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左翼到酷異：美國同性戀運動的酷兒化

（1990年代中期我擦槍走火的點燃了女性情慾解放運動，所形成的社會氛圍也為同志運動創造了現身的機緣，甚至酷兒的說法也帶著次文化的流行色彩開始流通。為確保運動和理論不被主流收編，我特別做了一連串歷史研究，首先為情慾解放運動提供一個左翼的分析，然後讓同志運動的左翼歷史淵源出土，最後則替被罪刑化的色情找尋女性主義的出路，最終寫成了我稱為「情慾政治導論」的三篇論文。第一篇是〈性革命：一個馬克思主義觀點的美國百年性史〉，收錄於《性／別研究的新視野：第一屆四性研討會論文集》，何春蕤編，元尊文化，1997年，33-99頁。最先寫完的第二篇〈色情與女／性能動主體〉發表於《中外文學》第25卷第4期，1996年9月，6-37頁。這一篇則刊載於《性／別研究》3、4期合刊，「酷兒：運動與理論專號」(1998)：260-299。該文pdf檔在此提供閱讀引用）[1]

一個幽靈在美國學院裡──政治左派的最後避難所──徘徊，那就是酷兒理論的幽靈。–David Horowitz

 不管引言中Horowitz的說法包含了多少對酷兒理論和左翼政治的輕蔑，這段話倒是指出了酷兒現象和左翼之間的某種連結。

酷兒論述學者Michael Warner在為名著Fear of a Queer Planet所撰寫的〈導論〉中提到，許多研究者都注意到酷兒政治的國族蘊涵，因為「酷兒國族」(Queer Nation)和新的酷兒行動派所採用的戰術和目標，部份可以被視為是在「回應公民身分和國族身分所推動的疏離狀態」(xx)。換句話說，面對眼下政治領域中動員群眾、分化群眾的國族和公民論述，酷兒政略想要串連被主流強權疏離的弱勢群體來形成抗拒，而這個串連以及它所架設的抗拒網絡必然深入文化社會的各個角落，「因為此刻性體制的秩序已然深深的根植於多得不計其數的各種社會制度之內，也根植於最尋常最標準的認知故事中，所以酷兒的抗爭不僅僅是要得到包容或者得到平等地位而已，而是要徹底的挑戰這些制度和敘事」(Warner xiii)。從這個角度來看，酷兒政治不但是反國族論述和公民論述的，更是反社會的，它愈來愈對「國家制度、政治過程、媒體、教育、警察及法律」缺乏信心，它要質疑「社會及文化規範、性別觀念、生殖的性、以及家庭」(Smith 280)，甚至「需要透過一些乍看之下不見得太和性特別相關的方式，來考量我們如何抗拒被常態化了的性」(Warner xiv)。

這個對「酷兒政治」的定義說明並沒有凸顯特別的性身分色彩，更引人注目的反倒是它充滿左翼政治的色彩，這代表的是酷兒學者們個人在此刻的政治立場呢？還是這樣的酷兒期許有其更為廣泛、更為深刻的指涉？ Lisa Power注意到各種社會解放運動自70年代以來的兩個明顯特質：毫不保留的肯定自我(assertiveness)，以及超越認同政治的侷限，和其他運動積極連結(Power 3)，而這正是許多學者所描述的「酷兒化」的重要跡象；史家也認為這兩個特質與同一歷史脈絡中其他社會運動（如黑人民權運動、婦女解放運動、性解放運動[2]）的發展直接相關，彼此啟示，互相學習(Hekma et. al. 2)。但是就美國同性戀運動而言，這兩個特質倒底是在什麼樣的歷史脈絡中形成運動的酷兒化的歷史徵兆？本文將顯示，美國同性戀運動的「酷兒化」跡象有其特定的歷史進程，而且早在1950年代就已浮現；不但如此，「酷兒化」的這兩個特質確實有其深刻的激進政治脈絡。明確的說，我將顯示同性戀運動中「酷兒化」的趨勢和美國左翼思潮之間的密切關係。

 公開的祕密──同性戀與共產黨[3]

在所有的西方同性戀歷史敘述中，1950年代美國參議員麥卡錫(Joseph McCarthy)等人利用逐漸形成的恐共心理，組成「眾議院反美活動調查委員會」(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對政治異議份子和同性戀大加迫害，這個史實是耳熟能詳的。但是這一連串的政治迫害為什麼會把同性戀也視為迫害對象倒是值得思考的問題。難道同性戀和政治異議在那個歷史時刻有什麼特殊關連嗎？這樣的關連又會在同性戀運動的形體和發展上形成何種建構？

研究這段歷史的學者指出，美國在二次大戰中的廣泛投入，迫使它在內政方面採取許多突破原有社會成見的政策和做法，例如女性與黑人都首度獲得機會積極參與勞動生產的行列，也拓展了他們的經濟實力和社會參與，性別秩序和種族秩序因而出現重大調整。1945年戰爭雖然結束，戰後許多地區的快速赤化（包括中國）以及蘇聯在東歐的擴張，都令美國憂心忡忡，國家安全與社會秩序竄升為美國國內的首要考量。學者指出，在這種緊縮的氛圍中，同性戀凝聚了性別和國族匯集時的動力，被視為擾亂了社會的性別秩序，而且在政治象徵的層面上標記了國力（男性力量）的弱化(Adam 60-62)，因此成為戰後美國國族營造工程中亟需被掃除的重要目標。政府的說詞則是說同性戀者道德感薄弱（也就是說，個人的性道德可以直接擴大為其一般道德狀態），而且容易因其不名譽的性行為而被有心人勒索，可能因此泄露國家機密，是國家安全上的風險(security risk)，因此必須去職(Adam 62; Duberman 183)。事實上，一切「腐敗的、墮落的、動搖常規的」行為（包括同性戀和色情）都在當時成為政府關注的目標(D’Emilio & Freedman 282)。統計數字顯示，1947到1950年間軍隊和政府單位中開除了將近五千名疑似同性戀身分的員工(Faderman, Odd Girls 140)。同時，在美國介入韓戰的關鍵時刻，聯邦政府也決定設立「忠誠委員會」來調查聯邦僱員與所謂「顛覆份子」之間的來往關係；這些關係可能包括與共黨份子的來往、閱讀反美雜誌與書籍、支持1948年左派總統候選人Henry Wallace的進步黨、甚至在日常生活中對黑人友善、或者奇裝異服，都成為值得監控的對象(Adam 61)，稍後麥卡錫的白色恐怖運作模式就建立在這些具體措施之上。艾森豪總統並且在白色恐怖高峰期的1953年下令，以後政府的雇傭程序必須查明申請者的性偏好取向(D’Emilio & Freedman 293)，風氣所至，連對同性戀表達友善態度的學術研究也難逃一劫，1954年洛克菲勒基金會在獲悉金賽的性研究中心遭受思想調查之後，就立刻終止了對金賽的經費補助(Segal, Straight 88)。政治氛圍的緊縮加劇社會大眾的不安心理，造成對同性戀更為不利的社會環境。

這個歷史敘述凸顯的是，同性戀者在白色恐怖中被當成整肅排擠的對象，是出於右派政權的陰謀羅織，同性戀是政治高壓之下的無辜受害者。當然，這種描繪或許可以為同性戀的不平境遇贏得同情和支持，但是它同時也傾向於以簡單的「壓力反彈」模式來解釋同性戀運動在1950年代之後的蓬勃發展，因而抹去了同性戀運動形成過程中的另一些複雜面向，將性傾向從與其他社會因素之糾葛中孤立出來。本文則將指出，1950年代同性戀認同的「組織化」和「運動化」，和當時比較激進的同性戀者本身的左翼政治異議立場──而不僅止於他們的性身分認同──緊密相連。事實上，以最明確的例子來說，1951年在洛杉磯首創成立同性戀地下組織The Mattachine[4]以推動同性戀自我意識和認同的五位同性戀者，之所以能有此突破──不但開始認識到同性戀議題可以作為激進的社會運動的議題之一，也意識到同性戀身分有可能作為動員異議的軸線──其中很重要的啟發來自於這五位同性戀者本身作為（當時受到嚴厲政治迫害的）共產黨員的身分，以及這個身分在當時氛圍中所蘊涵的政治壓迫。另外，他們推動同性戀認同時所展現的組織能力和戰鬥構想，則大量得力於他們在之前左翼政治異議抗爭經驗中的累積。換句話說，美國同性戀運動的形塑運作，和早期成員的激進政治異議身分緊密相連，這對後來性認同運動的漸次動員發展也有深刻的影響。[5]

這當然不是說性傾向認同和某種左翼的政治立場有本質上的正向相關性。事實上，當時受到史達林思想影響的美國共黨組織以及大部分毛派團體對同性戀並不友善[6]。教條的左翼立場一向認為同性戀是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是妄想用個人的方式來解決社會問題，只會引致失志與挫敗(Thorstad 323)，在這種黨內教條高壓之下，左翼的同性戀者在黨內並未出櫃。以創建The Mattachine的靈魂人物Henry Hay為例，他早年加入激進劇團，在罷工和示威抗議的場合中以深具政治性的戲劇表演來激動人心，1934年Hay加入美國共產黨，但是當時的共產黨對所謂「性偏差」（同性戀）也採取和一般人一樣的譴責態度，因此Hay一直沒有想過可以融匯他的性身分與政治身分，也就是在他的政治活動中加入性身分的抗爭，而在他的性身分意識中加入左翼的視野，1938年Hay和一位女性黨員結婚，開始他長達14年迴避性身分出櫃的生涯(D’Emilio 19-20)。這種暗櫃狀態一直要等到1948年共產黨推出Henry Wallace競選美國總統以對抗杜魯門政權的冷戰政策時，才在新的動員活動中掀起性認同出櫃的契機。

