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集結了我在1997年因應變化中的台灣性別局勢而寫的一連串文章／發言稿，並且全部都在集結過程中加以改寫。其中包括了李宛澍受《騷動》雜誌主編胡淑雯之託邀約採訪但由我自己書寫作答，文成後因為配合台北市廢公娼事件的討論時效，改在《破報》第78期至第80期連載（1997年9月18日到10月16日）；另外還包括我在同年9月3日參加「公娼存廢」座談會的發言稿；9月13日參加「保障公娼工作權」公開辯論會的發言稿；10月20日參加「台北市成人性交易管理辦法草案公聽會」的發言稿。我在這一段時期的性工作思考受到台北公娼自救行動的無數啟發，對某些女性主義理論的道德高調也有深刻感受，為了保留發言場域的針對性和抗爭精神，我在融匯改寫這幾篇文稿的過程中也盡力保留了原文的語氣。收入《性／別研究》1、2期合刊，1998年3月，213-254頁）
前言︰為什麼這篇文章要用對話體來撰寫？
除了專題訪談之外，學術的論述極少採用對話體來撰寫，然而這篇文章刻意使用對話體來呈現作者的論點發展，倒是確實有其必要性的。
- 就本文的討論主題而言，對話體在某一程度上能夠生動的捕捉並呈現台灣性工作學術論域在1997年前後的實際對詰與投注。台北公娼爭議所帶動的女性主義性工作論辯過程已經顯示，學術領域的開拓和深化常常並不是在真空中由研究者憑著一己的知性關切來創造新論域，而其思考和討論的焦點及推論也並非象牙塔中的抽離式冥想；相反的，往往正是因為一些可能和學術沒有直接關連的社會爭議或討論帶動了廣泛的討論，並且因著基本論點的差異而激動了理性的對詰，因而漸次開拓思想及對話的深度廣度。從這個角度來看，對話體的特質在於它可以用最尖銳的方式呈現辯論焦點。
- 就處理那些被常識籠罩、被成見定調、亟需更開闊的理性思辯的議題而言，對話體的動態進行方式也有助於聚焦關鍵性的爭議點，以呈現另闢蹊徑的論點。柏拉圖的理性對詰正是在這樣的操作上釐清複雜的論點，Paolo Frerie在論及以「對話」作為主要的教育活動時，也是建議使用這樣的對詰方式，以便與那些「座落在具體情境中的人」（men-in-situation）進行具有針對性的對話。對於像性工作這樣現實性很強的議題而言，對話體的貼切進路有助於避免學術的抽離現實。
- 人類學、社會學領域一貫對研究者－被研究者之間權力關係不平衡的提醒，部份可以透過對話體來彌補。台北公娼爭議和其他社會爭議很不同的一點就是這些極度缺乏文化資源的被污名主體很積極的介入有關她們自己的一切社會討論。我對性工作的思考和論點既然是在這樣的場域中進行，因此在語言的使用上自然力求平易近人，以避免學術語言排擠了公娼的理解。對話體的書寫形式允許我把自己的觀點用最常識、最清晰的方式表達闡述，而且避免使用學術語言、學術成規，這對彌補被研究者的文化劣勢應該是有助益的。
1997年，台北市政府雷厲風行的在住宅區掃黃、新聞局點名批判電視節目中的性暗示、各縣市大力掃蕩檳榔西施和特種行業、學術及教育界舉行一連串網路色情座談、台北市政府片面決定廢除合法的公娼──這一連串與色情和性工作有關的事件標誌了台灣社會正在逐步緊縮它的情慾佈局（sexual deployment）。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掃黃過程中，主流女性主義者竟然扮演了極為重要的催生角色，提供給決策者最有正義形象的說詞。[1]
可是在掃黃風潮中浮現的被污名的女性主體（從按摩女郎到特種行業女性到公娼）卻對這個掛著女性主義標籤的性別政治提出了最慘烈的質疑和抗議。特別是台北公娼被廢以來，這群女人並沒有屈從政府的趕盡殺絕政策，也不接受婦女團體「救援轉業」的好意，反而挺身為自己的基本人權抗爭，持續引起社會大眾的關切，也首度激發大家對性工作的討論。事實上，公娼議題為追求民主多元的台灣社會開啟了另一道門，讓我們有機會從性工作者的觀點——而非道德大眾簡單的想像——來認識性工作。
如果台北公娼鍥而不捨的抗爭，愈來愈凸顯掃黃政策的性別簡化（sexual reductionism）侷限，那麼面對眾多不願離開而且對色情行業安之若素的女性從業人員，女性主義的性別政治倒底還可以有什麼樣的面貌？掃黃廢娼的政策倒底有著什麼樣的女性主義政治內涵？這是這篇文章的眾多討論所處理的。
「掃黃」政策可以破除性別歧視，減少對女人的性剝削？
有些女性主義說詞中認為，掃黃可以破除性別歧視，減少對女人的性剝削。
首先，掃黃是「政策」，也就是「官」的作為，「官」永遠都是盤算很精的人，所以掃黃政策也一定是多重效應的。很重要的就是，透過掃黃，讓大家都明白官方有誠意痛改前非（官方承認過去的都市規劃和管理辦法做得不夠完備不夠嚴厲，以致於沒有剷除特種行業的立足其間）；同時，透過掃黃，讓民眾感受到官方和這些掃黃的正義組織的愛心（它們多麼熱切的關懷孩童和男人的身心健康以及女人的人格尊嚴啊）；讓民眾佩服官方和正義社團組織的銳利判斷眼光（它們一看一聽，就能判斷什麼是黃腔或色情或誰的身體心靈又在受害了）；還讓民眾認識到官方和這些組織的正直（它們毫不與「邪惡黑暗低俗」妥協）。有了民眾的這種感動，下次選舉才會有更多正直的中產選民支持魄力與智慧化身的台北市長或新聞局長。
回到正題，妳問掃黃是不是破除性別歧視？
我看，搞不好，掃黃就是性別歧視！
今天台灣有多少女人從事和性相關的工作？「接電話的」，坐抬的，公關的，遞毛巾的，按摩的，打掃的，表演的，伴舞伴遊的，待業臨時的，兼差應召的，賣檳榔的，恐怕有一二十萬人吧？有人說這是保守的估計，我不知道。但是人數很多，我想是沒問題的。這麼多女人因為她們所從事的工作而「集體」被歧視（「掃黃」最直接間接的，都是在說這些女人所從事的工作是可恥的，她們賺的錢是骯髒的，她們的職業是應該被掃掉的），如果這不叫性別歧視，那叫什麼？
在資本主義制度之內，女人因為所從事的職業或工作（如護士、秘書、基層文員等等），苦工多，但待遇少，地位也低，我們就稱這種狀況叫做「性別歧視」。資本主義制度內的性工作也一樣多半是女人的職業或工作，而且因為她們工作的地下性質和文化定位，使得這個行業的女人特別的沒有發言權和抗爭力；而掃黃還要使得這些女人的工作更進一步的地下化、惡劣化，這怎麼不是性別歧視呢？（而且，這些女人是因著她在性領域中的污名定位而受到歧視，掃黃還因此同時是性歧視呢！）
當這麼多女人從事性工作時，如果女性主義只有一個立場——掃黃，那可真是個傲慢的階級立場。我不知道支持全面掃黃的人要如何面對被掃的龐大女人群，或者根本視她們為無物？（在電視新聞中，有受訪民眾對性工作者說：「別再幹這一行了，找個像樣點的工作吧！」殊不知這正是性工作者一直想對忙進忙出賢慧疲憊的家庭主婦說的話！）
說穿了，不管女人被我們的文化規範所派定的是文書工作、烹飪工作、性工作、照顧工作、養育工作、教育工作、救援工作、社會工作、學術工作、家務工作──所有女人可以說都是在父權的性別體制之下討生活，這些工作都是女人經驗父權規範和暴力的場域，相煎又何太急呢？
至於掃黃會不會有助於減少女人的性剝削，我也有一些看法。
對於現有色情工業中已經存在的剝削──就像所有雇傭關係中都有的剝削關係一樣──我們當然需要採取具體的措施來抗爭，來改變，而且援引勞工運動的組織經驗和抗爭手法來動員性產業中的所有勞動者（從公娼暗娼到牛肉秀演員到電子花車女郎到按摩師到寫真集女主角到檳榔西施），積極要求更合乎勞動者利益的勞動條件和報酬。不管如何，改變性產業權力邏輯的方式絕不是乾脆的掃黃，畢竟歷史的先例早已證明，被逼著逃到地下的性產業必將以更赤裸裸的剝削關係，更肆無忌憚的運行。
真正令人深思的是，主流女性主義在談「性剝削」時似乎都只指向性產業中的某些現象，好像女人只有在性產業中才會受到性剝削，在別的領域就不會。可是事實上，女人所承受的性剝削的大宗，不是在性產業中，而是在大家引以為當然的婚姻愛情家庭學校以及其他日常生活的領域中──而當主流女性主義者只描繪性產業的可怕邪惡，並引導國家政府的力量大舉掃黃廢娼時，正恰恰掩蓋了其他領域中比比皆是的性剝削。
讓我再說清楚點。我認為「掃黃廢娼」所依據的性觀點，歸根究底是一個對「性」的文化偏見，也就是把「性」看作可怕羞恥危險的事，只有在和愛情、婚姻、責任連結在一起時，才因為可能穩定合法關係而稍稍有一點價值，要是不和愛情、婚姻、責任連結在一起，那就是隨便、下流、淫蕩、邪惡，要是還牽扯到金錢交易，就更是最無恥醜陋的事。但是這種對性的規範看法（像是：愛必須和性同行，女人不能也不喜歡用身體做交易，性只能在婚姻的保護傘下進行，女人對自己的身體要自尊自持，婚姻之前或之外的性都是醜事等等）──這些充滿性壓抑和性恐懼的價值觀──對所有的女人而言還真造成了不少「性剝削」，使女人的身體長年被她們周圍的人「剝削」呢！
