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菲律賓同志學者Jose Neil Cabaro Garcia發表於1994年10月30日及11月6日The Manila Chronicle的文章，經作者授權翻譯。金宜蓁、涂懿美合譯，何春蕤校訂，刊登於《性／別研究》「性侵害、性騷擾之性解放」專號，第5、6期合刊，1999年6月，頁208-227。當時我們對於台灣加緊速度推動的性騷擾防治立法感到非常不安，也發現再地的學術論述十分單薄，因此拼命的找尋相關論述，努力的進行翻譯，希望展現性騷擾議題的複雜性，呼籲多研究再採行政策。雖然這冊專題最終的成果厚達五百多頁，可惜效應不大，但願積累的知識能有些用處。）
從上學期（1994年春季）開始，菲律賓大學已然成為一所性解放的機構：因為它在本地學術單位中第一個容許開設有關男同性戀文化的課程。這個破天荒的決定所帶來的媒體效應清楚的向大眾宣告，儘管就在一年前還澎湃著宗教立場的性基本教義派——最近還在剛剛閉幕的埃及開羅「人口及發展國際研討會」中興起一陣辯論的熱潮——然而這所最重要的國立大學還是決定秉持它維護學術自由的傳統，容許開授這門課。畢竟，正如這所大學現任校長最近在《亞洲週刊》(Asiaweek)上發表的文章中所言，大學的責任就是研究人類的狀況，正因如此，它決不能忽視同性戀，因為同性戀也是一個「自然現象」[1]。
我寫這篇論文是為了要以文本來記錄某種被迫害恐慌的狂想，以免有朝一日局勢變化而令我完全想不起發生過的事情。畢竟，開拓空間讓性發聲，有其潛在的危險。換句話說，創立一門課的同時也就埋下了顛覆它的可能，這其中的力量通常要不是大於至少也是等於原先發聲時所需要的力量。
就這個例子來說，任何肯定同性戀的嘗試都會翻轉異性／同性的二元對立，而這個二元的對立也將無可避免地造成其他生活領域中的翻轉，特別因為另外有些社會力總是會緊緊的與原有二元對立中那個佔優勢的名詞接縫，因而也會跟著形成翻轉。在去除異性戀自恃「自然」的特權時──追溯異性戀的歷史與文化建構過程也必然同時會破壞異性戀看似無須中介的自我認同──同性戀研究方面的任何努力都可能要甘冒招致反挫的風險，而反挫的力量就來自那些因著自然優越的異性戀情慾神話而得利的社會機構：教會、家庭、政府、媒體、以及學術界本身。因此，針對任何理性討論情慾議題的努力發出的劇烈抵抗，極可能就是來自這些主流的、管理情慾的社會機構的連結。
當然，我之所以會特別尖銳的感受到這種被迫害恐慌是不足為奇的，因為那門該死的課就是我開的！還有，我也必須承認，當這門「爭議」的學術課程引發公眾壓力時，我的表現並不優雅：在媒體攻擊剛剛開始的那段時間，我的體重減輕了（那其實蠻好的），我承受了失眠之苦，我愈來愈不參加家族聚會，我也愈來愈注意自己的外表以及別人如何窺視（我覺得不只是注視）我等等。現在事後想起來，這也應該沒什麼稀奇的：既然情慾是我們共有的「骯髒小祕密」，那麼任何想要用謹慎縝密的學術研究來讓情慾具有可見度的努力都難保研究者自身不被影射在內。從許多不同的方面來說，一旦公開我是那門同性戀課程的教師，我就需要銜接起我在公共空間以及私人生活中倒底是誰（或是「什麼」）的差距。過去新批評(New Criticism)理論對「意圖謬誤」(intentional fallacy)的教條信念通常會容許作者維持公私身分之間的某種距離，然而現在，就像美國黑人作家James Baldwin以及其他西方同性戀作家都無法將他們筆下以同性戀為題材的作品和他們生活中的個人完全劃分開來一樣，我實在沒有其他選擇，我必須擁抱這個課程所代表的涵義。我必須「現身」。
事實上，我想要現身！我自己在想：要是研究者不肯把自己座落在同性戀文化的脈絡中，她又怎麼能開始研究同性戀文化呢？在同性戀這個研究領域裡當然應該有同性戀者自我再現的聲音，然而此刻這個聲音卻很明顯是缺席的。要是研究者都無法擁有她個人發言位置的真確性，那麼誰會相信她的研究呢？更重要的是，妳會相信自己的研究嗎？在這個講求政治正確的時刻，特別是在碰到情慾問題時，支持這種互信的「客觀性」很不幸的已經不存在了。傅柯有一個著名的說法：十九、二十世紀交會之際，各種形式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al)論述的興起，使得「性」成為現代「我們生存的真貌」[2]。性被當作一個公開否認、私下耳語的祕密──被當作一個不能宣告的知識，好像一宣告就會宣洩在靈魂最深處洞穴中呻吟的迴響似的。
傅柯對現代西方情慾的系譜學詮釋當然不能直接地套用到菲律賓；然而，我們菲律賓本地的醫學、宗教、學術、以及通俗情慾等等論述的持續西化，恐怕也已經造成了某些類似當年產生生命政治而且使得「性」在歐美文明中佔據象徵中心地位的條件。但是，大體上來說，菲律賓的情況非常不同於西方，特別是菲律賓社會中某些階級的人根本就還沒有能力對性以及情慾達到任何一點點技術性的（也就是說自我反省的）意識。這個情況也就是我在別的地方曾經提過的、菲律賓特有的、對任何和性相關的事情的「語言檢查」：簡單地說，本地所有描述生殖器官和情慾活動的語詞，聽在文雅的耳朵中都是「令人震驚」的。一到了要談性這個主題的時候，特別是要用本國語來談的時候，似乎就沒有了在「語型」(register)上能被大多數受過教育的菲律賓人所認知的世俗／宗教二分。不過，我們應該要知道，這種以語言為基礎的情色恐懼(erotophobia)其實和語言本身沒有太大的關係──也就是說這種情色恐懼並不是內建在菲律賓的方言裡的──事實上，這種對性的偏見很大部分是在西班牙殖民統治時期才被移植到我們文化裡的。（在另一方面，早在西班牙人到達之前，菲律賓南部族群的伊斯蘭化也已經把情色恐懼帶入了群島地區。）
