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係英國女性主義學者Lynne Segal的”Beauty and the Beast I: Sex and Violence,” Chapter 3 in her Is the Future Female: Troubled Thoughts on Contemporary Feminism, New York: Peter Bedrick Books, 1988. 70-116. 經作者授權翻譯。金宜蓁、張玉芬、涂懿美合譯，何春蕤校訂，刊登於《性／別研究》「性侵害、性騷擾之性騷擾」專號，第5、6期合刊，1999年6月，頁13-61。當時我們對於台灣加緊速度推動的性騷擾防治立法感到非常不安，也發現再地的學術論述十分單薄，因此拼命的找尋相關論述，努力的進行翻譯，希望展現性騷擾議題的複雜性，呼籲多研究再採行政策。雖然這冊專題最終的成果厚達五百多頁，可惜效應不大，但願積累的知識能有些用處。）
我發覺我們不斷的將男性情慾當成中心議題，不斷的談它以何種形式及功能來進行社會對女性的控制。－－Lal Coveney et al, 父權研究團體 [1]
若要嚴肅的將「所有男人」視為一個政治範疇，那麼他們實際上唯一的共同點就是他們的陰莖。這也就是說，雄性的生物事實之所以串聯上權力的社會事實，並非透過什麼歷史分析，而只是定義如此而已。但在反方面，雌性這個生物事實卻是框架女性經驗的主要方式。－－R.W. Connell [2]
過去大家以為年輕的知識女性都會同意，性愉悅──不管以何種方式達成──都是沒有問題的慾望；然而只有到了現在，從一個不同的女性主義情慾辯論時空回首前塵，大家才覺得那個顯然一致的看法有點奇怪。－－Cora Kaplan [3]
1970年代晚期之所以愈來愈強調女性與男性的經驗有別，最主要是因為對「性」(sexuality)有了一個重新的分析，而當時將「性」定義為「男性力量最主要的社會場域」[4] ，後來也深遠的、悲慘的影響了女性主義對異性戀、女同性戀主義、以及挑戰男女權力關係之可能性的分析。我之所以認為這個定義的影響很悲慘，是因為它鼓勵「所有女人」自我認同為「所有男人」的受害者，也就是說，它拒絕努力嘗試檢視我們作為女人和男人的經驗中存在著的許多複雜與混亂；這個定義同時也低估了在女性作為女人的經驗中存在著許多由其他因素造成的差異；最重要的是，它壓制了早期女性主義的一個說法，這個說法認為：女人的集體力量可以協助轉變所有的宰制實踐──包括性方面的宰制在內。
性議題的吸引力是非常強大的，而當「性」的定義是令人費解、曖昧不明、模糊晦澀時，吸引力就更大了。倒底性最主要表達的，是不是人們需要溝通、需要關係、需要激情和動情的狀態、需要展現蟄伏已久的慾望、或是需要追求或夢想那種終極的肉體愉悅？在我們這樣的社會裡，無論是情感、支持、溝通、瞭解等正面需求，或是空虛、無力、敵意、忽視等負面情緒，都很容易和性扯上關係。事實上也正因為有太多的人類慾望被凝聚在性上面，我們的思緒幾乎總會回到性上面來。
性被視為我們生命的核心；它幾乎定義了我們每個個人。20世紀初的性學家Havelock Ellis就說︰「『一個人，就是他的性』，這句格言的確有幾分道理。」[5] Michel Foucault則認為，從18世紀初開始，「性」就被當成我們生命的「真相」；[6] 但是他也認為這個「真相」是由社會在歷史中建構出來的。我認為傅柯說得對：作為所有描述身體的論述的產物，「性」本身只是一個虛幻的整體。正是由於「性議題」本身的錯綜複雜，再加上圍繞這個主題的無窮盡討論，才使得「性」成為我們生命中如此強大的力量。不管它挑起的是恐懼、危險、痛苦的絕望、無窮的渴望、是對新愉悅的追尋、或是熟悉事物的安慰──性的討論都有巨大的能力來威脅我們的平靜。
我們把性當成生命中最「自然」、最隱私的部分。但是文化影像的力量定義著性，而各種法律、醫學、福利措施也管理著性；這就是說，我們的性生活總是被我們的社會微妙而複雜的塑造著。而由於性是被社會所定義、所控制的，它當然毫無疑問的也串連著所有肯定男人有權操控女人的社會實踐及制度。
因此，女性主義運動會因性議題而激烈的分家也就不足為奇了，連20世紀初第一波有組織的女性主義運動都曾出現過分裂。從過去到現在的女性主義者都一直認為：女人確實共同意識到男性權力掌控了女人的性，而性確實是女男最大的區別所在。在最親密的最後分析中，難道性不正是男人對女人社會控制的堅固基石嗎？
雖然方式大不相同，然而大多數社會都有一大套法律、社會、意識型態的規則和限制來管束女性情慾的各個層面。從捏屁股到強迫性行為，男人在世界上的強大權力常常是透過性接觸的中介，或者直接透過性接觸來表現的；這個權力也是被色情中無休的、無法逃避的意識型態以及圖像來展現並頌揚的。那搜尋的凝視、那強壓的雙唇、那強有力的擁抱、而最終那強勁堅硬穿刺而入的陰莖──永遠勃起、永遠活躍──這些正是女人與男人面對「男性」情慾時不可避免的語言和想像。與此尖銳相對的是，女體則被建構成姿態撩人但是消極被動，被用來促銷從BMW到排水管等等各種產品，永遠被幻想，永遠被消費。畢竟，西方世界的生活真相就是資本主義市場的真相；這個市場將性收為己用，以創造並激發新的「需求」和慾望。過去十年，由於女性主義以及其他改革力量的衝擊，女體有了新的再現，例如在流行明星瑪丹娜的形象中同時出現了對性了然於胸的處女與妓女，受害者與侵略者 [7]， 然而商業剝削的主要性對象依然是女性的身體。看起來男性情慾、女性情慾的傳統形象似乎沒辦法不和「男性掌控主導世界」這個事實有某種關連。
但是情慾形象是如何塑造成功的？這個情慾形象與男性宰制之間的關聯到底是什麼？是不是真的像一般所認為的那樣：男性有著強大、無與倫比的本能，在性方面既侵略也主動？或者（如果我們認為人類行為並不是完全由生物本能所決定）它只是一種對權力的需求，而且是一個局限於男性的需求？男人可不可能一方面有意識而且任意的用性暴力的威脅來控制女人，另方面卻同時用長年宣傳的異性戀性愉悅來掩蓋他們那種渴求控制女人的慾望？當今許多女性主義者似乎都同意「女同性戀反色情刊物團體」(Lesbians Against Pornography Group)所說的︰「女人對陰莖的性『慾望』，是被男性宰制的文化所強加的」；[8] 而Adrienne Rich則說得更抒情也更有說服力︰「對女人而言，異性戀根本不是性『偏好』，它是個被組合、被操控、被組織、被宣傳、被以暴力延續的東西」。[9] 男人的體力的確比女人強壯，但是像男性「性器官」那樣脆弱易傷的裝備（大家都知道用手輕擰一下男人的睪丸，或者用膝蓋撞一下他的鼠蹊，絕對會讓他痛得尖叫）是如何被轉化成一個潛在的武器、一個主宰並操控的工具，而且還是男性權力的根本基礎呢？男人到底如何利用性來控制女人？我覺得，答案恐怕不那麼明顯。
「性解放」之路
至少在表面上，女人的情慾經驗在這個世紀裡有了戲劇性的轉變；然而，從女性主義的不滿看來，愈變得多，也就是愈沒改變。本世紀初爭取婦女投票權運動的急迫中心課題之一，就是改變男人和女人間的性關係。當時Christabel Pankhurst在爭取婦女投票權的同時就呼籲男人在性上要純潔，也就是說，她要男人也遵行維多利亞時期對中產階級女性所要求的性純潔和靈性狀態；同時代的女性主義者即使不是全部也大多數都支持她。20世紀初期一小群女性主義性激進派，例如年輕而熱情充沛的Rebecca West和《自由女性》(The Freewoman)的編輯們，她們確實曾經尋求每個人都能享受的情慾自由，也拒絕了有關男女的傳統刻板形象 [10]，不過絕大多數婦女投票權運動者都依然強調女人的「非性慾」(asexuality)以及道德優越。如同女性主義歷史學家Catherine Hall所說的，這也正反映出19世紀中產階級女性的群相︰「女人的人生目的就是要自身恪守道德標準，並且拯救男人不要陷入不道德」。[11]
那個年代之所以呼求性的純潔其實並不令人訝異，因為它在某種程度上為已婚女人提供了最好的保障，幫助她們避開不斷懷孕所帶來的身體虛弱，也避開性病的感染。在另一方面，這個呼求也可以幫助女人避開未婚懷孕，避開落入那與維多利亞時期「道德的家庭」、「完美的妻子」相反的命運──也就是避開因著社會污名和經濟困境而被迫墜入風塵。女性被迫懷孕、兒童身上的梅毒以及其他遺傳性疾病等等都是男性性慾殘害女性的明證。就像維多利亞時期的道德觀宣告的，性就是「罪惡」。
今日相較之下，懷孕和感染性病的身體危險在女人與男人性交的經驗中已經不再是那個「無可避免的罪惡後果」，不過還是有些人想要懲罰女人的婚外性行為，想要懲罰所有不合正統的性行為。那些人反對青少年性教育，也嘗試阻撓大眾認識性實踐的多樣性，並以此來煽動大家對性的無知與恐懼。1980年代興起了一陣更保守的風氣，認為性應該被局限在傳統男性主導的威權家庭之內；而醫學界遲遲沒有對AIDS這種在英國主要經由男同性戀性行為傳染的疾病提出療法或建議，也可以算是上述懲罰非正統性行為的退步措施的一部份。婦女罹患子宮頸癌的比率持續增加，也給了性保守派很多火力，而現代的避孕方式仍然不夠安全（不管是否會危害女性健康或者降低女性的自發性慾，大家還是認為避孕是女人的責任），這也就是說，異性戀性行為──特別對於年輕、較沒有性經驗的女性來說──還是有其身體的危險。然而，雖然1980年代出現了比較明顯的、高分貝的道德右派，20世紀的主流趨勢還是傾向截斷性愉悅和懷孕之間的關聯、截斷性與疾病之間的關聯。平行的來說，雖然有不可避免的反動力量，但時代的走向卻堅持翻轉維多利亞時期對女性情慾和對性的一般態度。對當代西方都會而言，性不再是「罪惡」。
20世紀西方的性改革運動，以及婚姻諮詢書籍和實踐的穩定成長，都是以婚內男女性滿足的愉悅（或說必要性）為出發點；追求的是不必恐懼懷孕的性活動。女人的性滿足被視為對男性能力、技術、甚至在必要時的高度技巧展現所做出的獨特回應；這樣的性活動當然不被視為自發或自主的，但是它卻是真正婚姻和諧或「婚姻幸福」的最重要元素──至少1920年代Marie Stopes, Van deVelde等人的作品中是這麼說的 [12]。這種態度不幸帶來了很有壓迫性的後果，使得大家愈來愈輕蔑未婚女性及其需求，並且認為「性冷感」的女人需要「治療」。而愈是公開鼓勵女人在婚姻內享有性愉悅，也就愈顯示這個愉悅有可能溢出婚姻的框架，而進入婚前或婚外的性邂逅。控管女人情慾的閘門已經被削弱，汲汲而危了。
不過，即使那些支持性改革的人也有點恐懼女性情慾，擔心男性的地位會因而下降。像D. H. Lawrence的作品就是很好的例子，他對查泰萊夫人之類能夠情慾獨立的女人感到焦慮，擔心她們會失去溫柔、順從等等「女性特質」。一直要到1960年代，大眾才能接受女人婚外性行為。經濟較為穩定的1960年代新近風行平等主義和性開放風氣，也因此帶來了一連串新的性改革，女人的生命隨之改變；1960年代末期通過墮胎改革法案，再加上16歲以上的女性即可購買口服避孕丸，這些因素都使得女人與男人進行性行為時的風險小了許多。直到今日，雖然避孕器材的取得仍然有重大的地域差異，「避孕丸」的副作用也令人擔心，但是各種避孕方式的確保障了女性的性安全。
正是因為1960年代的「性解放」和學生抗議運動兩者結合，才提供了種子讓女性解放運動的花朵綻放於1960年代末期，然而這個新生的運動一方面肯定了，另方面卻拒絕了，那些促使自身誕生的力量。1960年代晚期和1970年代早期成為女性主義者的傑出年輕女性，絕大多數都有反帝國主義、反威權、以及在1967至1972年之間全盛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背景 [13]，而性解放正是這種政治的基礎：因為就反文化的意識型態而言，資本主義需要性壓抑的主體，以便實現它否定生命、永續壓榨、和毀滅性的目標。資本主義需要的是自我克制和工作狂，而這兩者都和任何解放的或自發的情慾展現背道而馳。
回憶1960年代
由於肯定1960年代的性激進主義，女性主義者在1970年代早期就開始認真尋求性愉悅。我們雖然沒有像性學家Masters和Johnson那樣仔細地紀錄並指導女性高潮之道，可是他們對陰蒂的尊重，以及對男性大部分慣常性實踐的嚴厲指責，都使我們印象深刻。如果女人並未從和男性的性經驗中得到愉悅、並未享受應該屬於她們的高潮，那麼她們當然就比較容易駁斥男人的推諉；男人總是說問題出在女人，而這個問題其實是我們無法跟男人討論的。因此當時的女性主義者很快就開始建議女人需要探索並表達自己真正的性心情、性需要、以及性慾望，並且開始積極的再教育和自己有性關係的男人。那時的女性主義者認為，性滿足可以讓女人對自己更有信心，對世界更有掌握的力量——這個信念是直接從性解放大師Wilhelm Reich的思想中取用的，1960年代Reich的《高潮的功能》(The Funtion of the Orgasm)一出英文版就成了暢銷書。