激進政治的動員活動常常帶出新的人際接觸與合作，因而開啟新的視野眼界；美國的同性戀性認同就正是在左翼政治激化震盪的氛圍中出線的。1948年8月Hay參加一個進步人士的小派對時無意間發現在場人士竟然都是同性戀，當談話題目飄向當時Wallace的競選活動時，Hay和身邊的幾個人就半開玩笑的開始設計如何在Wallace的政見中加入性隱私權的條款，以便動員更多非共產黨的同性戀者支持Wallace的競選(D’Emilio 20; Teal 27)。這個在無意中因玩笑交心而浮現的小團體（戲稱為Bachelors-for-Wallace）後來並未具體發展，但是在廣泛發掘更多進步政治潛力的長遠目標下，左翼人士首度在概念上由「激進政治身分」的框架出發，來思考「邊緣性身分」的可能浮現與運作，因而使得性認同首度戴上運動的意義內涵，被視為有可能發展成為組織同性戀者以推動有關同性戀政治議題的社會因素。不久之後Hay透過在左翼的「人民教育中心」教音樂的工作而結識了Chuck Rowland和Bob Hull，發現三人不但同為同性戀，更同為共產黨員，後來又認識了激進社會意識舞蹈家Rudi Gernreich以及為二次大戰日裔美國人權益而戰的Dale Jennings，這五個在政治和性身分上都是雙重的「同志」[7]而且同有大量運動組織經驗的人，因工作和興趣相似而經常碰面，終於在1950年秋天的一個午後成立祕密結社The Mattachine。

這個地下結社從每個角度來看都是個忠於左翼傳統的組織[8]，不但有階層嚴謹的權力結構，而且積極援引左派的社會分析，把同性戀視為「受壓迫的文化少數」，認為一定要透過同性戀本身的集體行動才可能改變社會結構中對同性戀的排擠迫害(D’Emilio 23-24; Weeks 197)。在具體組織方面，這個小團體也遵循著左翼發展組織的模式，以在眾多地區漸次發展讀書討論小組來吸引其他「同志」加入。另外，左翼的淵源也使得Mattachine從一開始就認定應該與勞工組織和其他少數族群密切合作，Hay在成立前花了兩年時間寫成的成立宗旨就認為應該積極抗拒美國法西斯的傾向，而且要和別的社群合作，爭取全世界所有少數民族（包括同性戀）的自由(Teal 27)。這種把同性戀視為「少數族群」之一而且和更廣大的弱勢社群同命的看法，在性身分尚未公開出櫃、尚在孤立隱諱中掙扎的歷史時刻出現，實在是對左翼思考的一大延伸。

左翼的思想和實踐淵源更進一步使得這個日漸擴大的祕密組織在遭逢具體迫害時，選擇採取與公權力對抗的政治行動，因而漸次塑造了新興同性戀運動的激進氣勢。1952年2月，由於Jennings落入洛杉磯警方預佈的陷阱被捕並將被起訴，Mattachine的核心「同志」們一方面透過Hay的共產黨關係延請著名的激進律師George Shibley前來為Jennings辯護(D’Emilio 31)，另方面計畫動員群眾形成集體行動去支援Jennings。可是大部分討論小組的一般成員在面對法律時還是擁抱「唯法律是從」的主流觀念，認為Jennings若是被捕就一定是真的有罪[9]，因此抗爭的動機很低，核心「同志」於是採行共產黨一貫的抗爭策略，組成一個「禁止誘陷公民委員會」(Citizens Committee to Outlaw Entrapment)，藉著親手派發的文宣傳單來訴求廣大群眾的關切。也正是在這些挑戰警察權威的文宣傳單中，左派同性戀首度以性傾向為基點，發展了「單刀直入、說服力十足」公開論辯語言，來向群眾說明，「誘陷」會對所有人──而不是只有同性戀──的人身自由造成威脅(D’Emilio 32-33)。

在這個深具突破性的公開論述行動中已經可以看到Mattachine的運作性質明顯超越了過去各種同性愛(homophile)組織以聯誼為主的活動層次以及屈意迎合以融入主流的低調態度(Faderman, Odd Girls 190)。因為，即使在高度緊張的麥卡錫白色恐怖年代中，以共產黨「同志」為主的同性戀運動仍然從它左翼的傳承中吸收了毫不妥協的挑戰態度和深刻的結構分析，以強勢的文宣凸顯性身分，進行積極抗爭。此外，在論述策略上，Mattachine雖然從性身分出發，卻沒有畫地自限，而是以公民權(civil rights)的伸張來串連同性戀與其他主體共享的抗爭位置，企圖動員更大更廣的不滿和參與。在1950年代政治高壓中就已經出現的這種抗爭態度和自我定位，不但明確標誌了Mattachine初期的左翼色彩和立場，也為其後的激進社會運動提供無限啟發。

「禁止誘陷公民委員會」的強勢論述抗爭策略後來證明是成功的。1952年6月陪審團最終無法定讞，檢察官也在重審之前撤銷告訴，Jennings的案子因此成了同性戀地下組織發展的轉唳點。官司之後，軍心大振的核心「同志」決定著手成立另外一個以教育社會為宗旨的公開組織Mattachine Foundation，以基金會的正當形式來中介並擴大地下組織的影響力，第一本公開發行的同性戀雜誌ONE於1953年元月開始發行，同時同性戀者大批加入Mattachine在各地的討論小組，會員人數暴增，到1953年5月時，已增至兩千人，遍佈各大城市，而隨著人數增加，小組活動也開始多樣化，除了討論之外，由專業學者組成的討論小組也開始著手研究同性戀在文化各層面中的存在，以增加同性戀的正當性(D’Emilio 35-36)。[10]

組織擴展和建立門面的措施固然使得Mattachine在吸引新人和推動各種計畫的過程中得以避開因為組織本身過度祕密所帶來的可疑形象，但是面對組織要開放到什麼地步的問題，面對「公開」和「祕密」之間的抉擇，「同志」們卻有不同的局勢評估。雖然同為激進的共產黨同志，Rowland和Hull等人傾向進一步擴大地上組織，他們覺得Mattachine已經在三年中創造了足夠的友善氛圍，左翼「同志」應該在這個擴張的時刻主導重組Mattachine，以便更加開放會員的招募並維持左翼的領導地位。創立元老Hay則對廣開大門多所疑懼，因為他認為當時熱切加入的新入會者只是趕熱潮，只是想在萬一自己觸法時得以藉組織的支援脫身，而並沒有意願投入支持一個長期奮戰而且激進左翼的同性戀運動(D’Emilio 38)。這個內部意見的差異還沒有得到充分討論，逐漸達到高峰的白色恐怖氛圍很快就緊縮了核心「同志」揮灑左翼政略的空間。

這個緊縮的動作在某個方面來說是右派人士對Mattachine當時開始採取的激進策略所做的回應。左翼的核心「同志」在1952年底Jennings案之後組織蓬勃成長的大好前景中，繼續採取積極的政治策略以提升同性戀議題的可見度，甚至企圖把它帶入即將進行的地方選舉中。他們發信給當時洛杉磯教育委員會的候選人，指出公立學校的教育為同性戀青少年學子製造了許多壓力和悲劇，並要求教育委員候選人表達立場，承諾當選後在輔導疑似同性戀學生時會採取中立的立場；同時他們也發信給市長候選人和市議員候選人，提醒他們注意洛杉磯市警察單位一貫對同性戀者所採取的諸多非法處置(D’Emilio 36)。這些積極的戰略把Mattachine這個同性戀組織推上了正面與權力結構角力的位置，不但在概念上，更在政治訴求上，正式結合了性身分與政治策略，是左翼同性戀政略的明確出線。

這個強勢的作為成功的凸顯了同性戀議題，但也吸引了周遭好奇而不懷好意的媒體關注。起初核心「同志」向候選人發出的信件並未得到太多回應，但是組織的快速成長卻引起有心人士的關注，1953年初洛杉磯鏡報的一位右派專欄記者寫了一篇文章，以輿論為名向Mattachine的一般成員提出挑撥，以迫使這個同性戀組織（在麥卡錫白色恐怖的時刻！）為自己的政治傾向表態。這篇文章以極為不友善的語調質疑Mattachine向候選人的遊說，指稱這是一個「詭異的新壓力團體」，沒有任何的正式登記，而且其顧問律師Fred M. Snider在「眾議院反美活動調查委員會」作證時表現得非常不合作。文章因此暗示，同性戀「是被社區蔑視的一群，他們很可能會集結在一起以求自保，最後也可能形成極大的力量」，不過由於同性戀當時被視為「安全風險」，這篇文章因此警告成員小心，因為任何一個訓練有素的顛覆份子都有可能輕易的把同性戀組織轉化成一個「危險的政治武器」(D’Emilio 39)。