最明顯的性剝削惡果包括：無數不得不和一點都不體貼的丈夫「那個」（說不上是做「愛」）以履行夫妻同居義務的女人、那些被父母老師或其他成年人的權威逼著立刻結婚以便壓下「家醜」的女孩、那些因為交友文化不開放而相信自己需要用身體來拉住男友的女生、許多在學校和公車上被性騷擾但是為名節或為長幼倫理而不敢聲張的女學生…。我們見過太多甚至自己都經歷過這種日常生活中根深蒂固存在的「性剝削」，而對於性的持續忌諱和封閉，只會更使得女人在這些性剝削中輾轉反側而無力無言抗爭。掃黃會有助於改變這些性剝削的狀況嗎？或者更積極的說，掃黃會幫助女人更有力的對抗這些日常生活中的性剝削嗎？我深刻的懷疑。事實上，掃黃廢娼背後的那些貞潔觀和性恐懼，恐怕更會加深這些日常生活中十分普遍的性剝削，使得無數在身體上或有所失閃、或膽敢抗拒、或有意探索的女人──都會像我們中間的性工作者一樣──覺得自己羞恥罪惡，見不得人，或是雖然自得卻被周圍的人以異樣的眼光孤立排擠。
另一方面更值得我們反省的是，那些相信女人應該守著身體等候交換婚約的人事實上只憂心「性剝削」──也就是被奪去交換婚約的籌碼──的可怕，而根本沒想到女人長久以來在日常生活中所承受的「性剝奪」。
老實說，女人在封閉保守禁慾的文化中一向被剝奪追求愉悅的機會和權利──她們想暴露而怕人惡意騷擾，想和人調情而怕人說自己淫蕩，想熱情奔放而怕遭對象輕視拒絕，想要身體經驗而怕被貞潔猜忌，想要奔放情慾而怕有各種惡果──而這種憂心所形成的身體情慾凍結狀態，間接也形成了十分貧瘠的情慾文化環境，更使得女人的人格心理構成都變得躊躇退縮，脆弱矛盾，膽怯恐懼，罪惡自責。這正是我在《豪爽女人》中指出的真正危機：「性剝奪」的調教養成，使得女人不但無力建立善意的情慾互動，也無力抗拒惡意的性騷擾和暴力。
諷刺的是，愈是雷厲風行的掃黃，就愈剝奪女人的情慾文化資源，就愈暗示女人她們所想望的、所渴求的可能是「黃」，可能是可恥的，可能是罪惡的，情慾的追求只是滿足男人的需求的，是不符女人立場的，是應該被掃的。這種掃黃對解除女人所經歷的性剝奪和性壓抑又有什麼幫助？
主流女性主義不關心所有女人在文化調教中都承受多年的「性剝奪」，不挑戰無數女人在日常生活中經歷的「性剝削」，而單單對性產業中某些女性性工作者所遭受的那些「性剝削」，表現出極大的「關懷」和「救援」，這樣的差別待遇真是饒富深意。
在台北14、15號公園預訂地旁邊的「四季芳鄰」社區大廈上寫著「四季芳鄰嚴拒色情…」，這個社區並非沒有商業，它嚴拒的只是性交易而已。「住宅區掃黃」背後的訊息就是，這個社區「介高尚」，容不下像色情這樣低賤骯髒的東西。那麼黃被掃（回）到哪裡去了呢？當然，就是掃到不高尚的地區去了，和低賤骯髒的人在一起了。有些社區的邊緣人從小就和色情行業為伍，（這些社區的居民在我看來反而都比較富有同情心，而且有進步的性意識與性觀念，例如：尊重差異，了解到性工作和其他職業一樣就是一種求存活的工作，認識到掃黃的警察和剝削妓女的黑道一樣都是壞人等等），而且色情就是這些社區的階級標誌。換句話說，「住宅區掃黃」其實有階級區分的效果，是都市空間階層化(stratification of urban space)機制的一部份。就這一點來說，性／色情／性工作／階級是相連的。當色情被視為一個不好的東西，須要被掃的時候，這也就是在污名化某些人和某些社區，這也就是在鞏固階級區分的自我意識。
考量以上的情況，婦運的性政治必須走sex positive的路線：也就是堅持並肯定色情或性是好的，亦即，青少年情慾是好的，女人情慾是好的，性工作的情慾是好的（下詳）等等。我們要改變的，是那個壓迫上述這些情慾的制度化實踐（像家庭制度、學校結構、性工作的勞動條件等等）以及其中的性別歧視；這不但有助於性領域中針對情慾壓迫的反抗，也對階級、性別、年齡等領域中針對情慾壓迫的反抗有幫助。
女性主義為何不應該全面反色情？
在我們的文化中，反色情雖然沒有西方宗教的虔敬大旗，但是卻瀰漫著道德正義的形象和自以為義的情緒，它背後的假設更常常勾聯了中國文化原有保守禁慾加上性別歧視的觀念，例如：情慾的表達是不堪入目的，情慾的享受是對正當人生的攪擾，情慾是過度的放縱自我，女人的高潮會阻礙受孕，女人的淫蕩甚至可能敗壞國本等等。
女性主義反對色情當然不是因為以上這些原因，比較常見的說法是：色情是對女體的物化呈現，色情是男性中心的，色情會鼓動男性的侵略慾望，女人在色情材料中只是滿足男性慾望的點綴，色情工業是對女人的剝削…。這些說法在立論上有其深刻的分析和意義，在實證研究上也有其各式各樣的爭議，但是問題是：當女性主義帶著「高超的道德正義形象」「全面」反色情時，由於只提出了道德威權式的譴責和嚴厲禁絕的語言，而沒有帶入另外一些進步的、開拓的、突破的、顛覆性的論述，因此它也就常常會和上面所說那種保守的勾聯糾纏不清，使得女性主義的反色情極有可能被轉化拿去鞏固本來就對女性不利的歧視文化──事實上，現在保守道德人士雖然在性別的軸線上一向歧視女性、限制女性，還醜化女性主義者，但是在反色情時都已經改用女性主義的語言，而且還振振有辭的說打擊色情是為了要保護女性。這種挪用正是我們對反色情的女性主義立場必須有所保留的原因之一。
這麼說來就是要自由放任色情囉？當然不是！只有二元極端的思考才會認為若不打壓就一定是放任。太過簡單了！女性主義絕不能放任色情以它一向慣有的面貌運作。女性主義必須積極介入色情文化，使它成為女人的色情自由。
有意思的是，現在只要一提到女性主義介入色情材料，就有一種「標準答案」出現，這種標準答案不敢全面拒斥色情（畢竟情慾已經在女性主義論述中贏得了一席空間），但是又覺得需要表達全面撇清之意，於是就給色情扣上一個性別盲點的標籤，然後唱高調的說女人要主動「創造有女性觀點的、不一樣的色情」。問題是，這種「創造論」卻又無法解釋女人究竟應該如何累積文化資源以便進行創作色情——彷彿女人可以不需要平反情慾的汙名，不需要面對自身的成見偏見，不需要廣泛大量的吸取色情傳統的資源，就可以憑空創造，從無生有──這種抽象的含混也暴露了這個看來進步的女性主義色情立場終究只能止於反色情、禁色情而已。
我覺得面對色情，女性主義首先就需要認識到，色情並沒有現成的、統一的本質，因此也不是什麼不可碰觸的可怕邪惡。例如在成千上萬的Ａ片或三級片中，有不少離奇荒誕的材料（像國產Ａ片就有三個同性戀女魔採陽補陰之類的故事），或者有趣的角色或情節（像＜蜜桃成熟時＞的情慾自主女生）。Ａ片就和任何電影的類別一樣，有性別歧視情節的，有顛覆好玩角色的，有看來進步的，有光怪陸離的，有人在裡面能找到可用的東西，有人也可以把它們當作反面教材，而這些都可以透過女性主義的影話、影評、影展、影史來討論流通擴散批評，就像現在女性主義和同志運動對於一般電影所做的分析引介一樣。
畢竟，女性主義如果想要介入色情文化——就像女性想要介入政治文化、股票文化等等一樣——那就是要浸潤其中成為專家嘛！這樣才可以有豐富的資源以便創造新的色情材料，因此大家當然絕對需要支援和鼓勵女人自己拍Ａ片、寫Ａ書。不過，最好這種創作生產是出於不預設立場的實驗和開拓，而不是出於「政治正確」的熱情，因為眼下情慾文化本身的單薄封閉往往使得大家對性有很多朦朧渾濁的想法，對情慾的複雜矛盾差異也缺乏認識和自在，結果反而會因為過去的文化包袱或政治正確的壓力而形成很憂心忡忡、戒慎恐懼的氛圍，為創作生產提供的土壤並不豐饒。我們恐怕需要邊走邊拍，邊拍邊學，邊學邊拍，邊拍邊看……，而且需要放下那種動不動就意識形態檢查的觀影習慣，才能形成真正對創作有利的局面。
當然，要使女人能進行這樣的情慾文化創造，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女人要（和男人一樣或者比此刻男人更）容易的、自在的接觸到色情材料，容易的、自在的使用色情材料。故而女性主義必須反對色情材料的檢查或限制流通，反對汙名醜化色情材料。從這個出發點來促進色情自由的婦女運動才能讓女人在使用色情材料時不被另眼看待，不必自我慚愧，也沒有禁忌；而當女人普遍的能使用色情時，她們集體的智慧將比菁英的指導更能在現有的資源中創造出新的、女性愛看的色情，也才可以透過大量的女性色情消費來影響生產色情材料的市場。
所以說穿了，此刻女性主義比較容易實踐的介入色情方式，絕不是禁絕色情，絕不是保護女性不至於接觸到這種可怕的邪惡的材料；相反的，應該是豐富女性主體自在觀看、主動詮釋、創意使用既有色情材料（或其他文化材料）的能力；也就是說，不再預先把現有的色情材料視為全然男權壓迫的、全然異性戀霸權的而加以拒斥譴責──這種「全然的」解讀方式是有利於壓迫者誇大自身形象的，如果我們接受這種化約式的詮釋和解讀方式，那麼女人和同性戀就只能悲情的把自己視為色情的受害者了。
