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何春蕤:石牆以前

(1997年11月4日起一連四天,公共電視台同性戀面面觀系列播出「石牆以前」(Before Stonewall)這部美國同志運動史的經典紀錄片,著名學者Joan Nestle, John D’Emilio, Audre Lorde都參與製片,由倪家珍主持。我則受邀為上映提供一些背景。)

【上集】

倪:在「石牆以前:同性戀滄桑史」這個影片中,我們看見美國在1920年代似乎有很多同性戀的圖像出現在媒體中,這是不是表示那是一個同性戀比較普遍的時代?

何:這倒不盡然。但是從歷史的角度來看,1920年代確實是有它的一些特殊性。1914到1919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歐洲各國都捲入了戰事,消耗了極大的國力,而美國遠在大西洋的這一邊,是唯一沒有參戰的國家,但是它很投機或者說很隨機的成為最主要的彈藥軍火供應商,發了極大的財,變成戰後的第一大債主國,也因此1920年代可以說是美國非常發達富有的時代,也在樂觀的富裕中顯示出某種程度的包容性。當時也正是美國移民潮的高潮時期,隨著移民帶來的各國風情和生活方式更使得當時的社會文化呈現多元的面貌。這種樂觀的多元使得歷史學家常常稱呼1920年代是「花花年代」,它在音樂舞蹈消費生活方面都有許多具體的呈現。電影事業當時也在積極找尋開發各種可以作為材料的影像主題,可幸的是,作為一個新興的媒體形式,它還沒有形成具體的管理共識,還沒有清楚的要求什麼可以拍攝,什麼不可以呈現,所以1920年代的影像中如果看來有比較多的同性戀呈現,這恐怕是反應了當時社會經濟文化條件下的友善氣氛。

另外,本來一般人其實並不是天然的就會對同性戀的各種文化或行為呈現採取敵對的態度,事實上,對於男男或女女間的友愛或親密關係,我們通常還會稱呼它們為袍澤之義、姊妹情誼、手足之情等等,非常鼓勵同性之間的關愛。不過,美國在1930年代進入了股票崩盤後的經濟蕭條時期,整個社會的氣氛隨之緊張起來,政客對於惡劣環境的存在總是要找尋可以解釋的理由,而當時美國之所以頒佈法令(像影片中提到的1935年的禁令)禁止同性鏡頭在影像中出現,在現在的眼界看來,勿寧說是政客們要把輿論的關注焦點轉到社會中的異議份子──包括同性戀──身上,用標明他們的存在和他們與主流之間的差異,來順勢製造同性戀恐懼,把同性戀當成國力衰退的替罪羔羊。

倪:所以妳的意思就是說,1920年代並不是特別自由開放,而只是有一連串的歷史社會原因,促使1930年代及其以後的執政及保守人士對同性戀的文化呈現加強「關注」、抹黑和禁止,形成同性戀恐懼。相較之下,1920年代的影視圖像對同性戀渾然不覺,顯示同性戀恐懼當時尚未被政客發動利用。

何:不錯,而有趣的是,同性戀恐懼雖然被政客發動,形成對同性戀者不利的局面,但是同性戀者面對社會環境的惡劣,反而逐漸認識自己在社會中受到歧視,進而在集體的坦言交流中產生主體意識,形成認同,並且在二次大戰之後的另一些歷史條件中(如戰爭中的軍旅同性經驗、戰後同性戀者在都會中的集結、麥卡錫白色恐怖對同性戀者的迫害等)集結抗爭,形成石牆事件之後同性戀解放運動的動力。

【下集】

倪:這部影片顯示,同性戀運動在1960年代的開展乃是一連串歷史社會文化因素的促成,可是我們知道1960年代同時也是各種社會運動蓬勃發展的時刻,那麼同性戀運動和當時1960年代的其他社會運動之間是否有什麼關連?

何:沒有一個社會運動是單獨發展的,它們多多少少都會吸取其他運動的經驗和成果來作為自身發展時可用的資源,也會和其他運動結盟,共同爭取運動的空間。從歷史上來看,同性戀運動和六零年代美國的其他社會運動之間有十分密切的關連。

在這個影片中就明確的指出,黑人爭取民權的運動是許多同性戀者、甚至女性主義者成長的搖籃。影片中沒有明說的是,民權運動的思想和實踐的源頭也包括當時世界各地風起雲湧的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等等人民解放運動,其中還包括中共。事實上,女性解放運動和黑人民權運動中常常使用的「意識提升」活動(consciousness-raising),就是來自中共在工農大眾中為提升階級意識所推動的「憶苦思甜」的傳統。

1960年代的進步運動大致上使用的是在年輕人中統稱為「新左派」的思想,對一切的壓迫關係都感同身受的參與抗爭,因此當年就有大批的白人年輕人,出於正義感而到美國南方去推動黑人民權運動。可是他們反而在與警方和保守人士對峙的街頭運動中,重新認識了自己在不平等權力關係中的不利身分和劣勢權力。比方說女性進步分子就在黑人民權運動中逐步認識到她們的地位在進步運動中仍是次等的,她們的功能仍是服務男性知識份子的,因而啟發了第二波的女性主義思潮。