這篇充滿暗示的文章在白色恐怖高峰的1953年初出現，也就是當麥卡錫的「眾議院反美活動調查委員會」來到洛杉磯調查共產黨的活動時出現，確實有其嚴重意義。同性戀身分和政治疑慮之間的可能關連，過去只是在政府的政策中以抽象的、含混的語言浮現，但是此刻在這個敏感時刻，這篇專欄文章描寫眼前同性戀身分的具體集結行動極可能是可疑政治活動的掩護，日漸普及而活躍的Mattachine組織內層層隱諱的運作模式更證實該組織的可疑威脅性。此外，這片疑雲也在Mattachine內部形成巨大衝擊，在政治恐慌之下，許多晚期加入的成員強烈要求組織中央明確說明自身的政治立場(D’Emilio 39)，核心「同志」則在眾方壓力之下籌劃召開大會，預備以民主的方式來決定浮上台面後的組織形態。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也是核心的左翼「同志」被要求在政治立場上「出櫃」的時刻。諷刺的是，出櫃的壓力竟然來自那些百般保護自己的暗櫃性身分的同志（同性戀）。公開抑或祕密、左翼抑或保守、此櫃抑或彼櫃的決戰因此爆發。1953年4月11-12日，Mattachine在洛杉磯普同教會召開第一次會員大會，風雨欲來的緊張氣氛使得核心「同志」深深感受到政治立場出櫃的壓力。雖然核心「同志」已經宣佈不尋求在新的領導架構中任職，一向主張組織地上化的Rowland仍然在會前發表聲明：「不管什麼結局，我們都反對任何以Mattachine為名的組織發表任何非共產主義立場的聲明。如果一個組織以宣示效忠國家為入會的條件，作為個人，我們堅決拒絕和這個組織發生任何關連。我們的立場是，和『眾議院反美活動調查委員會』正面抗爭，是我們的聖戰，是符合我們利益的」(D’Emilio 40)。Rowland的堅持，表達了核心「同志」對左翼政治信念和邊緣性身分之間歷史性連結的執著態度。由於Mattachine的活動力和積極抗爭主要建立在核心「同志」出自左翼立場的結構分析和抗爭經驗之上，雖然面對周遭壓力要求左翼「同志」在政治高壓氛圍中冒險「出櫃」（左翼政治立場的暗櫃）以轉移外界對同性戀性身分的政治猜忌，核心「同志」仍然表明他們希望Mattachine繼續結合同志身分和左翼政治異議的殷切盼望。

可惜會議的結果並不如核心「同志」的期望。出席大會的人數大約是一百人左右，男女都有，對他們而言，這是有史以來同性戀的第一次集體出櫃──而且可以是邊緣性身分和左翼異議政治立場的同時出櫃；然而在這個白色恐怖的歷史時刻，把這兩個身分之間的關連切斷，抹去這兩個身分之間的相互啟發和培力歷史，卻已經成為許多成員的共識。創會的核心「同志」在1953年4月第一次的會期中似乎成功的緩和了各方壓力，但是在5月的會期中，新的領導人物Kenneth Burns、Marilyn Rieger、Hal Call成功出線，用當時大家耳熟能詳的反共教條語言在左翼的「同志」身上投下可疑的陰影，以此把後者拉下領導位置；Call並且公開要求在組織章程中加上「反對可疑政治立場」的條款，因為「我們已經被外界當成共產黨來攻擊了」，這個新的條款據說將可保障組織「不受共產黨的滲透」，並保障同性戀不必承受眼前的政治猜忌(D’Emilio 44-45)。這個提案雖然最後並未通過，但是恐共的氣氛已經非常明顯。新當選的領導班底成立了以反共為基調的「協調會」(Coordinating Council)作為決策中心，採取低調的、融入主流的組織和活動策略(Adam 69)，同時維持對會內共產黨份子一定程度的「關切」。據說立法委員會的主席David Finn甚至在1953年5月大會後兩星期就已經把Mattachine 的憲章交給了聯邦調查局備查，並向該局說明了他自己和其他的成員是如何努力的在組織內「清共」(D’Emilio 48)。此外，洛杉磯和舊金山的「協調會」竟然干犯大會決議，單方面的以組織名義發佈文宣，宣佈Mattachine為一個「堅決反共」的組織，並且強調「同性戀…不會試圖推翻或破壞社會既存的制度、法律、道德，而是要融入社會，做建設性的、有價值的、負責任的公民」(D’Emilio 48)。這個政治立場的宣示在1953年的白色恐怖氛圍中或許保住了同性戀組織的存續，但是這個高度侷限的存活狀態也立刻江河日下的重新塑造了Mattachine的性質和方向。到1953年11月時，新的領導班底已經成功的掃除了創會「同志」所留下的影響和風格[11]，把組織更名為Mattachine Society(Teal 28)，而且把工作目標限制為聯誼活動，在主流化的趨勢中鎖定吸收那些已經有社會身分和影響力的人(D’Emilio 49)，組織的機動性和激進性都有明顯的削減。沒有馬派的理論基礎、沒有社會分析、沒有策略討論，「他們以為只要除去偏見就可以改變這個社會對待同性戀的方式」(D’Emilio 27)。

這次換血大行動當然也激化了另外一些成員的回應。一個月之內，大批的組織工作人員及會員因為認同核心「同志」的政治理念而相繼辭去職位，到了9月，北加州甚至有大批會員退出了組織，因為他們覺得那些「想搞運動的人」和那些只想「被社會尊重的人」之間的鴻溝愈來愈深(D’Emilio 50)。不管如何，不一樣的組織色彩當然會吸引不一樣的主體加入組織，也會排擠另一些主體與組織保持距離；Mattachine的換血行動清掉了早期左翼「同志」的異象和方向，柔化了激進運動的衝力和活力，但是也把未來同性戀運動的發展契機留給了更邊緣的「同志」[12]。

Mattachine Society的歷史轉折顯示，1950年代個別同性戀者在一定的集體歷史脈絡中的政治及社會涉入，使他們得以援引其激進化、政治化的模式和資源，在新的集結意義中形塑並浮現自身的性認同。但是，作為一個座落在具體脈絡中的社會意義軸線，這個新近浮現的性認同也必然同時會受到脈絡中其他社會力的折射滲透而多樣化／分歧化，至於這個多樣化／分歧化會以何種面貌和操作出現，會不會傾向於多元民主式的聯盟合作，還是尋求單一正統形象的純淨化，那就是一個歷史的問題了。在1950年代政治氛圍的激化中，性認同的某種程度的出櫃，選擇了以排除左翼成份和左翼路線來呈現自我以贏得正當性；Mattachine創會「同志」所遭受的「政治身分出櫃／性認同身分出局」就是這個同性戀身分「純淨化以便主流化」過程的標誌。

Mattachine Society或許希望在自身的形象中清除早期進步「同志」的痕跡，但是同時遭到壓抑的卻是早期「同志」所開創的論述資源和新的抗爭氣魄：結構分析、積極抗爭、自我驕傲、集體行動、串連結盟──這些標明一個活躍激進的社會運動的記號，終究在下一階段的左翼運動中再度開花結果，促成美國同性戀解放運動的再度蓬勃。

性身分的激進化：同性戀與新左派

美國同性戀運動史上公認的兩個重要轉折事實上都和左翼運動的發展相關。1950年代初在麥卡錫白色恐怖之下，左翼「同志」在政治高壓中發現了性身分的可能運動蘊涵，因而開創了新一代的同性戀激進政略，以正面挑戰體制的方式來鞏固性身分的自信內涵。但是逐步發展左翼結構分析和激進同性戀政略的Mattachine Society在日漸尖銳化的政治污名壓力下最後選擇了「清共」，用放逐激進政治身分來換取邊緣性身分的苟且存活，並以溫和的融合路線取代原本肯定自我爭取權利的運動策略。政治高壓之下，連1955年第一個女同性戀聯誼組織Daughters of Bilitis (DOB)成立時都非常謹慎的維持極小的規模和高度的隱密，甚至她們的出版品The Ladder也明白的宣示，組織的目標只是向女同性戀「推廣一種可以被社會接受的行為和衣著模式」，並且漸進的教育異性戀大眾：同性戀也是好公民；她們相信過分宣揚自己的性身分不但有可能為個人帶來危險，也會影響中產階級女同性戀融入主流社會的機會(Faderman, Odd Girls 180)。然而早年左翼「同志」所示範的自信和抗爭傳統已經留下不可磨滅的痕跡。隨著麥卡錫主義退潮，Mattachine也漸漸開始採用比較積極的方式抗議警察暴力(Power 2)，1958年同性戀雜誌One甚至在封面上刊登了充滿自信的宣示：「我真高興我是同性戀」(Teal 24)，表達出一種逐漸浮現的自我肯定，後來雖然有許多訂戶感覺不安而退訂，但是這個高亢的宣告已經預示了下一階段同性戀運動的基調。1960年代末期，深受新左思潮滋養的「同性戀解放陣線」(Gay Liberation Front)正式的向同性戀主流組織提出挑戰，並掀起同性戀頌揚自我、培力壯大的抗爭潮流，重新把左翼引入同性戀運動，形成下一階段運動的重生。

左翼思潮之再度衝擊同性戀運動，伴隨了另一些新興社會運動的發展，也因為這些啟發而調教出一整個世代有嶄新運動理念和抗爭氣質的同性戀。在發展主體性方面，麥卡錫主義開始鬆動它的恐怖統治沒有多久，由金恩等人所帶領的黑人民權運動便已興起，民權運動向早先1950年代全球反帝、反殖運動中學習了由左翼發展出來提升人民自覺的群體活動[13]，透過每一個主體的自我描述和反省，來提升集體受壓迫的意識和抗爭動機(Echols 83-84)。這樣一個壯大個別主體以形成群體凝聚力的實踐，使得原本被壓迫的黑人主體得以透過論述和身體的改造過程而產生新的力量，也為培力壯大其他受壓迫的主體提供了典範。在進行直接行動方面，印度精神領袖甘地所啟發的非暴力理念，以及左翼工人運動長久以來發展的集體抗爭傳統，在此時提供了具體的實踐資源，讓民權運動從1960年代初期開始，就用靜坐、遊行、示威、攪擾黑白區隔等所謂「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14]，堅定的要求分享公民的各種權利(Adam 75)。民權運動所累積的運作方式和抗爭模式也因而成為下一階段美國各種社會運動的原型。另外，在發展群體的權利論述方面，黑人民權運動及第二波的婦女解放運動開創了受壓迫群體起而抗爭掙取權利的典範，以新的正義論述把弱勢族群建構為權利被無理剝削的少數民族，也啟發了種族性別軸線之外的其他弱勢族群（如同性戀）建構自身為另一個少數民族、另一個弱勢群體，在正義原則之下要求主流分享權利，並援用別的運動已經發展出來的論述和抗爭資源來建構自己的解放運動(D’Emilio & Freedman 320)[15]。美國國內的政治和種族情勢愈是對立緊張，社會運動的激進傾向也就更明顯，1967年已有「衝突政治」(confrontational politics)之說，其後兩年中，激進運動如黑人國族主義者、嬉皮學生、反戰示威者都不斷升高政治張力和抗爭模式，這些經驗後來都漸次透過參與者抗爭目標的擴大而移轉到性議題和性別議題的抗爭上(Adam 82; Altman 58)。