同樣的，我們若要說整個菲律賓社會都有情色恐懼倒也不符合實情。事實上，在大幅海報流行之前，早就有許多非常受歡迎的所謂「淫猥」小報和影劇迷友雜誌正當化了性事的討論。這個現象似乎證實了宗教保守派人士的猜疑，也就是說，在菲律賓都會文化中的確已經有一些把性當成平凡事物的社經場域(sites)──就好似我們的歷史在過去一百年中曾經和西方一樣經歷了人類的性生理學、解剖學、心理學等等實證鑽研似的。當然，本地的通俗口味也在這樣的平凡性質上加了一些特別的色彩：當今八卦小報上提供的性幻想大多流於庸俗或怪異，某天有個朋友對我說，現在某些八卦小報已經開始嘗試描述「味覺誘惑」(gustatory seduction)了。這類故事顯然仿自美國的商業（好萊塢）八卦，然而在將國外的「內容」，功能性地挪用到本土「形式」中的時候，這些故事也會挪用菲律賓傳統料理中的事物。我的朋友就提起他最近讀到一個故事，是以本地很受歡迎的傳統菜肉酸湯sinigang作為重要劇情元素，而大家很容易就注意到sinigang絕非優格(yoghurt)或魚子醬這種外來物。在由西方帶動的性化過程中，我們和西方之間在敘事形式的裝備上可能不盡相同，但是對「口服之慾－性器之慾」這個基本主題的偏好恐怕是一致的。
在這樣一個狀況中，這個同性戀研究的課程對學術圈整體以及特別對菲律賓大學有何影響，都同時使我興奮也使我害怕。現在我們已經可以歸納出一個結論：這個世代（年輕的這一輩──我這個世代、我們這個世代）的菲律賓都會人口，在情慾方面有著上一代所沒有的體驗；由於愛滋議題、全球人口問題、婦女運動的動員，在大眾傳播媒體上或在學術圈內，情慾的討論已經到達一個很自覺的發聲程度。而我開授同性戀研究課程這件事也只有在這樣的脈絡中才有其意義。這個學期（1994年春季）在兩星期前就已經結束了，但直到上個星期，我都還在評估開課這件事，因為後來又有另外一些論述被編進了這個∕我的文本。在《亞洲週刊》刊出菲律賓大學同性戀文化研究課程的那個星期（我對此有一些複雜的情緒），菲律賓大學有一位資深教授被控非法擁有槍械，不只如此，這位名叫Salvador “Bading” Carlos的哲學教授還被三個13至16歲不等（之前的報導是說14至17歲）的女子控以強暴。這三個女人──嚴格說來，應該稱為「女孩」──在學校附近的公園裡被Quezon市警察以遊蕩罪名逮捕，她們被捕時向警方陳述她們在那個邪惡(salbahe)的男人手中所遭遇的一切 [3]。
媒體拿這件事情大作文章，而事先毫無所知的菲律賓大學行政部門大感驚慌，立刻召開記者會，上至校長，下至最低層的幕僚，都嚴肅而憤怒地對Bading Carlos的「所作所為」提出嚴厲的指責。Diliman校區的校長辦公室有鑑於非法持有槍械以及他們內部調查視為「重大行為不檢」的罪名十分嚴重，因此預判他停職90天作為防範；校內的女性主義者則趕緊抓住這個機會，公佈女性研究中心早先所做的調查：在受訪對象中有82.35％的人表示或多或少承受過某種形式的性騷擾 [4]。由於這份調查把性騷擾的定義留給填寫問卷的人自行決定，結果舉凡令人厭惡的注視、碰觸、到開玩笑都被包括在內（我會在下文中處理這種定義上的寬鬆所帶來的問題）。由於我是菲律賓大學的教員之一，單單這個原因就已經使我被包含在上述事件所創造的以及後續的悲傷及歇斯底里中；但是還有另外一件事情使我和一般的菲律賓大學教師有所不同：當我對這個醜聞的細節愈來愈清楚時，我也愈來愈有受迫害的妄想，甚至開始感到上個學期我的同性戀研究課程在學術圈的性版圖上可能造成的「差異」正在時斷時續地在我腦中內爆，並且好像陰謀似的停留在那兒，就像月光隨時要幻化為最鋒利的刀鋒一樣。
這種妄想故事的開端可以說是這樣的：菲律賓大學准許我開同性戀研究課程，這顯示校方已經能夠接受同性戀教師的現身，也能讓同性戀教師向學生講授同性戀文學以及其他同性戀議題。然而，Bading Carlos事件發生了，他被三個未成年女孩控以強暴，她們說他用槍頂著她們，逼她們做各式各樣「奇怪」的事，她們甚至聲稱Carlos在她們身上（內）使用假陽具／橡膠陰莖、拍攝裸照、還要求她們用色情的稱呼來叫他。