不！我們不但要有批判色情的能力，更需要練習積極的轉化色情的意義和消費。說「練習」並不是說無中生有，而是說某種顛覆式、轉義式的閱讀能力我們從來就有，現在只需要延伸使用到色情上面就好了。我們一向就會歪讀倒讀跳讀各種童話、教科書、或羅曼史小說，連上課時老師或教官的政令宣導我們都有本事把它們轉化成笑話或惡作劇的材料，怎麼可能一遇到色情就完全喪失抵抗力或搗蛋的能力，而只能讓色情蹂躪或洗腦？怎麼可能只有女性主義者有超人的能力可以洞悉而且抗拒色情材料的權力陷阱，而一般人就難逃色情材料的權力支配？說實在的，只要我們鼓勵並支持搗蛋的精神和實踐，就可以保住那原本從小就在我們心中創造無數愉悅的靈活詭譎。即使我們有些人面對色情時會噁心或驚嚇到徹底癱瘓的地步，這恐怕也是因為我們原本對性的特殊態度使得我們先行自廢武功了吧！果真如此，我們就更需要徹底改變我們的性觀念和性態度了。重點是，不要先恐懼色情，不要特別的另眼的看待色情，這是培養操控能力的第一步。
為了進一步增進我們面對色情時的能動力（agency），我們特別需要創造一個友善的新環境，以便支援那些根本不在乎看Ａ片、喜歡看Ａ片、已經有能耐轉化A片劇情的女人，懇求她們來和大家分享經驗和認知，好讓其他女人認識到除了噁心、討厭之外，女人還有別種面對色情的態度和方式，女人在色情的「淫威」之下還有抗拒式的愉悅空間。我們應該創造機會讓有關色情的資訊在女人中流傳，誰看了什麼好的爽的材料就大家告訴大家一下嘛！再說，不去研究如何在各種材料中塑造出自己想要的東西，那怎麼可能使女人快快得力壯大呢？Ａ片只不過是影視中的一個文類，它不會比愛情片更性別歧視，不會比功夫片更暴力，也因為如此，我們並不需要對它採取特別深惡痛絕的態度。
看到這裡，頭腦不清的主流女性主義者正義凜然的說：如果一昧強調閱讀觀影時的主體流動性，這不但是一種後現代的狂想（她說：結構之下主體哪有那麼多流動的空間呢），而且會替色情工業脫罪（她說：人們有歪讀的逃逸能力就不會去積極改變壓迫的體制了）。
我是想不透這種說法的。強調主體流動性並不是創造虛假的想像，而其實是發揚光大主體已經有或者可能有的差異性──否認主體已經有或者可能發展流動的顛覆的能力，這又是出於什麼樣的主體經驗和發言位置？誰說只有一種觀看色情的方式或反應？誰說色情在女人身上只會產生一種效應？誰有這種傲慢的權利（權力）對別人的主體能力做這種判斷／規定？
讓我用一個類比來顯示這個頭腦不清的說法的問題所在。在國民黨當年的白色恐怖之下，中央日報是許多人唯一得到資訊的管道，那麼，歪讀反讀中央日報以獲得國民黨想要壓抑的資訊就是支持國民黨政權？積極擴散那些歪讀反讀中央日報的方法就是替國民黨脫罪？這是什麼邏輯？
讓我再說明白一點。難道就只有當年辦《大學雜誌》或其他反對立場的雜誌這類的菁英活動才叫反抗？就只有拿標語牌上街頭或者進國會參政才叫反抗父權？難道只有說「不」才叫抗爭？都會女知識分子在三八婦女節所採取的罷煮逛街都被詮釋為對父權體制的抗爭，為什麼青少女的身體情慾實踐看Ａ片，就被當成絕對的投誠父權呢？這裡的價值評斷顯然夾帶了某些優勢位置（菁英、成年人、性主流）的不平等假設。
另外，如果說父權那麼強大，籠罩了全世界，使得一切都帶著它的烙印，那麼在什麼基礎上能說色情「特別」的父權呢？又有什麼理由說反色情的女性主義立場本身「一定」免於父權的污染呢？
再說，全面反色情極有可能會傷及「無辜」。畢竟，進入色情行業（或其他行業）工作的人不都是同一處境（需要海撈一票再脫身的人、喜歡迎新送舊的人、不想因為上一次床就被男人負責一生的青少女、被迫下海賣身的人、臨時填空的待業小青年…）；看色情的人不都是同一動機（研究色情的女教授、東風無力而且情慾身價跌停板的中年人、性知識和性刺激管道有限的青少年、想改善夫妻關係的家庭主婦…）；用色情（或其他文化產品）的人不都是同一方式或態度（快轉式、跳看式、意淫式、部位式、劇情式、想像式…）。總而言之，色情會形成什麼具體的意識形態效應恐怕也不是統一的——連被國民黨龐大的政經軍特媒體文化霸權高壓控制的社會都養得出反骨，又有誰有足夠自傲來斷言色情無可抗衡的可怕籠罩呢？
更重要的是，如果我們對色情抱持著一種全面的絕對的敵意的嚴厲態度，它有可能促成一種滿腔正義的清教徒氣氛，一種情慾的白色恐怖，因而使得許多不同的東西統統被當成色情（像是女同志的經典名著、演出諷刺劇的情慾拓荒女生、讓死人活人一齊紓解性壓抑的清涼秀、沒品味沒格調的低俗娛樂、尋找牛郎的孤寂家庭主婦…）；會有許多人因為和色情有過接觸而被終身污名化（例如沒有別的成名路的女星、被強暴過的女人、看過A片的台大女生、女性三溫暖的女老闆、曾被迫從娼或跳過牛肉場的女人…）等等。這麼多人都會因為我們對色情的禁絕和蔑視而背負汙名，承受冷眼，我們能不好好想想嗎？
「反」色情應該反的是色情資源的不均分配，色情的遭受邊緣化，色情文化的單薄和限制，而不能再強化那些本來就有的（性別、年齡、階級、品味）歧視和成見。
女人有沒有從娼的權利？如果我們同意女性從娼的正當性，是否也同意了父權下的男性情慾邏輯？
讓我們先做個代換題來思考這種問題背後的假設：「女人有沒有從政權？如果我們同意女性從政的正當性，是否也同意了父權下的男性政治邏輯？」
政治、教育、經濟、學術、軍事、婚姻、家庭、愛情……哪一個領域不是男人為大，男權統轄？可是女人還是前仆後繼的打入這些領域，用自己的介入和努力來改變這些領域中的生態。如果敢在男性的政治領域中衝刺的女人可敬，那麼那些在男人兩腿之間求生存創未來的女人又有什麼可恥？大家都是在父權的淫威之下討生活，打下一片生存的空間，憑什麼掃黃的政策要使一些女人正義凜然，而使另一些女人羞愧無顏？大家都在男性主導的各個領域中謀生，憑什麼鼓勵其他領域的女人追求自主發展，但是對性工業就只有施恩拯救或嚴加管理監督之說？嫌性工作的領域對女人不利嗎？政治領域一樣非常不利女人，可是當有女人自願從政時，大家都熱情鼓勵，還組成後援隊做後盾支持，因而使得女人能在非常劣勢的政治中打下一些空間。誰來做性工作者的積極支援和後盾呢？
有些頭腦不清的人說：支援性工作者在本身的行業之內爭取自身權益（而不設法消滅這個行業），就是支持父權對女人的身體剝削！
哇！真是頭腦不清。難道支援基層勞工在工廠中爭取她們的權益（而不關閉這個工廠），就是支持資本主義對工人的剝削？
仔細分析起來，這種頭腦不清的人其實只有兩種可能的終極立場。第一個就是︰她是最激進的教條左派，因此才覺得工人連與資方談判協商爭取權益都是與敵人共枕，唯有翻天覆地的全面革命才是正途，而且要是她是真正的這種左派，她就會腳踏實地積極的組織群眾，上山集訓，準備革命。——不過這種末世論的人其實已經瀕臨絕種，很少見了。
比較可能的是第二個立場：不管如何，這些頭腦不清的人根本就不能肯定性工作，就是不能讓性工作者有一點點自豪的空間，因此雖然面對性工作者為自己的工作權進行抗爭，也必須繼續咬定她們只是貪慕虛榮或好逸惡勞，因而背著良心繼續維繫一個對女人不利的產業（這樣說才可以完全凸顯性工作者人格和價值觀上的錯誤缺失，證明她們實在需要心靈改革）；或者咬定性工作者事實上是投父權之所好，甚至支持父權對自身的剝削（這樣才可以完全凸顯性工作者的盲目和短視，證明她們實在需要主流女性主義者來點醒）。總之，一定要性工作者認清自己做的工作是不好的，是可憐的，是可恥的──欸！說穿了，就是要認定性工作是和正經女人、好女人、正常女人的生活方式截然隔絕的，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的，是對「女人」而言不可思議的，也因此是應該羞愧拋棄的。
對第一種立場的徹底革命家，我還有一點點理解的尊敬；但是對第二種立場的高貴尊貴自命主流人士，我完全不能接受，因為這種「救援轉業」的態度不但蔑視性工作者的主體性，更踐踏性工作者的自主性。
西方的性工作者很早就認識到這種施恩心態所隱含的階級驕傲，因此妓權運動的發展並不從悲情的尋求同情開始；相反的，妓權運動就從妓女們高亢的自我肯定開始。美國舊金山地區最著名也最活躍的妓女權益促進組織就是由一位過去曾做過妓女的Margo St. James在1973年推動成立的，這個組織過去二十餘年來在性工作除罪化和自主化上面都做了許多重要的貢獻，不但挑戰主流社會對性工作的歧視，更以最高亢最強悍的姿態來面對主流社會的偽善施恩。這個毫不屈從的態度就反映在她們選定的組織名稱上：不是低調委屈的懇求同情包容，而是「少來那套道德老調吧！」(Call Off Your Old Tired Ethics﹐COYOTE)
說實在的，婦運哪有什麼資格對性工作者評頭論足？哪有什麼資格決定別的女人應該怎麼活才不叫觀念偏差？本地婦運倒是應該自我檢討，為什麼到現在都還沒有像Margo St. James這樣曾經做過妓女的女人出來領導婦運？是否本地的婦運有什麼特別的身段和門檻，以致於這類女人沒辦法現身、沒辦法抓到領導權？以最近的發展來看——從北港香爐 [2] 到台北公娼 [3]——本地的主流婦女團體似乎也並不想要平反那些和自己不一樣、自在看待身體活動的女人，而只想保住那些在隱私權內瑟縮的主流正經女人。