到目前為止，已經有不少女性主義者改寫了女性在1960年代性激進風潮中的事蹟。很奇怪的是，激進派和保守派現在都同樣接受一個新的主流說法，她們都認為當年女人其實只有短暫的參與Beatrix Campbell稱為「男人的性喧囂」(men’s clamour for sex)的潮流：也就是說，女人很快就覺得幻滅失望了 [14]。不過我自身的經驗並非如此，記錄那個年代的女寫手們的經驗也並非如此；一如往常，事情的真相總是曖昧難明的。我們不但有Germaine Greer在《女太監》(The Female Eunuch)一書中勇敢的炫耀她自己的掠奪激情和肉體征戰，並批評其他女人無法和她一樣「擁抱」陰莖，此外還有許多其他的作品也都寫出了當時女人熱烈的情慾 [15]。紐約女性主義者作家Ellen Willis回想她在1968年寫Bob Dylan時，也提到自己是多麼地認同男性雜交式的性探險，也分享他們對佔有慾的抗拒：「我了解男人想要遊蕩的需求，因為精神上說來，我自己也在遊蕩；至少我在幻想中是這樣的，而實際生活中就比較難說了。」[16] 她的同志Deirdre English也談到當時曖昧不明的狀況：「性別歧視依然存在，但女人們事實上在享受許多不同的性經驗，而且還樂在其中。」[17]
我自己以及大部分女性朋友1960年代的經驗是，我們都很享受能夠自在地和男人發展性關係，而且也很享受不時在此主要關係之外有所發展。我當時參加雪梨的解放組織「PUSH」，在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的澳洲雪梨，PUSH是個激進的波西米亞式社會政治運動，規模不大但很有影響力，成員都是熱情、反威權的無政府主義者，抱持著「隨性愛慾」和「永遠抗議」的信仰。1982年有些曾經參與PUSH的女性還為澳洲廣播委員會記錄她們當年的經驗 [18]：Judy Smith回憶1950年代早期的情況時說：「我們當時最主要的抗爭就是拆毀情慾的疆界，其他的抗爭是次要的。」她接著補充說：「我很喜歡當時的投入，因為大部份社會所提供的其他選擇都很可怕，如果我們不推動PUSH，就得接受都市郊區式的中產嚴謹生活。」Rosanne Bonney回想她在1960年代早期參與PUSH的情形時也說：「我不同意當時女性主義流行的觀點，她們總是說男人如何壓迫我……但是事實上我覺得自己在和男人的關係中受益匪淺。」那些受訪女性共通的想法是，她們很樂意為自己負責，也很樂意為這種責任所包含的情慾自由和智識自由負責。
我現在會補充說：一旦女人決定要有孩子，一旦女人發現有關個人責任的哲學和個人愉悅的追求終究缺乏社會支撐的時候，事情就沒那麼好玩了。然而除了感懷好景不再之外，回顧1960年代很少獨睡、總是和我當下最鍾愛的男人共枕的時光時，我真的沒有什麼遺憾。現在想來或許有點怪，不過當時情慾活動的發動者可不一定都是男人；強迫式的性活動絕不是這一小撮性激進份子的經驗（雖然澳洲女人經常被形容為「西方世界的踏腳墊」）。就像Mary Ingham [19] 回顧英國的情況一樣，我覺得我們當時的性征戰（這是我們認知這些經驗的方式）之所以那麼令人滿足，並不是因為它們提供了什麼身體上的愉悅（勾引自己的教授通常是最無聊的經驗，而且最好不要有第二次），而是因為這些征服所賦予我們的社會地位。不過，的確也有些女人在那個年代開始在性方面比較放鬆而且比較有自信；許多和我同年齡的女性主義者都認為，正是因為我們當時追求新奇性經驗的慾望頂撞到男人未經檢驗的雙重標準──特別是男人面對自己的性嫉妒時的無力處理──才使得女人投入女性解放。[20]
從許多女性對1960年代的回憶中，我們可以了解至少有些女人的確蠻享受和男人發展性關係；另外還有許多女人雖然無法談論她們和男人發生性關係時感受到什麼樣的挫折，可是她們對性關係的享受是愛恨交織的；當然，還有一些女人在和男人的性邂逅過程中只有很少或者根本沒有任何滿足的感覺。後來，當人們對異性戀情慾模式的矛盾情結深化時，當指責女人不該享受和男人性交的趨勢強化時，這些差異都會注入女人之間的衝突。然而，不管和男人在一起的性愉悅是真實的還是虛幻的，1970年代初期所有的女性主義者都一致拒斥──而且是憤怒地拒斥──在「性解放」旗幟之下推動的其他各種實踐。
1960年代末期出現了比較強硬的、侵略式的男性激進思想，它（至少在表面上）取代了早年比較柔性的關注。許多女性主義者很快就起而終止那些佔據1960年代和1970年代地下出版社的色情刊物，這些軟核(soft core)色情刊物都是男性中心的，以取悅陰莖為主，內容則不外乎奶子、屁股、群炮、和陽剛的逞強。我們揭露這些色情刊物，說它們是男人輕蔑而帶有攻擊性的物化女性的表現。1968年Sheila Rowbotham在激進社會主義雜誌《黑侏儒》(Black Dwarf) 的辦公室裡，氣得在桌前貼了這首詩：「讓我們把月曆女郎的照片放上《黑侏儒》／讓我們以自慰革命……讓我們將私處緊黏／於我們投射的自我上／稱此為同志之誼／以及剝削的終結……」。[21] 而其他的地下雜誌，如《魔法師》(Oz)，與其說是削弱社會普遍對女性的壓迫，不如說是以一些迂迴的做法來強化這種壓迫。年輕女性（越年輕越好）總被描述成男性的性服務者，然而，她們卻被要求要和男人一樣把幹炮當成自身的解放。有小孩的女人可能一方面被尊稱為地母，另方面卻不能對男人提出任何經濟上的要求，更不必說家事上的輪替了。一般而言，女人被視為提供男人情感的慰藉和支柱，但是卻無法從男人那裡得到任何承諾或安全感。這對女人來說，是一個愚人遊戲，就像美國歌手Janis Joplin在她那種自我鞭笞、啜泣、悸動、嘶聲哀泣中所警告我們的。
當Robin Morgan在1970年毅然決然的告別激進男性的性無知及性倨傲，並且和其他女人一齊接管紐約地下報紙《野鼠》(RAT) 時，那股風潮冷卻了許多老叛將的陽具信心，卻燃起許多新一代女性主義者集體的熱情。到了1971年底，倫敦諸多地下出版社的女將們開始聚集在一起，在六個月內生產了《多餘的肋骨》(Spare Rib)雜誌。女人決意重新爭回女性情慾──至少當時看起來如此。
女性解放與尋求性愉悅
當時女性主義者認為，和性有關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性是「男性定義的」。連我們對性行為本身的概念在字面上都是陰莖插入陰道的那一刻。不過，Anne Koedt 和一群宣導單張的作者們很快就提出宣稱，認為這可能是──但也很可能不是──女性性興奮的來源。Koedt指出，其實女人「性愉悅的核心」是陰核，而非陰道。她說：
我們必須開始要求，如果那些被定義為「標準」的性姿勢並不能幫助雙方都達到高潮的話，它們就不該再被視為標準。我們必須開始嘗試或發明新的技巧來改變目前性探索的這個特殊層面。[22]
大家覺得女性一直被囚禁在對自己的性一無所知的黑暗中，因此她們也無法肯定自己的性需求，而性（或者幹炮）的語言總是把行動和控制規劃給男性，把被動和臣服規劃給女性。因此，性的語言就象徵了世上男女之間的權力關係；這是最純粹的性歧視圖像：宰制的男人，屈從的女人。Pat Whiting在1972年寫道，婦女解放運動的任務就「在『重新制約』男人，解除加諸女性身上的雙重標準，為女性的情慾建立一個比男性社會所提供的更為真實的形象。」[23]
重新評估女性性愉悅的來源，並拒絕那種頌揚男性性自主但貶抑否定女性性自主的雙重性標準──這正是1970年代早期女性主義對標準異性戀性實踐的批判核心。和這個批判相連的還有一個1960年代以來建立的信念，就是認為性壓抑與社會無力感相關。1972年12月婦女解放工作坊出版的報紙《悍婦》Shrew刊出了粗體的大標題：被壓抑的女性性慾力量。文章是這麼開始的：
女人擁有比男性更多的性能力。但是數千年的父權制約剝奪了我們的性潛能，並且欺騙了我們對本身性慾真相的了解。
文章結尾說：
女人一旦直接經驗到她自己強而有力的性能力，就再也不能容忍被說成天性被動、本質上悅虐、而且只有在屈從於男人時才能找到真正的自我實現。對這個女人而言，這些說法都是荒謬的……當她終於了解到自身力量的現實時，女人永遠不會再放棄這種力量。[24]
或者，如同Beatrix Campbell在次年發表的論點：
女人在性上的被動及物化，削弱了她們做為自主個體的運作……承認肉慾、接受所謂的性開放，都是女人逃離性順從所必經的階段。
她的結論就更樂觀了：
在決定性是如何表達的時候，女性的介入並不一定要止於發展出「新的反應模式」而已，因為這可能只是換湯不換藥。女性在性領域中的介入，其真正的力量在於有可能會徹底剝除男性特質和女性特質這整套迷思。[25]
《悍婦》雜誌發行性專題時也附帶了一個聖誕節特別贈禮：「屌：給淫亂女人的雜誌」，其中刊載了巨大的男性裸體、RAM假陽具、和RAPIER刮鬍刀片，以此嘲諷普遍的男性性幻想。可惜的是，這種自信的嘲諷語氣卻很快的就從女性主義書寫中全然消失了──取代它的是純粹的憤怒。這類對男性性偏執的嘲笑也出現在《多餘的肋骨》早期的雜誌中。
1970年代早期女性主義在性分析上呈現的第二個層面強調，女性在歷史過程中從來就無法控制她們自己的生育權；這也使得女人在和男人發生性關係時有著潛在的危險和問題，並且使得男人有權力控制女人。與男人主導定義性觀念的程度相較，那些和生育及育兒相關的概念及安排都更為根本的把女人的生育──最終則是女人的生命──都置於男人的手裡。
除非在婚姻和家庭之內，女人根本不可能獲得社會的認可和支持來選擇生下小孩，而這個婚姻家庭卻在法律、經濟、和社會層面上，都建構了男人得以凌駕女人的力量和權威。同樣的，在性上面活躍主動的女人也沒有權力自信的、安全的不生小孩；因為自有歷史以來，女人就一直無法享受適當的避孕設施，假如碰巧懷孕的話，就會被（男性的權威者）否決她們有權利享受人道的或毫無困難就可以獲得的墮胎設施。這樣的分析使得免費的避孕以及自主決定的墮胎成為婦女解放運動早期的主要議題，那是女人掌握自己命運的底線。Rosalind Delmar在1972年寫道：「現在，免費的避孕以及自主決定的墮胎已經是每個婦女運動的重要訴求。」[26] 在這充滿希望的早期年代中，女性主義者在情慾、生育、和育兒議題上的所有文宣訴求似乎都向女人應許了一個嶄新的未來。Monica Sjoo 對這個現象做了一個總結：
女人控制自己的生育，這質疑了以父為中心的家庭功能，也質疑了女人過去在其中被當做無償勞動力的來源──最終則質疑了我們居住其中的整個社會結構。[27]
雖然女人的免費避孕及墮胎權可能是早期婦運的最佳象徵──這個訴求也得到很多左派男人和職業工會的支持──但是這個訴求也總是和一些更廣泛的議題連在一起的，其中包括婦女健康、性、生育、及育兒。1970年代中期英國的主要城市都設立了婦女中心，其中最活躍的組織就是婦女健康團體，它們不但推動婦女自我檢查和自立自助，後來也揭發了產科和婦科為女人提供不當照顧的可怕黑幕。這些婦女健康團體領導婦女抗議她們被剝奪主動掌控整個生育過程的權利，所以也經常在大部分男性、醫生之類的權威者手中經歷貶抑和羞辱。大體而言，健康照顧被視為一個關鍵的政治議題；這些婦女健康團體的出現，預示了現階段廣受關注的整體健康觀念，促成了針灸、自然病理學、健身課程的成立，這些也都強調生理、心理、社會和政治因素之間的關連。由於它們強調自立自助和另類醫療，因此這些努力有很大一部份必須牽涉到同時在國家衛生組織機構內外施力。
婦女健康團體也鼓勵並為青少女發展更好的學校性教育，她們強調婦女需要更積極、更獨立的女性情慾形象。女性主義者忙著找尋更多知識以理解並控制自己的身體，同時也為育兒爭取更好的社會設施及社會福利；當然，她們也要求男人更多參與育兒和家務。「女人的選擇權」是創始於1975年的「全國墮胎行動」（NAC）組織的口號，但是它所代表的，是遠遠超過合法墮胎議題的。
到了1970年代中期，英美的社會主義女性主義(socialist feminist)理論都十分堅決的認定社會對生養小孩的安排措施事實上為男人掌控女人提供了物質基礎。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再生產被視為女人的主要責任，而且由家庭這個「私」領域來組織，這使得婦女被隔絕在外，而無法在公領域的生產活動及市場控制中擔任核心職位或重要角色。公、私領域的分隔以及相應產生的意識形態，在在構成了婦女在經濟、社會、和政治上都要依賴男人。男人就這樣控制了女人的性和家務勞動；這些方面也就是男人掌控女人的關鍵。男女之間的權力關係不僅被供奉為男人在婚姻中享受的權利，而且（大部分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也總是不遺餘力的強調這個觀點）還透過男女在日常生活中接收的觀念及經驗來強化這樣的權力關係：男女各有歸屬的領域、特有的能力、截然相反的慾望和情感。在這個理論架構之內，人們對男女情慾所抱持的觀念被視為只是那個更廣泛的性別差異意識形態中的一個特殊面向；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因而強調需要去分析並打擊現存之意識形態，後來更逐漸轉變為強調無意識在支撐意識形態及決定行為上所扮演的角色。