就饑渴閱讀這個故事的大眾想像而言，Bading Carlos並不是一般的性侵犯者：他有太強的性慾，他是性變態。雖然他被捕下監的罪名與一般的校園性騷擾無關，然而對他乖張、壯觀的情慾生活被大肆的文本化揭露，卻也喚回了他傳奇式的過去的亡魂鬼影（它們不在少數）。在過去整整20年中，大學裡廣泛被談論但從未得到證實的「半學術」傳說把他描繪成一個非常曲折的情慾史詩裡的孤獨英雄，我1991年到菲律賓大學教書時很快就聽說了他「當掉還是上床」(kuwatro kuwarto)的故事，當時我覺得很訝異，在馬尼拉有很多男同性戀都喜歡自稱為Bading（現在想來，至今仍有許多男同性戀自稱為Bading），而這麼一個好色的異性戀男人竟然有著那麼一個不太合適的外號「Bading」（本文中譯為「敗德」），這不是很諷刺嗎？不過，這一回我聽到這個倒楣的同名諷刺時，我感覺的比較不是驚訝而是擔憂，也就是說，我覺得受挫。
我的被迫害妄想可能可以繼續這麼說：由於校方容許開設同性戀研究的課程，又明顯的包容Carlos這樣的教授持續教學，大眾很容易就會做出結論，認為菲律賓大學在性方面是很開明的，因為這所大學支持各種變態，讓它們在校內繁衍，進而使學校淪為變態的殖民地。這種雙重的覺悟所造成的衝擊，有一種使人麻木的寧靜效果：第一，很多人早已經知道這個「事實」，因此此刻再說，也可能只有修辭的效用而已；第二點，我作為同性戀／情慾學術化的先驅身分，在菲律賓大學這個正在發展的「性變態戲院」裡有其角色作用。
關於第一點，無論Carlos有沒有罪，面對這個愈來愈複雜的議題，我們都必須毫不含糊的說清楚一件事：同性戀與性騷擾（甚至強暴）並不是互通互包的範疇，它們根本是兩碼事。同性戀和異性戀一樣，只是人的性取向而已，就它本身來說，同性戀完全無關乎目前大家談這件事時常常提到的關鍵議題：同意（或不同意）、濫用對方的信任、賣淫、或剝削。事實上，嚴格來說，上述這些惡行比較常發生在父女亂倫以及各種男對女的強暴中，而這些案例都很明顯是異性戀的脈絡，有著異性戀的性質。在Carlos被控訴的所有罪行上，他或許是有罪的，而在某個程度上來講，大眾也已經在心裡判定他有罪了（但是最新的報導指出，確實的強暴控訴根本就尚未被提出）；他甚至有可能也犯下了傳說在這最近一次「事件」之前所有曾經發生過的性騷擾案例，而據某些內線人士說，這些案例都是此刻的大學行政單位無法掩蓋下去的。不過，這些都和異性戀無關，就像它們也和同性戀完全無關一樣：雖然Carlos的情慾模式主要是異性戀的，但是他的濫用教師職權或者他的違反法令強暴那三個女孩（如果真有其事），都不應該被視為反映了所有的異性戀都如此，或者所有的教師都如此，甚至連明理的女性主義者也必須同意，這並不反映所有男人（作為劃一的性別族群）都如此。
說了以上這些之後，我本來應該覺得很安慰：我個人這種（譯註：即同性戀）bading（敗德）和那種出名的──如果謠言屬實就也是噁心的──異性戀bading（敗德）全然不同。但是即使說了這些（我必須承認這樣講事實上會引發另一些狂想以致於干犯另一些不義），圍繞著「bading」（敗德）這個突然含意豐富並且愛恨交織的語詞的各種再現卻似乎別有深意，彷彿在預告著什麼不祥之事。
擁有情慾一直都是只有同性戀才會被詬病的事情。事實上，性史研究中最諱莫能懂的事情之一就是，異性戀運作的方式常常好像根本就不是情慾似的，因此性史研究也一直無法全面涵蓋。在現代階段，異性戀通常化身為無害、無性的面貌出現，例如「家庭」、「馴化」、「傳承」、「人口」，當然還有那個最偉大的名詞「愛情」[5]。另一方面，同性戀從上個世紀中葉在歐洲被建構出來以後，就一直擔負著所有情慾的重擔。事實上，在過去一百年中，人們對異性戀婚配伴侶的唯一要求就是她們的存在，公領域早就被假設為異性戀的，所以根本就沒有任何需要再來談這種最「自然」的慾望模式有什麼優點或不可取之處。
傅柯指出，各種非中心的（怪異的）、完全被隱藏卻又私下越界的情慾、邊緣愉悅、及各種各樣的「變態」，在十九世紀晚期落入歐洲性學為其贊助者──資本主義的教會及國家──新做的司法及實證研究中，而且後來也被劃歸在一個統一的標籤之下：「同性戀」。當然，傅柯著名的說法就是，這樣的情慾不是被性學研究過程所壓抑的，而是在研究過程中被創造出來的。特別是「同性戀者」被視為來自某種不自然的、發展不良的、自戀的生理狀態及／或心理狀態，而她的歇斯底里、夢、偏好的性交姿勢、感覺、和持久性都需要被詳盡的整理分類──換句話說，幾乎所有她情慾貫注的從體液排泄到心理發散都要被當作研究對象。這種無情的離散物化過程是為了要確保異性戀伴侶的純淨，以決斷的對照定義同性戀賴以被劃為特殊範疇的主要特質──過度的慾望。在最近的「科學」認定了同性戀、異性戀有著本質上的差異之後，同性戀／異性戀性傾向之間呈現著連續體狀態──這是早期歐洲現代文化對肛交所做的假設──就變得不可思議了。（當然，著名的金賽研究是最先對這種可議的、醫療化的人類情慾模型提出異議的）。不過不管我喜歡不喜歡，隨著這個「事件」在菲律賓大學從未被檢驗的情慾身體區域中的惡化，相對於這個事件，以上的洞見也有了它們毫不妥協的含意。
