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怕兩性平等教育?:性別教育與社會變遷

(這是1997年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開始積極介入即將成為政策執行的性別教育時所寫的文章,發表於《性/別校園:新世代的性別教育》,台北:元尊,1998年,17-31頁)

(台灣的)教育部決定從1997年起全面推動兩性平等教育,對不同的人而言,有很不同的意義。

有不少人對這個政策表示輕蔑。他們說:「男女本來就有根本的區別,老天把他/她們生成不一樣,本來就應該各從其事。禮運大同篇不就說:男有分,女有歸嗎?而且人人都知道男女生理有別,有些事情就是只有男人適合做,另外一些事情就只有女人適合做,平什麼等嘛?」

也有人覺得:「天下本無事,都是近年來女權高漲,許多女人愈來愈囂張,大喊平等,每天擺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正義形象,佔據媒體,吵到教育部答應把兩性平等教育當成政策來推動,所以現在才有這個新的、學西方的玩意兒。」

有人暗暗叫苦:「糟糕!又多一件事情了。教育部的新點子還真多,搞了鄉土教學、母語教學、常態教學、雙語教學,現在還要性別教學,難道我們教書還不夠累嗎?我們不但要教原本就有的學術科目,還要美育、體育、德育、IQ、EQ、心理輔導,現在更要負責他/她們長成正確的性別角色,學會正確的性知識,真累啊!」

當然也有不少人滿心安慰、滿臉正義的說:「總算有人關心這個問題了。現在社會風氣壞,青少年男女常常因為心智不成熟而偷嘗禁果,或者因為一時衝動而騷擾侵犯他人的身體,有鑑於青少年各種懷孕墮胎強暴傷害的案件層出不窮,我們實在應該早早開始兩性平等教育,教導他/她們尊重彼此。」

不過,不管是歡迎還是厭惡還是懷疑,具有某種性別意識的教育方針已經成為既定政策,而單單把兩性平等教育當成解決社會問題的捷徑,或是當成教育改革的另一個新轉折,恐怕都沒有看到這個政策背後更廣泛深刻的歷史脈絡。畢竟,兩性平等教育在台灣的浮現並不是來自什麼個別政客的先知先見,或是什麼個別官僚的點子新招;相反的,這個政策有它浮現的歷史社會文化脈絡,認識了這些脈絡,才會有助於大家理解並思考「性別」和「教育」之間的關係,也有助於那些希望借力使力進一步推動性別教育改革的人,徹底檢驗此刻被端出來的兩性平等教育大菜到底有些什麼內涵。

工業升級需要(性別)教育升級

最近10年以來,我們愈來愈常聽到所謂工業升級對台灣未來發展的急迫性,這個說法事實上絕對有其現實性,而且也和性別關係和角色的變遷脫不了關係。

我們現在常常詬病的制式填鴨教育,其實部分是為了配合台灣當年的加工生產模式而量身打造的。你想想,在加工生產的模式之內,訂單、設計、顧問、監工、原料、技術都來自外國,本地的勞工只需要提供廉價的、不需技術和知識的勞動力,只需要能夠忍受單一的、枯燥的拼裝工作,或者只需要乖乖的聽命於上級埋頭苦幹。配合這種需要,教育的功能自然也就是持續生產被動的、聽命的學生,要是有學生還有一點桀傲不馴的創意,那麼就一定要趕快加以懲罰或「輔導」,好磨去他過人的活力和創意,長大了才會是最合乎加工業所需的員工。

為了確保學生在這個歷史階段能夠學會壓抑自己的活力、動力、和慾望,馴服的接受管理和指示,當年的教育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排除學生(以及老師)可能的歪點子、個別性、自主性、或者任何的創意,學校之所以採用八股式的教學和考試方式,都是為了在不斷的死背死記中達到這個塑造人格的目標。在這樣的目標之下,不論哪個性別,在高度壓抑的教育體制中都得變成被動的、無慾的、專心學業的,要是有學生膽敢穿喇叭褲、蓄長髮、捲髮、跳舞、穿短裙、約會、戀愛、抽煙、結黨等等,學校一定要立刻嚴加處罰,而為了把可能的刺激和引誘壓到最低,男女分班分校,禁絕交往,呆板制服和髮式,都成為重要的教育措施。