然而，找出一個理論架構來理解男人在物質世界及主流意識形態中如何控制女性情慾，是一回事；提供一個更細緻、更精確的理論以理解並解釋人類的性關係，是另一回事；對我們運動實踐中的人來說，個人面對性時如何和各種疑慮、兩難、困局搏鬥，就更是另一件事了。
我們的問題並不那麼直接和理論相關。對大多數異性戀女性主義者來說，問題反而是我們和男人建立性關係時所體驗到的希望、恐懼和怨恨；當然，也是在這一點上，激進女性主義對情慾的分析批判有了它直接的、可見的吸引力。就激進女性主義理論而言，男人和女人之間所有的關係總是被男人集體努力確認並維持掌控女人的權力所決定；這就是父權的本質──所有社會中最原初、最基本的權力關係。在Kate Millett和Shulamith Firestone早期的激進女性主義書寫中，男性性慾主要以征服女人為目標，其中則牽涉了剝削和宰制。Firestone寫著：「的確，愛情的意義對男人和女人而言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愛情對男人來說就是擁有和控制……」[28] Kate Millett認為父權的本質就是陽具權力，最清楚的展現在男人對女人的性剝削上，她描繪在小說家Henry Miller、D.H. Lawrence、以及Norman Mailer的作品中所包含的她所謂「性的食人族」(sexual cannibalism)，認為那是父權現實的真實「文學反映」。[29] 這些男性作者暴露出男人為女人的設計都是虐待的、惡待的、掌控的、和宰制的。
這裡所呈現的激進女性主義理念非常有說服力，因為這些名作家在書寫中所呈現出來的暴力和虐待式性幻想對我們來說實在是太熟悉了。即使別的女性主義者後來指出，類似《查泰萊夫人的情人》這樣的作品其實並不很清楚是否惡待女人，但是其他流傳到我們手中的文學經典倒是非常清楚的惡待女人。[30] 激進女性主義者對男性性慾的「揭露」，其實和「常識」中對性的假設相去不遠：性是攻擊的，也是男性的。Roger Scruton寫到「無法控制的陽具雄心」[31] 或者Enoch Powell引用《聖經》創世紀中說「男人心中的想像自小就是邪惡的」 [32]，他們都表達了相似的想法。這個常識既創造、也反映了它所描述的現實。
後來使得女性主義者由震驚轉向憤怒，最後終於無助絕望的，是大家（特別是有權位的男人）最初公開否認而後更持續容忍男性向女性施展暴力。這種對現實的視而不見，竟然很諷刺的具體呈現於Germaine Greer早期的書寫中，她的作品完美的壓縮呈現了自由主義者──特別是性激進份子──對男性暴力問題的漫不經心態度。她在作品裡說：
男人的確用暴力威脅──通常是很戲劇性的──使得嘮叨不休的妻子安靜下來：但是這種暴力幾乎都是假裝的。它事實上只是一個精神遊戲，很容易就可以拋開了。[33]
要不是因為這些說法之中不免有些知識關乎男人對女人行使性暴力的真相，而且也和「終究要怪女人」的迷思相吻合，這種天真的論調本身或許才是該被丟棄的，它在認知上的失敗來自太過專意於推廣對性的正面態度。Greer還告訴我們：「女人在酒吧和舞廳中總會帶來暴力的場景」[34]，「男人向女人所做的邪惡殘忍舉動，大部分都是因為女人的挑釁」[35]，「假如女人能夠提供一種真正另類的方法來解決暴力的問題，世界就會少點兒痛苦。」[36] 在這些即使今日最堅定的性別歧視者看來也有點怪的言論中，Greer反映的只是1970年代早期大部分人流行的想法罷了。例如心理治療師Anthony Storr廣受歡迎的智慧之言就提醒世人：「嘮叨而富攻擊性的婦女經常是在無意識中要求她最害怕的東西──男人在性上的宰制和攻擊。」[37] 但是在企圖鬆動這個特殊的「常識」神話時，女性主義者發現根本愈來愈難堅持任何進步的性政治立場。
面對男人對女人行使的性暴力
1970年代早期，女性主義者被迫面對的首要議題就是男人對女人和小孩行使的家庭暴力。1971年Chiswick Women’s Centre剛剛成立，當一群受暴婦女登門尋求協助和保護時，第一個「婦女救援」(Women’s Aid)之家在沒有什麼審慎的計畫下成立。後來的幾年內，許許多多女性主義民間團體持續協助建立或支持類似的避難場所以幫助婦女逃離暴力的男人；這些避難所的經營方式都是民主而集體的，以保證所有婦女在此都能擁有最大的自主權和參與度。1975年，35個類似的團體組成了「國家婦女救援聯盟」(National Women’s Aid Federation)，目的在提供暫時的避難所給所有受暴婦女和她們的小孩，也企圖將愈來愈多有關家庭暴力嚴重程度的事實公諸於眾：在所有的暴力犯罪中有25％是妻子受暴 [38]。「婦女救援」組織也努力推動修改法律、修改國民住宅的設施、修改社會政策以保護並資助受暴婦女。「婦女救援」組織中的女性主義者認為，家庭暴力的問題和婦女之所以很難逃離家庭，是源自整體社會對女人的宰制，以及已婚婦女（尤其是有了小孩的已婚婦女）特別承受的、在經濟和法律上的依賴狀態。特別要強調的是，女人在家庭內對男人的依賴地位，是透過國家不完善的兒童福利政策和缺乏育兒設施來形成而且持續的；婦女工作所得的低薪也是這個依賴狀態的一部分。
但是，不管女人是多麼深陷於經濟和社會的無力感之內因而削弱了自身力量，也不管有哪些男人是如何被現存的社會條件所殘害，婦女在她們最需要安全和保障的空間──家庭──中遭受惡劣的殘暴和持續的性惡待，這個事實在女性主義陣營中激發了對男人強烈而尖銳的敵意。某些女性主義書寫中開始出現戰鬥的語言，特別是那些協助受虐婦女的女性主義者；女人逐漸武裝起來抗爭男性集體製造的恐怖主義。過去存在在個人之間，一半玩笑一半嚴肅的兩性戰爭，現在在一個新的、集體的、致命的基礎上被重新組織。自1974年以來，英國女性主義者在受虐婦女問題上的工作已經擴散至美國、加拿大、及其他各地，英國的女性主義者則開始另一項類似的工作，也就是引用美國已經累積的研究來關注與強暴相關的事項。第一個「強暴危機處理中心」(Rape Crisis Centre)於1975年左右在倫敦成立，提供被強暴的受害婦女協助和諮詢，該中心也致力於改變法律、警政、和醫療方面的實踐，因為這些系統都掌握在男性權威的手中，而他們都相信那個傳統神話，認為受到性暴力攻擊的婦女大部分在某種程度上都曾挑釁男人、或曾與男人共謀、或是活該被男人施暴。女性主義者指出，這個迷思還認為有些婦女是「無辜的」，而大部分的女人是「有罪的」，她們的罪就在於她們看起來是獨立而性活躍的女人。
當時女性主義者急切地想要了解強暴在我們社會中的普遍程度，想知道有關男性性需求的迷思為何能那麼容易的就責備性暴力的受害者而非加害者。透過對家庭暴力的理解，女性主義者開始認為強暴是婦女在社會中的整體屈從地位的延伸。Anna Coote和Tess Gill在1975年討論「強暴論爭」時寫道：
就像婦女在家庭暴力中受害一樣，強暴主要是一個社會問題，植根於幾世紀以來男性至上的觀念，以及我們社會在財產、性、和暴力三者之間建立起來的連結……除非這些鼓勵暴力而且使得婦女一直處於劣勢的社會條件有所改變，否則強暴的問題是無法有效解決的。[39]
然而，這麼多針對女人的殘暴犯罪，以及媒體、法庭、警察、醫生和其他團體面對這個事實的時候所表現出來的虛偽、自相矛盾的反應或輕視的厭惡，都再一次點燃女性主義者對男人的怒火。
憤怒或許比指導來得有智慧。當我們想要告訴男人，女人是如何看待他們對女人的痛苦的漠視時，憤怒很合用；可是，單單憤怒是無法了解男人和女人的情慾──變態或其他情慾──的。
1975年前後，婦女解放運動中有些女性主義者──特別是那些和「婦女救援」以及「強暴危機處理中心」相連的女性主義者──對男性性行為的某一方面，愈來愈有話要說，也就是強制(coercion)和暴力的彰顯，其他的女性主義者──特別是那些和男人有性關係的女性主義者──則愈來愈感到無法說出她們自己的性實踐和性經驗。由於探索個人生活和經驗仍然是1970年代女性主義運動的核心，而情慾仍然是大部分女性主義者關切的重心──不管是女同性戀、禁慾者、或者主要是異性戀──這樣的緘默很顯然表示有了問題：英國女性主義文選《破釜沈舟》(No Turning Back)收集了1975到1980年間的作品，其中卻沒有一篇是討論異性戀的文章 [40]；1982年Sue Cartledge和Joanna Ryan的後續研究計畫主要是想收集後來女性主義者有關情慾的書寫，但是因為她們發現能收集到的資料實在少得可憐，最後只好放棄，轉而邀請新的文章來加入她們的新書《性與愛》(Sex and Love)。[41]
Anna Coote 和 Beatrix Campbell在她們的婦女解放運動史《甜蜜自由》(Sweet Freedom)中對這樣的沈默進行反省。她們認為沈默是來自「異性戀沙文主義」和「女同性戀分離主義」之間令人挫折而無用的鬥爭，這個鬥爭使得大多數女性主義者陷入僵局和失望，也無法認同任一立場 [42]。但是這兩位作者對異性戀沙文主義的說法卻主要倚賴Germaine Greer的《女太監》，這本書雖然很有影響力，但是是女性主義興起之前的文本，至少也只能算是非常特殊的女性主義文本，但是和當代的婦女運動沒什麼關係。（雖然一般人認為《女太監》無法代表早期的婦女運動，大部分婦女運動還是十分拒斥Greer的個人無政府主義和她對集體行動的排斥。）另一方面，強調女同性戀分離主義的情慾分析日漸壯大，而且在1978年之後非常具有影響力；在我看來，它可以說不但造成了面對異性戀情慾時的女性主義沈默，也是這種沈默的後果。
性學以及女性主義對性的理論化
我認為1970年代晚期對異性戀情慾的沈默還有一個更廣泛的解釋，不只是簡單的透過婦女解放運動來理解。這個沈默是因為當時能讓女性主義者援用的情慾理論不足，因而在女性主義的性政治上形成弱點。1970年代女性主義對情慾的想法，如同我暗示過的，受到近百年來「性科學」所普及的觀念和研究所影響。如果回到這些觀念的歷史中，就更能了解很多現存的爭論。
Krafft-Ebing的古典案例研究恐怖的記錄了1880年代在維也納法庭前遊街示眾的所謂性「變態者」的不堪處境，這些案例也開創了一個研究和理論的新領域。同樣在1880年代，英國人Havelock Ellis開始了一個龐大的針對所有已知多樣性行為的全球調查分類，他把後來展示的人類「性偏差」視為每個個體某些核心本質的產物，每個人都有與生俱來的不同的性慾望和性傾向。對Krafft-Ebing以及Havelock Ellis來說，性最明顯的特徵就在於它普遍對個體和社會都有無可比擬的重要性（其後的性學家對這個觀點也少有異議）。隨著資本主義發展而來的對「私密生活」的重視，暗示情慾的確是理解大多數可能攪擾社會的問題的關鍵。家庭領域內的個人生活，因此必須和公眾、理性的生產世界分開，因為它潛在威脅到這個公眾生產世界的運作。同時期的達爾文理論強調人類行為有其演化的基礎，性理論則相應的認為性行為是被內在的「自然本能」所驅策的，有著強大而無法控制的力量。（至少在人類的男性中看到這樣的狀態。）
性學的創始者們因此為性行為提供了本能主義的、本質主義的解釋，將性行為──不管它有多複雜和多樣──看成是某個內在生物本質的直接流露。這是我們熟悉的觀念，直到今日都和常識中對性的假設如出一轍。Jeffrey Weeks曾說，性學開始記錄並分類所見的「性的真理」的時候，也促使將性提升為身分認同的中心 [43] 。20世紀的性學家後來修正了前人強調的觀點，特別與Krafft-Ebing（以及Freud）的普遍悲觀保持距離，因為後者把性衝動的潛在危機和反社會本質看得太可怕了。和前人不同的是，20世紀的性學家反而強調性衝動對人類的好處，因為（他們相信）它可以被用來鞏固一夫一妻制的婚姻；不過，他們仍然沒有摒棄Krafft-Ebing和Ellis的生物主義或本質主義。
1940到1950年間的Alfred Kinsey以及1960年代的Masters 和Johnson都在心理學的「刺激-反應」理論取代了早期的本能理論而成為心理學理論主流的時刻，著手開始他們自己對人類性行為的「權威」調查。這也就是說，他們開始去描述並量化那些特殊類型的物理刺激，這些刺激有效的產生出性學家可以明確標定的──對他們而言更重要的是可以測量的──性反應的現象：也就是高潮時的生理收縮。Kinsey、Masters和Johnson採用當代行為學派的社會學習理論，強調在決定什麼類型的刺激可以激起性慾時，「學習」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不過，他們對性過程的描述，甚至比他們的前輩們還要更物質化、生理化。