因為，「Carlos事件」的明顯獨特性就在於它彰顯了過度的慾望。事件主角Bading Carlos的慾望模式嚴格說來不算是單純的異性戀，他被指控的那些性罪行其實已經溢出了異性戀常模，而他的慾望事實上在許多方面都和所謂的異性戀恰恰相反。例如：他沒有配偶（他和妻子過去二十年都沒有在一起）；不是一對一的（他一次有三個性伴侶）；是跨代的（那些女孩子都可以當他女兒了！）；不是傳教士體位也不是以生殖為目的（他用假陽具玩那些女孩）；他有窺淫－戀物癖（他還拍下她們的照片）；此外，Carlos本人在一次報紙訪談中也承認他有一點性別認同的混淆，還有雌雄同體的傾向（他說他喜歡為平胸、像男孩的女人拍裸照）[6]。不論他的意圖、目的是什麼，由於這種情慾此刻對他的生命有著決定性的含意，因此目前在媒體報導文本中所呈現的情慾形象已經儼然就是Bading Carlos本人，而且它已經落點在異性戀情慾之外，到了特異的、邊緣壯觀的、（尤其是在菲律賓性化的早期階段）目前尚未定名的領域中。在這個不定形的位置上，Carlos的性──雖然不確定它的確實定位──絕對不在「正式異性戀」的範圍之內。就這一點而言，我在這篇文章開頭提出的被迫害幻想現在可以用來為Carlos性文本被丟進的「界外」位置提供一個暫時的描述：單單就發生的順序來說──同性戀研究課程宣告菲律賓大學教授長久以來隱藏在大學衣櫃中的性怪癖現形了──Carlos似乎已經被換喻「轉化」成同性戀者，而他名字中的bading在此脈絡下很諷刺的變成了這個字最普遍而且最聳動的意義：（同性戀的）敗德（bading）。
這並不是說Bading Carlos真的是同性戀。很明顯的，沒有任何信號顯示這樣一個自我認識存在在這個還在發展的的敘事中。（相反的，最近他出現在電視上的雄性自傲和他在報紙訪問中沈著的「反擊」有關他是同性戀(bading)的謠言，都顯示他的自我概念太驕傲也太施恩，不可能是男同性戀者。）我想說的是，對他心理形態特質的再現，或是那個被鑲嵌在「大學教授墮落了」這個特別故事中的自我「形像」，絕對都使他有資格享受原本只屬於──或者至少到現在都屬於──同性戀者的妖魔化(demonization)。
更正確的說，這個共同的處境和任何有關情慾的論述在菲律賓學術圈的情慾恐懼情境裡所產生的雙重效應有關：創始同性戀研究（同時也是一種「性研究」），也就是立刻構成一個知識領域並定義它的邊界，而所有的報復和拒絕也都將沿著這個邊界不斷的窺視或刺探，終究形成破壞和僭越。由於（同性）情慾藉著我上學期開設的同性戀研究課程主題而發聲，因此很容易就可以為大眾的想像指認並證實那個長久以來就存在的「公開的祕密」：大學教職員中的確存在著同性戀。同樣的，我那個課程內的某些內容也可能具體再現了同性戀者是什麼樣以及同性戀者做些什麼。換句話說，教授這個課程，最後證實了在我的研究中所拼貼的最近三十年來有關菲律賓都會區同性戀文化的許多觀念 [7]，其中最相關的（至少現在）就是（1）人類的情慾在潛在上是無限而且流動的；單單因為這個原因就可以知道，（2）到處都可能有同性戀。雖然這個研究的目的在於開闢一個開明的、比較學術的空間以討論和本地同性戀文化相關的概念，但是社會中有些人還是會對在他們「自己的社會」中進行這樣的討論感到不滿，特別是在Carlos事件發生之後，被這些人憤怒以待的可能性就非常真實了。
我在這個研究中所致力的特權以及我在這學期就這些特權所進行的教學，在這兩者發聲之同時也產生出一組同樣有說服力而且對等的脫權(dispriviligings)。這種脫權中最有影響力的就是把所有明顯惹人厭的、主流想要放逐的文化現實加以同性戀化，把它們加到那些容易被壓迫的、明顯的與眾不同的少數族群身上。（在我自己的研究和我上課時想到的許多靈感中得到至少兩個清楚的洞見：菲律賓的男同性戀者總是被想像成娘娘腔的男性(bakla)，而且僅僅因為如此，不管在實際上或是象徵層次上，男同性戀的議題都被少數化。）這些惹人厭的社會現實包括例如犯罪和「性偏差」在內，而正如Carlos這個案件在被大眾媒體吞沒的報導中逐漸清晰可見的，犯罪和性偏差兩者都牽涉在內。
當然，概念上的區分是很清楚的：慾望既是無可簡化的多樣，要找出一個應該適用於每個人的單一情慾準則可能不容易，然而Bading Carlos事件裡最糟糕的部份不在於這個角色自身的性「變態」部份，而在於他沒有得到對方的同意或自願。然而他也根本就不可能得到對方的同意或自願，因為這三個聲稱被強暴的女孩都尚未成年，在法律上根本無法表示同意。（也因此，任何在學院中發生的性騷擾事件也都因為老師和學生的不平等地位而無法談所謂的同意或自願。）即使同性戀與犯罪或「性偏差」很明顯的是兩回事，但是我們仍然可以在大學內一位資深的、德高望重的教授評論Carlos故事的變態部份時看到這個同性戀化的過程：Dr. Francisco Nemenzo為了要轉移注意力離開校園異性戀陽剛人口群之間的權力斡旋──即使Carlos在謠言中是個性騷擾的常犯，許多年來包庇Carlos的卻正是這個社群，也因此這個社群在此時應該也一樣感受到所有的壓力──然而Nemenzo巧妙的避開了這個議題，卻拐彎抹角的提到更早一些時候前一個控訴某個（沒有被指名的）男同性戀教授性騷擾的案例，這個案例當時之所以沒有造成媒體的轟動是因為它被上一任行政人員很方便的掩蓋了下去。[8]
