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研究生可以進入歡場研究上班小姐嗎？（論戰文章）

（1997年公娼抗爭的議題不斷延燒，凡是和性工作沾上邊的事件都可能成為爭戰的陣地。剛好1998年性／別研究室支持東海大學碩士生紀慧文將她的碩士論文由唐山出版為《十二個上班小姐的生涯故事》，加入我們的性／別桃學叢書。然而因為她是用親身蹲點的方式到KTV酒店去擔任小妹以便收集田野資料，媒體曝光後引發學術與性的爭議。當時的反娼學者林芳玫於1998年3月15日在中時時論廣場刊出〈神女黑紗與學術薄紗〉一文，嘲諷此事，何春蕤則在3月18日以此文回應，算是公娼爭議的另一次小戰役。）

        長久以來，學術界被社會賦與追求知識、建立正確價值觀的期許，學術界也因而享受若干特權與資源，以心理學、人類學、社會學、犯罪學、醫學研究者的身分，對原住民、罪犯、窮人、娼妓、精神病人進行各種研究。研究者單方面壟斷了有關研究對象的知識，不僅研究對象本身無法挑戰研究者的優越性，社會大眾 也都十分尊重學術研究者的論述權威。

        然而，這種情況在多元民主的當代社會中已逐漸難以維持。從後結構與後現代理論來看，任何文本都具有分歧性與多義性，讀者可自由詮釋，不受文本作者的約束。犯罪學研究報告可當做偵探小說來讀；人類學民族誌可以是旅遊指南；醫學人體照片可以是色情春宮。更進一步說，作者的形象與身分也可經由讀者文本解讀與心理投射的過程，被讀者再生產為另一種更迷人的角色。一個學者若將學術研究與政治參與、社會運動、文化活動結合在一起，乾澀的學術形象被「社運領袖」、「文藝大師」的魅力所滋潤，贏得莘莘學子的崇拜仰慕，相信這位學者絕不會抗議其「純學術」身分遭受污染。

         如果是女研究生「下海」到色情場所當公主呢？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學生紀慧文為了研究性工作，親自到色情場所擔任服務生、公主等工作，以參與觀察結果撰成碩士論文，並出版成「十二個上班小姐的生涯故事」一書。日前此書與何春蕤策劃的「性工作：妓權觀點」兩本書共同舉行發表會，明白宣示肯定性工作、發揚妓權、反對性工作污名化的立場。數家晚報以頭版頭條的方式對待這個新書發表會，並在新聞標題中使用「下海」這個字眼，而次日日報也以顯著篇幅刊登。這種作法也引來紀慧文姊姊的抗議聲明，指責媒體惡意地以有色眼光看待此事，誘導讀者想像下海內容及對大學女生的偷窺慾。同時，王振寰、瞿海源等多位社會學教授也強調這是「單純的學術研究」，外界不應戴著有色眼鏡。

        當事人及其家人、師長的反應，令人感到欲拒還迎、猶抱琵琶半遮面。紀慧文對性工作持肯定態度，也極力抨擊社會對性工作者的污名化。然而，她的所作所為又巧妙地劃分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不同以及研究者的優越性。她指出，從事性工作的女性，「最大的悲哀就是受不了金錢的誘惑」，而她自己則是有定力，不被五光十色誘惑，「只」從事陪坐、清潔服務等工作，但是不「賣身」。在衣著上，她可以穿緊得穿不下胸罩的短衫以及可以看到內褲的短裙，但是她不穿黑色薄紗清涼服裝，也不願意從事跳脫衣舞的露背秀。論文寫成之後，她沒有拿給那些姊妹淘看，因為她們不會懂，這是「另一個世界的事」，可是如果她寫的是新竹科學園區的研究，她就可能會拿給研究對象看。此外，被吃豆腐的經驗，寫在田野筆記，只敢給老師看，不敢給同學看。

        至此我們可以了解，紀慧文和賣身的女人、穿薄紗衣服的女人、跳脫衣舞的女人畢竟是「不同國女人」！新竹科學園區的人和她才是同一個世界的人。

        台灣社會色情氾濫、性產業普及，男人的酒色應酬文化一方面提供黑社會賴以生存的經濟命脈，另一方面也形成官商勾結、警察風紀敗壞的背景，更不用說對兩性關係的負面影響。近年來，婦運內部形成分歧看法，一派批判性產業對政治、經濟、文化、兩性關係的侵蝕敗壞；另一派則避談宏觀層次的性產業政治經濟學，從性 解放觀點強調性工作者個人層次上的自主獨立。

        性工作既然是整體色情文化的一部分，研究者、論述者若只是片面地選擇肯定性工作而不去批判色情文化，卻又期待社會大眾不要拿出有色眼光，這種心態豈不是太天真了？打從研究者選擇進入色情場所工作，到出版成書、再開放媒體舉辦新書發表會，研究者就已開放了她的身體、她的文字、她的語言、她的一舉一動，邀請社會大眾從事文本的多元解讀活動。「十二個上班小姐」一書，可能是內容豐富、論證嚴謹的學術著作；也可能是逛窯子指南、泡小姐祕笈；也可拿來當休閒讀物。這幾個面相可並行不悖、同時存在。若再加上新聞報導所形成的互為文本性，讀者發揮一下後現代符號民主的想像力，把學術界幻想成賣笑不賣身的高級豔窟，那也未嘗不可。試著想像下列場面：