「放鬆，輕柔的撫摸，假如妳想要高潮的話。」由Masters和Johnson自1960年代中期以來提供的性治療課程不斷蓬勃發展，成了無數其他課程的楷模，它所使用的「感覺對焦」(sensate forcusing)公式，成功的準備了參與課程的伴侶們，以便學習新的性技巧，尋求更好的性體驗。說真的，在Masters和Johnson宣教式的出版品中，一夫一妻異性戀伴侶關係裡的美好性體驗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權利。[44]（美好的性生活也被當成消除所有社會罪惡的方法，因為英國和美國都認為社會犯罪出自不斷攀升的離婚率。）Masters和Johnson最強調的中心理念就是，女人現在必須能在異性戀的伴侶關係中公平的分享生理性慾的發洩──如果沒有其他方面的發洩的話。高潮平等權！這是新的性治療學派熱心追求的目標，因為他們經由Kinsey令人沮喪的調查報告以及後來許許多多研究，已經充分了解兩性之間在高潮分佈上的不平等看來是多麼的嚴重和不公平！就這個觀點來看，那存在於內心的野獸，也就是危險的性衝動能量本身，是可以被馴化和訓練的，甚至可以培養出兩性間更美好更公平的社會關係。這就是當代性學──雖然機械化而且誤導人們──樂觀的訊息。
女性主義者雖然很快就採用了Masters和Johnson所描繪的，女性性慾偉大的、擴張的、不斷出現的高潮收縮特性，卻沒有被他們倆人的性交──異性戀常態──宣傳所騙。Masters和Johnson一向堅持，陰道中的「陽具戳刺」應該足以刺激女性高潮，因為它能同時導致陰核部位的相應動作。針對這個說法，女性主義性研究者Shere Hite立即提出反駁，她認為如果這個說法成立，那麼扯一扯男人的老二也應該足夠刺激男人高潮。Shere Hite在自己所作的調查《海蒂報告》(The Hite Report)中指出，只有30％的女人能固定的經由性交達到高潮，大多數女人要達到高潮還需要直接刺激陰核；[45] 這也就是說，像大多數女性主義者所樂見的，就達到高潮的刺激而言，生理男性的存在與否並不相關：女人自己就可以輕易辦到，不管是自己搞，或是兩個女人互搞，或是以想要的任何其他方式達成。（當時大部分女性主義者好像還沒有注意到，生理刺激很可能和慾望的動力一點兒也沒關係，因為慾望的動力主要是無意識的。即使我們曾經注意到這一點，當時的女性主義論述中也找不到一個可以「公開的」說法。）
然而，很多女性主義者還是被Masters和Johnson那種粗淺而簡單的行為心理學欺騙了，因為它和當時大多數英美心理學裡流行的解釋相通。不只性行為被簡化為生理技術和身體感受，和它們在文化、社會上的意義或在社會關係中的脈絡區隔開來，而且人類的意識被化約成一連串可以受意志控制的態度。雖然Shere Hite的發現和Masters及Johnson不同，Hite卻和他們一樣採取行為主義的方法。帶著「極度的愉悅」，Hite娓娓說出她四年來對人類性慾研究所得到的結論：
為什麼女人會有高潮？這個問題已經沒有什麼神祕可言。只要有正確的刺激，迅速、愉悅、而且可靠……，高潮就會發生。整個的關鍵就在適當的刺激。[46]
對女性主義者而言，這樣的觀點後來證實是個很有誤導傾向的樂觀自發主義。這也為1970年代晚期女性主義悲觀的翻轉大部分早期的性思潮鋪了路：從強調女性的性愉悅，轉而強調追求性愉悅時可能帶來的危險。
在Hite之後，一堆自稱為女性主義的教導書和文章出版了，大部分產自美國，而且被1970年代早期的女性主義者狂熱地閱讀著。從Betty Dodson的《解放手淫》(Liberating Masturbation)、到Lonnie Barbach的《為你自己：女性性慾的滿足》(For Yourself: The Fulfilment of Female Sexuality)、到Barbara Seaman的《自由與女性》(Free and Female)，就像這些書的標題所標示的，作者們不斷的強調，女人可以（為了她們的心理健康和戰鬥的精神，就更應該）學習那種可以滿足她們自己特殊「性需求」的技巧 [47]。書中傳遞的訊息總是相同的：女人可以透過對她們身體和性器官感受的探索，來發現她們「真正的需求」；一旦發現了，就可以知道如何從性中得到想要的；女人不必等待別人來滿足她們的性需求，她們自己就可以做得相當好 [48]。一旦了解了自己獨特的身體感受（要是妳在尋求認同上有困難，或許妳可以在此找到那個認同），一旦妳學會拋棄那些還殘存著的對自我的過氣看法（只要妳決定要拋棄它們），這些書暗示，保證妳都可以達到性滿足──不管有沒有性伴侶。在這裡，女人的性被當成某種「內在本質」或「身體電流」，是個人和身分認同的來源；任何把性當成溝通、了解、或關係的想法都完全被壓抑不見了。
在女性主義這個早期的年代中，羅曼蒂克的期待被視為危險的幻象，只是為了誘捕女人進入婚姻或者別的情感依賴關係，而任何真正的女性主義者都無法滿足於這樣的依賴狀態，因為在過度高估或者理想化性伴侶時，它無可避免的會有內建的不平等。當時女性主義認為，女人只有在對本身缺乏安全感的狀況下才會和男人建立羅曼蒂克依附關係。Verena Stefan在她1975年的女性主義暢銷書《蛻皮》(Shedding)中就寫著：
我仍然愛著Dave，他因為泌尿系統感染而躺在醫院的病床上。他因為我們有一段時間不能行房而感到抱歉。我也一樣。我需要他，因為我沒有自己。〔斜體字為作者所強調〕[49]
在這樣的女性主義性反省中，沒有任何驚嘆，沒有任何慾望；的確，在這種相信女性可以重新爭回自己身體的盲目樂觀主義中，幾乎沒有任何強烈的感情。然而，我們必須承認，這樣的寫作方式的確對很多女性主義者有解放的效果──至少有一陣子是這樣的。就像Hite一再保證的，「掌控自己的刺激，就象徵擁有自己的身體，這是通向自由非常重要的一步」，這種信念是令人倍受鼓舞的 [50]。Eleanor Stephens在1975年《多餘的肋骨》雜誌中所下的結論有部份是正確的：
在婦女運動所提的所有議題中，女性主義處理女性情慾的方法對很多婦女來說，完全改變了她們對自己的感覺……對自己的性負責，這個想法的含意深入我們生活所有的領域，給了女人一個自主權和力量的新意識。[51]
《多餘的肋骨》期刊在這個時期已經不再自負的嘲諷男人對性的迷戀，而代之以描述個人生活及感受的作品，後來更以有關性技巧與如何達到高潮的作品來取代。因此到了1970年代中期，異性戀性慾已經被移出了個人人際關係的脈絡，而以個人的需要是否被滿足來呈現。在此同時，有關女性庇護所和強暴危機處理中心的文章也愈來愈重要，這些文章當然就比較強調男性的暴力。[52]
然而在婦女解放運動初期，許多女性主義者至少在某些時刻可以感覺到一股群體的力量和自主感，這種力量和自主感大大降低了我們的絕望──至少我們愈來愈不會絕望地找尋男人來提供我們生命的意義和滿足。只要姊妹情誼繼續滋長，只要它使我們感覺安心、興奮、大受激勵，只要我們以女性主義抗爭來充實每分每秒的生活，我們就感受到那種自主的力量。
1973年Robin Morgan出版詩集《怪獸》(Monster)時，再度以她特有的修辭頌揚了當時某些很容易情慾化的騷動：
我想要一個屬於女人的革命，就像我想要一個情人一樣
我渴望它，我好想要這種自由
要終結所有的掙扎、恐懼、和謊言
我們同聲吐氣──情願在這個慾望的激情發聲中
死去 [53]
相較之下，Sheila Shulman寫於1974年的《給潔琪的詩》(Poem to Jackie)或許比較典型也沒那麼戲劇化，這首詩描繪了一種比較壓抑但是類似的狂喜：
當我（對你）說「我的姊妹」時
有些孩童時期的寂寞就癒合了 [54]
我想，就是女性主義本身這種共享的擁抱──而不是出現了什麼個人的、獨特的、解放的身體感受──感覺起來才像是應許了一種嶄新的愛。我們當時發現的，並不是什麼屬於我們自己的、新的「真實女性情慾」，而是一種出於自己而想要愛所有女性的慾望。
到了1970年代中期，這種有關女性內在強大情慾的樂觀女性主義願景，愈來愈需要和那種因為意識到男性對女性持續施展性暴力而來的沮喪，以及那些深嵌於異性戀語言和異象中的性別歧視及恨女情結，整合在一起；而這些立場相異但是貫注於「性」的觀念，幾乎無可避免地會被簡化成有關「性的本質是什麼」的對立想法。
早期女人有極大的熱忱要奪回她們「真正的性慾」，也就是表現一種「本質上很女性」(essentially female)的性慾，但是這種熱忱很快的就在女性主義的寫作中採用了訓示的語氣。1981年Anja Meulenbelt在英國出版的《為我們自己》(For Ourselves)就是個很好的範本：在這本書的描繪中，女人的需求都是積極而進步的：女人想要在性關係中享受平等、感覺獨立、並自我控制。[55] Meulenbelt在書中覆誦了當時已成為女性主義正統的說法，認為女性的性感覺大部分和性器官的插入無關，而且只有在這種性感覺的基礎上，女人才可以和自己來上一段愉快的「外遇」。Meulenbelt向我們保證，「不是只有一種解放或釋放的性慾」；然而在她的說法中，通往解放的門路卻非常狹窄而且困難。[56] 譬如，她觀察到某些女人的確可以經由自己陰道內的動作而製造高潮（暗示：別指望別人替你製造高潮！），她接著說，「可是這種情況並不像別人說的那麼普遍。而且即使你能做到，問題仍然是：你要這樣做嗎？」（Meulenbelt強調）。[57] 這個問題飽含深意，其含意則透過書中對個別女性所做的訪談來明白的直說──訪談者質問：「你不會真的期望能從男女性交中達到高潮吧？」暗示：希望你不會！受訪者因此急急忙忙的向訪談者保證：「喔，不，我也不喜歡做愛，每次都糟糕得不得了！」[58] 這樣的答案還差不多！
革命女性主義連番興起
從1970年代中期以降，雖然有像這樣主要是自戀式的性活動（！），繼續承諾帶來性滿足（確實是個有點寂寞的追尋），但是已經有一種全然淒涼的前景悄悄爬進了女性主義有關性關係的討論中。女性情慾的愉悅和歡樂一如所料的，比許多女性主義文本所應許的來得更為難以捉摸；異性戀和女同性戀女性主義者都發現，她們的性關係仍舊混雜著和往常一樣的愉悅、滿足、挫敗、矛盾、和執拗的依賴性 [59]。那種以為可以就此輕鬆的選擇轉化我們性經驗的舊樂觀主義，已然煙消雲散了。
然而，那個相信女性內心有著真正的、積極的需求和慾望的信念，並沒有被拒斥；那個相信女人可以透過發現自身「真實」的性慾而找到她們共同的女性情慾的信念，也沒有被拒斥。社會主義女性主義雜誌《蕩婦》(Scarlet Women)的編輯群在1981年情慾專號的序言中重申：「所有的女人，不論是女同性戀或女異性戀，都擁有同樣的情慾」；接著她們又說：「我們也認為女人和男人的性慾有著真正的差異──這些差異或許和男女不同的生殖功能有關，而這些差異又被父權所激化。」[60] 不過1980年代初也開始出現另一種很強的說法，它相信女性自身的情慾已經被男性強加的「強迫異性戀」搞得「殘缺不全」或「全面否定」[61]；這股流行的「政治女同性戀」(political lesbian)或「性分離主義」(sexual separatist)意識型態，也在婦女運動中日漸壯大。然而，「政治女同性戀主義」並不是對性取向本身的正面肯定：慾望女人或與女人積極交往，並不是政治女同性戀的基本特質；相反的，它是透過拒斥異性戀來反向的定義自己，她們甚至把這種拒斥當成解決男性宰制的政治方案。（不出所料，有些女同性戀女性主義者很快的就開始反對這種去性化、純策略性的定義，因為在這樣的定義下，她們的性慾似乎命定了自己必須擔任道德先鋒。）[62]
在英國，這個新的女性主義情慾分析被廣泛採用的轉捩點，就是「伯明罕全國婦女解放會議」(Birmingham National Women’s Liberation Conference)在1978年通過的提案（當時會議中的反對聲浪是如此的猛烈，以至於後來再也沒有召開像這樣的全國會議）。這項提案將「定義自身情慾的權利」(“the right to define our sexuality”)，明定為婦女運動中凌駕於其他一切之上的首要訴求；男性的性宰制──它使得女性自我定義的情慾無法萌生──被正式認定為女性所受壓迫的核心。這麼一來，歷史悠久的「個人即政治」(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 的女性主義啟示，被顛倒成「政治即個人」(the political is personal) 而且「個人即性慾」(the personal is sexual)。原來的「個人即政治」說法曾經促成女性主義者認識到，自身看似「個人的」問題事實上是我們的社會所造成的，是社會在法律、經濟、文化、社會和情慾等方面使女人居於屈從的地位，這個覺悟因而使女性主義者得以拋棄自責與自恨。但是現在，「個人即政治」的新詮釋卻反倒比較被用來製造個人的罪惡感和自責，使得有些女性主義者感覺到需要因為自己涉及「不正確」的私人關係和性關係而被指責。