Dr. Nemenzo的說法暗示，校園中的男同性戀教師騷擾了男學生卻僥倖的避開了責罰。但是他拒絕說出這位男同性戀教授的名字，也就等於全面指控菲律賓大學所有的男同性戀教師都會騷擾別人，或至少是潛在的性騷擾加害者。比起政治系教授Juan Tapales和哲學系教授Bading Carlos的案例來，Nemenzo這種對一個可見而且易於被妖魔化的大學少數族群進行不具名迫害的效應更具殺傷力；因為，至少Tapales和Carlos這兩位「性侵犯者」是有名有姓的──儘管對他們自己以及對他們和Dr. Nemenzo所屬的「團體」而言，這種點名是一件令人難過的事，而且至少Dr. Nemenzo會希望犧牲學術社群中那個小小的、易於被攻擊的部份，以證明並保護整個團體的清白。即便如此，正因為Carlos和Tapales被點名，所以他們所犯的「罪」不會擴及他人；而當Dr. Nemenzo對某位男同性戀教師的性騷擾指控沒有同樣的指定具體個人身分時，這個指控也就是將菲律賓大學過去、現在、以及任何時候所有的同性戀教授都包括在內了。
＊＊＊
我在這些事件中真正關心的是什麼呢？我覺得很簡單：我為自己的處境而感到害怕！然而我也必須澄清，承認自己的恐懼並不等於毫不知恥的頌揚自己的被迫害妄想。就如同那被低估卻又被過度關注的「變態連結」一詞所指出的，在大眾的想象中「同性戀」和「敗德」這兩種形式早已被當成同一個變態（bading=bading）；同樣的，Dr. Nemenzo歇斯底里的恐懼同性戀並攻擊同性戀，以掩藏存在於菲律賓大學階層體制中的大男人氣概和異性戀性歧視──這兩個現象都顯示，同性戀特質已經是在圍繞著這個文本編織的、逐漸稀薄的影像和定義的公眾網絡中流通的符指(signifier)之一。Carlos事件出其不意的在大學當局面前爆發的同一週，《亞洲週刊》上的文章已經使我那時才剛結束的爭議性課程引起了注意──至少對我而言是如此。我覺得這一連串看來不可思議的事件產生了一個結果，就是使我個人的身分認同顯然陷入危機：我已經標示自己是同性戀者（也因此非常可能是性變態者），正如我開授同性戀文化課程就表明了我是個有過度慾望的人，而在目前現代化規範的認知裡，這樣的過度慾望是最深層、最根本、可以將我整個人都涵括在內的「真理」。我當然承認這種「標示」仍然是學院式的，我的例子特別是如此，也正因為是學院式的，所以相較於我自己每次讀同性戀詩歌或出版同性戀文章時，刻意將同性戀標記描繪在我身體上，兩者很不相同。後面這種標記雖然主要是很痛苦的親密感，但是它多多少少還可以被包含在「藝術」的一般空泛標題之下，因此不像學院裡出於政治動機而描繪的情慾那樣「官方」或絕對。事實上，每個人都知道大多數的藝術是幻想創造的產物，其特徵就是藝術巧妙(artifice)、仿擬、和成規。對很多同性戀者來說，正是藝術──以及其眾多迷思──為污名化提供了最好的逃脫之路。
另一方面，從現在開始，我將永遠被放在「同性戀教師」這個描述之下──或者至少直到我能夠（或被准許）自己就位為止。這個語詞表示一種政治和職業上的認同形式，就像第二層皮一樣（skin，有些狹隘的人會說，就像罪惡sin一樣）附著在人的身上，一旦被證實或被賦與某人，就不那麼容易否認或甩掉，就好像一個人不可能透過自我表達的或被迫承認的情慾狀態而有效的變成他所陳述的那樣。每當一個出名或自認同性戀的教師開始站在講台前，接觸學生的生活而且也被學生接觸時，這個教師就已經在公開宣告，他的私密生活以及公共生活、他對課中討論文本的詮釋之共鳴和重疊點、以及這些文本本身的輪廓之間，都有著對稱的狀態。他的每一個手勢動作，每一個不確定的語調下降，都早已被他已知的「差異」本質所折射。在菲律賓，同性戀特質的身體辨識，是透過一個此文化特有的、互有共識的理解來進行的：陰柔的男性（或bakla）就是同性戀者。事實上，在最近三、四十年的性化過程中，bakla一直單獨背負著男同性戀的包袱，而西方啟發的同性戀權益以及性騷擾論述都進一步強化了這個過程。歷經三十年對bakla的性實踐和性傾向的關注，恐怕再也不可能把他們視為完全無性的生物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菲律賓電影中出現第一批扮裝角色時，卻正是使用這個無性的表現手法）。
假如老師不再能「接觸」學生──因為依照婦女研究中心的說法，那是一種性騷擾的形式──那麼老師還是什麼呢？我特別關心「接觸」的議題，是因為一旦沒有了這最簡單而又最基本的個人交會和表達親密的形式，我不覺得我能夠有效的教學。「接觸」就是分享痛苦和愉悅的祕密源頭，既開玩笑也說實話，哼哼曲、唱唱歌、讀讀喜愛的詩句、分享狂喜、集體啜泣的時段、改變信仰、或詛咒他人──那是身體和心智的合流、熱切的想要混淆真實、探索「安全」和瑣碎平凡之外的東西、敞開那負荷著相同污名的心靈。不准許這類的「接觸」練習，就是不允許在教室內發生真正的交會時刻，也就是將學習經驗中的詩意和美麗驅逐出境。
要是因此再也無法以同樣的好玩和溺愛，來欣賞學生熱情的搬演一段詩句或一個故事，來面對那伸開手掌要求更多而且你也欣然願意給予的臉孔，來直視那在一眨眼間顯現友誼的學生眼神，要是都不能做這些事，那會怎樣？難道教育一定要變成完全的無趣和疏離，老師才能傳達並促進學習──只因為研究顯示，在教學中的隔離和情感上的孤立是避免發生騷擾的唯一保證？難道老師為了實現伸出援手、作成連結、完成教學這些字眼最真實的意義時，就必須一次次的違反學術研究所提出的建議，甚至寧可危及自己的生命？現在看來，這些恐懼可能是事實，因為連菲律賓大學校長本人最近也沾染了那一刻的歇斯底里而在電視上宣稱，即使只是謠言，學校裡的行政人員都會開始調查（委婉的說詞是「查看」）校內任何教師疑似性騷擾的個案。在這裡，我向校長提出的問題很簡單：當被指控有性騷擾嫌疑的目標後來經證實只是謠言而無罪開釋時，校長能不能保證這個人的生活不會因為這種折磨靈魂的控訴和反控過程，而四分五裂再也難以復原？