反帝反殖運動中所示範的抗爭意識建立在「被壓迫」的明顯事實上，可是當壓迫夾帶著原有根深蒂固的道德成見，以污名和歧視作為最深刻的壓迫形式時，無法出櫃的被污名主體（例如同性戀）的抗爭，還需要另外一些突破才可能掙脫那些阻礙主體自豪得力的社會因素。歷史學者指出1950年代在舊金山北灣和紐約格林威治村發跡的次文化「極樂／擊垮世代」(Beat Generation)[16]，就以其不見容於主流社會的邊緣生活方式（群居、嗑藥、酗酒、濫交等）和不甩成規的強悍態度，示範了反叛精神的具體表現。更令當代同性戀動容的是，「極樂／擊垮世代」的著名詩人Allen Ginsberg等人都在他們的詩作中以有力的詩句毫無保留的正面描寫同性戀，公開的頌揚同性戀。文化異議份子的這種自豪情操，為情慾異議份子創立了自我肯定和自我誇示的榜樣(Adam 74)。除此之外，1960年代風行的性革命(cf. Ehrenreich et. al.)、嬉皮運動(Faderman, Odd Girls 203)、學生反戰運動(D’Emilio & Freedman 306-07)等等，都對既有建制採取不信任的、反對的態度，一步步削弱了建制和常規在個人心中內化了的權威力量，顯示既有的共識是可以挑戰的，可以被推翻的，也就是說污名是強加的，是壓迫的象徵，這麼一來也逐步鬆動了污名歧視所帶來的自慚和羞恥，使自我肯定和自傲有機會得到培養。事實上，「自豪」(pride)正是這個階段各個邊緣社會運動──從黑人解放運動到同性戀解放運動──最重要的凝聚焦點。

研究者也注意到，這些運動之所以能夠理直氣壯的正面挑戰既有的污名和歧視，很大一部份力量來自運動成員的年齡和這個年齡層在當時形成的感情結構。1950年代開始，被資本主義消費文化逐步構築出來的年輕自主性愈來愈凸顯(Seidman, Romantic 125)，並在各種社會運動的動員中形成「反叛有理」的坦然態度，年輕一代甚至對看來怯懦的上一代──雖然只僅僅差了幾歲──表示極度的不信任（「別相信三十歲以上的人」是當時年輕人的流行話）。更明顯的是，年輕一代的同性戀沒有經歷五零年代的高壓氣氛，因此也沒有像上一代同性戀那樣內化了自我懷疑和自慚退縮(Altman 60; Faderman, “The Big Bang” 19)，即使有不少人對自己的性身分還是覺得多少有些恐懼羞愧，但是已經有愈來愈多的同性戀開始擁抱新找到的自我肯定和驕傲(Altman 56)。有成員就注意到這個代間的差距：「新世代不但接受自己身為同性戀的事實，而且還囂張的向眾人炫耀，年紀比較大一點的男孩看在眼裡，臉上有著緊張的神色，只能關切的低聲耳語」(Teal 5)。這種種世代和氣勢上的發展都在努力維持溫和低調的同性愛(homophile)團體中激發新的視野和方向[17]。

以上這個歷史敘述固然提供了脈絡性的觀點，但是它也掩蓋了一個重要的事實：1960年代大量衍生而且被統稱為「新左派」(New Left)的社會運動逐步形成了新的抗爭模式和氣勢，許多進步人士都積極參與好幾個運動，而後來出現的激進行動派同性戀運動份子有很多早就是新左派各個社會運動的成員，他們認同的是左翼的社會變革理念，投入的是各式各樣的進步議題，並且在其中學習了強悍的抗爭氣息以及靈活的抗爭策略(Adam 82; Power 2; Teal 35)。這些左翼同性戀是在和同性戀身分直接相關的一些迫害事件中感受到累積起來的社會不滿，而既有的同性戀組織及非同性戀運動團體卻反應遲鈍冷漠時，才集結起來，凸顯同性戀性身分作為激進抗爭的另一個發話位置，形成一個新的運動，但是和其他社會運動之間則因為成員同時擁有的多重身分而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換句話說，同性戀認同在這個階段的浮現和激進化，和當時其他的抗爭運動及其左翼源頭有著骨肉相連的關係。

流傳至今，許多人都把1969年6月27日紐約石牆酒吧在被警方數度惡意臨檢後發生的暴動事件(The Stonewall Riots)當成同性戀解放運動的發跡時刻，然而事實上在石牆事件之前就有不少同性戀組織早已經在澎湃洶湧的各種社會運動潮流中逐步激化(Teal 33)。最明顯的例子包括，1962年Daughter of Bilitis的出版品The Ladder: A Lesbian Review改由Barbara Gittings擔任總編輯，她上任後一改社交聯誼的雜誌定位，開始用強悍的論述極力挑戰「同性戀有病」的說法，使DOB愈來愈像一個群眾運動。1965年DOB的老領導班子感受到周遭的激進形勢，在憂心忡忡中將Gittings去職，溫和路線和激進路線因而發生對決，最後DOB的會員們選出有史以來第一位黑人會長，取代原有的領導班子，也表明了選擇激進化的路線(Adam 77)。同年The Ladder刊出的街頭抗議實錄中也開始浮現一些首度參加公開街頭行動以表明抗爭立場時的新體驗和新情緒：「今天我丟掉了最後一絲恐懼」，「今天我覺得好像心頭落下了一塊大石」，「今天是我生命中最驕傲的一天」(Teal 24)。舊的自慚和恐懼在激進的運動經驗中逐漸退潮，新的自在自豪正在形成。另外，1964年，華盛頓的Mattachine Society也在Franklin Kameny的領導之下，開始採取正面出擊的策略向各個聯邦機構公開抗議政府對同性戀的歧視作風(Teal 14)。有別於紐約Mattachine Society的溫和路線，Kameny依循著黑人民權運動的口號「黑就是美！」(“Black is Beautiful!”)，提出「同性戀真棒！」(“Gay Is Good”)的口號，以高度肯定自我的激進作風為同性戀運動開啟另一個契機；影響所至，紐約的Mattachine Society 在1964年的改選中也決定逐出保守的老一代，改採積極路線(Adam 77)。還有，舊金山的「個人權利協會」(Society for Individual Rights, SIR)從1964年成立時開始，就一直不滿主流同性戀運動的停滯緩慢，並自行舉辦各種社交活動，開設各種服務設施來為同性戀者提供援助(Teal 23)。事實上，到1969年為止，美國各地已經有了十餘個頗為活躍激進的同性愛組織為同性戀積極爭取民權(Faderman, “The Big Bang” 19; Teal 28)。這些在石牆事件之前浮現的發展都顯示，高亢的自我意識已然逐漸形成1960年代年輕一代的基調，這使得新同性戀運動在重新集結時表達出最強悍不馴的抗爭風氣，也使得它和新左派的抗爭路線呈現合流的可能。

如果說1969年之前同性戀組織就已經逐步激進化，那麼把同性戀運動在石牆事件後的激化發展歸因於6月27日石牆事件點燃導火線，還是有點太過粗略。酒吧臨檢不是新事，警方暴力相向也曾經發生過，而且石牆事件中暴動的群眾多半是頗不為主流社會見容的勞動階級變裝皇后(drag queen)、女同性戀(dykes)、遊民、青少年等等，這些一般被認為文化水平不高的人在酒吧外鼓譟挑釁，嘲笑臨檢的警方或當場做即席的扮裝表演，更甚或丟擲銅幣、石塊、停車碼表等(Adam 81; Power 1)，按理說是不會引起太多關注的；後來的發展也顯示，連暴動群眾本身也並沒有在當下形成什麼組織。事實上，對大部分的同性戀而言，後來被建構成「石牆暴動」的事件，只是紐約區域報紙上的一個小新聞而已，《紐約時報》的小標題平淡的說：「四名警察在格林威治村的突襲中受傷」，而這類常見的標題根本引不起太多注意(Faderman, “The Big Bang” 17)[18]。

可是終究有一些深受當時左翼思潮影響的人注意到了這個事件，而當既有同性戀組織對這個事件的溫和反應無法滿足此刻因社會運動風起雲湧而激動澎湃的群眾情緒結構時，左翼出身的同性戀運動份子成功的運用新近流行的革命語言，把「石牆」發展成重要的的動員象徵：石牆事件中變裝皇后們的境遇被延申成為同性戀的共有處境，石牆暴動也因而標記了同性戀運動行動化、激進化的具體徵兆。