許多人說如果我們容許公娼或色情業的存在，就會威脅到家庭的結構，因此主張廢娼。可是，她們沒有想過，加班工作就是肯定男人可以不回家，各級聯考就是肯定學生可以留在補習班，有線電視增加頻道就是肯定一家人可以各看各的電視台，和公婆同住就是讓夫妻之間總是有「第三者」介入──這些都對家庭結構有威脅，可是怎麼就沒有人去廢掉公司、聯考、電視、三代同堂呢？大家不要把家庭的鬆散趨勢歸罪給公娼，你不在各方面費心經營，家庭永遠都要飽受威脅。再說，你可能不太了解公娼的工作狀況，她們不是陪酒言歡一晚陪侍的酒店公關，公娼在十五分鐘一節的交易中能發展什麼樣的感情關係？能影響家庭結構多少？想扣公娼罪名也得多了解一下實際狀況吧！
有時聽見大家批評公娼，我們也好困惑。有人說公娼的工作是羞辱是痛苦，她們是被迫接受這種人人都不想要的工作，因此一定要廢娼把她們拯救出來；可是又有人說，公娼的工作既輕鬆又錢多，要是容許她們繼續下去，一定會引誘更多人（特別是年輕的女孩）投入其中。這麼矛盾的說法同時存在，實在令人驚訝，顯然大家都不清楚倒底公娼的工作和處境是什麼樣，可是大家居然有那種霸氣，斷然的決定廢掉公娼！
說真的，公娼的工作既不特別痛苦，也不特別輕鬆，它就是另一個工作而已，和別的工作一樣在累積經驗中發展專業的效率和態度。不在性工作行業內的女人，經驗少，心態簡單，總是把性活動想像成一個需要謹慎考量才長線交易換取長期飯票的事情，覺得要把性想成是會讓一個女人終身痛苦的事；可是對公娼而言，性只是工作，只是一個自我操控公平交易但是短線操作的事情，在這樣的心態中，性工作既不特別痛苦，也不特別輕鬆，它就是另一個工作而已。
如果大家覺得性工作賺錢容易，女人會捨棄別的出路而就性工作，那只不過凸顯了女人的其他工作待遇不合理，工作條件不好而已；那麼大家應該努力的是去改善其他的工作條件，好讓女人有更多好的選擇，怎麼會只想奪走公娼努力創造出來的工作條件呢？工作無貴賤，忠於工作就是值得尊敬的事。
至於道德淪喪的說法，唉！民國初年年輕人開始反對媒妁之言，向父母要求婚姻自主時，就被人說道德淪喪。1989年三月學運，中正紀念堂前的學生要求第一屆資深國代立委退休以便實現憲政民主時，也被罵道德淪喪。施寄青為女人爭取離婚自主權，婦女團體為女人爭取子女監護權時，也被罵道德淪喪。看來道德淪喪還常常和一些追求自由自主的努力連在一起。事後看來，罵人道德淪喪只不過是一些保守派面對社會變遷和開放時的最後奮力一擊吧！我們對擔心道德淪喪的人寄予憐憫，但不給予同情。
有些人說色情業者是性工業最大的獲利者，說強調「暫緩廢娼」有圖利色情業者之嫌，因此堅持立刻廢娼。這種說法其實出自一種玉石俱焚的可怕心態。前幾年大陸地震水災頻傳，無數人民流離失所，當時慈濟功德會發動捐款救濟；對慈悲心腸的人而言，政權是政權，人民是人民嘛！可是當時有些人和此刻廢娼人士的心態一樣，她們說：「救援大陸水患就是圖利中共政權，救援受災人民就是延長中共統治，所以絕不能讓中共政權得利！要是我們不救助，民心一定會對中共不滿。就算民心累積的不滿，不足以推翻中共，恐怕中共的統治也會因為人民先死光而垮台，那不就達到了我們反共滅共的目的了嗎？」
是啦！為了要對付色情業者，這些人不惜先逼死公娼。結果人口販子照樣在暗娼中橫行，公娼卻死了一地了。
這個例子和許多女人反對情慾自主的理由十分相似。她們說：女性情慾解放，便宜了男人。而為了不便宜男人，寧可枯竭自己的身體和力量。我對個人選擇怎麼對待自己的身體，一向不敢有所越徂代庖。你自己選擇不要，當然可以，不過，要是還想單方面的決定枯竭「別人的」身體和「別人的」收入，那可就太過份了。
廢娼團體說，娼是一定要廢的，長痛不如短痛。我說，是啦！長痛，短痛，讓我們先看看廢娼的過程中是誰在痛！大概不是那個說長痛不如短痛的人，反正痛的又不是她，她管你痛的長短呢！
1996年法國女性主義健將西蒙．德．波娃在過世多年後傳出性別醜聞，據說她在私人生活中是以小女人的面貌來和她的男人們相處，即使如此，台灣的女性主義者卻仍然堅心相信波娃是能伸能屈能剛能柔的婦運健將，並且為文替她辯護，說太僵化太政治正確的女性主義神聖形象會淹沒波娃的多樣面貌。可是換了一個脈絡，為什麼主流女性主義者就不肯相信性產業中也有那種能伸能屈能剛能柔活得好好的的女人男人，而且這些男人女人不但不會因為性工業而受害，反而會因為全面掃黃而受害？主流女性主義者面對波娃與娼妓時所表現的極端差別待遇有什麼階級含意？
女人的從娼權應當和女人的從良權（或者從政權、從商權、教育權等）相提並論。不能只去質問性工作者為什麼不從良，而應該也問良家婦女：「你們為什麼不從娼？」家庭主婦滿足男性所有的慾望，陪男人睡覺，又不收錢，還要給男人做家事養小孩，她們難道不是「與敵人同居共枕」的「父權共犯」？她們不是更應該被女性主義者質疑嗎？──照那個頭腦不清的人的說法，如果我們同意家庭主婦的正當性和從良權，那才真是同意了父權邏輯下的男性慾望呢！
在這次台北市廢公娼的過程中，父權的道德老調接合了帶著女性主義意味的新調，於是我們聽見廢娼人士說：「公娼制度是物化女人身體，把女人商品化」，再不然就說，「娼妓制度滿足男人原始的慾望，投男人之所好，養大了男人的胃口，因此也鞏固了父權對女性身體的操控」。這麼嚴厲的言語一出，廢娼好像是理所當然似的。
不過，在這種女性主義語言之下流動的，倒底是什麼血液呢？這需要檢驗。
第二波西方女性主義在當時左派理論的薰陶下，開始使用「物化」來描繪父權對女人生命的限制和塑造，從這個出發點來說，「物化」批判的現象非常寬廣，用本地的語言來說，包括了：把女人厚實複雜的北港香爐生命，窄化成單一作為滿足男人眼睛的冰淇淋、是準備男人宵夜的自動燉湯機、是孕育男人後代的子宮、是照顧男人親屬的免費看護、是清潔男人衣物的冷洗精、是為男人倒咖啡的侍女、是為男人安排活動的秘書、是為男人設計文宣的學者策士等等。換句話說，當女人缺乏自我的空間，當她的價值由她在男人規劃想像中的定位，以及她所能提供的服務來決定時，這種強制的一廂情願都是「物化」。換句話說，無論是任何狀況（例如台北市片面決定廢娼），只要女人的意願沒有得到尊重，女人的不滿沒有得到聲張，女人的志業無法實現等等，都應該會招來女性主義有關「物化」的批判。[4]
可是我們在本地聽見「物化」時，通常不是說女人的人生和發展遭到各種窄化和限制，而只是用來說女人的身體以性感的形象在影像中呈現，或女人的魅力以她的性來表達。換句話說，只要而且只在身體和性相連，並同時在影像中出現時，「物化」的大帽子才會被主流女性主義激情的祭出來。至於中國文化中常見的，把女人視為傳宗接代的功臣、把女人視為優雅溫和的動物、認定好女人對家庭和社區守護有其神聖職責等等非常「物化」女性的作為，似乎就引不起什麼對「物化」的關切。（是啊！我們幾時見到主流女性主義者抗拒國家把社區安全的責任推脫到婦女身上？幾時見到主流女性主義者寫文章支援那些拒絕被調教得優雅溫和的青少女？）
這種差別待遇不禁使我們懷疑，和物化相連的本地女性主義義憤，事實上想做的不是全面抗爭女人的生命窄化，不是全面挑戰傳統文化對女人生命的規劃和枯竭，而只是選擇性的針對一些新生的現象，也就是針對（新的社會經濟現實所促成的）性在女人生命中的逐步立足——不管是豪爽女人的「我要性高潮」，或是青少女的身體自主。而這種對於女「性」的焦慮，恐怕骨子裡和父權的道德老調相去不遠。結果，女性主義的「物化」沒有被用來攻擊父權對所有女性的生涯和身體的規劃侷限，反而被用來攻擊少數某些女人的開闊情慾人生選擇，這也夠諷刺了吧！
還有人說，從娼就是滿足男人的慾望，投男人之所好，養大男人的胃口，鞏固父權對女人的操控，婦女團體和女性主義者怎能支持娼妓制度的存在呢？
問這種問題的人真是找錯了對象，爬錯了樹，頭腦不清。張開眼睛看看你的周圍吧！好家庭主婦體貼她的男人，照顧他的日常生活需要，滿足丈夫的身體需求；好媽媽疼惜她的兒子，供給他各式各樣上進發展累積經驗的機會和資源；敬業的女文員、女秘書、女經理全力支援（屬於男老闆的）公司事業，幫助（男老闆的）公司賺錢，為男性掌權的台灣經濟撐腰；自命有腦筋的女學生、女助理，滿心敬重（一向以男性為主的）智識成就，仰慕（充滿霸權意識的）政治正確的理論辯才，鞏固（男性佔大宗的）學術師道的權威和名望；宣稱為女人謀福利的女策士們，替「號稱開明」的男政客出點子，拉票站台，寫說帖，搞論戰，打擊不同路線不同階級不同利益的女人，用救援之名廢掉下層女人的生計——這些都是在我們左右隨處可見的「體貼男人，鞏固父權」的明顯例子，怎麼就不見問話的人自我質疑一下，自我反省一下呢？
現代的性工業和過去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有愈來愈多女人開始對自己有足夠的自信以及對身體的泰然，以致於她們不怕投身性工業，正是這方面的變化使得我們在面對性工業時必須要有更細緻的策略。現在「已經」有女人——而且很多是年輕的女人——在性工作的領域中拼鬥（不管是做妓女、按摩、公關、陪酒、伴遊、檳榔西施），局勢不見得很好，但是她們最不需要的就是其他女人的自以為義。而當性工作者奮力爭取自主，爭取獨立的時候，女性主義者怎能落井下石，站在廢娼的（男性）政客背後搖旗吶喊呢？
在弱勢邊緣女人選擇她們的人生，選擇她們的抗爭方式時，女性主義只能有一個立場：肯定支持，提供支援。
可是，女人的身體應該自主掌管，怎麼可以拿去性交易呢？