這樣的(性別)教育或許滿足了加工工業生產模式對勞工的需要,但是在台灣經濟成長到一定程度,人民的生活水準提高(也就是工資提高)到一定程度,逐步被整合到資本主義世界生產體系之內(也就是加入國際社會)以後,勞力密集的加工工業已經無法為台灣創造足夠的利潤和市場競爭力,於是台商帶著資金到更有利可圖的第三世界其他地區(如東南亞、大陸等等)去投資勞力密集的事業,政府則在本地開始推動所謂的工業升級,想用技術和資金比較密集、利潤也比較可觀的的高科技工業,來取代原來勞動密集的加工業。

工業升級的經濟發展模式要變成國家的政策,對教育而言影響深遠。高科技工業是知識和技術密集的工業,要想有合乎所用的勞動人口,當然就需要提升教育的水準;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想在世界市場佔有一席之地,就需要不斷而且快速提出新產品、新技術、新品牌的工業,才能維持國際間的競爭力,這樣一來,教育就必須做出相應的重大變革,以便創造新的勞動主體,滿足並支撐生產模式的提升──這也就是眼下教育改革的歷史意義。教育改革中所推動的各項基本原則,例如尊重學生的主體、鼓勵學生創意、認定學生之間的差異、回歸常態的教學等等,都推翻了過去威權式教學的一貫死板做法,目的就是要透過多元開放的教學環境,來培養不再被動而能自主創意的學生,以提升新勞動人口的水準。連政府官方都不得不放下身段,舉辦一連串的飆舞、飆歌、偶像聯歡會,用各種慾望活動來提供學生身體能量的出口,一方面向未來的選民討好訴求,顯示本身的開明愛民形象,另方面也同時透過成人主導的有控制的慾望活動,來進行對青少年另一層次的身體規訓。

(換個角度來看,此刻教師們如果覺得教改賦予學生的權力似乎愈來愈大,這一方面是因為學生過去一點權力都沒有,現在相較之下似乎有了長足的進展;可是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要發展學生的創意就需要在校園中有最大的空間和自主,讓學生覺得自在,覺得有動機努力,這麼一來,教師的高壓式權威多半成為阻力而非助力,因此他們在教改潮流中也常常被描繪成最需要長進和改革的一群人。)

至於性別教育方面,從單純經濟生產的角度來看,已經沒有任何一個先進國家可以容忍本國人民有一半人口缺乏就業和加入科技生產的動力,因此近年來我們看見政府大力推動女性接受高等教育,鼓勵女性擁抱就業並發展終生志業的遠景,好提升整體勞動力的水準。同時,也沒有任何一個先進國家可以再讓一半人口受制於人格結構上的區隔限制,以致於在學習和工作中自縛手腳,優柔寡斷,在消費和活力上大打折扣,更在養育調教下一代的重責上趕不上時代的要求。為此,在通俗媒體和教育體制中也逐漸出現愈來愈多鼓勵女性肯定自我的言論,校園中的性別角色培養也開始受到大量的關注。讓許多女性主義者喜出望外的是,一時間台灣的教育似乎突然有了強烈的性別意識,在整體社會尚未擺脫性別偏見的時刻,學校校園似乎立志要做整個社會中最進步的性別空間。

新的經濟局勢顯然需要新的性別局勢,而教育正是其中最不可或缺的環節。為了完成工業升級,為了提升國力,許多人都有共識:性別教育的升級──也就是在教育領域中多鼓勵女性學習技術知識、發展終身志業、和男性平起平坐的分享資源和責任──必須成為台灣發展生產力的重要遠景。性別教育升級於是成為工業升級不可或缺的一環。