最明確將女性所受的壓迫置放於男性性實踐和異性戀「建制」中的聲明，來自於幾個崛起於1970年代晚期且影響廣大的英國革命女性主義團體──諷刺的是，它們大多是由先前的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組成。不過她們的想法對女性主義政治來說其實了無新意；它們只是把長久以來存在在基進女性主義中的主題放大了而已。例如，Susan Griffin早在1971年就寫到：「強暴的基本要素存在於所有的異性戀關係中」。[63] 有一篇1979年的論文〈政治女同性戀主義：反對異性戀要旨〉(“Political Lesbianism: The Case Against Heterosexuality”)則概述了革命女性主義的立場。那是個簡單的立場：性是問題所在，避免接觸異性戀則是解決的方法。這篇文章的作者們在文中否定了階級與種族的重要性，認為男性宰制女性的基本壓迫是特別透過「性」來維持的 [64]。所以，「對一個女性主義者而言，放棄和男人幹炮，才顯示你很嚴肅的看待你的政治。」[65]（她們後來調整了這個聲明，她們說：事實上女人也不可能放棄「幹炮」，她們只能放棄「被幹」，因為「我們現在認為，『女人幹男人』的說法根本是胡扯；事實上是男人在幹女人，或者女人被男人幹。）[66] 在這裡，異性戀性慾之所以被咒詛，是因為它就像原罪似的，無可避免的會使女人無力（「摧殘她的信心且消耗她的力量」）而使男人有力（「使他更強大，不只是凌駕於一個女人──而是所有女人──之上」）。
本來在男性（及女性）的狂想中，陰莖被視為具有令人驚懼的全面征服力，象徵了男性征服世界的力量，而這些力量在革命女性主義的語言中竟然被呈現為不折不扣的現實，是一股全力反撲的生活意識形態。這樣一個明顯的化約、這樣一個對陽具的迷戀，怎麼會對女性主義有那麼強的把持力？我認為部分原因是因為女性主義者一直就傾向認為「性」是自主的存在於人際關係脈絡之外的。
革命女性主義的說法有一個明顯的長處，它不但面對諸多男人對女人施暴的現象，表達了真實的憤怒，也正確地挑戰了早期女性主義挪用性學家的訓示時所表現出來的自由主義式自滿。這些性學訓示規避了男性權力和男性暴力的問題（不管是在臥室內或臥室外），而專注於建議改進男性在性上面的不佳表現，以及一種與任何特定種類的性伴侶或性關係無關、較自慰式性慾的樂趣。然而，更頻繁更好的高潮並沒有自動壯大女人的力量，到了70年代中期，很明顯的，性解放和更大的性滿足本身並沒有為女性創造更強大的權力，甚至也沒有造成任何威脅；如果這些性解放與性滿足獨立於更基本的社會平等和經濟平等之外發生，它們當然無法壯大女人──事實上，許多男人（也許是很虛假地）時常宣稱他們支持的就是這樣的婦女解放，而媒體則動作迅速地描繪並顯然為「新」女性更強的性自主和身體快感背書。
革命女性主義者也嘗試避免其他的矛盾──畢竟，有些女人還是想要改進她們和男人的性關係，但同時也想對抗男性對女性囂張駭人的敵意與暴力──然而，革命女性主義者只想藉著將所有異性戀性慾都化約成「男性暴力」來消弭這個矛盾。她們一方面很正確地重新檢討了「女人追求對自身性慾的控制」的觀念，也指出把這方面的追求等同於削弱男性的權力和特權，是一種錯誤的性政治；可是另方面她們還多走遠了一些，她們批評所有的性學家及受其影響的人有著蓄意且成功的陰謀，藉著性來逼使女性臣服，以此削弱並顛覆女性主義者的宏願。
革命女性主義者後來在1984年出版的《性慾論文集》(The Sexuality Papers)中為過去的一百年提供了一個歷史描繪，認為這個世紀從Havelock Ellis到Kinsey到Masters和Johnson等等性學家都削弱了女性為追求平等所做的努力 [67]，也認為性改革、強調婚內女性性愉悅以及女性追求平等之間都有著「反向的消長關係」。不過，除了好戰女性主義(militant feminism)的消退在時序上和1920年代性改革運動的發展有著某種程度的重疊之外，並沒有任何證據足以支持革命女性主義的中心論點──她們認為，是性解放的意識形態造成了女性主義的願景受到牽制（不論鼓吹性解放的人有著什麼公然的或隱藏的動機）。事實上，這裡有另外一個比較可信的說法：是1920年代Eleanor Rathbone以及其他人所領導的福利女性主義(welfare feminism)的成長（也就是成功的以「母性天賦」運動來改進婦女的母職及居家生活），導致了激進女性主義的衰落。不過，本來就沒有任何單一的因素足以推動或解釋這樣的歷史轉變。
如果我們相信（我們也極可能相信）Masters與Johnson的性治療以及她們創辦性治療的原始目的就是藉由在兩性之間鑄造出以愉悅為本的凝聚力，以鞏固異性戀情慾及婚姻（也就是男性宰制）；那麼我們必須說，他們真是失敗得一蹋糊塗。在大家以為這些性治療者努力奮鬥保存婚姻的20年中，英國的離婚率攀升了四倍，在美國甚至更高。[68] 因此我覺得有可能──而道德右派可能也會同意──至少在女人一旦有了一些獨立的經濟能力時，她們（經常在婚姻中受到挫折的）對性愉悅的期望，比較可能會威脅而非穩定婚姻的和諧。
象徵的和真實的
然而，革命女性主義的想法對許多女性主義者仍然具有吸引力，因為它和女性性經驗的其他層面相連，而這些層面是性解放早期的行為主義派應許完全忽略了的。革命女性主義的想法強調，在象徵領域中的東西（主流的社會想像以及性語言）有力量可以形塑我們在性上面的思想、慾望、和經驗──（「插入的動作絕對無法避免其功能及象徵權力。」）[69] 但是，在那些普及大眾的象徵（把所有主動的性都當成男性的以及侵略性的）以及我們個別的性經驗之間，有著極為複雜的交互作用；環繞著性經驗的愉悅、痛苦、慾望和壓迫的個人歷史，形塑了我們對性的感知，同時大眾的象徵符號和意義也形塑了我們的經驗。我們當然有可能從女性主義思想中獲得別種意義，但是同時也可能從別處取得各種影像，這些影像可能包括強悍的、性自主的女人以及溫柔而體貼的男人。
然而，權力與屈從的概念確實被建構在有關異性戀邂逅的語言及影像中，這是事實──雖然不是唯一的事實。性幻想和性經驗也充斥著權力的色情化(eroticisation of power)，這也是事實。但是，符號、幻想、經驗、和行為之間的關聯是盤根錯節的（我將在討論色情刊物時回到這個主題），而且毫不意外的會讓許多女性主義者心亂不安。例如，受虐的幻想是女人性興奮很普遍的來源（它也是男人性興奮很普遍的來源。）[70] 女人把向男人的臣服加以色情化，成為性幻想，這在女性主義追求平等的目標看來，確實是蠻令人悲痛的；特別是如果我們還把性慾視為個人認同的核心以及社會變動的關鍵，那就更令人難過了。
一個女性主義者要如何一方面處理渴望被男人駕馭的性幻想，一方面在生活的每個層面中處理對抗男性權力的日常抗爭呢？革命女性主義的計畫看來是個非常直接處理這個問題而且消除個中矛盾的方法：如果異性戀的接觸真的是一種性暴力，那麼女性主義者自己的「變態」受虐性幻想似乎可以解釋成是女人學會應付男人的強制性慾(coercive sexuality)的唯一方式。這麼說來，這些受虐的性幻想是被強加在女人身上的，有點像那些在戰場上被炸彈嚇壞了的士兵的惡夢，他們不斷的在幻想中重歷戰爭的經驗，以幫助自己在未來可以應付這些經驗。
Justine Jones在革命女性主義文選《女人反對針對女人的暴力》（Women Against Violence Against Women）中主張，女人從很年輕時就「被影響變成受虐狂，以便讓我們變成異性戀而且享受這個轉變」[71]。寫到她對自己的受虐性幻想的「忿恨」，她選擇和它們斷絕關係，把它們當成與她自我定義的性慾無關：「我憎恨這些受虐幻想，並且努力相信我並不孤獨也非變態。」[72] 她必須和這些幻想劃清界線，因為她仍然相信，「被我們自我定義的情慾波動可以從根挑戰男性情慾」（她本人的強調）。[73]
很顯然的，我們不可能靠著揭露自身的受虐性幻想，就能從根挑戰父權。不管男人或性學家施展過什麼樣的強制和制約，我們都無法解釋為什麼有些女人在和男人做愛時就是能得到歡愉。相反的，強暴則絕不是愉悅的──不管男人或女人對強暴有著何種性幻想，女人絕不會混淆幻想與現實中的區別。女人（或男人）在包含宰制與屈從的受虐幻想中經驗到性興奮，和實際的強暴經驗沒有任何相似之處；然而革命女性主義的論點卻必須堅決主張「性幻想和現實有直接關聯」。照這樣推想，如果有些女人會因為強暴的性幻想而興奮，那麼她們就必然也會享受強暴的經驗──至少有一點點享受。這實在是個危險的荒唐想法：如果女人的受虐性幻想會擴散在日常生活中，造成她們向男人屈服，那麼為什麼在無數文件中詳載的男性受虐性幻想卻沒有同樣的功效？男性和女性的性幻想並不是簡單的反映了男性宰制和憎恨女人的現實（雖然性幻想會受到這個現實的影響）；這些性幻想還得力於我們嬰兒時期所有各種形式的性憧憬(infantile sexual wishes)──不管是主動的或被動的，愛慕的與憎恨的──這些性憧憬可以一直追溯到我們孩童時期最早的慾望和愉悅的感覺。
在革命女性主義中，如同在女性主義有關性的大部分寫作中，都存在著一個尚未解決的張力：「性」到底是什麼？革命女性主義的出發點就是明確而一再的拒斥性學的本質主義及生物決定論（「男性情慾是社會建構而非生物決定的」），然而她們繞了一個圈子之後卻回到一個本質的「男性性需求」說法──現在被定義為「男性對權力的需求」。她們認為，男性性慾的行使，創造並決定了男性的權力，而「需要在性活動中宰制對方並行使權力」就決定了男性情慾的本質。[74] 至於男人為什麼需要控制女人，革命女性主義沒有提供任何解釋，也沒有說明男人如何能──除了透過性活動──成功的控制女人。難道沒有比陰莖更結實的武器嗎？不管用何種方式，也不管周遭出現了多少相反的論証，我們都好像都被這套理論逼著必須將男性社會權力的複雜歷史構成拋在腦後——也被迫忽略這個社會權力是如何將象徵權力授與陰莖以作為男性最根本的特徵——結果我們被迫回到一個赤裸裸的巨大性能力，而這個能力可以而且也已經被用來控制女人。在描述那鋼鐵般陰莖的無情力量時，那個被用力推出前門的生理因素，卻從後門趾高氣昂自信滿滿地進來了。
革命女性主義在1970年代末期聲勢益增，也強化了女性主義中本質主義思想的復返。她們再度肯定一種非歷史(ahistorical)的性慾觀念，認為性是存在於特定社會脈絡或關係之外的；在這方面，革命女性主義和她們極力反對的性學家、醫學「專家」和色情人士非常相似。當然，她們也強化了男性和女性基本對立的性本質，鞏固了那種最不辯證、最二元的思考：「男性」vs.「女性」、「主動」vs.「被動」、「權力」vs.「臣服」。諷刺的是，到了1980年代中期，革命女性主義發現必須將她們的注意力從巡邏監控異性戀，移轉到巡邏監控女同性戀認同上，尤其是女同性戀的玩虐戀 (lesbian sadomasochism)。革命女性主義者指控那些在性虐待幻想中找到歡愉的女同性戀者是「內化了『男性』價值觀」，而更需要受到指責的則是那些喜歡在兩相情願的性行為中扮演這種悅虐角色的女同性戀者。和異性戀女人一樣，有些女同性戀者現在也被中傷，說她們拒絕改變、或壓抑、或緘默不談她們的性幻想和性行為，就是支持男性的權力及男性對女性的暴力。[75]
然而，如果我們採納一個我覺得比較令人滿意的「性慾」分析，就會發現，以上這一整套有關女人天性純真的繁複宣告，或者必須否認或壓抑我們自己的性經驗，說它們是「虛假」或「變態」──這些做法實在都是不必要的。這個比較完備的性分析不會認為在女人的（或男人的）認同核心有著什麼單一的、毫無矛盾的性本質，也不會把性當作自我表達的關鍵或社會變化的必要線索。不過，這就意味著我們需要挑戰資產階級思想的根本假設之一，這可真是致命的一擊。
革命女性主義者在寫作中把所有和男性的性接觸都當作有害女性，可是這樣的說法根本就不能如實反映黑人女性、勞工女性、和移民女性的現實。這些女性在社會上更常常是無力而脆弱易傷的，這意味著她們才承受了最多的男性性剝削之苦，而她們的反抗也是最奮力的。另外，革命女性主義對性的理論分析也沒有提到西方對性的概念不只是性別歧視的，而且在本質上就是種族歧視的。例如在西方有關性的神話中，代表男性性慾的「野獸」同時也是「黑暗之獸」，是「黑色的野獸」。白種男人與女人把自己對性的罪惡與恐懼，投射到黑色人種身上，製造了黑男人是超級種馬、黑女人是淫猥浪蕩的神話。歷史上，同樣是針對白種女人的性犯罪，黑種男人一直比白種男人遭到更嚴厲的懲罰；直到今日，他們仍然比較容易被錯誤的以強暴罪名起訴，而過去在美國及其他地方，黑種男人只要稍微向白種女人表示性的親近，就有可能被私刑吊死。在另一方面，白種男人則可以任意掠奪黑種女人的身體而不受責罰；就像黑人女作家Angela Davis於1981年寫的：「被白男人有系統的施虐和強暴的黑種女人，以及被種族歧視濫用的強暴控訴所殘害或謀殺的黑種男人，她們之間有著一種歷史的緊密連結，而這個連結直到此刻才剛剛開始被人承認」。[76] 大約從1983年開始，黑人女性主義以及有關種族的辯論終於抑制了──但並沒有解決──革命女性主義和政治女同性戀主義在女性主義團體和刊物中進行的激烈辯論。
