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1998年10月18日國科會『全國人文社會科學會議』人文學北區會前會中的發言）
我想，國科會之所以耗費人力召開『全國人文社會科學會議』當然有其現實面和行政面的考量及動力，但是就我們外文學門中的研究同仁而言，這樣一個會議倒提供了一個討論本身學門發展的機會。我想就周英雄老師的引言出發，來談幾個和人文科學整體的邊緣化以及未來可能的發展相關的問題，也就教於各位前輩同儕。
周英雄老師的分析首先就描繪了各校外文系所的課程安排，並以台大和師大為例來說明其中的差異，在教學和研究上所造成的影響。周老師雖然沒有明說，但是字裡行間卻默默的流露著某種焦慮，不過這種焦慮大概也解決不了外文學門目前面對的邊緣化問題。我覺得各個系所之間的差異是個事實，而且各系因著不同的課程和專業組合，不同的師資和成長年代，反而有機會浮現出各自的特色來，在文學、語言、理論、教學等方面的觀察和思考上，顯現出不同的著重，在切磋激盪中形成新的跨領域視野，這──才是多元創意的源頭。要是每個外文系都採取同一套所謂「核心課程」，都相信某些課程和內容是人類文化的精華，缺一不可，這不但透露我們仍然相信教育和學術都只是靜態的傳承和灌輸，也顯示我們缺乏動態的歷史觀點，並且因此畏懼差異，害怕開拓。
這種動態的歷史觀點事實上也是此刻外文學門在面對文化的新局面時必需開始思考的。首先，外文學門長年接受各方壓力，要求集中於語言訓練的角色功能，但是我們必需指出，基礎語言訓練在國高中階段的教學中受到嚴重的荼毒，到了大學才來想在短短時光中逆轉，這實在是一種大大的浪費，面對外界的要求，外文學門在語言教學的方面應該努力的應該是進深的教學訓練而不是基礎語言能力的訓練。還有，不管官方單位承不承認眼前的現實，也不管外文學門的學者怎麼評估以下現象，在台灣（甚至全球）急速國際化的過程中，語言訓練的功能逐漸被更有密集效率和普及率的商業式語言學校（例如很早開始訓練的兒童雙語學校或是現在流行的縣民大學、市民大學課程）以及愈來愈頻繁的旅行遊學（不管是暑期遊學或正式學程）所取代，甚至連通俗音樂及影視媒體也開闢了在娛樂中吸收學習的管道（例如吳大維的Go West和徐薇的辣妹英語）。這些語言學習的事業蓬勃發展，效率提升，對現有的外文系語言教學功能當然形成吸取和競爭，而且可能還佔了上風。因此，在語言教學上，外文系若是想要奪回語言教學的主導權，建立自身的特殊性，那就可能需要一次徹底的生產模式的大革命，以提升效率，創造教學的新特色。這方面會如何發展，有待大家努力。
值得我們思考的是，同一個國際化、效率化的歷史環境卻也為外文系開發出另一種重要的、無法被取代的社會功能。那就是，近年來台灣亟思強化其國際地位，學術研究（特別是能和國外學術圈進行對話的學術研究）因而成為另一個提升國際形象的重要環節。於是近年來政府單位積極鼓勵國際學者的到訪（短期講學或客座），敦促國際學術會議的召開（連我們中央大學都只補助「國際的」研討會），並開始支援各項翻譯工作，為「本土化」與「國際化」的難題注入新的努力。研究工作的發展，促進了學術研究的逐步專業化，也為外文學門的學術動力創造了比較健康的發展環境，而（無法為商業體系取代的）外文學門的研究動力和成果，則成為國家形象不可或缺的一環，這也是外文學門未來生存競爭的王牌。
從這個角度來看，系所特色的長足發展不但是這個趨勢的有機環節，同時也使得某種學術研究的分工成為可能，不過這種分工最主要的構思應該來自個別系所中已經存在的學術主體，而不必由教育部統籌、規劃或下達。
至於研究環境上的限制，此刻各大學之間的資源互通已經起步，網路的發展更為我們提供了方便的研究和資訊來源，我們需要的恐怕不是欣羨他人的資源，而是打開資源分享的通路，讓書籍、研究成果、腦力激盪都能更平順的流通。在這方面，研究計畫中提供的助理就成了絕對的必要，以便協助經營互動的網頁，進行資料的搜尋。遺憾的是，在這方面，國科會的專題研究和成果獎勵制度固然刺激了研究動力，但是有時人謀不贓的評審制度同時也為研究資源的互通設下敝帚自珍式的障礙，這恐怕也是學門專業化路途中必然會出現的陣痛吧！
至於學門評估標準的問題，我們姑且不論學門之內的歧異性（周老師也提到文學、理論、語言等等次領域的特質不易統合），但是就「是否要和自然或社會科學採取同樣標準」而言，我的想法是：專業性、創見性、嚴謹性當然都是各科可以共同接受的標準，不過除此之外，在論証方式、舉證方式、研究立場等方面，人文學科恐怕都和其他學科有著極為不同的做法，也很適合彼此質疑切磋，或甚至因此發展出跨領域的研究，在這方面需要抗拒同質化的要求。
在這裡我們真正需要注意的或許不是人文和其他領域之別，而是如何面對人文學科本身的歧異，這也部分聯繫到學術與社會互動的問題。提綱上詢問「如何推動學術走入社會」──這裡的動機大概不一定是出於人文學界特有的社會關懷，而更可能是希望間接的解決人文學科邊緣化的問題──而詢問「如何推動學術走入社會」就已經假設了學術已經與社會的分離。可是，就像社會學科一樣，人文學科所處理的議題常常很直接的關連到社會關係和現象，例如主體的形構、意識形態分析、符號文化的運作、歧異與他者的存在等等，都是在這個歷史時刻中積極操作的主要概念，也都是外文學門已經有積累而且獨有的專業研究項目，我們需要思考的，其實應該是如何好好把握這個既存的先機和優勢。另外，人文學科貼近現實，往往也因此會激發極端不同的立場和研究近路，問題是：當一個學門之內呈現出極為對立的立場時，這樣的缺乏共識將如何面對像是評估和審查等等需要公正公平的問題？這是我們需要誠實面對的。
最後，新人才的培育是一個學門永續生存的重要環節，在這方面，我倒不覺得人文學科有什麼特殊的。真正特殊的恐怕是社會資源的不均分配，重科技而輕人文，重實證而輕論述，這些才是挫折新研究人才不進入外文學門的主要原因。而若是想要突破這個方面的瓶頸，人文學者恐怕就不能只在文學或語言的格局中看事情，而必須積極思考跨領域、跨科系的眼界和合作關係，以使得自己成為整體學術及社會環境中不可或缺的思考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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