前面提過的資深女同性戀運動者Barbara Gittings曾經比較過早期同性戀運動和此刻激進同性戀運動之間的差異：「在1950年代的運動中，同性戀是向內的，集中於自己和自己的問題上；他們尋求的是包容和理解。在1960年代，我們是向外的，我們向自身之外去找尋問題的根源」(Teal 23)。可是在某一個意義上，這兩個歷史時段同性戀運動內部的焦慮，都環繞了同一個問題：邊緣性身分和激進政治身分倒底要以何種方式並存？而這個問題的迫切性，以及其中的各種動力糾葛進退，正來自周遭被各種力量激化了的政治氛圍。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使得當時的同性戀組織選擇了放逐激進政治成份以維護邊緣性身分的可敬存在，而在1960年代末期，激進的社會運動氛圍則使得此刻的同性戀運動開始思考：同性戀權益的爭取是否要繼續以平和的示威為主，還是也可以和新左革命派一樣，擁抱像石牆事件中所採取的暴動（武力）方式？這個在傳統和激進策略之間的抉擇，後來也進一步演變為同性戀運動與其他左派社會運動之間的互動關係考量。

石牆事件發生之後，酒吧附近牆上出現的抗議塗鴉喊出了另一種力量和自我意識。這些塗鴉模仿激進黑人解放運動的口號「黑人力量！」(Black Power)，把它改寫為「同性戀力量！」(Gay Power)、「反串力量！」(Drag Power)，以此描繪出另一種同性戀形象，不再是低調的，隱蔽的，而是強悍的，誇示的，而這些塗鴉所具象的同性戀氣勢很快就震動了既有的組織。石牆事件後不到一星期，同年7月4日，歷史悠久的Mattachine Society在聚會中討論到石牆事件，由於會內自命中產階級而且有文化品味的同性戀領導者在這件事上採取極為低調的態度，對石牆事件當晚勞動階級群眾的暴動手段不表苟同，使得組織內一群比較年輕、有新左派思想、在激進政治運動上頗有經驗的男女同性戀者極為不滿，決議在Mattachine Society之下組成一個所謂「行動委員會」(Action Committee)，自行發出文宣，呼籲大家組織起來抗爭(Adam 81)。「行動委員會」在7月9日舉辦第一次「同性戀力量」(Gay Power)聚會，當有人提出變裝皇后和遊民對石牆事件所做出的具體貢獻時，Mattachine Society在場的主流成員又試圖壓抑這個聲音，不想談石牆事件中具體的社會邊緣人（甚至所有受壓迫的人）以及他們的處境，而只想一般的來談如何在冗長的修法過程中進行法律條文的修改，以提升所有同性戀的處境(Teal 16)。這個在意見和策略上的分歧，暴露出主流同性戀團體的中產階級眼界以及他們對抗爭方式的保守觀點，也迫使「行動委員會」開始重新評估和既有主流同性戀團體的關係。

7月16日第二次「同性戀力量」(Gay Power)聚會討論抗爭方式時，差異的意見更加明顯。主流派同意警方無理暴力之風不可長，但是強調應該維持和建制之間的友善關係以便推動修法，當與會人士熱烈討論要以何種積極的示威抗議措施來聲援石牆事件時，Mattachine Society在場的助理建議只需在公園內燭光守夜抗議，因為──要堅定，但是也要「友好而和藹」。新左派反越戰團體出身的James Fouratt強烈的反彈，主張同性戀運動需要開始嘗試新的運動策略和群體動員方式：「和藹個屁！你看，又是那個同性戀刻板形象！……我們一定要激進化……老兄！為自己而自豪吧！如果一定要暴動或動刀槍才可以讓他們認識我們的本色，那也沒什麼，條子們本來就只聽得懂這種語言……所有受壓迫的人要團結起來！這個體制就是靠著分化我們來削弱我們……我們一定要和所有的新左派合作」(Teal 18-19)。就在這次的聚會中，「行動委員會」決定和Mattachine分道揚鑣[19]。

為了表達明確的激進意含，新的同性戀集結採用了當時色彩鮮明的新左派語言。於是當那些和Mattachine分道揚鑣的「行動委員會」成員以及其他來自不同新左派運動背景但是有相同激進理念的同性戀者決定在7月24日集結聚會時，他們的文宣標題就明白宣告了「同性戀革命」(The Homoseuxal Revolution)的到來，這份文宣也首度把同性戀運動描繪成廣泛的「革命運動」(revolutionary movement)的一部份(Teal 19)，追求的是選擇「不受騷擾的生活方式，公開愛我們所愛之人」的權利，「我們拒絕接受異性戀加諸於性的罪惡感」(Teal 20)。一星期後，7月31日同性戀新左派在「另類大學」再度聚會[20]，這兩次聚會的結果籠統的形成了一個新的、與比較溫和的同性愛(homophile)組織分庭抗禮的運動團體，並自我定位為「同性戀青年反叛」(gay youth rebellion)的一部份(Faderman, “The Big Bang” 21)，正式採用「同性戀解放陣線」(Gay Liberation Front, GLF)作為名稱以宣告自身的左翼淵源──五零年代尋求脫離法國殖民統治的阿爾及利亞恐怖主義組織，以及越戰中由共產黨的胡志明所領導的反帝隊伍，都選擇稱呼自己為「國家解放陣線」(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Teal 22)──而「同性戀解放陣線」的名稱選擇，不但表明這個新的同性戀「組織」是以政治上的左翼激進立場集體出櫃，再度結合激進的政治身分和邊緣的性身分，同時也預示了這個「陣線」的運作將以上述反殖反帝的激進模式為原型，並與其他激進的左翼運動形成連線。

說「同性戀解放陣線」是個「組織」或許是一種誤導，因為相較於1950年代階層關係嚴謹的左翼「同志」地下組織Mattachine，1960年代公開宣告性身分的「同性戀解放陣線」很主要的一個特性，就是它沒有什麼嚴謹的組織架構，它是一個「運動」(Power ix)。雖然也和Mattachine的左翼策略一樣以細胞組織為主要發展模式，但是「同性戀解放陣線」的細胞組織是平行發展、獨立互動的，而且它歡迎所有同性戀加入；事實上，它也沒有什麼正式的「成員」，只要參加它所舉辦的各種活動就算是「陣線」的一份子，可以發言，可以參加決議(Teal 84)。在60年代美國國家機器被社會動盪衝突逐步削弱的政治氛圍中，此刻的「同性戀解放陣線」已經不再需要像麥卡錫年代那樣，用高度嚴謹隱密的組織架構來確保成員和組織的安全，而可以公開的、自在的高談闊論，甚至主動出擊；另外，「陣線」中來自各種異質運動背景的進步份子也在日漸強化的個人主義基礎上，選定民主參與模式作為最合乎正義原則的運作方式，以避免任何人長期壟斷或主導「陣線」的運作，因此在一切的聚會討論中都是透過冗長的討論來尋求達成共識，而不願意用多數決的投票暴力來任意決定事情：民主討論雖然「常常費時，但是可以促進團結」(Teal 84)。

「同性戀解放陣線」在這個階段的出線，帶動了兩個很明顯的發展，而它們都標示出同性戀運動「酷兒化」的趨勢。第一個「酷兒化」的發展就是前面已經提過的新的同性戀自我形象和氣勢。

「同性戀解放陣線」的具體口號就是：「做你自己，不必害怕」(Be Yourself; Don’t Be Afraid)(Teal 94)，這個口號接合的是1960年代波濤洶湧的個人主義和社會運動，因此掀起強大的感染力。就同性戀團體而言，「自豪」的具體表現就是在此時開始流行的「出櫃」(come out)行動，新一代的同性戀「已經脫去或正在脫去所有殘留的同性戀羞愧，他們想要活在日光下」(Teal 35)；有一個「陣線」成員說：「我沒把『陣線』當成一群正在出櫃的人；我認為他們是一群早已徹底出櫃的人，隨時可以走上街頭加入戰鬥。我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的人」(Teal 35-36)。值得注意的是，對此刻的同性戀解放運動而言，出櫃不再是向自己或親近的朋友承認同性戀的身分而已，這個內部的交心現在被轉化為公開的承認，而且主要考量不再是「向誰」承認，而是「以什麼態度」來承認同性戀身分，其中最重要的內涵就是「拒絕原本黏在同性戀身上的負面社會意義，代之以驕傲和自我肯定」(D’Emilio & Freedman 322)。在街頭運動集體呼喊的高亢口號和理直氣壯的挑釁態度中，「出櫃」首度有了它最具衝撞力的形體。值得一提的是，作為最新發展的自豪形式，這份屬於同性戀自己的驕傲，在某個程度上，正是在一個籠統的左翼連線中，向另外一些受到壓迫的異議群體──例如黑人、女人、政治異議人士等等──學習，以及在和後者並肩作戰的抗爭行動中發展出來的。[21]

出櫃的衝力不是只影響到某種單一性質的性身分而已，事實上，左翼「同性戀解放陣線」的出櫃氣勢也使得女同性戀身分在那個時刻展現出另外一種面貌來。新左派進步陣營在某些方面一向缺乏平等進步的性別意識，因而激勵了「婦女問題」(The Woman Question)於1967年在新左派大會中的積極出線(Echols 38-43; Faderman 210-12)；但是1968年8月因拒斥新左派的性別盲點而正式分支出來的「婦女解放運動」(Women’s Liberation)，在性身分意識上的說法更令人不敢恭維(Echols 210-15; Faderman 212-14)。被進步運動掃過的女同性戀在男同性戀佔絕大多數的「同性戀解放陣線」中仍然覺得被忽視，1970年春天「陣線」中的女同性戀開始籌劃自己的舞會，一方面聯誼，一方面募款，後來有一部份女同性戀便自組「激進女同性戀」(Radicalesbians)，和別的獨立女同性戀組織（如「同性戀女人解放」）一起創造新的運動場域(Adam 99; Teal 165-69)。值得注意的是，新左的運動經驗促使激進女同性戀在1970年的「全國婦女組織」大會上，以婦運大老貶抑女同性戀姊妹的封號「紫色麻煩」(Lavender Menace)作為抗爭焦點，將這個貶抑的名號「酷兒化」為自傲的口號，正面挑戰主流婦運，後來甚至引發婦運陣營中的「清同」，激進的女同性戀如前「陣線」成員Rita Mae Brown和Martha Shelley都被逐出了婦運(Adam 97; Echols 213-15)。除了在性身分上的毫不退縮外，Brown和Shelley也都在「同性戀解放陣線」的運動經驗基礎上認定女同性戀應該和其他在種族和階級上被壓迫的人民連線結盟。有意思的是，階級政治上的差異常常被置換為性別政治上的疑慮：當她們這個串連的立場被人批評時，批評者並沒有直接指出這個立場是左翼的，相反的，這個立場被描述為「認同男性」的(Adam 103)。無論如何，女同性戀運動在這個階段的突飛猛進確實和領導人物所感受的左翼震盪（不管是贊同或保持距離）有關，並且也因為這些進步經驗而在氣勢和激進思考上超越了主流的婦女運動。