女性主義對強暴的解釋
革命女性主義最有影響力的領域在女性主義圈子之外，因為它在分析中把對女人的強暴和暴力，呈現為男性維繫普遍宰制時的必要措施；她們認為，不論個人是否強制或暴力，所有的男人都倚賴這樣的實踐。這個分析方式如今也常常被呈現為女性主義對強暴和男性暴力的唯一解釋，1975年北美激進女性主義者Susan Brownmiller以《非吾輩所願》(Against Our Will)一書使得這個分析首度廣大流行，後來則由Andrea Dworkin進一步發展並衍申，Dworkin甚至斷然宣稱：男性權力「確實是由陰莖而來的。」[77]
然而，這種對強暴的解釋忽略了有些社會從來沒有人控訴強暴，而且它對一般權力關係的分析也很奇怪 [78]。因為，雖然掌權的團體確實會用暴力做為受到叛亂威脅時的最後手段，但是在現代社會裡，宰制的日常生活實踐通常不是用赤裸裸的身體暴力來進行的，這在所有社會層面上都是如此，性領域中也是如此。[79]（事實上，使用身體暴力通常是相對弱勢的人的行為。）而且，如果性強制(sexual coercion)真的是男性權力特有的終極工具，那麼我們實在很難理解為什麼女人沒有早早就發展出體力和裝備來「繳械」強暴者？──除非我們假設女人是既盲目又愚蠢的（革命女性主義者可能會解釋說，女人是被弄瞎和弄笨的）。在我看來，男性的權力並不能被化約為對女人的直接性強制，而要想解決強暴的問題，首要的就是迎戰那個霸權的神話，這個神話認為男性需要性宣洩、需要侵略及宰制，因而產生了強暴這個必然產物。
對強暴的恐懼當然是限制女性自由的一個關鍵因素，它往往使我們（至少在公共場合中）保持性被動、矯柔做作、並遷就男人。不過，不管是個別或集體，男人也確實會強暴女人以提升他們「男性氣概」的感受，亦即掌權的感覺。我在下一章還會提出，強暴事實上表達了諸多「需求」：憤怒、力不從心、罪惡感、或者對女人的恐懼，這些都和男性嘗試肯定他們的「男性氣概」有關。在我們這個社會中，強暴的盛行以及它造成的問題有一部份就源自於「男性氣概」和異性戀操演之間的文化關連；同性戀解放運動已經指出，對「娘娘腔」男性氣慨的壓迫和揶揄，特別是對「偏差」性認同（例如男同性戀）的巡邏監控，就和強暴的現象緊密相連。強暴在我們社會的盛行還有另外一個來源：經濟、政治和意識型態實踐在創造男人宰制女人的權力時，往往容許男人在性上面惡待女人而享有相對的免責權。
在對抗強暴的威嚇時，女性主義者不應該背書「男人必然會有衝動要宰制女人」的說法，而應該挑戰我們社會建構並容忍強制性慾(coercive sexuality)作為「男性」的特質。我們需要無情的揭露並譴責那些有關強暴的司法和通俗論述，在這些論述中，強暴的前提總是女性先有了主動性慾的跡象，這就構成證據，足以證明是受害者而非強暴者「有罪」[80]。直到今日我們還可以在大部分強暴審判中看到這種假設，英國雖然面對了「割喉之狼」的殘暴，警方、媒體、和檢察官都還是部份的同意「割喉之狼」Peter Sutcliffe對懲罰妓女有著某種病態的偏執（即使沒有背書他的策略）──因此只有那些最「端莊」的受害人才被描述為「無辜」。我們也需要嚴厲譴責，男人在家中對付女人時使用的「私人」暴力往往受到社會的容忍，因而通常沒有受到懲罰。相較之下，要是在職場中使用類似的暴力對付同事，即使只是一般能容忍的輕微職場性騷擾，也會立刻去職。
同樣的，我們還需要嚴厲的批評大眾文化，因為在那裡強暴和男性暴力總是被煽情化、渲染化、並呈現為性挑逗。在所有強暴的案件中，暴力都是最主要的動機，而（除了革命女性主義者和大眾對此的過度關切之外）陰莖的插入經常並沒有發生。1986年4月Clare Short對＜邱吉爾電檢法案＞提起修正案，這個努力雖然被人嘲笑而且後來也沒有成功，但是已經達成了它的教育策略功能，因為她嘗試阻止通俗媒體一貫把強暴報導和半裸的女性圖片並陳於第三版的做法。媒體對強暴案的報導通常把「性」，而非暴力，當成主要因素；這種扭曲掩蓋了強暴背後那些報復的、恐懼的、自覺不足的、煩躁的動機。可是類似的批評也可以用來描述某些女性主義的強暴分析，如同bell hooks觀察到的：「通常女性主義運動份子談到男性如何惡待女性時，都好像把它當成一種特權的行使，而不把它當成一種道德破產、瘋狂、非人化的表現。」[81]
因此，在面對強暴的盛行時，我們必須努力建構女性活躍性慾的新定義和新形象，這些應該是每一個女人都可以擁有而不至招來暴力相向的。同樣的，我們也需要努力建構新的男性情慾形像，它不但可能是陽剛的、自信的，也可能是被動、柔順、散漫、和性感的，在其中表達出各種歡愉、慷慨，以及扭曲的、邪惡的感情。這意味著我們必須不斷的挑戰「異性戀歧視主義」(heterosexism)各種主導的、狂妄的形式──不管是立法的、社會的、或人際的──因為它們面對那些落於「正常」定義之外的所有人口時，都會透過剝奪後者的社會權利並容忍針對後者的身體暴力和性暴力，來協助維持一個嚴謹強制的男性形象以及一個臣服的女性形象。不過以上我說的這些工作的真正重要性，既不在於建立「男人要維持他控制女人的權力，其唯一或甚至首要的方法就是強暴」的說法，也不是說「強暴的主要解釋就是男人集體權力的維繫」。
色情書刊和男性權力
1980年代女性主義的激進／革命支派之所以轉向聚焦於色情，很可能一部份原因是因為，把強暴呈現為男性權力的根本肇因，這個說法有其內在的問題。對這些女性主義者來說，男人恐嚇並宰制女人，並不只是透過實際的強暴作為（儘管它的盛行使人驚心動魄，強暴總是一個費事而有風險的舉動）；男人也每時每刻用色情包圍女人，讓她們知道在男人眼中，女人只不過是承接男人憎恨的東西。Andrea Dworkin是這樣描述色情刊物的目的及效果的：「女人的性被挪用，她的身體被佔有，她遭人使用，她被人蔑視──這就是色情刊物做的事，而色情刊物的內容也證實如此。」[82] Dworkin告訴我們，「陰莖」做為一個「恐怖的象徵」，「甚至比槍、刀、炸彈、拳頭等等更為重要。」[83] 她在她那本討論色情刊物的恐怖專書中結論說，女人「將會知道，當色情刊物不復存在時，她們就自由了。」[84]
在Dworkin的分析中，色情不但教導女人她們的位置就是妓女，也無處不在的持續宣傳，驅使窩囊乏味的男性對女人進行益加嚴重的暴力舉動，更同時把女人嚇得以為沒有任何抗拒的可能性。Robin Morgan首創一個很出名的說法：「色情是理論，強暴是實踐」，自此之後無數女性主義塗鴉藝術家也都宣稱同樣的想法。這個陳詞是簡潔有力的。聚焦於色情刊物，很容易就贏得大眾支持，而且不論男人、女人、左派、右派都一樣支持；因為色情刊物確實典型的概括了我們文化在女性身體圖像方面最令人不安和沮喪的部份：女人成了性商品，可用、可棄、永遠都可以為男人提供刺激。然而，在我的看來，像Dworkin那樣認為色情不但描繪了也創造了「男性至高無上權力」的現實，這種看法不但誇大其詞，而且是個基本上有缺陷的主張。
價值億萬的色情工業在西方繁盛時，正是女人經濟獨立（當然，還談不上女人的經濟平等）增進的時刻，也就是男人對女人的權力和控制衰退的時刻。例如，不論離婚會帶來什麼樣不利的情況，當時西方女人已經不必繼續留在殘暴而無情的婚姻中。女人的經濟獨立和離婚相互關聯，由於通常是女人主動提出離婚，這顯示是她們為自己做出了決定。現在未婚媽媽已經不必再像20年前那樣，被排拒在任何有尊嚴的職業或工作之外，她們也不用再面對無可避免的社會放逐和輕蔑──雖然有時還是可能會遇到；現在女人已經可以而且也真的選擇擁有孩子而不要男人，雖然有些女人還是要因此面對不可避免的經濟困境。
有時候我們可以嘲笑（雖然它仍然可能帶來威脅）像《每日電報》(Daily Telegraph)的Paul Johnson那樣喧囂的道德右派對我們的警告，他們說：「單親家庭是一種社會疾病而且蔓延迅速。」右派很清楚知道，婚姻做為一個提供男人諸多控制女人和小孩的機制，已經逐漸衰落了；在今日極大多數的家庭中，男人不再是唯一養家餬口的人，而當他們的經濟能力減退時，家庭內在的衝突和緊張也增加了，結果「上班的」妻子還是要承擔雙重的工作負荷，而丈夫們卻很少幫助家務。女人生命中的矛盾確實加深了，時代的發展是不平衡的，但是我們也注意到：男人直接宰制女人的權力並沒有任何清楚的增進。
父權力量在衰落，衝突正在家庭中增加，這也是諮詢專欄和其他大眾傳媒特別鼓勵女人在她們的婚姻關係中尋求並期待更多性滿足的時刻。從前處女妻子在性事上只能選擇做「奴隸」或「性冷感」，現在女人則很會──甚至在廣播和電視的諮詢節目上、在數百萬觀眾之前──評斷並揭露男人在性表現上的不力。Mary Louise Ho最近對專欄作者進行研究後注意到一些已經發生的變化。20年前像Mary Grant這樣的傳統專欄作家仍在頌揚女人的無私奉獻：
如果你把心思從自己的感覺轉到丈夫的感覺上，那會對你和你的婚姻有很好的幫助。讓他快樂，永遠都不嫌晚。[85]
可是，最近像Irma Kurtz這樣的專欄作家已經有了不同的觀點。她不斷地激勵女人優先考量她們自己的需求、利益和工作，堅持女人應該有更多自主性：
盡情生氣吧！──發脾氣、暴怒、想摔東西就摔。讓他看到你已經被傷害、被背叛、很害怕也很憤怒。不要害怕會惹他生氣，難道他沒有惹妳生過氣嗎？[86]
看起來在每個領域中，男人都不能再穩穩當當的期待女人提供一生的情感支持和性服務。在這種情況之下，我認為男性之所以增加了對色情刊物的消費，很可能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因為色情為男性衰退的權力提供了一個補償式的表現（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色情在那個百業蕭條的時刻為資本開拓一個大大有利可圖的市場）。因此色情暴露的不是霸權的力量，而是可憐蟲的軟弱──它反映男人急切需要安穩，至少在幻想中，女人仍然永遠可以是男人隨心所欲使用和惡待的對象。它是雄鹿做困獸之鬥的最後嘶鳴。
Andy Moye以男性的角度來思考色情的功能和影響，他做出以下結論：
色情運作的方式就是否定男人知道而且害怕成為真實的那個現實。性（對男人來說）不是沒有問題的，而是充滿了複雜和焦慮的──性孤立(sexual isolation)、笨拙、「力不從心」、想要「把它做對」時出現的緊張、或者自己覺得不夠或不覺得有吸引力。就在這樣的焦慮和完美性世界的幻想之間的地帶，色情刊物獲得了它的力量……。[87]
照Andy Moye的說法，色情刊物展現的根本不是男人控制女人的力量，看來反而好像顯示了男人的性焦慮和性偏執；它描繪的不是男人對女人的具體性控制，而是男人對「陽具失敗之黑暗地獄」(“the netherworld of phallic failure”)所抱持的那種神經質且令人癱瘓的執著 [88]。老牌女性主義者Elizabeth Wilson這麼說：
色情根本不是在頌揚男性權力，有時色情看起來是設計來安撫男人並緩和他們對性無能的恐懼。當色情當中出現暴力時，它展現的是男人對女人的恐懼和憎惡，也是男人對自己的被動性的恐懼和憎惡……有些男人必須以貶低女人來感覺性力充沛，有些男人則需要自己被作賤。大部分男性性慾似乎是強迫而無趣的，它被表演原則困擾，又被深刻感受到的性無能、不力和失敗的恐懼所籠罩。[89]
革命女性主義者相信，研究男人「高度怪異」的性幻想和實踐應該會幫助我們瞭解男人如何用他們的性權力來維持對女人的控制。[90] 相反的，我想說的是，研究男人的（尤其是那些最怪異的）性幻想和執迷，應該會引導我們更深刻的思考：雖然有著（而不是因為有）這樣的性態，男人是如何保持對女人的控制的。
然而我並不是說色情不討人厭或無害；它確實讓大部分女人覺得難過，而且它也一直讓我覺得難過。它最讓我難過的，是因為它總是那麼容易的就變成我自己性幻想的一部份。這些幻想並不是來自我和男人的性經驗，而是自小就有的；它們似乎在表達我孩童時期的一個迫切而逼人的需求，我好像需要幻想一種我迫切想要擁有的母性情愛：在幻想中，這樣的情愛一直以一種強壯、保護和性感擁抱的形式，來修補我自己英勇但充滿羞辱的痛苦。我對這些幻想的感覺總是愛恨交織的，我多希望能夠把它們當成虛假的外來物而拋棄它們，但是這裡的投射實在是太明顯了。
不過，現在大部分色情會讓我生氣並困擾我，並非因為它的煽情引誘（這已不像以前那樣讓我憂心），而是因為它是那些淹沒我們的、充滿性別歧視的女性物化和刻板化形象的一部份。它讓我生氣且困擾我，也是因為它很悲慘的見證了我們社會中的性的真實狀態：雖然經歷了百年的性學發展，性仍然基本上被大家經驗為污穢、禁忌、無理、且錯誤的。性仍然太經常是絕望、挫敗、罪惡、焦慮和忿恨的來源，而非歡愉和滿足的來源。這就男人而言尤其是事實，因為主流的男性情慾形象和男性侵略性是如此輕易的熔結在一起，性事上的表現──也許有時也只有這方面的表現──可以用來鞏固主體對認同和權力的感覺。
