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情慾空間

【這是1998年5月16日何春蕤參加台大舉辦的「怪胎情慾學」研討會時在「台灣的情慾空間」座談裡的發言稿，發表於同一日的《聯合報》副刊上。女性情慾解放運動確實打開了台灣社會空間，這是有跡可察的：至少在1990年代中期以後，對性議題比較開明寬容的言論似乎有了一些空間。然而這種開明寬容是真正的開闊，還是只容許本來就有些貼近主流價值的主體現身？這倒是一個值得檢視的問題，這就是這篇發言想要說的】

如果有人要問此刻「台灣的言論空間」如何，最好的指標恐怕不是有多少叩應節目，有多少平面媒體，有多少讀者意見版──這是對資產階級公共論壇（bourgeois public sphere）的簡化詮釋，而且我們都知道這些指標往往掩蓋了其中的言論「篩」「剪」過程和暴力。相反的，要知道台灣的言論空間如何，就要問那些最邊緣的、最不入流的、最不中聽的言論有沒有空間發表、擴散、對話。

同樣的，要問此刻「台灣的情慾空間」如何，最好的指標恐怕也不是有多少人在談性，有多少專家提出性的資訊，有多少人在進行她們祕密的愉悅活動（她們一直在進行著）──而要問那些最邊緣的、最不入流的、最不為人接受的性言論和性實踐有沒有社會資源的支援，有沒有不受歧視和排擠的自由，有沒有呈現自己、延續自己、普及自己的機會和力量。

從這個角度來看台灣的情慾現實，以一對一異性戀婚姻為終極目標的情慾活動好像有了比較大的空間。從電視相親節目「我愛紅娘」到「來電五十」到「非常男女」到尋找第二春的「真情相對」等等節目，電子媒體逐步正當化了在此侷限範疇內的情慾協商和互動。

但是相對而言，面對像檳榔西施、豔舞辣妹、少女拉子（lesbian）、兼差應召之類女人的情慾斡旋，我們的文化要不是用臨檢來騷擾羞辱她們，就是用盤問取締來恐嚇她們。另外，不但從第三性公關到跨性扮裝到牛郎星期五到公共空間中的同志，都常常承受窺視質問及逮捕，就連異性戀中的劈腿族或出牆族也在一連串受人矚目的緋聞情殺事件後遭受圍剿放逐。

上述這種「開放正當情慾但是同時掃蕩邊緣情慾」的現象並不矛盾，因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商品生產需要開放的慾望生產方式，但是這些開放也總是伴隨著進一步的規範，以保證慾望生產和權力結構的和諧。而對邊緣情慾的掃蕩，正是對正當情慾的規訓塑造。因此，對邊緣情慾的支援和平反，將是開拓情慾空間、建立情慾正義的必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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