女性身體自主的言論在這幾年甚囂塵上，但是奇怪的是，每次聽見有人覆誦這個說法時，似乎都有主流女性主義者要急急的在一旁加上某種註腳。例如1996年6月台大女研社決定在女生宿舍放映Ａ片，引發社會爭議和譴責時，主流女性主義者就帶著學生在女書店舉辦記者會，背後的紅布條上寫著：「身體自主不是性解放」（大概想撇清這個活動的意義是很「自尊自重」的，不是「亂來」的）。媒體報導有愈來愈多青少女自願從娼或者自主墮胎時，也有女性主義者大聲疾呼青少女不應誤解或誤用身體自主的觀念，身體自主並不意味著女性就可以隨便使用自己的身體。1997年9月台北公娼被廢走上街頭抗爭要求工作權時，又有女性主義者出面替廢娼政客解釋這個政策，強調從娼不可與身體自主同日而語。這些註腳和它們出現的場域及色彩，都令人不解倒底什麼才是「身體自主」？身體自主有沒有預設的底線？這個底線由誰來定？
由以上這些具體的例子來看，顯然身體自主在主流女性主義的想像中是有很清楚的底線的。它絕不會是「隨便」、不會是「任意」、不會是「交易」、不會越過婚姻的疆界、也不會和任何有爭議性的性實踐連結。而且因為它是如此純淨崇高的神聖理想，它也不會是任何人都有能力享受或操作的──心智不成熟的青少女、價值觀偏差的公娼、任意隨便的豪放女、無知盲從的基層女性等等，都被視為無力實踐身體自主，都可能誤用濫用這個特別的女性主義能量。（倒底哪些女人有能力身體自主？她們的身體自主為什麼可以避免濫用誤用？）
那麼身體自主倒底包含什麼？女人倒底能自主什麼？要是再追問下去，這個主流的女性主義立場多半會說女性身體自主不包括看Ａ片、不包括婚前性行為、不包括一夜情、不包括做第三者、不包括去牛郎店看脫衣舞、不包括濫交、不包括不牽涉愛情的性等等，追到最後，她唯一能接受的就是婚內性或自慰。這種女性身體自主，和父權規範的貞節牌坊有什麼區別？說穿了，只是用女性主義的抗爭標語掩蓋底下的陳腔濫調而已。
還有人說，我不是反對「性」交易，我反對的是性「交易」。可是，媒妁之言的相親婚姻算不算交易？在婚姻協商中談聘金、嫁妝、鑽戒、喜餅、酒席、傢具、汽車，算不算交易？愛人之間送禮物、請吃大餐、邀請出國旅遊，算不算交易？如果你說不算，嘿！好像和婚姻相關的性交易，或是中產階級式的性交易，就不算交易唷！說穿了，反對性交易的人恐怕不是反對「性交易」，而是想要保障「婚姻」這一種性交易形式能夠獨佔市場。而說實在的，婚姻是不是對女性有利的、公平的性交易，恐怕還有待討論呢！以過去婦女團體多年努力修改民法中所規範的婚姻權益來看，「婚姻性交易」的公平性恐怕比公娼姊妹們的「身體自主性交易」差得多呢！
即便如此，最常見的反對意見還是要說：性交易不算一種工作，性根本就不應該被當成交易的工具！「性工作就是人性的物化」。不過，這種義憤也實在缺乏歷史和文化的眼界。
資本主義商品時代尚未來臨以前，許多事情本來是屬於家庭中成員分享的親密活動，烹飪、盡孝、親子和樂等都曾經是所謂不能被外人取代的事，都是「人性」（親情愛情）的表現！母性（照顧小孩）、孝順（奉養高堂）、生產（從肥皂到柴火到子女）、傳承及娛樂（節慶及祭祀）、維生（三餐飲食）——等等日常生活的活動，就像性和身體一樣，都被視為神聖的，屬於家庭的，都不可以在家庭以外進行，都要由家庭中的份子而非外人來承擔。而令人深思的是，這些聽來溫情的理念主要就是以家裡每個女人的身體勞動來體現，因此這些崇高的事也就是耗損女人生命、扼殺女人夢想的事。
可是，現代分工和商品社會的來臨使得這些工作移出家庭，開始專業化，有人專司看顧之責，有人專司烹飪之責，有人專司娛樂之責，有人專司教育之責，有人專司生產商品之責…等等。育兒所、養老院、餐廳飯館、日用品工廠、婚喪儀仗社等等新的社會機體也開始出現，正式化並制度化這種專業趨勢；而由於這些日常活動的外移和簡化，女人也開始有了比較多的選擇和空間來發展自己的身體生命。（誰還要花時間生火燒飯呢？）換句話說，現代社會專業化的分工本來就在不斷把原本私人的、溫情的、煩瑣的、要求每個女人都做的活動，變成公共領域的商業行為；這個變化的一部份影響使得個人不必再埋首每日的煩瑣例行公事，使個人得以發展專業的工作，因而也使得女人有了更多的人生選擇。這麼說來，商品化不見得只是有利資本家，只要女人用心去操作創造，它一樣可以為女人提供自由自主的機會。資本主義商品化會形成什麼意義，什麼效果，對誰有什麼影響，本來就是一個需要不斷爭戰塑造的過程。
即使如此，從前的習慣性思考和情緒常常還會因為沒有或者不能融入新的生活現實而流連不去，因此有時女人若是沒能具體展現母性、孝順、親情、生產、傳承、維生的工作時，還會自動產生愧疚之心呢！更別說在日常生活中承受來自周圍的人以及通俗媒體的持續壓力時所感受的冤屈痛苦了。顯然我們在擁抱新事物時所流露出的懷舊和愧疚，並不一定真的是對過去戀戀不捨；更可能的是，那只是我們在調適新生活方式時面對譴責、逃避痛苦的自慰方式。好在，愈來愈多的人逐漸適應了外食、托嬰、托養、休閒、分居等等新的生活形式，新的消費意識形態也被發展出來重新塑造人的情緒心理結構和價值觀，愈來愈快浮現、流行、隱退的新事物帶來一波波的衝擊，不安和焦慮正在逐步自然化／輕微化，因而使得（大部分）人們得以用平常心、用不斷經歷重組的生活態度，來面對變遷。
以這個趨勢來看，性的商品化、專業化也是很自然的發展——畢竟，性也只不過是身體的諸多活動之一，當身體的活動逐一專業化時，性並不會特別自外於這個歷史過程。因此，從這個歷史的角度來看，性工作根本不是人性的物化；性工作是人性的專業化，是人性的分工化。作為在公共領域中的工作，性工作諭示了性的可能未來：性再也不必糾纏於難以承受的溫情（有些老公的需求真是可怕），性再也不必作為親密關係的唯一指標（給與不給都不必再是傷感情的事）；更重要的是，性再也不是女人生命的唯一價值判準（因為，性也只不過是工作之一）。
性工作當然就是工作。而在這個追求高度生產力的社會中，沒有工作，就沒有尊嚴——家庭主婦的低位階就是這樣來的──現在公娼被奪去工作，救援者竟然大談保護公娼的尊嚴，不是很諷刺嗎？
很多人對性工作者表達出無比的憐憫和同情，覺得性交易最嚴重的問題就在於它牽涉到的是「沒有感情的性」，認為這種性必然對性工作者形成極大的羞辱和痛苦。但是，為什麼大家對性工作的性有那麼強烈的情緒反應呢？在這裡我們碰到一個很基本的問題必須要先澄清。這個問題是當代酷兒理論的重要起點，也是對過去把「性」本質化的性別理論之批評。
這個最基本的起點就是：人的性或情慾的多樣化。換句話說，沒有哪一種性的表現或情慾模式是特別「正常的」、「自然的」、「正確的」、「符合人性的」；同樣的，也沒有哪種情慾模式必然是「正常／自然／正確」的女人的性。
人在情慾上的差異是很大的。有些女人覺得和異性性交很難過，但是也有女人覺得和同性性交很難過；還有些女人覺得難過與否的重點不是和什麼性別性交，而是過程或環境中的其他變數（像聲音、氣味、鄰居等）會影響性心情。情慾的多樣化也表現在面對身體暴露的態度上：有的女人穿上暴露的衣服，會覺得渾身不自在，如果被男人死盯著不放，會覺得被騷擾，而身體被看，會覺得很難過生氣或不能忍受。但是也有女人得意洋洋的穿暴露衣服，或者不會因為身體被看而生氣或難過；她們的身體或眼睛是男性凝視的「黑洞」——男人死盯的目光完全沒有反射或折射地被吃進去——事實上，這些厲害的女人也是公眾道德譴責或被大家的不屑目光凝視的黑洞。她們是不要臉的偉大女人。而這種情慾常常會在性工作的生活經驗中發展出來，因為，這是性工作者每日必經的鍛鍊。
情慾的多樣化還有一些例子和性工作相關。例如，有的女人不能和陌生人進行電話做愛，或者不能和剛見面半分鐘的人上床，她們在這種情形下會覺得噁心難過和羞辱。但是有的女人卻可以這麼做，她們有能力進行一種完全不涉及私人關係和情緒的性活動（impersonal sex），可以出賣身體而把性視為純功能性的（functional）。就像「照顧」，許多時候是一種「愛的勞動」，但也可以是純功能式的（職業看護），在照顧者和被照顧者之間不必有任何私人關係。
同樣的，性工作者也可以和當代許多服務業一樣進行純功能式的勞動或工作，而且不覺得有什麼難過或被傷害之處——如果有傷害，也不是這種工作或情慾本身的性質所致，而是進行時的相關環境不善所造成的傷害。不論如何，我們必須承認，有的女人會覺得性工作的性模式讓她們有失尊嚴或感到難過害怕，但是有的女人卻不會被性工作的性模式所傷害，這就是情慾的多樣化。
有人或許會反對以上的說法，她們會說當事人的主觀感覺不重要，因為有可能女人（特別是那些「愛慕虛榮」的青少女）受到傷害或剝削而不自覺。
但是這種說法有什麼根據呢？憑什麼說性工作就必然使女人（可能不自覺的）被傷害或被剝削呢？我認為這類說法還是建立在性的本質主義看法上，也就是堅持某些種類的情慾或性是「合乎人（女）性／自然正常」的；而性工作的情慾模式（sexualities）——像impersonal sex的模式、純功能式的性——被視為偏離了這種正常人性，不是「正常」「大多數」女性的情慾模式，是疏離或物化的，是被父權、或資本主義扭曲塑造出來的情慾。（這個觀點有所不知的是，很多時候妓女的這種性模式來自其女同性戀之情慾；they give a fuck to men, but really don‘t give a fuck about men）。