政治解嚴需要性別解嚴

從另一個層次來看,台灣此刻政局的發展方向也需要一個嶄新的性別教育來配合。

大概許多人都會同意,過去十餘年間,台灣已經由一個政治戒嚴的威權體系逐步晉升至一個或多或少正在邁向政治民主化的社會。1979年美麗島事件時施明德還是警、軍、特三方圍捕的政治要犯,此刻卻已經翻身成為第一大反對黨的前主席;連40年前的228事件也在多方努力和政治生態變遷的過程中被平反,台灣史上的重大噤聲事件在時空轉換之下,變成了台北博愛特區公園中供人憑弔的紀念碑和國定假日;一黨獨大的政治局面更在人民愈來愈高的改革要求之下演變成今日眾黨並存、多黨折衝的局面。不管這些政治上的重大變遷是否直接改善全體人民的生活處境,至少它們為原本在政治上受到壓抑的人們提供了舒緩的出路,因此我們也逐步在地下電台、街頭遊行、叩應節目、抗爭請願等等新生的社會運動形式中,看到愈來愈多樣發展的人民主體性。

政治自由並不是台灣在這一段時期中唯一要求體制徹底鬆綁的力量;事實上,政治領域中的重大變革都駕馭在其他要求自由和平等的社會力之上,易言之,社會不滿餵養了反對政治,社會力則做了政治運動的後盾。中小企業對經濟鬆綁的需求、工人對勞動權益的追求、弱勢族群對基本人權的要求、中產階級對社會安全和教育提升的要求,再再都掀起社會力的大量增長,並且在政治論述持續的發展串連之下,構築成政治領域對決角力的歷史契機。換句話說,政治運動和社會運動的擴展,配搭了經濟力量的擴展,形成了解嚴鬆綁的必要性,而政治上的解嚴也間接帶動了其他領域解嚴的合法基礎。

過去的戒嚴政策箝制了政治、經濟、教育、文化、資訊、結社、媒體的自由,使許多異議人士和弱勢團體在日常的生活中深深感受人權被剝奪,而在政治解嚴和政治佈局的大幅變動之下,許多原來被人引以為當然的教育措施都開始遭到質疑。例如,學校中一語獨大的國語開始被視為文化侷限,教育被視為太過輕蔑學生的各種母語,於是教育部主動積極的推動母語教學,用制度的力量來扭轉過去對方言母語的打壓和懲罰。教改的多元理念也帶動各校開始發掘鄉土的文化,以這些看來比較厚實的教育,一方面消弭族群張力,另方面展現先進國家應有的多文化風貌。

如果說在族群方面、語言方面,我們都看見校園的體質改變,過去弱勢的、被歧視的族群和語言都開始有機會發展平等的對話和關係,那麼性別方面的平等當然也是必然的趨勢。畢竟,作為最近才上升的先進國家,為了國際觀瞻,台灣至少在表面上不能再容忍性別歧視,就像它不能容忍族群歧視或語言歧視一樣。性別解嚴所帶來的民主形象為新興的台灣國家提供了合法性。

然而,性別平等的理想絕不是像現在許多人想像的那樣,「教男生做男生,女生做女生,只是要學會一點尊重,多加一點和諧」──這種夢想就像在政治上一方面要求繼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截然差別倫理,但是另方面又希望不平等權力關係的兩極之間可以達成「平等」一樣,根本不可能成功。事實上,當男生一直被調教的太像「男生」,女生被調教的太像「女生」,他們在性別調教過程中發展出來的氣質差距、權力差距、人生差距,都常常還伴隨著深刻的成見和歧視,就算心中有無限善意,也很難拉近多少距離,很難發展出自在的隨和的互動。(任何人都知道,權力極端「不等」的雙方是很難「平等」協商的。)