另外一些更寬廣的問題相關於性騷擾議題在學院生活上所造成的效應：即便「有一些」教育工作者確實從事不法，然而是不是今後都必須從潛在害處的觀點來思考教育，而不是從教育可能形成的好處來想？或者，依循傅柯對性壓抑假設(repressive hypothesis)的討論（他認為這個假設根本無法解釋十九世紀為什麼會有那麼多過去不存在的情慾被生產和擴散），我們也可以這樣問：難道明細列舉所有可能的性騷擾案例不也是在「生產／擴散」性騷擾？傅柯之所以揭穿性壓抑假設，就是在說明情慾如果有任何客觀實體，那也必須是在既存的知識體系之內被建構出來的。同樣的，立法舉證各種不受歡迎的情慾表現方式，事實上已經在表演中讓它們成為存在。更實際的來看，為了讓這個列舉名單可以實際操作，我們還可以舉出這樣一個計畫的特定要點：例如，既然女性一向被預設為接受凝視而非擁有凝視的人，那麼「不受歡迎的觀看」這個罪行不就輕易的被劃歸給生理男性的教授（不管是同性戀或非同性戀）嗎？
這些問題最後所推展出來最廣也最重要的探究，和性慾望的劃一性質有關：人們真的以完全一樣的方式來體驗情慾嗎？問這個問題就好像在問：是否每個人都在相等或相當的意義上擁有情慾？或者，可不可能將個體之間代表原慾能量貫注的心理悸動加以量化？（精神分析認為不可能。）用另一種方式來說：我們真的有可能想出一個情慾的定義而且自然推演出它的罪惡和過度，其中又以騷擾作為最邪惡的例子？
我的感覺是，這個探究不可能有肯定的答案──除非我們願意對慾望（我們還得趕快加上）以及體現並享受慾望的多元人性──展開一場法西斯式的戰爭。當然，承認人類在情慾上的多元多樣，絕對不表示所有的情慾表現方式都有正當性。性騷擾是真實存在的，性騷擾也是錯的。但是它的錯，不在於它是原慾的投注，而在於它確實是騷擾：當一個非常明顯的權力關係橫跨一切時，沒有任何同意或自願可能存在在雙方中。學院中的性騷擾罪行被視為雙重的邪惡，因為老師本來就是要解開真理和權力之間的神祕關係，因此老師也應該最關切有關這個關係的知識。老師的工作就是要追溯權力是如何在正當化的論述中發展其策略，以及「真理政權」如何促使這些策略運作以及如何被這些策略鞏固，因此老師應該不至於糊塗到在自己的班級上濫用權力。
因此，創造一個有關性騷擾的論述──在學院中或學院外──就標記了知識和知識所促成的權力生產都要能同時被挪用。所以這個論述必須可以被持續的質疑，以免它輕易的反轉成為或者帶動產生另一種形式的權力關係，這個新的權力關係在相對位置上可能改變了，但是其主要特徵仍然是一樣的：從前被騷擾的，現在變成了加害者，而有人在騷擾別人。這個事實簡直一點都沒變！我覺得性騷擾論述的公平性（或是惡毒性）端視創造此論述者對情慾的主要態度：這些制定性騷擾政策的人的「道德範圍」之內一定要容許不同的情慾感覺和表達存在，而且只要這些情慾感覺和表達存在不是強制的，就應該不被視為有問題。還有，這個政策也應該包含足夠的保護措施，以防範不同的性態與性傾向被不平等的對待。由於在當下的菲律賓文化中，陰柔男性或bakla早就被同性戀化，成了被妖魔化的範疇，我們因此也需要制定一定的機制來保護這些特殊的人，不要讓他們承受作為性少數而很容易遭受到的虐待及不公平待遇。
還有，騷擾的「事實」應該由交互主體來建立，這也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說，不能因為過度高估「受害者」的觀點而排除或損傷「加害者」的觀點。不可否認的，這可能是個很難執行的步驟，但是這卻是正義的理想以及實現正義的過程最能展現它們特色的時刻。最後，我相信學院中還有其他人或團體，他們或許沒有像我這樣強的被迫害恐懼，但是他們也關心這個議題而且有不同的意見。整個菲律賓大學社群在此關鍵時刻最該謹記在心的就是，性騷擾需要進一步的思考和爭論，而且這些討論不能只侷限於一個部門，而應該在學校的各個不同部門中都進行，畢竟，這些部門的健康和「生活」，是我們應該集體努力保障的。
例如，菲律賓大學可以提出有關階層高下的問題：相較於其他各式各樣的騷擾形式，為什麼要特別強調性騷擾獨有的重要性？或者，就像我曾經在前幾段裡提出的觀點：為何事先預設性騷擾的發生一定是老師對學生，或是男性對女性？
將性騷擾置於其他形式的騷擾之上，就是象徵性的把情慾放在中心位置，而如同我早就提過的，這是非常危險的。一方面來說，這是一個表明情慾恐懼（也就是官方的、保守的、而且最終是異性戀性歧視）的性態度。另一方面，這種對性騷擾的特權化所可能造成的效應，就把所有的事情──從言論和手勢到外在的舉止和衣著到教學實踐本身！──都歸咎為性惡意的表現。這意味著原來並非性化(sexualized)的連結關係──大部分是無法量化而且不見得實際執行的互動模式──都將被性化；而事實上，任何一個有點批判能力的思考方式都很可以用本土心理學這個較為不至於性偏執的架構來解釋這些互動。就這一點而言，那個很明顯陰柔bakla的男教授發現自己成了最可能被譴責的鏢靶，只因為他擁有一個不合規範、因此易於受迫害的慾望。