當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欣賞這種公開的、理直氣壯的氣勢，許多人也對同性戀者新近採取的激進挑釁方式覺得不安。Mattachine的一個成員就批評「陣線」好像「充滿太多罪惡感和自恨自棄，以致於他們必須向別人狂喊：『我是同性戀！你一定要接受我！然後我才可以接受我自己！』」(Teal 60)。然而，對新一代的激進同性戀而言，有自豪而不表現、不宣告，只能低調的對歧視表示不滿，那才是不可思議的，這樣的行動派運動態度，甚至使得有些「陣線」成員開始思考逼迫尚未表態的同性戀知名人士「現形」(outing)，以進一步激化同性戀運動的氣勢(Teal 63)。這意味著「自豪」所帶動的激進策略，在另一個著力點上已經開始形成出櫃和現身的壓力，也在運動動力學的層面上為「同性戀解放陣線」的未來運作投下變數。

除了發展出駕馭在左翼氣勢上的性身分自豪之外，在新左派的統一戰線趨勢影響之下，對整體壓迫所進行的結構性分析也使得同性戀解放運動在這個時刻跨越了身分認同的疆界，和別的社會運動發展出實際的連線聯盟來，這是新同性戀運動的第二個「酷兒化」發展。

其實「同性戀解放陣線」自稱為「陣線」就宣示了這個組織不是一個排他的單一組織，而是希望維持某種有廣泛包容性的連結，好與其他運動組織的成員形成串連，互為支援(Hogan & Hudson 239)[22]。這種連線關係在「同性戀解放陣線」尚未完全成形定名之前就已開始嘗試建立。以一個最「刺眼」的例子來說[23]，尚未離開Mattachine的「行動委員會」計畫在1969年7月29日舉行「同性戀權力守夜」以抗議警察的騷擾，他們在事前派發宣傳文宣時碰到幾個黑豹黨成員剛好在格林威治村的女子拘留所前示威抗議要求釋放被捕的黑人女性。黑豹黨成員聽見「同性戀力量」(Gay Power!)的口號時，前來加入聲援，雙方有了一次美好的合作經驗。後來在「行動委員會」的討論中Michael Brown建議禮尚往來，在黑豹黨舉行抗議活動時也加入聲援，可是這個建議立刻引發母會Mattachine的譴責；對總部而言，委員會的成員只能介入和同性戀相關的行動：畢竟，天下那麼多受壓迫的人，Mattachine Society是不可能全面關心所有「人類解放」的(Teal 17)。在這個節點上的意見差異也造成了「行動委員會」和母會之間的隔閡，促使異議份子後來脫離Mattachine而自立門戶，但是敵愾同仇的連線合作卻使後來成立的「同性戀解放陣線」維持和黑豹黨之間的友好關係。黑豹黨最高總指揮Huey P. Newton也是美國第一位公開支持同性戀－異性戀平等的知名異性戀男性(Teal 153)，他在1970年便以公開信表達和同性戀解放的革命同志團結：「一個人應該有自由以他想要的方式使用自己的身體……我們沒有理由說同性做不成革命份子……相反的，或許同性戀是最具革命精神的…」(Adam 86; Thorstad 326-27)。這些連結動作與其說是出於像黑豹黨這類非同性戀團體的覺悟，倒不如說是新左派的串連理想和整體的社會分析，使得不同的抗爭主體得以在一個鬆散的革命理念之下合作。

「同性戀解放陣線」成立後仍然積極與其他社會運動連線，以展現同性戀在壓迫的體制中與其他弱勢受壓迫者同命，並在美國當時激烈爭議的政治社會等等議題上表示激進的立場[24]。1969年8月中，「陣線」成員參加了紐約市反戰和反徵兵的活動，「陣線」的旗幟首度公開展現，吸引了無數媒體，也上了電視，這可算是「陣線」第一次參與非同性戀的抗議活動，在非同性戀的示威場合展示性身分的出櫃(Teal 36)。在串連統戰的影響之下，連大型的同性戀組織都展現出和其他激進社會運動組織或行動合流的趨勢。1969年8月下旬，第四屆「北美同性愛組織會議」(North America Conference of Homophile Organizations, NACHO)在堪薩斯召開時就浮現了激進路線，還發表了一篇＜激進宣言＞，展現與所有少數族群（包括黑人、女人、西裔、嬉皮、學生等遭受壓迫的人）並肩戰鬥的決心，在行動和宣示上顯示左翼的色彩(Teal 38)。10月15日「陣線」成員參加第一次全國性的越戰停戰示威，並在文宣上明白宣告：「同性戀者常常感覺自身是與大部分異性戀者相左的，而這是我們社會中一個很遺憾的分歧。因此同性戀解放陣線歡迎這個機會，能和支持停戰要求的異性戀者並肩作戰，因為數以百萬計的女男同性戀者和數以百萬計的女男異性戀者一樣，有著完全一樣的反戰立場」(Teal 52)。1970年第五屆「北美同性愛組織會議」在舊金山召開，大會甚至通過正式決議，直接要求美國從越南撤兵，要求授權同性戀罷工日，而且要求跨越國界和歷史時空，呼籲紀念二次大戰時在納粹集中營中喪生的同性戀(Adam 86)。在這些決議中，同性戀團體的關切已經遠遠超越了單純的、眼前的、畫地為限的性身分訴求，而嘗試和其他議題連結，尋求和其他社會運動的共通性，在不同的議題訴求上互為奧援。

「同性戀解放陣線」在議題上的多元發展並不只表現為和其他運動團體的平等連線，事實上，它的激進策略和自豪的主體養成也在本身同性戀社群中召喚出更多的主體位置、慾望、及不滿。在「陣線」中浮現的婦女運動議題(cf. Echols; Teal 169)、種族差異議題(Teal 194)、女同性戀議題(Teal 170-72)、變性者和反串者議題(Teal 190-95)，都在群體內部漸次形成新的小組織，新的關切，也在「陣線」鬆散的民主氣氛中對舊的組織提出震聾發瞶的提醒。在這個時代氛圍之下，左派政黨或許對同性戀還是採取保留態度，但是個別左派所組成的小組織卻沒有走老一輩的路線，因此70年代初期美國也出現了不少訴求不同主體的左派同性戀組織。例如：「同性戀解放陣線」內部的社會主義革命派組織了「紅蝴蝶」(Red Butterfly)；對同性戀所遭受的壓迫提出精闢馬克思主義分析的英國「同性戀左派集體」(Gay Left Collective)；洛杉磯的「紫色與紅色聯盟」(Lavender & Red Union)；紐約的「女同性戀與男同性戀社會主義者委員會」(Committee of Lesbian and Gay Male Socialists)；還有「同性戀革命與同性戀火焰」(Gay Revolution and Gay Flames)；「紫色左派」(Lavender Left) (Thorstad 322)；「激進女同性戀」(Radicalesbians)；「街頭變裝行動革命者」(Street Transvestite Action Revolutionaries)(Hekma et. al. 2)等等。這些組織並非侷限在白種中產階級之內，例如非裔和西裔同性戀也組成了「第三世界同性戀革命」(Third World Gay Revolution)等組織(Adam 85)。甚至早在1969年，非左派的團體，紐約的「同性愛行動聯盟」(Homophile Action Alliance)也已開始援用左派的字彙來宣告：「我們活在革命的年代中，而這個國家的革命諺語就是──對抗」(Faderman, “The Big Bang” 18)。這些新的細胞組織都為70年代的同性戀解放運動注入了多元異質的因素，也使得左翼同性戀的操作方式在各個運動場域中留下不可磨滅的痕跡。

「同性戀解放陣線」和新左派運動之間的千絲萬縷牽連──表現為成員的多重身分、左翼同性戀小團體的蓬勃發展、以及街頭抗議活動的重疊性──當然也會引起關切，許多資深的同性戀運動人士對新的激進同性戀者不滿。畢竟，對那些長久以來一直在走比較平和的同性愛(homophile)路線中的人士而言，好不容易才等到了此刻，修法看來有望，法院對同性戀案件也開始有了一點友善的回應，同性戀似乎有機會分享主流社會資源了，可是，就在這一刻卻跑出來一堆年輕的同性戀，不但不在這方面繼續積極努力，反而蔑視老一輩的努力，一心只想推動更廣大的社會革命，要分心去支援別的運動(Teal 74)。面對日漸激進的同性戀運動，傾向主流的人因此提出警告，認為同性戀運動「不但會因為和非同性戀的運動連結而受到阻礙，更會因為各種非暴力或暴力的激進行動、或者因為採取左翼傾向、或者因為和左翼組織結盟，而嚴重危及自身」(Teal 74)。其實這個憂慮也不是此刻才有，早在1969年5月的同性戀雜誌Advocate中就已出現了題為＜別再和新左派一起廝混了！＞的文章。反對和左派走得太近的同性戀曾經歸納出他們反對的理由：第一個原因是經濟的考量，因為同性戀社群需要穩定的、富裕的社會，「我們倚賴那些有經濟實力的中產階級異性戀者來支持我們的舞台表演、髮廊、時裝行業、以及其他服務」(Teal 76)；第二個原因是因為同性戀所訴求的目標──例如被主流社會接納──和新左派的激進社會革命目標極端相反；第三個原因則是因為「一般」的同性戀對革命沒興趣；第四個原因是因為新左派在同性戀議題上心口不一(Teal 76)。這些複雜但口徑一致的疑懼，使得同性戀運動和新左運動之間的關係，在「同性戀解放陣線」之內一直不定時的引發緊張的狀態。