因此,此刻性別解嚴的起點當然要從性別角色的多樣化開始。不再是單一的「男生冷靜理性,女生柔弱感性,男生果敢剛強,女生賢淑溫婉,男生女生各司其責,固定不變」;更不是簡單的「男生多一點女生的氣質,女生多一點男生的氣質,大家都靠近中性一點」──畢竟,什麼氣質屬於哪個性別,是一個被歷史過程硬性分配的結果。

明確的說,性別解嚴所要求的,不是人人都變成面目模糊的無性別主體,反倒是人人都發展出特立獨行的多性別流動主體。在個體的伸張和實驗中,探測並突破文化的侷限;在集體的文化運動實踐和論述中,創造新的性別定義和可能。

這種多元性別角色的調教,其實可以從政治解嚴的例子延伸出來一條比較直接的道路。政治解嚴並不是一個言語教條上的空泛宣告,政治解嚴的第一步總是要先平反原本受到抹黑排擠甚至判刑放逐的主體(如政治犯、異議份子等),用正面的語言重新肯定他們的具體貢獻,讓他們的理念得以坦然呈現,以顯示政治解嚴的具體誠意。同樣的,性別解嚴的第一步當然也就是先平反那些原本在性別體制中受到孤立打壓的主體(例如染髮帶耳環的男生、豪邁開放的女生、同性戀學生、所謂「破碎家庭」的學生、老早就在發展愛情和性生活的學生等等)。這表示老師過去所習慣的某些賞罰好惡標準,也需要被新的性別意識加以檢討和改變(例如不再把同性戀學生當成病態、不再特別批評單親的家庭結構,反而積極肯定學生談戀愛的權利、鼓勵並調教學生的身體裝扮等等),甚至老師自己的性別和情慾位置都需要重新思量和開發(例如老師需要自我反省一下,是否因為自己的情慾經驗和期望,而特別僵滯、呆板、饑渴、忌妒、嚴厲、不爽等等,應該如何開拓自己的人生,才不至於成為學生人生道路的障礙)。

新的性別調教不需要什麼標準的榜樣和模式,它所需要的是空間和自由。只有當性別異議份子都得到平等對待,得到正面的描述時,才可能讓所有的學生都有信心自在的發展並經營自己的性別身分,也才可能真正鼓勵並培養出不同於以往那種充滿歧視和惡意的新性別主體。

因此,兩性平等教育絕不能像某些所謂兩性專家說的那樣,好像只要男生女生各守其性別的角色特質,然後在兩方之間搭起平等尊重的橋樑,教導她/他們和諧相處的精神就行了。歷史殷鑑已經顯示,這種「新生活運動」或「心靈改革」,不但無力調教新的人格,更無效防止敵意和猜忌。真正的性別解嚴因此一定要比照政治解嚴,從呵護支援那些過去被孤立、被嘲弄的性別主體開始,從肯定那些不太像男生的男生,不太像女生的女生,愛男生的男生,愛女生的女生開始,才可以更進一步鼓勵創造新的、善意的性別表現和性別互動關係。

社會問題需要社會變革

經濟和政治上的大環境變遷,造就了今日台灣引以自豪的局勢,但是它也帶來許多使某些人感到憂心的新社會現象,其中又以牽涉性別和性方面的問題最令人動容。許多人常常認為是社會變遷造成了社會問題;不過,任何一個有一點點歷史觀的人都知道,許多時候,所謂「社會問題」只是社會矛盾的漸次浮現,也正標記了我們急切需要更多更徹底的社會變革。

近年來我們經歷了無數校園中的性騷擾案、強暴案、懷孕墮胎案,也注意到有愈來愈多的青少年進入身體情慾的消費場所,或是作為消費者,或是作為服務者,這些事件和新事物的頻繁常見,都使得許多成人開始覺得需要強調性別教育和性教育的重要性,一方面遏止這些現象的進一步普及,另方面也為青少年日後的婚姻生活預作準備。