一般人對情慾多樣化的否定必須訴諸一種人（女）性的形而上學，而這種本質主義的、形上學的性觀點，歷來就造成性領域裡的階層壓迫（因為既然有理想的、正確的情慾，那麼其他的情慾就只有屈居於不平等的地位）。而且本質主義形上學的性觀點面對性表現出來的多樣化時，也提不出什麼很好的解釋（只能說那些異質的情慾口味是心智不成熟、意志不堅定的人受到父權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毒化而生的，等等）。同時，這種本質主義也不能解決不同的人性觀所帶來的矛盾觀點（例如，有人認為異性戀情慾基本上就是父權塑造出來的情慾，真正的女性情慾是忠貞的女同性愛；也有人認為許多女人的忠貞情慾都是父權社會的塑造等等；傳統的人性觀則認為一夫一妻異性戀才是正常自然合乎人性的）。
如果我們揚棄這個非常不理想的性的本質化看法，而傾向多元情慾的平等看法，這會為性工作的討論帶來什麼新的眼界呢？
多元情慾的平等看法意味著，如果我們反對或批評性工作，我們不應該去批評性工作的「性」，而應該去批評性工作的「工作」。換句話說，「性工作」和「性工作的性」(the sexualities of sex work)沒有必然關係。
性工作的性是人類（或女性）情慾多樣化的表現；換句話說，像impersonal sex的模式、純功能式的性等等從性工作發展出來的性，並沒有什麼特別不好、不正常、不自然，也不必然會在一種神祕的方式下傷害性工作者的人性。用略微簡約的話來說就是，如果我們要批評性工作，我們的出發點不應該是因為性工作的性是淫蕩的、人盡可夫的、為錢（而非為愛）而性的、和陌生人的、無婚姻基礎的、純功能性的、多性愛對象的、一夜情的、口交的、同性戀的等等；我們應該批評性工作領域中的待遇、福利、風險、休假、自主權、工作的選擇權、工作時間、工作環境、工會組織、服務規範的缺乏、服務程序的監督等等。
易言之，婦運之所以不應從性工作的性入手來批評性工作，是因為，第一，兩者沒有必然關係，第二，這會造成情慾領域的壓迫和不平等。婦運所選擇的批評策略應當是去維護「情慾多樣化」這個重要的性平等原則，正如同婦運在提出對社會現實的性別批評時，也應當選擇促進年齡平等、種族或階級平等的批評路徑一樣。
主流社會經常打壓邊緣的情慾模式，像同性戀、性工作的性、青少年的性、出軌情慾等等都常在被打壓之列。站在情慾多元平等的立場，我們向那些對我們的情慾指指點點的人說：「我的情慾，我的自由，干你屁事」；而且我們要求不同情慾在文化、政治、社會、教育中有公平的呈現、平等的地位和制度保障。而站在女性情慾解放的立場，我更認為這些邊緣情慾要被大大表揚、提倡、擴散。同性情欲如此，性工作情慾也是如此。而且這和我們是否反對性工作沒有關係！因為，即使性工作是不利於女性整體的一種職業或勞動，也不必然表示性工作的「性」是有害女性的。
相反的，從性工作發展出來的性模式往往是對女性有利的。首先，性工作的性不見得只存在於性工作中。例如家庭主婦也常常有「純功能」的性或impersonal的情慾模式（例如，為生殖或討好丈夫而進行的性——這也就是為什麼馬克思等人覺得家庭主婦和妓女沒兩樣），而許多女性主義者認為這對家庭主婦是有利的，因為這種純功能式的情慾模式使家庭主婦在面對「性作為一種家務工作」時，不至於賦予性較多意義（也就是不認為性有什麼特別地位），這使得她在和丈夫作性協商時比較不會因為太care而縛手縛腳，反而可以有較多的籌碼。
此外，性工作的性很多時候是可以有利於其他女性的。例如，不從事性工作的少女可以從性工作者那兒學習「男性凝視的黑洞」般的眼睛，這對少女們處理男性的凝視是有利的。或者，曾經從事過以說話為主的性工作（色情電話）的少女，其「性／言談」inter(dis)course模式對她在日後從事其他工作或在社會上生存都可能十分有用。
批評者或許認為性工作的性是impersonal的，因此是眾多情慾模式中比較不好的。但是我們也知道性工作所發展出來的性不會是貞節的、一對一之類的性，而如果我們認為貞節或從一而終的性對很多女人不利，那麼「性工作所發展出來的許多性模式」至少在這一點上有抗衡抵制的作用效果（注意：這裡不是說性工作有抗衡抵制的作用）。不論如何，我們不能武斷地判斷性工作所發展出來的各種情慾都對女人必然有害。
我認為上述的論證是十分清楚的：對於性工作的質疑，不能建立在質疑性工作的性或慾望之基礎上，因為性工作的多樣慾望模式事實上可以幫助許多不同處境的女人——比起從一而終的慾望模式，性工作的性模式要好的太多了。當然，我們也不應該質疑從一而終的慾望、更不該抹黑打壓有這種慾望的女人，而應該去質疑那些鞏固或培養從一而終的性的制度（即一夫一妻的忠貞婚姻家庭）。同樣的，我們可以質疑性工作，但卻不應質疑性工作的性或情慾。[5]
台灣性工作的問題不能只是學者想當然爾的去和當權者共謀「掃蕩」之計，也不是非性工作者高高在上的決定性工作該怎麼樣被管理監督，然後終究消滅。台灣的性工作者要自己發聲，自己來管理自己，而婦運該做的就是盡快的去創造一個使得性工作者可以現身、發聲、集體化的文化與論述環境，讓性工作者順利的反污名化和得力壯大，可以為自己權益抗爭。（這次台北市廢公娼事件中公娼們的現身抗爭就得到工運人士和某些婦運人士的支援和鼓勵。）
因此婦運在制度層面上，首先就應推動「賣淫除罪化甚至合法化」。性工作應當由地下轉入地上，脫離前資本主義的人身依附（準奴隸制）的雇佣形態，因為這種形態對勞動者極為不利，不但受到過度剝削，也無勞動安全福利的保障，勞動條件惡劣，很難組織工會，而且還受到警察及黑社會的控制，和顧客協商或選擇的權力也較小。賣淫除罪化是性工作者在政治上產生集體力量的必要手段，婦運也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因為一群被壓迫者的抗爭而增加一支生力軍，並且也可以重新改變社會關於情慾、家庭等等的常識，以辯論這種尖銳爭議來擴大戰線、深化婦運群眾對體制的思考。（如果婦運者擔心這種做法會失去中產階級、主流社會、或政客的支持，那麼婦運更應該反省自己是和誰站在一起。）
總之，「賣淫除罪化或合法化」應當透過對性工作者的主體召喚，成為其權利意識的一部分。至於性工作的資本組織形式，應當採取避免中間剝削的合作社之類方式而且工會化，等等。這些都是可以再商討的細節。重要的是，讓我們朝向一個使這群女人能夠認同自己的身分，因而能夠有力量、有尊嚴為自己打拼的方向前進。
可是公娼們自己也說是不得已才做這一行，我們怎麼能容許她們再繼續這種生涯？
公娼說：「要是有別的出路就不會做這一行」，這恐怕也是很多有職業的人想過的念頭。不管是承受大量壓力的股票營業員、喊得喉嚨長繭的小學教師、吃得腦滿腸肥的政客、每天陪著笑臉的公關經理、忍受丈夫暴力的家庭主婦…等等，每個人在生活壓力和憧憬未來的雙重因素之下，多多少少都曾說過這一類對自己現有生活的描述，公娼們的說法不必然有什麼特殊怨恨；是不是要繼續做下去倒是應該留給她們自己來作決定。我們真正要努力的，決不是廢掉有人不爽的行業，而是改變就業市場的體質，讓所有的人都能具體的享有更多的人生選擇，並且在工作家庭關係中都進出容易，好來好去，讓產業真正受制於主體的自主選擇。
公娼們在抗爭初期時蒙頭遮臉，並不是因為有什麼可恥的原因，保護隱私本來就是她們的權利。有人說，沒做虧心事，不怕別人看。這種說法聽來理直氣壯，但是它事實上只不過肯定了合乎現有社會成見的事情，並且用這個理由來迫使異議人士屈服於既有的邏輯。例如，過去在政治高壓時代，保守人士也用這種話語強逼政治理念不同的人表態；同性戀要求人權的時候，也有保守人士要求他們現身。這種壓力政治本來就是主流硬要邊緣臣服於主流檢視的慣用手法。
事實上，遮頭蓋臉只不過是具體凸顯周圍人群對公娼的歧視，以及公娼們抗拒窺刺的作為，與羞恥自信都談不上關係。你不窺刺，你不壓迫，你不歧視，又何必介意我保護自己的隱私呢？可見得真正有問題的是你！
有個很有眼光的朋友告訴我，她覺得目前的掃黃其實只是標示了台灣「中產化」的另一個里程碑，我覺得她說的真是有道理。妳看嘛！被掃的總是不合中產階級拘謹魅力的情慾品味（性交易、非婚內性、變花樣性、非夫上妻下的性、靠情趣用品的性、第三性、裸露、清涼秀、檳榔西施…），要是換了法國進口內衣秀、黃金印象畫、辣妹或安室奈美惠、金馬獎經典外片中的性愛、李安式的床戲、張愛玲式的變態情慾等等…，就好像都很有「品味」「格調」「藝術」唷！
從歷史來看，好像在很多文化中，每次中產品味發覺自己的文化調教有點危險，可能會變得與低下階層的品味難以區分時——也就是資本主義的文化流通開始衝破了一些階級藩籬的時候——就會發動一些自清清人的運動：