除了運動策略問題之外，身分認同的優先順序也在組織和個人層次上都形成拉鋸。「同性戀解放陣線」剛剛成立就已經開始爭議要不要和當時最大的新左派學運團體「民主社會學生聯盟」(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SDS)連線，以便在新左派的組織內發展少數族群的議題路線，更加擴大同性戀的戰線；畢竟，對很多新近激化的同性戀激進份子而言，做個激進份子就意味著在所有的社會議題上都要有激進的意識和行動──只有全方位的激進份子，而不可能維持只做同性戀激進份子。倒底是Left Gay還是Gay Leftists，名稱的選擇就標示了主要身分認同的認定。然而成員們有很多都是早年先在新左派運動中成長，有了好一陣子的運動經驗，然後才在同性戀解放運動中浮現他們另一個新的認同身分，對他們而言，這兩個身分之間的關係或許並不是份量孰重孰輕的問題，而是在歷史經驗的時序上有先有後的問題(Teal 35)，但是在運動路線的選擇上有爭議的時候（例如要不要和黑豹黨或新左派連線時），這個時序上的先後卻很容易被詮釋並僵化為身分認同的忠誠問題，因而為主體造成抉擇的困難。

當激化的社會氛圍使得個人忠誠與否的選擇益形尖銳時，組織內部的分裂局勢也就很容易出現了。1969年11月「同性戀解放陣線」內部的分歧已經開始被建構為另起爐灶的必要；有趣的是，出走的成員並沒有把前面所說的對左翼路線的疑慮提出來作為理由說明，而是選擇在身分認同和運動成效的軸線上提出異議。從「陣線」出走自立門戶的Jim Owles和Marty Robinson都說是因為「陣線」太過混亂，無組織，缺乏經過一定選舉程序而產生的領導階層，言論高亢而無實質效應，常常和一些不一定尊重同性戀的運動組織連結，而且太過關注廣泛的社會革命而沒有把全副精力放在和同性戀權益相關的事情上，所以Owles和Robingson才想到另外成立了「同性戀行動份子聯盟」(Gay Activists Alliance, GAA)，以便專心的推動和同性戀權益直接相關的議題(Adam 86; Teal 110)。可是觀察者也注意到，真正讓許多同性戀者不安的是「陣線」的左翼連結；例如「陣線」中存在著的細胞組織中有像「六月二十八」之類的激進左翼革命團體，更具體的因素則是分裂當晚的討論議題──正是「陣線」是否要支持黑豹黨，而投票結果是肯定的，因此GAA的出走，事實上絕對和政治立場有關(Teal 89)。可是這兩個團體後來還是在許多場合中並肩作戰。

GAA的運動策略被稱為「保守的激進主義」(conservative radicalism)，因為它選擇在老派同性愛路線和激進派左翼同性戀路線中採取中庸之道(Teal 111)，它主張在現有的建制之內運作，以漸進平和的方式來爭取同性戀權益。由於它有傳統的嚴謹階層組織架構，有比較溫和的運動氣質，想在現有體制內訴求主流價值以提升同性戀的個人生活品質，因此這個組織後來證明是比較討好當下大部分飽受歧視的同性戀的口味的。至於激進鬆散的「同性戀解放陣線」，在成立之時便有各式各樣的小組織和各種衝突差異的運動氣質，再加上它執行的模式是參與式民主，在紀律和效率上都不如GAA，時至1971年，「陣線」已經幾乎虛有其名，史家也說「陣線」(Front)在發展過程中愈來愈像個「門面」(front)。以紐約的「同性戀解放陣線」為例， 1970年夏末，它包含了19個行動小組（也就是細胞組織）、12個意識覺醒小組、週三有專屬男性的聚會、週日有專屬女性的聚會、3個群居團體、以及1個激進讀書小組，除了每個星期天晚上的大聚會之外，要是有特別議題出現，還會臨時組成其他團體來進行辯論，但是本身卻根本就沒有任何憲章或專職工作人員(Teal 136)。以階層化的思考來看，這樣一個「陣線」或許在各種議題紛紛出籠的年代中容易形成力量的分散，但是由於所有這些小團體都是自立運作，在協商中形成聯合的「陣線」，因此反而使得「陣線」所發展的自豪氣息和串連策略有最大的空間擴散滲透到各種團體和組織中，成為日後抗爭運動的新起點。

結語

從這個歷史的傳承來看，1990年代出現的酷兒運動引人注目的抗爭策略和令人不安的激進立場，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在本文中所提到的前期以左翼為立場的同性戀運動中找到前驅[25]。畢竟，性身分的抗爭出線總是被許多社會因素穿透折射的，而在激化震盪的政治氛圍之內，性身分所建構的「同質性」立刻承受嚴重的考驗，性身分的複雜糾葛也立刻在運動團體內部形成各種波動。事實上，不僅性身分，各種認同政治的運動都曾經或正在面臨同樣的考驗，可是，正如前文所示，這樣一個歧異會以什麼形式來表現、化解、排擠或根本分裂，還要看當下的社會政治氛圍以及運動成員的互動角力來決定；美國同性戀運動酷兒化過程中的歷史公案正為我們在這條軸線上的思考呈現了可能的面向。

許多研究「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人都在理論的解說中凸顯了酷兒身分認同之抽象流動，酷兒身分也常常被人描繪為游移的、變動的、多重的，因此聽來也帶著自由自在、活躍變換的驚喜樂趣。但是在歷史的過程中同時看到的是，性身分的酷兒化過程事實上常常伴隨了──而且也必須面對──暴力壓抑的回應；而令人深思的是，這樣的暴力壓抑往往並非來自同性戀運動所對抗的父權異性戀體制，相反的，它來自「同一」性身分的兄弟姊妹們，它來自掩蓋在性身分之下的政治身分（階級、種族、文化等）的差異和因此而來的壓迫。從這個角度來看，（左翼）酷兒身分在高度壓力之下卻仍然高亢的向著──不是主流的、可敬的、受歡迎的、被欣羨的方向──而是邊緣的、被放逐的、最強烈受到壓迫的、那不可說的方向歡欣的流動，並且以靈活的策略將酷兒在歷史進程中發展出來的各種特質滲透進入各個社會文化領域，這樣百折不撓的抗爭和運動，恐怕正是（左翼）酷兒運動最可貴的傳承。

註

[1] 本文是筆者為「情慾政治」(erotic politics, or, politics of sexuality)所寫的「導論三部曲」的第三篇。第一篇是〈性革命：一個馬克思主義觀點的美國百年性史〉，收錄於《性／別研究的新視野：第一屆四性研討會論文集》，何春蕤編，元尊文化，1997年，33-99頁。最先寫完的第二篇〈色情與女／性能動主體〉發表於《中外文學》第25卷第4期，1996年9月，6-37頁。本文也是筆者所主持的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編號NSC87-2411-H-008-006之結案報告。

[2] 1960年代普遍的性革命現象固然有其突破成規的訴求，但是其思考的基準仍是啟蒙以來個人主義式的普同人權，其下假設的仍是普同的主體性，因此追求的是一個建立在普同人性上的情慾自由(cf. Ehrenreich et. al.)，它的肯定自我是狹義的個人自我，因而在認同上也比較沒有思考和其他群體的關係。這和90年代酷兒運動有很大的不同。酷兒運動的興起在這幾方面都有更寬廣的定位，在抗爭的策略上也嘗試擺脫空泛的個人自由而指向社會資源的分配和分享。

[3] 1950年代美國政治高壓氣氛之下，性與政治、同性戀與共產黨經常同時成為個人生命中不可言說的祕密，也因而常常成為沈默的空白。參見Jacquelyn Dowd Hall, “Open Secrets: Memory, Imagination and the Refashioning of Southern Identity,” American Quarterly 50.1 (March 1998): 109-124。

[4] 在The Mattachine（1953年改組後正名為Mattachine Society，參見Teal 28)出現之前當然也有其他類似組織，只是後來沒有進一步的發展。例如紐約和洛杉磯的Veterans Benevolent Association就曾經在1947年私下印行內部流通的Vice Versa刊物，以延續戰爭動員期間建立的同性戀人際關係網絡(Adam 67)。Mattachine Society的前身International Fraternal Orders for Peace and Social Dignity（又稱Bachelors Anonymous，名稱可能來自同性戀組成的Bachelors for Wallace助選團體）在1950年也宣稱是一個「服務和福利的組織，致力保護並促進社會中雌雄同體的少數人」(Thorstad 339)。

[5] 這段歷史的研究因為性質特殊，而且十分敏感，其實在大部分史家的寫作中都是簡略的帶過，只有深具左翼立場的John D’Emilio做了比較完整的資料收集。

[6] 1917年俄國革命之後本來設立了一些非常進步的、開明的政策，在婚姻、性、教育上都有前所未見的突破性新措施，因此二零年代就已經形成共識，不讓國家的權力涉入私人生活領域，而邊緣情慾如肛交、同性戀等也都不再被視為罪行。可惜，史達林建立他的獨裁政權後全面掃蕩異己，1934年同性戀再度成為罪行，1944年墮胎重新被視為非法，連離婚都有可能要罰鍰(Adam 50-52)。風氣所至，其他各國的左翼組織也都展現類似的緊縮。