現在的許多女性主義者相信，色情刊物和男性控制女性的權力創造之間──或者至少在色情刊物和男性對女性的暴力之間──一定有某種直接的關聯。當然，許多──但不是全部──色情的基本要素就是描繪男人可以輕易得到女人以及女人的臣服；而且色情也確實大多由男人且為男人所準備（不論女人是否也覺得它讓人興奮）；還有小部份色情在女人的熱情性臣服、女人的性高潮和死亡之間展現了曖昧的視覺關係。[91] 這似乎加強並容許男人想像女人有被強力駕馭的慾望，或者更糟的，它也容許大家想像在色情化的女性身體和死亡之間有著某種關聯。而當我們每天讀到某些男人施加於女人身上的可怕殘害與性謀殺時，這種連結似乎是讓我們深刻感覺的。
被設計和收集起來以測試色情刊物與男對女的暴力之間有何關聯的心理學研究結果和官方數據卻是不明確且矛盾的。Mosher在1971年所做的一連串心理學調查，以及Jaffe等人在1974年所做的心理學研究，雖然都推測觀看「無侵略性」色情刊物的影響會讓男人更贊同對女人的性客體化和性剝削，但是後來卻發現色情並沒有強化男人對女人表達負面的言詞評論或無情的態度。[92] Donnerstein and Barrett在1978年調整了這個研究，他們使用類似的色情材料，但是同時安排實驗對象在觀看後被扮演研究者線民或「同夥」的一對男女挑釁，結果發現那些剛看過色情刊物的人對這個女人的侵略性比對那個男人還低。 [93] 不過，1980年Donnerstein又做了一個類似的研究，這次使用畫面上有女性受害者的「侵略性」色情材料，結果發現它確實引導男人對稍後安排來挑釁他們的女人展現較大的侵略行為。 [94] Malamuth等人在1980年研究了色情刊物性暴力對男人的長遠影響，發現不同的強暴描繪方式──也就是將受害者呈現為「享受」強暴或被強暴傷害──會在後來別的強暴描述中影響到實驗對象面對女性受害者時的態度：那些在影片中看到受害者「享受」強暴的人，都比較不關心後來故事中的傷害後果。[95]
但是，這些行為主義的研究畢竟用處有限。它們採用的是如此被動和反射的人類行為模式，完全沒有考量到研究主體對實驗情境或刺激材料的主觀詮釋，也因此終究未能提供給我們任何延伸他們研究結果的可能。
然而，有關色情刊物與女性受暴犯罪率的增加是否有因果關連的數據調查，還有別的方法學上的問題。當色情的定義無可避免的模糊且具爭議時，而且當呈報的犯罪率並不能精確反映女性受暴事件的真實情況時，我們根本很難精確的測量這兩個變數。儘管如此，正式的調查數據至今仍無法建立兩者之間有任何因果關係。1970年「美國國家色情風化委員會」的調查結論認為，在北美，色情和性犯罪率的變化之間沒有一致的關連，而大家以為性犯罪有急劇增加的趨勢，結果也並沒發生。在英國，一個類似的、成立於1979年的「風化與電檢委員會」也做出結論：「一般性侵害案件以及強暴和性傷害案件的上升趨勢，其實在性材料廣泛可得之前很久就開始了」，而且「比起一般犯罪案件來，一般性侵害案件以及強暴和性傷害案件的增加趨勢在近20年都比較緩慢。」[96]
然而，心理學研究和數據調查，兩者都有傳統社會科學研究在媒體影響方面的所有缺點。它們關注即時、確實且可量化的媒體消費在改變態度和行為上的影響，而常常發現侷限的或前後不一致的效果。但是媒體影像並不是像觸發反應的簡單開關那樣操作，它們的操作總是持續的塑造並重塑主流觀念和思想架構。流行的色情影像之所以是問題，並不是因為它創造了立即的強暴犯──實證研究顯示，性侵犯者和觀看色情並沒有一致的關連──而是因為它是持續建構社會男女兩極化形象的一部份力量。這些影像通常肯定女人是供男性消費的被動、戀物化了的客體，它們也否定男性的柔弱、被動和「女性氣質」。色情不斷並堅定地強化了男人和女人的差異，它背書了男性對被動的恐懼，也拒斥男性被動，因此無可避免的協助建構了一個恐懼並惡待女性的主流男性氣慨，也協助建構了一個期待被男人宰制的主流女性氣質。因此，雖然事實上並沒有證據顯示色情消費本身和針對女性的暴力有關連，而沒有色情的社會比我們的社會常常更傾向父權暴力；然而大部分充斥性別歧視的色情也確實都重複的、儀式性的肯定現存的性別差異觀念，並且認定情慾的不正當和戀物本質。另外，雖然女性主義者發現要給色情下一個大家都同意的定義是很困難（而且常常不必要）的事，大多數女人顯然也都不喜歡色情。
當色情頌揚那些充滿性別歧視的女人非人形象時，它是女性主義者合理的攻擊目標。但是，我認為這種抗爭不應該採取爆炸情趣商店的形式來進行，這樣的行動是非常模糊而無焦點的做法。難道真的是那些黑色橡皮顆粒的假陽具在恐嚇我們嗎？這種適得其反的攻擊行動也不應該包括像有些女人為了分析和瞭解色情電影的內容和吸引力而進行擾亂色情電影放映的舉動。以上兩種方式都是1980年代英國「女性反對針對女人的暴力」組織(Women Against Violence Against Women，WAVAW)的女性主義者籌劃反對色情時採取的行動，大多數英國女性主義者並沒有大力支持加強國家對色情的管制，可是有些WAVAW的成員確實贊成這種做法。（有一個成員在1980年代早期BBC國家電視台針對色情的討論中就公開發表她對Mary Whitehouse的支持。）[97]
支持反色情的檢查法令有其明顯的危險：由於對色情的定義缺乏共識，因此最後總是強化了道德右派的權力，以監督所有看似「偏差」的情慾和所有露骨的性愛呈現。邱吉爾1986年「肅清電視」的法案正是如此，雖然他聲稱關心女性遭受的暴力，但是被他和他的支持者直接點名的目標，卻是像Derek Jarman的電影Sebastiane and Jubilee中的同性戀性慾，而不是電視劇Starsky and Hutch中的暴力。[98] 美國反色情條款的立法是由Andrea Dworkin和Catherine MacKinnon起草的（受到Mary Daly、Robin Morgan和其他女性主義者的支持），而且在印第安那波里市通過（雖然尚未實施）。這個立法將美國女性主義運動狠狠地兩極化，後來有些女性主義者甚至到法院去控告這個立法。那些反對這個立法的人反對的是它背後的理論分析，她們認為這個立法強化了有關男女的性歧視迷思；她們也指出，這個立法將女人呈現為不享受性愛、且軟弱無助的受害者，而女性主義藝術、色情和女性性諮商都有可能成為被控訴的對象。另外，這項法令也沒有直接針對更廣泛的性別歧視再現 [99]。目前美國司法系統正在決定女性主義運動內部的一項爭議結果，這也顯示有關色情的辯論和策略變成了何等分裂和破壞的力量。
在我看來，比較適當的女性主義行動方式，不是去要求國家檢查色情，而是試著瞭解、分析和公開討論色情的吸引力，評論它並有時採取直接行動去消除那些主要為挑逗男性而設計、使用、和惡待女性身體的色情和性歧視形象。（例如在某些工作場所，女性主義者成功地要求把公開張貼的女性裸體圖片月曆移走，但她們強調並非露骨的性，而是對女人的性客體化，讓她們覺得被冒犯）。我們也必須要求男人自我分析並告訴我們，為何這麼多男人喜歡並且「需要」色情刊物，我們要求他們瞭解為什麼大多數色情對大多數女人而言是具有冒犯性的，我們並且要求男人們對此理解採取行動。（例如，1979年有兩位來自伯明罕附近勞工部門的男性經理就成功地從他們所有的工作場所移除了女體圖片、色情照片和女體月曆。）[100] 但是如果我們的評論要有建設性而且有效干預，我們就需要仔細並批判地來看男性及女性形象的整個光譜、脈絡和包裝。因為，就如Rosalind Coward等人所主張的，令人厭惡的色情符碼和意義很顯著地出現在我們大部分的再現實踐中：
這就是為什麼我會認為色情是一個錯誤的攻擊目標。除非我們通盤的來定義我們討論性別歧視符碼的方式，討論它們如何操作並生產它們的意義，以及它們為何令人不悅，否則我們就有可能被人誤解……很奇怪，我們對「性別歧視」、「無禮」和「踐踏」等字眼的描述，持續的存在在一種低度開發的狀態。[101]
充滿性別歧視的再現，不能被簡單的化約為露骨性愛的展現。要是我們把性別歧視化約為最明顯的性挑逗，那麼由女人為女人所寫的羅曼史小說看來似乎可以被女性主義當成和男性色情一樣合適的分析、批判、和瞭解標靶。在這些小說裡我們同樣發現對強壯、有力的陽具男性的堅決崇拜，但是其影響確實可以說是更陰險的，因為它比較不明顯。但是性別歧視進駐幾乎每一傳媒產品的每一形象中，它們沒有一個可以脫離嫌疑。我所說的性別歧視，意思就是女性形象總是被呈現為比男性差勁或低劣，而她們的存在則被呈現為為了挑逗和服務男人。
譬如，奧斯卡獎電影「親密關係」(Terms of Endearment)中的清新「家庭」娛樂就是徹底的性別歧視，因為它把女人呈現為自私、自戀、幼稚的。其中Shirley MacLaine飾演的母親總是把自己的需求擺在首位，直到最後才被一個男人救贖；由Debra Winger飾演、和她做對比的女兒則是無私、柔順、奉獻地為丈夫和小孩而生存。[102] 面對女性主義對主體性和性自由的渴望，這部電影至少和另一部電影Dressed to Kill一樣，都是強大的反挫，但是只有後者會因為把女人展現成男性的受害者而被WAVAW唾棄。
如果我們對色情的批判不只是要反映和否定我們自身對性的焦慮和困惑，那麼女性主義者就需要（如同許多女性主義者現在已經開始如此）更寬更廣地看看所有的女性再現形式。事實上，我們必須拋棄激進或革命女性主義那種「堅持我們需要拒絕的，但拒絕我們需要堅持的」的立場。我們絕對不能認為我們有什麼內在的性本質，而以為這種性本質在女人身上是健康的，在男人身上則是不健康的。我們必須堅持，女人對性也是充滿矛盾和衝突的。我們需要暸解男人性暴力的普及並不只是簡單的內在性驅力的產物，也不是內在的權力驅力的產物──透過擁有陰莖而實現──而是整體男性社會權力的產物。男人主觀的性需求雖然是複雜而矛盾的，但無法和所有建構特定侵略性男性氣概風格的社會壓力分開。
近期已有為數不少關於情慾和慾望的書開始採納這樣的進路 [103]。它們主張所有的性實踐，不論異性戀、女同性戀、男同性戀、或任何其他種類的性取向、舉動、或風格，都是透過他們從──法律的、家庭的、宗教的、醫學的──霸權社會機制中獲得的歷史意義來中介的。透過這些機制來維繫的異性戀體制在我們所有的的性觀念中創造了狹隘和無趣，但是它並沒有阻止女人或男人涉入抗爭，去轉變異性戀實踐中典型呈現的脈絡、意義和權力關係，它也沒有阻止男女同性戀者（或異性戀者）奮鬥以確立多元情慾的正面本質。Barbara Ehrenreich曾經說過：
我們必須找個方法把同性戀權利帶出同性戀貧民區。我希望它不再是一個特別利益。我認為擴展人們的性觀念是對每個人都有利的。[104]
1980年代北美與英國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這個新書寫，已經開始聚焦於「慾望」的本質，以及它和權力之間的關連，將其間的連結追溯到嬰兒期和我們在對其他人慾望依戀時的愉悅痛苦個人歷史，也追溯到周圍的脈絡和男性宰制的意識形態。這個新觀點認為我們的方向應該強調女人尋求和找到的性愉悅是多樣的，同時許多男人對女人的暴力也是危險的。這樣的觀點拒絕把任何一種性愛實踐放在其他性愛實踐之上，以作為更值得嘉許、更令人滿足、更正確的選擇。今日女性主義思想和實踐的中心奮鬥，確實應該是設法削弱此刻正在建構宰制男性和順服女性、以及異性戀性慾是「自然」正常的意識型態的那些現存機制和社會意義。可是，正如Jeffrey Weeks主張的，我們達成這些目的的方式應該是察看並試著去改變性關係的脈絡，而不只是簡單地專注在性行為本身之上。[105]
雖然強暴、色情和男性暴力是女性主義在1980年代用來解釋女性臣服的一個主要公眾聲音，然而這是因為──如同Liz Heron在1981年指出的──女性主義中的其他思潮「在婦女運動中不再擁有聲音或明確的身分」。[106] 事實上，在英美和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之中有著不同於激進和革命女性主義性觀點的另類女性主義分析，這些另類觀點嘗試解釋性慾與暴力、性慾與權力之間的關係，它們援引的理論框架迥異於我們在本章中所看到的化約主義和生物主義。法國拉岡思想學派在學術女性主義中很有影響，而美國客體關係(object-relations)心理分析思想學派則被吸收進入一種比較通俗的女性主義思潮。這些由心理分析引領的理論在解釋性別差異時，提供了新的可能也呈現了新的問題來讓女性主義者嘗試理解個人的人生政治。
註
[1] Lal Coveney et al, The Sexuality Papers, p. 9, London, Hutchinson, 1984.