「自清」的表達方法是充滿正義氣息的自我檢討，自我期許，強調要區分「我們的情色」和「他們的色情」；
「清人」時所用的語言則都是保護式的，決不承認下層階級的人（或者青少年）會自願或有權利選擇所謂低下品味的情慾文化形式，我們（中產的人）總要想辦法去拯救那些心智脆弱不清的人的。
咦！階級歧視、年齡歧視好像都常常表達為對弱勢團體性口味的歧視嘛！
老實說，性工業之所以黑暗，之所以充滿暴力，之所以被黑道把持，正是因為我們不容許它坦然的行走在陽光下，正是因為我們不肯相信女人有權利選擇進入這個行業，而且也有能力自主的經營她們的身體。換句話說，公娼們抗議時遮臉遮頭，不是因為這個行業天生有什麼可恥，而是因為周圍要救援她們、廢止她們、管理她們的主流人士早已用非常異樣的（不管是憐憫還是憤慨）的眼光創造了一個令公娼們不安的環境。公娼們的遮遮掩掩正凸顯出周遭社會的歧視。
援救雛妓的人常常描述人口販子如何窮兇極惡，使得娼妓們不得不低聲下氣的求他們放過一馬，給她們一條生路。今天主流婦女團體和主流女性主義者卻使得娼妓在姊妹們面前也需要低聲下氣的求一條生路，求主流婦女放她們一馬，讓她們能保住生計。多麼諷刺！
從過去到現在，主流婦女團體對待性工作者似乎只有三種態度，一是救援，二是掃蕩，三就是比較新的所謂管理監督之說。可是這三條路都是由外至內，由上至下的心態和作為；受管的、被救的、被掃的女人都沒有說話或自主的權利。難道這就是我們對待姊妹之態度？女性主義的性工作立場因此必須是由性工作者主體位置出發，對性、對性工作者都採取正面的、支持的、肯定的態度，更要用積極的作為來改善性工作者的工作條件。
除了以上的觀念革命之外，我個人還有幾個比較具體的看法：經過這次的抗爭，人人都知道台北市有多少公娼，但是台北市倒底有多少私娼、臨時或兼差的性工作者，卻是一個沒有人敢面對的事情。為什麼有那麼多私娼？就是因為公娼的勞動條件還不夠好，做公娼的誘因還不足，因此，公娼絕不可廢，相反的，我們要思考改變性工作者的工作條件，好讓私娼公娼都有機會因為更正面的公共化、公開化而得到更多保障，發展出更多自主控制勞動條件、勞動場所、勞動果實的力量，讓所有的性工作者都有空間有尊嚴。性工作行業中當然有黑幕，當然有惡行，我們當然要嚴厲的揭發並消滅它們，但是繼續放逐這個行業和其中的人口，只會使得弱者恆弱而已。唯有積極賦予從業人員權利／力，才能支持性工作者自主掌握她們的生命，脫離人口販子、黑道、老鴇、保鏢的剝削，脫離警察的暴力和踐踏，更脫離救援工作者、衛道人士、女性主義廢娼論者的施恩式籠罩。
這裡，很重要的，當然同時牽涉到性的平反和性工作的平反。唯有當性不再被視為羞恥污穢，當性的經驗和探索是可以談論和溝通的事，當從事性工作不再被汙名、不再被一竿子打成人生的羞恥，不再被人歧視，而能夠擠身於快樂希望的台北市的寬廣大道，能自主的形成由性工作者自行組織、自己掌管、合法的性工作者組織，在收入有保障、疾病有防治、人身有安全、工作有尊嚴等方面都能實現自主——這樣的做法才是真正對性工作者友善、對多元社會有利的做法，而目前的情慾解放運動和台北公娼發起的妓權運動都直接有助於這些目標的實現。
邊緣人口先因為社會的不義而被剝奪實現人生的選擇權，再因為替社會補洞的救援團體而被剝奪在逆境中抬頭挺胸的尊嚴，這種「救援－廢娼－管理」的異曲同工政策，只會陷性工作者於無路可走的地步，更陷所有女性於身體貞潔的白色恐怖之下，這樣剝奪女性身體自主的策略絕對需要嚴厲檢討。
反雛妓、反色情至少對保護兒童是有益的，近年來自願從娼或是從事色情相關產業（檳榔西施、色情電話…）的年輕人口比例逐年提升，女性情慾解放論述是否應該為這個現象負點責任？
成人在這個變動的年代——也是資本主義的消費形態不斷鼓勵兒童和青少年愈來愈有自主性的時代——最喜歡談保護青少年、保護兒童，而且喜歡強調色情和性工業的惡毒醜陋來創造急迫感，因為，世界的可怕和邪惡可以強化成人的權力統治，正當化成人的許多管教措施。在心理的層次上，當性被污名化、特殊化、成人化時，只要青少年和它發生連結，就特別加強了成人的憤怒和惡感，並且形成恐慌；說穿了，這其中所反映的恐怕不僅僅是對青少年的「關切」，更強大的是成人自己無力處理情慾時的挫折焦慮、成人想要全面掌控青少年時的權力慾望、以及成人維護一夫一妻婚姻情慾體制的掙扎努力。
很明顯的，青少年在情慾上受到極大的監控，他／她們在物質條件和情慾資源上都受到很大的限制──在這些方面，還只有資本主義提供的就業機會和文化圖像對青少年表現出某種程度的支持。可是在「情慾的多樣化」上，青少年並不見得比成年人沈寂，甚至因為她們的社會化程度還沒有太深，被文化滲透的程度也沒有太徹底，因此有些青少年在情慾上反而有許多揮灑自得的空間──看看每個國中高中裡面那些桀傲不馴、酷辣妖野的青少年吧！此刻的成年女人出於自己成長的歷史背景和情慾經驗，或許覺得自己在大學畢業以後的年齡才具有處理性關係的能力或心情，可是此刻的文化現實已經顯示，現在許多青少女在國中時代就願意開始活躍的性生活。
成年人或許會說這樣的活躍生活只會造成「九月墮胎潮」，以此證明青少年無力處理情慾之事。但是墮胎是只有青少女才做的事嗎？成年女人不也常常發生各種各樣不想要的懷孕，不也默默的想辦法把受精卵拿掉嗎？在一個不肯培養女人強悍自主能力、不肯正面肯定情慾流通資訊、不肯讓身體活動和婚姻分離的文化中，不管成年與否，無數女人都要經歷身體的無法自主，都要被迫背負焦慮悔恨的後果。面對這個不利的局面，成年女人不思和青少女攜手合作改造文化，開拓女人的空間，反而和父權聯手，發揮成人的特權來限制青少女的身體發展，這不是也很不可思議嗎？
成年女人說，我是關心她們，保護她們，她們還太年輕，心智不成熟；可是，年齡就像性別、種族一樣，不應該構成我們判斷個人能力的準則。女人過去受到父權的歧視時也是被一體視之，說女人無知無識、能力差、缺乏獨立判斷能力、自主性不強、易受蠱惑、教育不足、情慾需求和男人不同，等等。──嘿！聽起來很像我們說青少年時的用語吧！──百年前西方婦運萌芽時，這些其實很符合絕大部份女人的現實，只有少數女人是例外，但是當時的婦運者仍然認為這是歧視而堅決要求性別平等。同樣的，今天的成年女人不應該在年齡的軸線上內化父權，而以父權一貫的矮化伎倆來對付青少年。我們不能因為青少年／女人／第三世界東方人（相對於白種西方人而言）是弱勢，而用「保護」的說法；說穿了，「保護」言談本身常常只是一種歧視言談；像「青少年不應開始活躍的性生活或接觸色情」之類的說法，就是建基於年齡差異的一種歧視，它和依據性別而建立的歧視並無不同。
昨天女人才說性別不是天生的，是社會建構的，把性別當作天生是掩蓋性別歧視的手段；今天女人難道卻要說年齡是天生的？難道我們不願意承認，青少年或年齡代間之分，是歷史－社會的建構，是工業化以後一連串的工廠（童工）、大眾教育、兒童保護、消費（次）文化…這些變遷的演化結果？為什麼女人認為自己所受的壓迫是建構的，是可以改變的，別人所受的壓迫就是天生如此，改不了的？總之，女人不應該把男性壓迫女人的那套「天生不能自主」，再運用到青少年身上。在情慾的事上把成人和青少年分開對待，是一種歧視。我們堅持性別平等，也同時堅持年齡平等。更何況長遠來說，青少年的解放，年齡的平等，絕對是婦女解放運動瓦解父權家庭的重要條件。
有些思路快捷的人說，今日色情氾濫恐怕和女性情慾解放論述有些關連，女性主義者說話或喊口號時真應該謹慎小心，以免誤導了別人。
情慾解放論述一出就有好多「自然」的聯想，有人說情慾解放會被強暴犯用來正當化自己的行為，有人說情慾解放會使女人在性的事上失去自主的能力，現在這裡還有人說它會把女人推入色情行業。反正，沒一件好事。哇！情慾解放論述還真厲害呢！
用點腦子想一想吧！強暴犯需要用情慾解放來承認他是有理念的進行強暴嗎？比較好的脫罪方法應該是說自己看到色情或女性暴露而一時衝動失去控制吧！還有，真正使女人在性的事上失去自主能力的通常是從一而終的優良美德，是為愛獻身的偉大情操，怎麼又怪到情慾解放了？我倒真想知道，為什麼人家覺得情慾解放有道理，願意嘗試的時候，你卻會說那是「思想混淆」的結果，是使得女人失去自主能力的惡因呢？難道你私下覺得女人要是真的自主就絕不會在情慾上開拓嗎？
如果情慾解放論述有這種效果——能使女人不怕色情，不介意使用色情，還能促使被迫進入這種行業的女人不至於更加羞愧，而使自願進入的女人驕傲於自己從事的色情行業而在其中努力改善工作條件——那我可真的太高興了！
老實說，如果女性主義論述形成的效果是使得女人自以為義，想做良家婦女，想進入一夫一妻婚姻，厭惡別人的情慾表現和口味，那才令我憂心呢！
要知道，不是所有的女人都和妳一樣，覺得和陌生人上床是傷害，是不能忍受的事；也不是所有的女人都和妳一樣，在看色情時都覺得噁心，覺得受到侮辱。你當然可以說那是因為這些女人受到父權思想的洗腦，已經失去判斷的力量；不過，反過來想，要是她們覺得讀書很痛苦很噁心，因此決定來拯救女知識份子脫離讀書的苦海，妳又作何感想呢？妳覺得她們的想法很荒謬嗎？她們還認為女知識分子已經受到父權理性思考之洗腦，因此對父權所規劃的上升途徑甘之若飴，因而從沒想過要抗拒讀書呢！對了！是什麼原因使你對「讀書上進」之路的優勢地位毫不反省呢？