然而,過去在校園中不是沒有性別教育和性教育,事實上,在校園中進行的是非常明確的「性別不平等的歧視教育」,以及非常清楚的「性壓抑的管制教育」。更令人痛心的是,這兩種教育聲氣相通,緊密關連,正是聯手製造許多校園問題的源頭。換句話說,此刻我們需要的不是性別教育和性教育而已,我們真正需要的是和過去完全不一樣的、有平等意識、有多元理念的、開放進步的性別教育和性教育。

兩性之間的互動問題一直是學校教育的重大關切,這又可以分兩方面來看。一方面是校園中兩性之間惡意敵意的傳達,也就是各種騷擾、侵害、暴力事件;另一方面則是校園中兩性或同性之間善意情意的表達,也就是學生發展出來的感情生活和活動。而這兩方面似乎都在台灣社會的變遷過程中有愈來愈引人注目的發展。

過去考試教育的嚴謹性別區隔和性壓抑,有賴一個頗為單薄枯燥的文化環境來勉強維繫。換句話說,依著性別來分校分班的效果成功與否,還要看青少年在經濟上是否持續弱勢,是否持續依賴成人,也要看周遭文化環境是否持續不提供青少年太多自在互動的機會,以免擾亂軍心。但是過去20年,在資本主義商品文化的推波助瀾之下,作為台灣經濟生產和消費能力的表現方式之一,青少年的生活內容已經有了長足的變化發展,他們的生活中浮動著各種情慾訊息,他們的日常活動中有了愈來愈多的身體自信和關注,他們的經濟實力更為他們開創了無數在日常消費活動中調教出來的品味慾望。

許多成人都認為前面所說的惡意和善意事件是來自這些新的文化發展,他們相信是青少年在流行的物慾和刺激中喪失了自己,因此才會有那麼多問題出來。因此成人們相信,只要提供「正確的兩性關係教學」,或者「正確的性教育」,一定就可以避免這些問題發生。

可是事實並非如此。在一個四方密閉,但是已經五味雜陳充斥各種氣味分子的房間裡,不去努力改變產生氣味的源頭(例如打開密閉的窗戶,流通空氣),而只放上一小盒人工的空氣芳香劑,恐怕根本於事無補,只是創造另一些奇怪的化學效應而已。

讓我們仔細的來想一想:騷擾、侵害、暴力事件並不是今日才有,事實上,過去發生過的無數這類事件,往往是在學校的息事寧人、家長的家醜不外揚、受害人的隱忍不言中,透過金錢、婚約、自閉、轉學來擺平。換句話說,惡意侵害的發生來源一直沒有被處理;大家只是用輕易的解決方法把它們掩蓋下去而已。而騷擾、侵害、暴力事件在此刻的「頻繁」,恐怕並不是什麼情況的特殊惡化,而正是因為人們在民主進程中累積了更多自信,渴求更公平公道的社會正義,因此不惜曝光控訴。正是因為人們在社會開放的過程中發現了身體的自主權,不希望再用隱忍來加深個人生命中的創傷,因此想要根本的去除那逼人隱忍的汙名。

同樣的,學生之間的善意情意表達一向就有。單戀、愛慕、凝望、尾隨、情書、約會、送禮、接吻、爭寵、情變、冷戰、攤牌、分手,天天都在各級校園中上演。從過去到今日,學生之間的表意活動頻率並沒有大幅度增加,只是表達的方式比較明顯,贈送的禮品比較名貴,對象比較多元,開始活動的年齡比較早,約會的地點比較有選擇,約會時的活動比較多樣而已──而這些發展也都是我們引以為傲的台灣經濟奇蹟的一部分表現。換句話說,這些善意情意的表達並不一定是什麼了不得的社會問題,也不見得代表青少年已經發展了前所未有的強烈慾望。

事實上,座落在一個日益多元開放,慾望圖像豐盛的社會中,不管是青少年之間惡意或善意的表達,它們極可能正是在抗議成人太過封閉保守的監控,它們極可能正是在呼求一個更為自在自由的交往文化。

