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培力與專業操演：與台灣性工作者的對話

（這篇論文是我主持的國科會兩年專題研究計畫「非關個人：性工作者的情慾建構」第一年的研究成果報告。初稿曾在1999年10月31日「女『性』主體的另類提問小型學術研討會I」中宣讀（原題為〈非關個人：性工作者的情慾建構〉），後來大幅刪節改寫成為英文稿 ”Self-Empowerment and ‘Professionalism’: Conversations with Taiwanese Sex Workers”，發表於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2 (Aug. 2000): 283-299。中文原稿則經過再度修訂完整呈現為本文，並發表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41期（2001年3月）：1-52。後再收入《性工作研究》，中壢：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2003年4月，頁1-58。該文之pdf檔在此提供閱讀引用。僅以此文獻給戮力抗拒掃黃氛圍的台灣性工作者。）

摘要：反色情／反性工作的女性主義者常常把性產業描繪成一個在結構上使得從業女性無力自主或反抗的場域，以證明女性與色情／性工作的必然勢不兩立。然而本文的訪談研究卻恰恰顯示：許多性工作者早已在這樣一個看似缺乏善意的場域中發展出頗為自主的力量與能動性，甚至能夠主動在性工作的實踐中創造某些形式的「專業操演」和論述建構，以重新描繪女人與身體情慾之間的可能關係，具體而積極的改寫女人的情慾宿命，甚至重新打造有關性工作的文化想像。在另一方面，這樣的培力壯大並非個人的存活措施而已；相反的，它同時也是性工作專業的自我轉化。1997年台北妓權運動的興起是因為市政府在保守婦女團體及民意代表的操作下逕行廢除公娼的營業工作證，公娼們的抗爭也因而圍繞著「性」作為女性的一種「工作權利」而展開，這個發展不但有別於西方妓權運動聚焦於性工作的勞動條件和環境，也因而為本地女「性」開拓了文化想像。從這個角度來思考，在基本態度和自我描述上把性當成「工作」，甚至當成「專業」，是性工作者所採取的一種積極介入主流論述、重新定義性工作、甚至重新塑造女「性」的策略。

 

如果我只知道自己的夢想，那我就永遠不會了解自己追求自由的衝動如何侵犯了他人的生命史，也永遠不會了解我自己在語言、想像、和慾望上的侷限如何弱化了我對他人生命的詮釋。—Joan Nestle, A Fragile Union（1998）

美國妓權團體COYOTE（Call Off Your Old Tired Ethics）的重要成員Carol Leigh在1979年妓權運動的抗爭中創造了「性工作」（sex work）一詞，不但為英文語言注入了一個具有女性主義意識的新名詞，宣告了性產業內女性主體能動力（agency）之可能（Leigh 225, 230），並且也透過這樣的自我命名來促進性工作主體的壯大培力，以抵抗污名與壓迫。

性工作者在抗爭過程中的自我轉化同樣也發生在1997年的台灣，誕生了第一個本土的妓權運動和組織；令人深思的是，領導這個運動的竟然是台北都會區最底層的性工作者──台北公娼 [1]。然而她們鍥而不捨的抗爭，持續把女人徹底的性自主這個議題凸顯在公眾討論的最前端，也戲劇性的提升了台灣無數性工作者在面對層出不窮的官方掃黃動作時的抗爭士氣。[2] 在這樣一個高度爭戰動員的氛圍中，台灣的女性主義者終於得到機會和過去隱而不見的性工作者並肩作戰，相互學習。這正是這篇論文誕生的脈絡 [3]。