進一步說，我們周圍似乎流行著一個無意識的假設：異性戀女教授不可能性騷擾別人，因為她們甚至根本就沒有性。有關這方面的主流論述既然有此「盲點」，因此也沒有人思考為什麼化妝、噘嘴、或者眨睫毛──這些都和觀看或其他活動一樣只是一個動作而已──也可以說是一種「女對男」的調情（這就是騷擾，對吧？）
就像那些規劃菲律賓大學特有的「性騷擾規則」的人可以想像女學生可能因為被男教授注視而感到不悅一樣，我們也應該不難想像一個男學生會對他女老師的外貌表現出同樣的關切。然而正因為後面這個可能性到目前為止仍然不可想像，因此目前由校園中的主流女性主義帶頭製造的性騷擾論述，在意識形態上可以說仍然受限於某種拒絕或害怕承認女性身體也有情慾的保守主義立場。雖說這個保守主義立場後面的理論基礎好像是想要翻轉「處女／妓女」的二元分野，然而，否認女性情慾，不但不會摧毀、反而保存了這個二元分野。換句話說，使女人去性化，事實上正好維護了父權壓迫機制的完整。
對西方和其他地區的女性主義者而言，拆解二元對立的有力方式之一就正是對女性慾望的頌揚──透過一個積極正面的計畫來肯定自體愉悅(autoeroticism)，讓女性得以自己享受自己的身體。然而這計畫也帶來女人「特有的慾望」的鬼魂，很容易導致、也難以離開激進女性主義或女同性戀女性主義的問題。因此，菲律賓大學中的主流女性主義論述在面對女性情慾保持欲蓋彌彰的沈默之時，也顯示自身是與女同性戀政治的基本原則對立的。
要解除「茂盛繁衍的情慾」以及「偏執的處處見到性」之間的兩難，唯一合理的方法就是將校園中的性騷擾議題，重新定位在一個較為寬廣的學術騷擾脈絡之內。畢竟，大學中還有其他形式的激怒或騷擾，而這些都還沒開始被討論。例如，菲律賓大學現在可以開始關注老師常常進行的一種學術獨裁，也就是當學生無法對老師的提問給予「正確的」回答時，老師會用有傷害力的名詞來稱呼學生──這些名詞根本不必是而且確實也通常不是幼稚的或有性意涵的。或者，還有另一件重要的事：每當男（有時女）學生聚集在老師身邊，或者以「不受歡迎的」諂媚來奉承她時，我們都可以說男（女）學生有可能是在騷擾老師。
學生也可能壓迫其他學生，特別對那些顯然「不同的」學生以及那些屬於可以被壓迫的少數的學生：例如，從兩年前剛開始成立以來，菲律賓大學的Babaylan團體就不時需要提高警覺，以反擊所有來自兄弟會成員甚至學校內「一般人」的噓聲和侮辱。而且，雖然沒有人提出男同性戀教授可能被男學生騷擾，但事實上這卻時常發生：男子氣概很強的男學生確實會因為想得到某些好處或好成績，而利用文化所容許的剝削行為，來玩弄或嘲笑那些陰柔男生對陽剛異性戀男性的明顯刻板迷戀。這些別種形式的虐待，在目前菲律賓大學性騷擾論爭的流行辭彙中，大部分都還無法被想像，這是因為那些開始提及並控制這個議題流向的人屬於性的基本教義派，而且也因為很不幸地性騷擾的話題是透過Bading Carlos的變態敘事進入大眾想像的。獵巫的行動看來已經開始進行了，從最近菲律賓大學列出「不適任」教職員的名字縮寫清單已經上了全國閱讀率最高的日報就可看到未來的趨勢 [9]。雖然我譴責那造成這種「名單」出現在大眾媒體上或是菲律賓大學或其他地方的謠言堆裡的那種歇斯底里趨勢，然而我自己也同樣感受到壓抑和貶抑，因為我了解到，實際上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阻止我的身分認同──或其他我認識的人和關心的人的身分──將來不會有一天也列名（不管多麼零碎或才開始）在這份名單上。（寫完這篇文章後，我必須承認這種可能已經是事實。）
考量以上這些，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同性戀老師在這個不名譽事件的廢墟中顯然是最容易被控訴性騷擾的，因為他只要做他自己，就已經具現了情慾的標記──尤其因為大家都知道陰柔和同性戀特質之間的對等，這個具現更是光彩奪目！只要是個同性戀者，他的身體就已經承載了慾望的各式各樣陰影和質感，而這些慾望則溢出了性領域中可被接受的任何特性或階層的表達模式的疆界。就這一點而言，目前雖然理所當然的聚焦於這所大學的異性戀陽剛男人身上，但是這種關注很可能根本無法和男同性戀老師所承受的迫害相比，因為，要是一個同性戀老師很不幸的陷於「Carlos文本」此刻所糾纏的歇斯底里中，那麼這一個男同性戀老師所受的迫害就可能蔓延到校園中所有的同性戀老師身上。既然男同性戀者不是也從來不曾是大學學術圈的中心（至少在官方看來不是），他們所受的迫害和痛苦將很難得到媒體的同情，更不用說那些年資較深、地位崇高的教授了──不知怎麼的，這些宿老們總是準備好了托詞來回答他人好奇的問題，而且看起來也沒有任何事情隱藏在他們賢能的、敏銳的、睿智的雙眼之後。
註
[1] Asiaweek, “Controversies: Out of the Closet” (5 October 1994): 33.