[2] R. W. Connell, ‘Theorising Gender’, Sociology vol. 19 no. 2, (1985), p. 265.
[3] Cora Kaplan, ‘Wild Nights’ in Formations of Pleasure, p. 34,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3.
[4] Catherine MacKinnon, ‘Feminism, Marxism, Method, and the State’, Signs vol. 7 no. 3, Spring 1982, p. 516.
[5] Havelock Ellis, quoted in Jeffrey Weeks, Sexuality and its Discontents, p. 62,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5.
[6]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 An Introduction, London, Allen Lane, 1979.
[7] Judith Williamson, ‘Packaging the Punch’, Women’s Review 1, 1985, p. 4.
[8] Lesbians Against Pornography, ‘A Blow Job for Men is a Con Job for Women’, City Limits, March 16-22(1984), p. 7.
[9] Adrienne Rich, ‘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and Lesbian Existence’ in Signs, vol. 5, no. 4, 1980, p. 191.
[10] Martha Vicinus, Independent Women, p. 291, London, Virago, 1985.
[11] Catherine Hall, Adultery, Programme for Channel 4 TV, 29 November 1985.
[12] Beatrix Campbell, ‘Feminist Sexual Politics’, Feminist Review 5, 1980.
[13] Lynne Segal, ‘”Smash the Family”? Recalling the Sixties’ in (ed.) L. Segal, What is to be Done about the Family?,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3.
[14] Beatrix Campbell, 1980, op. cit.
[15] Germaine Greer, The Female Eunuch, London, MacGibbon & Kee, 1970.
[16] Ellen Willis, Beginning to See the Light, p. 12,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1.
[17] Deirdre English, ‘Talking Sex – Communications on Sexuality and Feminism’, Socialist Review 58, July – August 1981, p. 45.
[18] Tape of programme of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mmission 1982 (personal possession).
[19] Mary Ingham, Now We are Thirty, p. 177, London, Methuen, 1981.
[20] 我所訪談的每位女性主義者都全心擁抱這個觀察
[21] Sheila Rowbotham, ‘The Role of Women in the Revolution defined by some Socialist Men’(1968), in (ed.) L. Mohin, One Foot on the Mountain, p. 210, London, Onlywomen Press, 1979.
[22] Anne Koedt, ‘The Myth of the Vaginal Orgasm’, in (ed.) L. Tanner, Voices from Women’s Liberation, p. 159, New York, Mentor, 1970.
[23] Pat Whiting, ‘Female Sexuality: Its Political Implications’, in (ed.) M. Wandor, The Body Politic, p. 189, London, Stage One, 1972.
[24] Angela Hamblin, ‘The Suppressed Power of Female Sexuality’, Shrew: Women’s Liberation Workshop Paper, vol. 4, no. 6, December 1972, p. 10.
[25] Beatrix Campbell, ‘Sexuality and Submission’, in S. Allen et al, Conditions of Illusion, p. 108, Leeds, Feminist Books, 1974.
[26] Rosalind Delmar, ‘What is Feminism?’ in The Body Politic, op. cit., p. 118.
[27] Monica Sjoo, ‘A Woman’s Right over Her Body’ in The Body Politic , ibid., p. 181.
[28] Shulamith Firestone, The Dialectics of Sex, p. 138, London, Paladin, 1971.
[29] Kate Millett, Sexual Politics, London, Abacus/Sphere, 1972.
[30] Cora Kaplan, ‘Radical Feminism and Literature: Rethinking Millett’s Sexual Politics’, Red Letters 9, 1979.
[31] Roger Scruton, The Observer, 22 May 1983.
[32] Enoch Powell, The Guardian, 12 August 1985.
[33] Germaine Greer, The Female Eunuch, op. cit. , p. 316.
[34] ibid., p.316.
[35] ibid., p.260.
[36] ibid., p.317.
[37] Anthony Storr, Human Aggression, p. 177,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0.
[38] Angela Weir, ‘Battered Women: Some Perspectives and Problems’ in (ed.) M. Mayo, Women in the Communit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7.
[39] Anna Coote and TessGill, The Rape Controversy, p. 3, London, National Council for Civil Liberties Pamphlet, 1975.
[40] No Turning Back, London, The Women’s Press, 1981.
[41] Sue Cartledge and Joanna Ryan, Sex and Love, London, The Women’s Press, 1983.
[42] Anna Coote and Beatrix Campbell, Sweet Freedom, p. 222, London, Pan Books, 1982.
[43] Jeffrey Weeks, Sexuality and its Discontents, op. cit.
[44] William Masters and Virginia Johnson, Human Sexual Response,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66; William Masters and Virginia Johnson, Human Sexual Inadequacy,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77.
[45] Shere Hite, The Hite Report, p. 229, New York , Dell, 1976.
[46] ibid., p. 270.
[47] Betty Dodson, Liberating Masturbation, distributed by Betty Dodson, New York, Signet, 1972; Lonnie Barbach., For Yourself: The Fulfilment of Female Sexuality, New York, Signet, 1975; Barbara Seaman, Free and Female, Greenwich, Conn., Fawcett Publications, 1972.
[48] See Lynne Segal, ‘Sensual Uncertainty, or Why the Clitoris is Not Enough’, Sex and Love, op. cit.
[49] Verena Stefan, Shedding, p. 20, London, The Women’s Press, 1979.
[50] Shere Hite, op. cit., p. 386.
[51] Eleanor Stephens, ‘The Moon Within Your Reach’, Spare Rib, 42, December 1975, p. 15.
[52] Personal Communication from Marsha Rowe (editor for Spare Rib anthology).
[53] Robin Morgan, Monster, p. 84, London, private edition, 1973.
[54] Sheila Shulman, “Pome to Jackie,” in (ed.) L. Mohin, One Foot on the Mountain, p. 214, London, Onlywomen Press, 1979.
[55] Anja Meulenbelt, For Ourselves, London, The Women’s Press, 1981.
[56] Ibid., p. 8.
[57] Ibid., p. 95.
[58] Ibid., p. 134.
[59] See Sex and Love, op. Cit., for examples of the difficulties of both lesbian and heterosexual relationships.
[60] Editorial Collective, Scarlet Woman 13, May 1981, p. 29.
[61] Adrienne Rich, “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op. Cit.
[62] See Wendy Clark, “The Dyke, the Feminist and the Devil,” Feminist Review 11, 1982.
[63] Susan Griffin, “Rape: the All-American Crime,” Ramparts, September, 1971.
[64] Leeds Revolutionary Feminist Group, “Political Lesbianism: The Case Against Heterosexuality,” in Love Your Enemy, p. 5, London, Onlywomen Press, 1981.
[65] Ibid., p. 8.
[66] Ibid., p. 67.
[67] Lal Covney et al, The Sexuality Papers, op. Cit., p. 49, London, Hutchinson, 1985.
[68] See Lesley Rimmer, Families in London, Study Commission on the Family, 1981.
[69] Leeds Revolutionary Feminist Group, op.cit., p. 7.
[70] Nancy Friday, Men in Love: Men’s Sexual Fantasies, London: Arrow Books, 1980; Shere Hite, The Hite Report on Male Sexuality, London, MacDonald, 1981.
[71] Justine Jones, ‘Why I Liked Screwing or Is Heterosexual Enjoyment Based on Sexual Violence?’ in (eds) D. Rhodes and S. McNeill, Women Against Violence Against Women, P. 57, London, Onlywomen Press, 1985.
[72] Ibid.
[73] ibid.
[74] Lal Coveney et al, op. cit., p. 14.
[75] See Susan Ardill and Sue O’Sullivan, ‘Upsetting an Applecart: Difference, Desire and Lesbian Sadomasochism’, Feminist Review 23, 1986.
[76] Angela Davis, Women, Race and Class, p. 173,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1.
[77] Andrea Dworkin, Pornography, op. cit.
[78] Peggy Reeves Sanday, ‘The Sociological Context of Rape: A Cross-Cultural Study’,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vol. 37, no. 4, 1980.
[79] Steve Lukes, Power, A Radical View, London, Macmillan, 1974.
[80] Delia Dumaresq, ‘Rape—Sexuality in the Law’, m/f 5, 6, 1981.
[81] bell hooks, op. cit., p. 75.
[82] Andrea Dworkin, Pornography, op. cit., p. 123.
[83] Ibid., p. 15.
[84] Ibid.
[85] Mary Louise Ho, ‘Patriarchal Ideology and Agony Columns’ in (eds) S. Webb and C. Pearson, Looking Back: Some Papers from the British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Gender and Society’ Conferenc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Manchester 1984.
[86] Ibid.
[87] Any Moye, ‘Pornography’, in The Sexuality of Men, 1985, p. 62, London, Pluto Press.
[88] ibid.
[89] Elizabeth Wilson, What is to be Done about Violence against Women?, p. 166,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3.
[90] Lal Coveney et at, op. cit., p. 13.
[91] Rosalind Coward, ‘Sexual Violence and Sexuality’, Feminist Review 11, 1982.
[92] D. L. Mosher, ‘Psychological Reactions to Pornographic Films’, in Technical Reports of the Commission of Obscenity and Pornography, vol. 8, Washington D. D., U. S. Government, 1970,
[93] E. Donnerstein and G. Barrett, ‘The Effects of Erotic Stimuli and Male Aggression towards Femal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78.
[94] E. Donnerstein, ‘Aggression, Erotica a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0.
[95] N. M. Malamuth, ‘A Longitudinal Content Analysis of Sexual Violence in the Bestselling Erotic Magazines’,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1980.
[96] Committee on Obscenity and Film Censorship, November, p. 78, London, HMSQ, 1979
[97] Quoted in Joan Smith, ‘Mrs. Whitehouse’s Private Member’, New Statesman, 13 December 1985, p. 10.
[98] Ibid.
[99] Liz Kelley, ‘Feminist vs Feminist’, Trouble and Strife, Winter 1985.
[100] Tony Eardley, ‘Pin-ups Come Down on Building Site’, Achilles Heel 4, 1980.
[101] Rosalind Coward, op. cit. p. 19.
[102] See Ellen Seiter, ‘Feminism and Ideology: the Terns of Women’s Stereotypes’, Feminist Review 22, 1986.
[103] See Sue Cartledge and Joanna Ryan, Sex and Love: New Thoughts on Old Contradictions, London, The Women’s Press, 1983; Ann Snitow et al (eds) Desire, London, Virago, 1984; Carol S. Vance (eds), Pleasure and Danger, London, Routledge & Jegan Paul, 1984; Rosalind Coward, Female Desire: Women’s Sexuality Today, London, Paladin, 1984.
[104] Barbara Eherenreich, in In These Times, vol. 7, no. 40, 1983.
[105] Jeffrey Weeks, op. cit.
[106] Liz, Heron, ‘The Other Face of Feminism’, New Statesman, April,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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