同時,這些進步分子也在黑人民權運動中操練各種策略,累積各種抗爭經驗,這些都對社會運動的進一步發展和擴散有極大的作用。同性戀解放運動也是這樣在六零年代的運動氛圍中找到自己的運動資源和盟友,事實上,許多女同性戀者都是女性主義運動中的佼佼者。

倪:這麼看來,美國的同性戀運動之所以在1960年代快步開展擴散,在同性戀者的權益上漸有斬獲,乃是因為和其他的社會運動聯手,互相得力。

何:是的,而且也是因為同性戀者積極的挪用文化資源來為自己的身分創造出特有的認同和表現方式。比方說,現在許多人(包括同性戀者本身)都常常認為同性戀是個固定的、內在的特質,只是受到歷史文化的壓抑而無法以真實面目示人,也就是說,只要能去除壓抑,他們就可以活出自我了。

但是像本片這種歷史回溯卻顯示,同性戀的面貌和表現方式,是在既有的文化條件中轉化演進的。以服裝為例,許多人以為女同性戀天生就是男性化的,可是在片中就提到,早年有些女同性戀之所以傾向中性化、男性化的裝扮,是因為當時女人如果要在公共場所拋頭露面走動,就需要男性的陪伴才有正當性,要是兩個女人在公開場所走動,其中一人以男裝打扮,看似一對異性戀情侶,那就會比較合乎異性戀社會的期望,可以比較方便維持親密關係,也比較方便進行她們所希望的自在生活。

而女人之所以能把男性裝扮當成衣著的選擇之一,是因為二次大戰中男性大量開往前線,後方的國防及其他工業生產只好由女人來承擔,為工作方便和安全,工廠中的女人才開始大量穿著長褲。這個歷史的原因後來反而使得女人穿長褲成為可以被接受的現象,為女同性戀的性別裝束開拓了空間。

另外,影片也指出,在嬉皮運動之前,無論是異性戀者或同性戀者,她們在衣著方面的選擇都不多,性別角色的藩籬也很嚴謹,但是嬉皮運動帶來的服裝解放使得穿衣服多了很多個人化的空間,大家穿得隨意,性別角色也因此比較模糊起來。

我們今天透過這麼多歷史的、文化擴散的沈澱來看同性戀的角色呈現,常常會把現況本質化,但是影片中這些歷史事實顯示,同性戀文化的特色一向是在歷史條件中形成的,並不是什麼本質化的特色,而是有很多歷史的、偶然的因素促成的,中間充滿了同性戀者的挪用和創造,也因此有可能更進一步被另外一些偶然的因素,例如運動的積極介入,所建構。(例如,如果「扮裝」成為風潮,同性戀者當然可以透過扮裝來進一步拓展自我表現的可能選擇,或者甚至在扮裝的基礎上更進一步發展別的身分策略。)

(以下問答因時間不足,而未能於電視上播出)

倪:在這部影片中顯示,美國司法制度對同性戀者的壓迫最早是以禁止同性戀圖像出現媒體的方式來進行,後來才對個別的同性戀者進行迫害,這個歷史的發展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何:影片中有許多同性戀者都說「我是到了很後來才知道原來我不是唯一一個這樣的人」,可見美國早期的同性戀者都很明確的知道,他們最大的問題是自身的孤立以及社會大眾對他們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視而不見。

事實上,影片中呈現了無數的例證,說明同性戀在二十世紀初的影像和文學中是個頗為普遍的現象,但是,個別的同性戀者卻直到1950、1960年代都覺得在一般日常的談話中,甚至在家庭中,同性戀還是個不可說的事情。也就是說,個人的出櫃,個人能夠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還是很困難的事。

後來當同性戀者成為標靶,而政府設立了各種法律,用「猥褻」(就如同我們所說的「違背善良風俗」)等罪名來迫使同性戀圖像文字退出公共論壇時,同性戀者正式面對了一個危機:那就是,她們面對了自己的形象被抹黑、被罪犯化,她們的的文化資源遭受減縮,她們身分的認定基礎被抹煞的威脅。

因此在歷史上,同性戀解放運動很重要的一環就是言論出版及擴散販賣的自由,其中當然包括文字和圖像、甚至色情的自由創作生產,因為這是同性戀者肯定自我人權的重要管道。畢竟,異性戀者在性領域內對「異己」的歧視,正是同性戀者遭受歧視的重要原因,而色情言論圖像的自由流通,正是對抗這種歧視和封鎖的重要戰略。打破主流文化對同性戀自我呈現方式的多方封鎖,打破禁止同性戀展現自我、宣傳自我的「衣櫃」,正是同性戀解放運動的中心活動。

轉載本網頁時請保留本版權註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