[7] 本文將以加了引號的「同志」來指涉左翼政治認同和同性戀認同在個別主體身上的合一。

[8] 創始的五位成員都有豐富的受迫害及抗爭經驗，如Hay的激進劇場經驗；Rowland在美國退伍軍人委員會工作時就遭受反共檢驗；Jennings曾為加州的日裔權益而努力；Gernreich逃離了奧地利以避免納粹對猶太人和左派的迫害(D’Emilio 24)。這些激進的政治抗爭經驗與他們個人長年隱藏的同性戀身分，共同塑造了他們認識迫害的角度。

[9] 這種缺乏行動力的表現可能需要歷史原因來解釋。畢竟，「50年代早期尚無任何大型的示威行動以支持個人對現狀的挑戰，也沒有什麼廣受人注意的次文化來合理化另類的生活方式；相反的，整個同性戀次文化中都瀰漫著一股不安的、脆弱的氣氛」(D’Emilio 29)。

[10] Mattachine過度快速的成長也使得組織的運作倍受壓力，討論小組的領導階層往往缺乏足夠認知和調教就披掛上場，使得組織的共識和向心力日漸單薄；同時，核心成員Hay和Rowland也開始辯論是否要重組Mattachine成為一個開放的地上組織，還是維持某種封閉性和純淨性(D’Emilio 37-38)。不過，在核心成員尚未達成共識之前，1953年的Mattachine大會就已經改弦更張，把左翼的成員全部趕出了領導階層（下詳）。

[11] 這次的「清黨」對創會元老而言，不但是組織上的挫敗，更是人生的重大打擊，Hull後來自殺身亡，Jennings徹底退出運動，Rowland酗酒以終，只有Hay持續活動，終究在1970年代的同性戀解放運動中看到理想的再生(D’Emilio 54-55)。

[12] 女同性戀則在1955年組成了Daughters of Bilitis的聯誼組織，但是在類似的氛圍中，這兩個團體的性質都有頗為明顯的階級傾向。

[13] 這種所謂Consciousness-raising的群體交心活動包括中共在農民中推動的「憶苦思甜」，美國南方黑人解放運動所推廣的「細訴真相」(tell it like it is)等，瓜地馬拉的革命游擊隊也使用過類似策略來提升群眾意識。

[14] 19世紀由左派帶動的勞動階級運動已經使用了某些「直接行動」策略來具象訴求，除了這個歷史傳承之外，1960年代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領袖金恩引申了印度精神領袖甘地在尋求殖民地獨立時所採用的非暴力抗爭策略，鼓勵黑人不再以規避、沈默、隱忍來容許白人對種族不平等視而不見，而改以不含武力暴力的靜態行動（像靜坐、示威、佔據白人特定座位等等），踰越／凸顯種族規範，挑戰／挑釁當時的族群隔離政策，以強迫統治者面對弱勢的存在。其後的各種社會運動都深受這種運動策略的啟發，並在「直接行動」的基礎上發展出各有不同程度的衝撞策略，其中尤以美國的愛滋組織Act Up和英國的OutRage最具有爭議性，最活躍抗爭的同性戀團體Act Up就曾積極的研究石牆事件後激進同性戀解放運動的各項運作，以學習過去的教訓和訣竅(Katz xvi)。

[15] 這樣的敘述描繪的是個別運動之間的相互模仿，但是它本身也割裂了社會運動之間的互相重疊；畢竟，運動中的個人成員從來就擁有多重身分和認同，也常常為了不同的理念和理想而同時加入各種不同的運動抗爭。換句話說，1960年代興起的各種樂觀而強力肯定自我的運動──不管是黑人民權運動或是婦女解放運動或是反戰運動──都有無數同性戀在其中，激進社會運動雖然滋養了同性戀的抗爭動力，但是同性戀的性身分在這些組織中卻是隱諱的、被壓抑的，也因此是與各種權益和頌揚隔絕的。1960年代末期婦女運動因抗議新左派陣營對婦女議題的輕蔑而脫隊形成自己的運動，形成第二波婦女運動，以及同一時期同性戀運動自新左派陣營中脫穎而出，凸顯自己的訴求和運動理想，這些分裂發展都記錄了這個歷史發展(Adam 79; Echols 27)。

[16] Beat意指「耗盡」，但是同時也來自beatitude，也就是「極樂」。Beat世代希望在過度腐敗、過分看重物質、充滿黷武精神的年代中，透過清貧的生活和各種迷幻藥、酒精、性實驗，在沮喪無力的深淵中達成靈性上的啟發和心理的平靜。代表人物是在舊金山City Lights書店聚集的詩人Allen Ginsberg、Gregory Corso、Gary Snyder、William Burroughs等人，他們的作品中對同性戀都有突破常規的肯定和頌揚。

[17] 1974年就有人注意到，在募款時那些最有能力捐款的律師、醫生、專業人士就連匿名或間接捐款的勇氣都沒有：「一整個世代的同性戀都已經完蛋了──他們已經徹底的、沒希望回頭的被父權文化洗了腦，變得怯懦了。如果我們的社群要成為現實，準備的工作和日後的報償都要歸於年輕一代了」(Duberman 284)。

[18] 石牆事件並非警方惡意騷擾同性戀的唯一案例，酒吧區內的警方惡意臨檢是常有的事。即使在酒吧區外，在石牆事件後一星期之內，紐約市同性戀常常流連的一個公園就不斷遭到一些激烈的市民糾察隊騷擾，這些市民以手電筒和無線電對講機在公園內製造困擾，被質疑其權威時還說是有警方的認可。7月2日，公園中的許多樹木在夜間被全數修矮，以掃除公園中的隱密性(Faderman, “The Big Ban” 21; Teal 10-11)。8月3日新近成立的「同性戀解放陣線」和Mattachine Society的第二個「行動委員會」這兩個團體曾為此事舉牌抗議(Adam 85; Teal 36)。

[19] 後來另外一批人在Mattachine Society中又成立了第二個「行動委員會」，採取平和的靜坐和佔領空間的方式來抗爭，但是在年輕一代之中一直沒有多少吸引力(Teal 19)。

[20] 「另類大學」是當時進步人士開設的一個夜間學校，沒有成績、學分、或年齡限制，專門提供「別的地方不提供的課程」(Teal 20n)。

[21] 史家當然也注意到這種自豪的戲劇性展現，可是其中頗為發人深省的是，自豪、肯定自我、驕傲等等情緒的文化形象及象徵常常是帶著性別蘊涵的。換句話說，在既有文化脈絡內想要展現以上氣勢，往往就意味著採用陽剛的、男性的符號和表現方式，因此史家觀察到，1970年代當異性戀男人逐漸以中性的、雌雄同體的裝扮（如長髮、亮色、柔軟布料）來表現自我的開明形象時，男女同性戀卻轉而穿著牛仔布、方格、及皮革等充滿陽剛氣息的裝扮以展現力量(Adam 104)。這樣一個分歧發展，在性與性別身分的糾結操作中，以及在性別角色和刻板形象的界定中，都投入了複雜的因素。

[22] 他們當時奉為圭臬的讀物都是左派的經典，其中最主要和情慾解放相關的就是Wilhelm Reich的《性革命》和 Herbert Marcuse的《愛慾與文明》(Hekma et. al. 2)。

[23] 說這個例子「刺眼」不但是因為這兩個團體的結盟跨越了好幾條社會軸線：種族的、政治的、性身分的、抗爭策略的，同時也是因為這兩個團體在當時歷史脈絡中的激進、為主流社會不齒的形象。

[24] 1972年著名的專欄作家Jack Anderson透露美國安全人員長期監控的名單上就有「同性戀解放陣線」，監控的理由是「防止政治暗殺」，這當然是美國在60年代在包括金恩、甘迺迪兄弟等一連串政治暗殺後加強安檢的重要理由，但也顯示「陣線」被視為危險暴力組織(Thompson 68)。

[25] 以最刺激眾人想像的「酷兒國族」(Queer Nation)為例，這個1990年在紐約市成立的直接行動組織之所以採用「酷兒」「國族」為組織和個人身分之名，就表明了一種反對同化融入、維持特殊性的立場，也標示了它不甩成規的自豪氣魄：最新一代的同性戀者已不再尋求融入主流，相反的，他們肯定自我，充滿創意，知道如何操弄媒體，也不怕採取令人側目的手法。當然，「酷兒」一詞在被西方同性戀重新奪回用以定義自我的歷史時刻也是多有爭議的，1993年舊金山「同性戀自豪大遊行」決定採用「酷兒年」為主題，多多少少正式認定了它是同性戀運動的身分代表，也因此立刻廣泛引發眾多同性戀者投書報端辯論此一舉動的意義和影響(cf. Thomas)。這樣一個意見上的強烈分歧正反映了運動路線主流化或邊緣化之間的歧異，也凸顯了性身分糾葛的政治（階級、族群、性別等等）身分。後來「酷兒國族」據說是因為兩個──聽來非常熟悉的──原因，很快就在1991年瓦解：第一，這個組織很鬆散，一切決策都用討論共識的方式進行，容易產生異議；第二，這個組織維持了左派組織一貫的統戰立場，寬廣的參與其他抗爭議題，也因此政治立場上的意見差異往往在組織內部形成張力，例如，當「酷兒國族」加入抗議美國發動波斯灣戰爭時，便有同志批評這個行動與同志議題沒有直接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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