菲律賓大學現任校長Dr. Emil Javier說同性情慾「是一種自然現象」，可見他真的是一個活在諾亞時代大洪水之後的人，也證明了他的思想遠遠超越許多他同時代的學者及政府官員。我相信Dr. Javier身為一個農業學家，一定不需要別人提醒他，動物界有著許多所謂的「同性情慾」（事實上，動物界幾乎所有的主要物種群中都有某些同性性行為）。
雖然自然／不自然的二元對立構成了壓迫的基礎，使得許多男同性戀與女同性戀在過去一個世紀吃了不少苦頭（對本質論者來說，還不只一個世紀），但是單單承認同性戀「是自然的」，並不能解決同性戀者的難題。事實上，當今世上有許多東西即使被大家承認是自然的，還是會繼續受到摧殘：蟑螂會被踩、大海中浮滿了垃圾、嬰兒（根本還沒展現性取向）和垃圾一起被丟掉、而地球本身雖然就是自然，也照樣被破壞了。
此外，這個自然／不自然的爭論根本沒什麼重要性（甚至是荒謬的），因為要討論「自然」是什麼，其參照點甚至根本就不是人類（或是排除人類的）。最早提出這個教條的早期基督教領袖認為同性性交是不自然的，因為連動物都不會有同性性行為（而今我們知道他們要不是說謊，就是觀察力太不敏銳了！）就算我們照這個（非）理性的邏輯推演下去，那我也可以說，既然自然的定義是由動物所決定，而自然又是好的、不該違反的，因此所有人類就應該做動物做的事：我們該堅守「自然的動物性」，隨意大小便、不要待在室內、發情時就到處交配，而且絕對不可以表現出我們有「意識」的跡象（也就是說，我們應該要阻止文明的產生）。
[2]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An Introduction, trans. Robert Hurley (New York: Pantheon, 1978), Part 4.
[3] 1994年10月8日的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有一篇關於這個事件的詳細報導，是由Doreen Jose所執筆的。直到現在（距事件發生已經過了兩個星期）我還沒有看過有哪一篇關於Bading Carlos的後續報導能超越或取代這一篇原始的報導。這個事件中關於特異變態敘述的權威報導，在剛開始──雖然不見得是概念上的開始──的時候就出現了。
Jose還在繼續追蹤這件事，她最新的報導對那三個女孩的年齡提出了修正，並告訴讀者這件案子的最新動態。參閱：Doreen Jose, “Colleagues bail out UP professor,” 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 (16 October 1994): 1.
[4] 這個惡名昭彰的研究是由菲律賓大學婦女研究中心的Rosalinda Ofreneo所做的，研究對象為204位師生。雖然校內一些女性主義者認為這個研究還不算很完整，但是研究結果公佈出來就在群眾心中引起了某種狂想。我最關心的是Bading Carlos事件首度上報幾天後，媒體報導這份研究時所忽略的一句話：
「有被性騷擾經驗者，七成五是女性」。
這句話沒有提供我們推測的是，在菲律賓大學校園中有二成五的性騷擾「受害者」──推理而知──必然是男性。這項研究因此雖然觸及了男同性戀的情慾關係，但卻又避而不談。因為這個原因，我現在從同性戀的角度去閱讀Ofreneo的研究及Carlos事件所形成的「怪異文本」，免得這個妖魔化的過程從一開始就再度將這個越軌的再現給同性戀化了。
參閱：Doreen Jose, “Sexual harassment rampant in UP Diliman, says survey,” 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 (11 October 1994): 1.
此種妖魔化的範圍正在逐漸擴大：警察已經很努力但沒有能夠在Carlos家後院找到屍體，Carlos最近也指控菲律賓大學裡的女性主義者都是沒有吸引力但是心中很不滿的女人和女同性戀。在這個媒體渲染炒作的報導中，西方大眾文化的迴響和陰影（例如連續殺手Jeffery Dahmer）相距不遠。
[參閱：”Lesbian Mentors Harassing Coeds in UP,” People’s Tonight (17 October 1994): 1.]
[5] Kosofsky Sedgwick, “Queer and Now,” Tendencies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14.
[6] Doreen Jose, “在獄中的菲律賓大學教授說「我不是合於常規的人。」” 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 (9 October 1994): 1.
[7] J. Neil C. Garcia, “Philippine Gay Culture: the Last Thirty Years / History and the Early Gay Writer: Montano, Nardres, Perez,” Unpublished MA thesi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1994.
[8] Dr. Francisco Nemenzo是菲律賓大學在Visayas校區的前任校長。他在Carlos事件發生的第二週於The Manila Times的訪談中做出這種恐同的言論。
[9] T. J. O. Besa III, “Death Knell for Campus Capers,” 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 (22 October 1994): 9.
很有意思的是，這張名單上的都是因著惡作劇而被稱為「野獸」的菲律賓大學教授，然而在名單之後卻登出了一個有關「太過」政治正確的警告，說明政治正確曾經在美國造成學生只要說出像「死同性戀」(fag)、「爛男（女）人」(bimbo)、「黑鬼」(nigger)這樣的字眼，就成了被開除的對象。文章的作者因此認為，把菲律賓大學裡被認為是性騷擾者的名字縮寫登出來──伴隨著非常清楚的的描述──或許是非常應該的，但是太過強調政治正確或不准學生說這些仇恨名稱則並不是很好，也不太「人性」。
我覺得整篇文章充滿了偏見，並且徹底洩漏了作者的同性戀恐懼。由於他所列的名單中包括相當多被視為男同性戀的教授，而且第一個不該被政治正確者看得太嚴重的字眼恰好就是貶抑、反同性戀的綽號：「死同性戀」，看來作者的心態已經顯露無疑。同樣的，認為只要「來自菲律賓大學」就真的是性騷擾者，這樣的觀念在我看來是很有問題的──特別因為只要提交一份名單給報社，這些被點名的騷擾者事實上並沒有經過任何適當的程序就已經被審判而且定罪了。
我只能為這些被私下處死的菲律賓大學教職員感到難過，雖然我自己也開始越來越感到自身難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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