色情工業是很龐大，女性在其中是很弱勢，但是全面掃黃就改變了這個產業的體質嗎？就消除了這個產業的存在嗎？就幫助了現在在其中奮鬥的數十萬女人嗎？這是唯一幫助她們的方式嗎？有沒有別的方式是不需要繼續醜化她們的處境的？有沒有不帶性歧視的援救方法？女性主義要不要從這個起點開始思考？
能在色情世界中自在出入的女性也許是少數，就好像能在政壇呼風喚雨的女性也是極少數一樣，但是我們需要做的，不是滿腔挫折的、籠統的、抽象的說「因為色情／政治的世界是改變不了的」或者「這些少數的女人的力量太薄弱了」，因此堅持一定要掃黃。事實上，這些少數的女人已經在她們有限的位置上打拼了，她們已經發展出來她們自己的應對之法和抗爭之路了，我們為何不發揚光大她們的經驗和策略，擴大她們的影響力，讓她們的作為和智慧能在那個領域的內內外外都形成催化的效用呢？
有些人在談這些事的時候，最喜歡提醒大家父權制度與力量多麼龐大有力，色情工業又如何龐大有力，男性好厲害，不管是新興的網路媒介，還是舊式的教育管道，到處都已經成為男性霸權籠罩。我在很多地方都已經批判過這種把社會現實或宰制「客觀化」（reified）而且當作既定的（given）統一整體（totality）的觀點。相反的，我想指出：社會現實或整體總是需要不斷建構的（甚至根本永遠不可能建構完滿），而宰制就正是靠著「宰制是穩定與力大無窮的、能動主體之反抗沒有什麼用」這樣的消極看法來維持宰制、繼續建構其存在與實在。
老實說，與父權抗爭的場域不是只在講桌後或電腦前。娼妓對男人身心狀況的了解和經驗，對如何在性的領域中操作掌控抗爭，絕對比婦女運動領袖們強得太多。不虛心向娼妓學習自保自強之道，只空泛的批評她們與敵人共枕，否認娼妓的經驗和智慧，這種排擠正證實了主張廢娼的婦女運動領袖們的自我強勢定位，以及她們在這個勢利眼的社會中從小就學的、很精的「重頭腦，輕身體」「重道德，輕情慾」的態度。
女人當然能在色情、性工作、邊緣情慾方面改變性現實，而且性工作者、女同性戀、豪爽女人比其他女人更能夠在性戰場上鬥爭（這並不神祕，就好像資深女政客比其他女人更有經驗在立法院鬥爭，或者女工更能在工廠鬥爭一樣）。而且如果我們支持她們的鬥爭，提供更多火力，積極挑戰社會的成見，就有可能改變性的性別意義。自命良家婦女的人不要以自己的位置和經驗去否定別的女人，不能因為自己在性方面是弱者，就認為所有女人在這方面的抗爭都沒有用，都只是主觀的阿Ｑ勝利，都是弱者，都一定會倒楣。。讓我們反過來想，如果那些性邊緣女人說：「講理論、讀書本的女知識分子才缺乏真正的生命力量，沒有以血肉之軀天天和男人鬥爭，女知識分子靠的只是主流男權社會賦予她們的階級、知識、地位、道德身分特權，所以好像可以發言盈庭，好像發揮了點改良力量，但是畢竟是有限的體制內調整」云云，這是否能讓女知識分子能反省到不同位置女人之間的權力支配關係呢（如階級或年齡的支配）？
否定別人的力量、否定別人抗爭模式的有用性（例如：「性領域不是有效抗爭男權的地方，政治經濟教育才是」這類說法）是不同位置的權力競逐的一部份。換句話說，對性邊緣女人抗爭模式的否定，不但包括了性壓迫的成份，也有階級、年齡壓迫等成份。
其次，對於「性工作者、女同性戀、豪爽女人、喜歡色情素材的女人，她們的文化政治和集體鬥爭可以改變性的性別意義」這個命題持懷疑態度的人，其實都是性的本質主義者。本質主義者把男權社會看作龐大力量的統一整體，所以她們認為即使女人主觀上不覺得受害或吃虧，但是體制的客觀力量也使她必然受害吃虧。其實這也就是說女人在性方面就是弱者，性的性別意義是固定的、既定的、已經被建構完成了，而且性的這個男性霸權建構和體制的其他權力關係或力量（資本主義的發展、媒體的發展等等）彼此都沒有矛盾，而構成天衣無縫的宰制系統，所以女人的反抗是沒用的。
其實，那些強調社會建構是既定、固定、完滿的、不易改變的人，根本就是另一種本質主義，只是從生物決定論變成社會決定論而已。真正的社會建構論不會認為只要陽具插入，或只要是未成年女孩，或只要不是婚姻內的性，女人就必然吃虧了。社會建構論總是認為性的性別意義（當然還有性的階級意義、性的年齡意義等等）是可以被重新定義的、被爭戰的、被改變的，而且已經在很多在地的脈絡、次文化縫隙間，被很多勇敢的女人或青少女改變了，這些新的、性的社會建構需要我們維持、發展與支援。
我們不要幻想一個女性主義的政治大革命之後，就可以使性的性別意義自動改變，或者屆時女人才會有更多的資源與力量去改變性的意義，現在則不要去碰這個問題（想想看這是什麼立場和社會位置的女人的看法）。持這種立場的人以為有些別的痛苦（像中產女人最不知如何處理的性騷擾）、別的議題（像有識的良家婦女參政）是比較急要的，比較根本的，而情慾領域的需求（像歡愉）是比較可以忍受的。是啊！對妳而言或許是可以等，可以忍的，妳不需要嘛！妳怕嘛！可是對別的女人而言，搞不好是一刻都不能等的。妳又有什麼資格輕看別人的需求呢？別人的力量呢？
老實說，現在很多女人，特別是女政治人物、女學者…等等，並不是沒有資源和力量，但是她們在性領域中卻遠比不上性邊緣女人的鬥爭力。老實說，由於她們的養成經驗和人格心理構成，知識女性反而更難有身體自主權，亦即，難有自由展現自己是一個「性動物」（sexual being），難有自由展現身體性慾等等的權利。我想問的是：你有這樣的身體自主權嗎？我們為什麼要等到「革命之後」才能有？我們將來可能擁有嗎——如果我們不現在就要求的話？
啊！說穿了，什麼時候才可以談論性的問題，根本就是一個爭奪哪種女人在婦女解放運動上能擁有決策權的問題。
註
[1] 知名的「國家女性主義者」（state feminist）劉毓秀在TVBS「全民開講」節目中承認，台北市的掃黃是女性主義者向陳水扁提議而且督促發動的；她還說，「掃了黃，男人就回家了，家就有機會幸福美滿了」。台北市廢公娼的決策過程中也得到許多女性主義策士以及其他主流婦女團體的支持；事實上，台北市政府敢於在這個和女人緊密相關的政策上放手一搏，是不可能不先得到（至少）某些女性主義者的背書的。
[2] 李昂的小說《北港香爐人人插》因為半虛半實的描寫了從政女性的私密生活和處事態度，除了引發李昂與陳文茜之間的相互攻擊之外，也對致力推動女人參政的婦運團體形成壓力。陳文茜的反應起初是譴責這種描繪否定了從政女性的能力和智慧，是對從政女性的醜化，是父權對女性實力的反挫；後期則轉而肯定自身的實力及女性的身體自主權，並在稍後地方選舉時繼續推出民進黨的辣妹助選策略，進一步抗爭文化對女性身體的限制與汙名。值得深思的是，一些主流婦女團體聯合舉辦記者會說明在這件事情上的立場時，主要的關切並不是「女人可不可以用身體贏得政治實力」，甚至也沒有著墨於反挫之說，而是殷殷詢問：「如果有女人不用身體參政，父權體制會不會平等的對待」。言下之意，如今要爭取在男人政壇上立足，（某種？）女人面對的障礙和阻力主要不是來自男性主導的政治體制，而是「另外那些」在身體上自在坦然，不刻意隔絕性與政治的女人。
[3] 1997年9月，台北公娼被廢事件爆發爭議，嚴重暴露主流婦運的階級和道德立場。主流的婦女救援團體大都執絕對的廢娼立場，稍後在輿論壓力和挑戰下才改口支持公娼所要求的緩衝兩年；面對性工作所承受的污名，其他主流婦女團體要不是靜默無語，不肯在這個議題上站邊，就是坦承想不出什麼好的理由來維護公娼自主的權利，只得順從市府決策。在公娼抗爭政治暴力和社會污名的過程中，就只有下層勞動婦女的社運團體和邊緣女性主體的發言位置，主動熱切的支援公娼，並因而具體承受排擠、除名、解雇等後果。
[4] 在西方婦女運動早期，「物化」指的是男人「以性功能和性吸引力來衡量個別的女人，把女人當成物品，不談對等的關係，而把出於男人本位的狂想以及過度理想化的女性形象，投射到真正的、活著的、呼吸著的女人身上」，其中包含的內容非常廣泛，絕非專指色情或暴露或性交易。參考Avedon Carol & Nettie Pollard, “Changing Perceptions in the Feminist Debate,” in Alison Assiter & Avedon Carol, eds, Bad Girls & Dirty Pictures: The Challenge to Reclaim Feminism (London: Pluto, 1993) 45-56.
[5] 對上述討論更進一步的複雜思考，更深入探討情慾多樣化、本質主義、性的社會建構等軸線間的張力，可參考甯應斌〈獨特性癖與社會建構：邁向一個性解放的新理論〉一文，《性／別研究的新視野：第一屆四性研討會論文集》，元尊文化，1997年11月，109-19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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