡踹著用紅包裝著的二十塊，終於昂首成為異性戀男人。
還有那些頭髮禿到再也沒有女人青睞，皮膚皺到引不起任何情慾聯想，或者臉色黝黑的泛著勞動色彩的男人，求偶市場中被淘汰出局的次級貨，他們躑躅的腳步勉強在華西街拉客的呼喊中尋得一絲被看重的尊嚴。
這一霎，在那工運幹部的呼喊聲中，嫖客再也不是想像中拿著鈔票欺壓被迫婦女的模糊面孔的惡人。相反的，在妓女被掃地出門、被點名醜化的時刻，曾經在公娼身上接受過性啟蒙的嫖客主動現身，和妓女並肩站立，挺胸承受四方丟來的石頭。
石頭當然是有人會丟的。
人群後方有三五個一看就覺得是都會區的中產男人，就是那種自命有氣質、有身分、堅信自己未來會有小小事業成就的男人，也就是那種不屑一顧妓女戶，但在無意識中哈得要死，而且在玩笑話中把所有女人都當成妓女的優勢上班族（「等有朝一日我飛黃騰達，大丈夫何患無女人？」）。
他們環抱著前胸，嘴角掛著一絲絲冷冷的、看熱鬧的笑，在人群中拋擲著一句句像中學生在課堂裡自以為聰明回應老師講課的話，不但嘲諷維護妓權的女性，也輕蔑捍衛妓權的男性，駕馭著不知從哪兒挖掘出來的道德雲彩，在華西街的轉角頤氣踐踏。
那樣的冷漠和敵意好像不屬於妓女和嫖客的人同此心，那樣的冷漠和敵意好像只屬於黑道和人口販子的無情。
那晚，妓女和嫖客並肩聯手，道德大眾反倒和人口販子惺惺相惜，而華西街的妓院靜靜的走入了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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