        和ＫＴＶ老闆打交道的男教授，想必是很風趣的。穿裙裙不穿薄紗的女研究生，想必是性感又不失品味，熟讀了法國品味社會學者Bour dieu的鉅著「區隔」（Distinction）一書。男教授讀著女研究生被吃豆腐的田野筆記－－只有他一個人可以讀，別人讀不到，冰冷的學術殿堂此刻想 必是春風吹拂吧！

        如果我們不站在反色情、反性產業的立場，又如何能期待媒體與社會大眾不要戴著有色眼鏡？既然性工作值得肯定，又何苦忙著區分學術工作與性工作？何苦為「下海」二字耿耿於懷？「純學術」的宣稱，只令人聯想到「純喫茶」。身上雖不穿黑色薄紗，腦袋裡卻穿著學術薄紗，裡面是性解放內衣，嘴裡口口聲聲強調不賣身、未下海。如此組合，益增添其嫵媚，也給學術界帶來幾許生氣與色彩。求仁得仁，不亦快哉？ （作者為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女學會會員）

 

「不同國」的學術眼界

中央大學何春蕤   1998年3月18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

東海大學社會學碩士紀慧文出版有關性工作者的民族誌研究，並在新書發表會中提出妓權觀點的娼妓研究，以此與本地常見的規訓式娼妓研究對話。林芳玫教授於日前為文諷刺紀慧文既然肯定性工作，就不必撇清自己沒有「賣身」；並進而指出無論如何貼近，學術工作者和「真正」的性工作者總是「不同國女人」。作為該「性／別桃學」叢書系列出版的籌劃人，我覺得有必要提出回應。

學術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本來就有身分和位置的差異，紀慧文在《十二個上班小姐的生涯故事》中就不斷整理她在這方面的掙扎覺醒，以及這個經驗為她所帶來的學習和改造。從這個角度來看，這本書其實記錄了一位研究者對自身階級位置的反省和蛻變。可是林芳玫只從媒體的簡單報導就開始大作文章，根本就沒有讀到紀慧文在書中的反省，也因而暴露了自己的發話位置──因為，林芳玫說對了一件事：作為一個學術研究者，紀慧文（以及林芳玫）和賣身的女人當然是「不同國女人」。問題是，「不同國」也有「友國」和「敵國」之分。紀慧文的覺醒和認識使她義無反顧的站到性工作者那一邊，為她們受壓迫的社會位置發聲，向規訓式的娼妓研究展開強悍的挑戰辯論。相較之下，號稱認識到學術研究和性工作之間「不同國」的反娼學者，不但全然否定性工作者的生命選擇和表白，還援引公權力來消滅性工作者的生計。這種強權的「敵國／帝國」姿態才真正暴露了「不同國」的不平等權力政治。

林芳玫的諷刺反應也暴露了反娼女性主義者的真正立場。污名是性工作者所面對的最根深蒂固的壓迫力量，因為污名總是用最常見的道德常識來包裝成見和歧視，以便構築被污名者的自我定位，在她們心中引發羞慚和自棄，甚至自己也間接認定污名的正當性和正確性。從這個邏輯來看，反污名當然要從性工作者對自我力量的肯定開始──這正是紀慧文的田野研究所做的重大貢獻，也正是反娼的女性主義者一直拒絕接受的。當然，任何質疑污名的作為極可能會被污名再納於版圖之內，以繼續維繫並擴大污名的權力效應，這也是紀慧文目前所承受的。但是令人費解的是，紀慧文的研究為性工作反污名而連帶地被污名，林芳玫的反應卻不是根本的去抗爭這個污名，而是反過來嘲諷紀慧文是「求仁得仁，不亦快哉？」這種尖酸的語言除了強化並正當化污名的壓迫之外，正暴露了反娼女性主義所謂對性產業的批判，根本就是在既有的污名歧視邏輯之內運作。

公娼抗爭所帶動的討論中，屢屢聽見反娼者自詡為「批判性產業對政治、經濟、文化、兩性關係的侵蝕敗壞」，但是這種道德糾察隊式的虛幻批判，總是先否定性工作者的自主性和抗爭可能，拒絕承認她們漸次發展出來的能力和智慧，切斷她們主動建構性產業的機會，然後再從性產業外部，以各種傳統的成見歧視，以及政府法令和警察的赤裸暴力，來試圖「消滅」性產業──卻又消滅不了。相反的，和娼妓不同國但同盟的女性主義者則認為，性產業和所有產業一樣，都是可以而且已經在被一代一代愈來愈有自主能力和權力意識的性工作者所逐步改造的，因此，在論述和運動上進一步鞏固並強化性工作者的自主獨立，才可以支援性工作者從內部積極「改造」性產業，從而根本改變性產業的政治經濟文化，具體達成批判性產業的終極目標。就此一終極目標而言，紀慧文的研究已經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空言批判性產業的女性主義者將要以什麼樣的研究和工作來切實面對──而非以國家暴力來滅絕──性產業的現實呢？

最理想的嚴謹田野研究當然會在各方面和性工作融合，包括「賣身」在內，而此刻紀慧文的突破已經為達成這個理想邁開了一大步。面對學術也不能免於社會歧視和污名的壓力，運動者／學術人需要做的，絕不是冷言諷刺研究者做得不夠徹底，而應該更加積極的平反性工作，全面反污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