讓我們換一個角度來想。如果說早一段時期的政治民主化,在抗爭威權統治的過程中產生了諸多「亂象」和各種社會力的折衝協商,因而也模塑了今日稍具雛形的政治平等;如果說早一段時期經濟層面中因過度戒急用忍而產生「偷跑」、「自力救濟」和「地下三通」等等不合法,也因而模塑了今日「立足台灣,放眼世界」的開闊經貿觀──那麼,焉知此刻青少年人口群中因爭取實現自我而出現的各式惡意騷擾或者善意示愛,不能成為他/她們模塑新的性別和情慾佈局的努力呢?如果成人真的關心青少年,那麼在這樣的摸索和實驗過程中,成人要以什麼樣的開闊和支援來幫助他/她們走出新的格局?或是成人要用更多的高壓懲罰、冷語嘲諷、恐怖監控、憂傷哀嘆,來為他/她們的混亂悸動增添惡意的利空?

我們此刻看到的是:媒體和專家們對青少年問題的關注和分析,在公眾觀點上描繪了一幅危機圖像,使大家對青少年的惡意騷擾印象深刻,而對他/她們的善意示愛憂心忡忡。在這種氛圍之內,官方的兩性平等教育構想,當然只是希望能夠消除惡意,冷卻愛意,讓青少年回歸學習的課業,因此在執行上也催促老師們多「關心」青少年,多「注意」青少年。問題是,敵意宣洩或愛意表達之所以形成「事件」,恐怕正和成人對青少年的高度管理操縱脫不了關係,也和青少年生命在單一的課業關注下形成的淨空狀態緊密相關。

說白一點,不正面肯定支援青少年愛意的表達,就不可能消除他/她們敵意侵犯的動力;不接受多元的性別角色呈現,就無法消除性別焦慮所轉化成的敵意。而這兩方面的新實踐都要求傳統的性別體制和性文化徹底改變體質。

從這個角度來思考,不管官方的本意如何,兩性平等教育絕不能只是用更多的關注監控,來疏導/控制青少年似乎沛然莫之能禦的身體能量,絕不能只是用一些抽象的、聽來溫暖的言語教導青少年自制自責──這樣的做法「解決」不了所謂的社會問題,而只是掩蓋現有性別佈局的不公,更枉顧青少年身心的悸動煎熬,也只會創造更多的社會「問題」。

從歷史的眼光來看,主流教育體制之所以常常支持一些重大的教育變革,往往都是因為在現實生活中已經有太多「踰越體制」的實踐,因此期望以教育來由根做起,建立新的身心規範,框定踰越的幅度和方向,防範踰越實踐的流竄蔓延與失控。可是,也正如我們前面所說的,這些踰越的活動恐怕正是在標示出原有界限的不合理,它們要求的正是體制和界限的改變和遷移,它們所追求的嶄新的性別教育,正要消除這些限制以及體制壓力所帶來的痛苦。

結語

以上的分析顯示,兩性平等教育的政策化,並不是什麼女權高漲的必然結果,也不是什麼政客個人的特別設計,它事實上是頗為配合此刻台灣突破發展瓶頸之所需的政策,在經濟上、政治上、甚至解決社會問題上都有無數的期望在下支撐。當然,作為解決各種問題的急就章做法,這樣的教育也極有可能只是浮面的,不碰體制的,鞏固原有結構的。

諷刺的是,若是台灣真的想在歷史社會大環境的趨勢之下生產有創意有動力的主體,以切實滿足工業升級、儕身國際社會、解決社會問題的需求,那麼就必須更積極的提供正面支援,讓青少年能以自己的方式和速度,練習處理個人生命中的痛苦和混亂。這也意味著,新的性別教育必須由性別角色和關係的多元化以及自主化開始,必須由呵護性異議分子的生活生命開始。新的性別教育和性教育必須是一次影響深遠的社會文化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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