反色情／反性工作的女性主義者常常把性產業描繪成一個在結構上使得從業女性全然無力自主或反抗的場域，以證明女性與色情／性工作的必然勢不兩立。然而我的訪談和研究卻恰恰顯示：許多性工作者早已在這樣一個被視為缺乏善意的場域中發展出頗為自主的力量（power）與能動性（agency），甚至能夠主動在性工作的實踐中創造某些形式的「專業操演」（professional performativity）與論述建構（discursive construction），以重新描繪女人與身體情慾之間的可能關係，具體而積極的改寫女人的情慾宿命，甚至重新打造有關性工作的文化想像 [4]。另一方面，這樣的培力壯大並非一廂情願的個人行為而已；相反的，它同時也是性工作專業的自我轉化 [5]。台北妓權運動的興起正是因為市政府在保守婦女團體及民意代表的操作下逕行廢除公娼的營業工作證，公娼們的抗爭也因而圍繞著「性」作為女性的一種「工作權利」而展開，漸次建構出具有專業意識的自我定位。西方妓權運動在工作的正當性無虞之下多半聚焦於性工作的勞動條件和環境，台灣的妓權運動則因應上述本土脈絡而圍繞在「性」與「工作權利」的可能結合上，因而也為本地女「性」（female sexuality）進一步開拓了文化想像的空間 [6]。性工作者的自我培力壯大，在台灣的這個歷史時刻，具體的與性工作的專業論述連結起來，也構成了我和性工作者對話的框架。

「性」作為一種「專業」「工作」

許多女性主義者堅決反對性工作，認定性工作會提供男人「單向的權利直接近用女人的性」（Pateman 204）；還有女性主義者堅信性工作是一種明顯的「男權至上主義」（male supremacy），認為性產業中的女人比奴隸還不如（Jeffreys 183）。本地也有女性主義者在1997年台北公娼抗爭時為文否定「性工作」的說法，認為娼妓的存在基本上是「生計」的問題，而「性工作」的說法只是在為一個充滿壓迫和剝削的惡劣環境「塗上一層亮麗光鮮的粉」而已 [7]。然而性工作者本身卻從不會採取這種全然無力無助的自我描述──除非是她們被查獲逮捕或送往社工矯正機構的時刻。事實上，許多承受污名壓力的性工作者都已發展出各自特殊的論述和實踐來標記這個工作的疆界，鞏固個人的成就感和自豪，進而建立它的專業操演，以便有更大的力量來操作她們的勞動過程，並改造性工業的運作結構。從更廣的影響來看，這些實踐和論述還可以抵抗社會一般有關「性」的負面成見（Rubin 13-16），進一步拒絕這些性歧視在女性個人生命中可能形成的深刻、強大、全面影響。[8] 我的田野研究進一步顯示，對台灣的性工作者而言，在基本態度和自我描述上把性當成「工作」，甚至當成「專業」，是一種積極介入主流論述、重新定義性工作、甚至重新塑造女「性」的策略。對性工作者而言，這常常也是很有利的做法。

在這裡加了引號的「專業」，並不是指某些職業因為成功的展現了特殊的知識掌握和人員組織特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醫藥和法律等領域），因而得以被賦予優勢的地位和權利（Watson 224）──作為一個長期遭受污名壓迫和道德譴責的職業，性工作根本無法奢想進佔那樣的位置和特權。本文聚焦於性工作的「專業操演」，也不是想要透過鑑定本土性產業的專業化現象來證明其為台灣現代化進程的一個標記，以為其爭取某種正當性──Eliot Friedson曾經對「專業」這個字的字義歷史演變以及其中的複雜曖昧權力爭辯做過深刻的分析，也早已顯示了這種看似明快的實證式判斷只是枉顧歷史中的複雜現實而已（Friedson 21-32）。

更深刻的來說，上述兩種有關「專業化」的研究進路，都聚焦於評斷「性工作」的獨特性質和社會位置是否能在實質上符合其他可敬行業所建立起來的專業典範；也就是把「專業」視為一個既定的實體，而在這個基礎上來觀察／評斷性工作。然而就我在研究中的觀察而言，或許Magali Sarfatti Larson在談到「專業」所需要的組織性和制度性支撐時很不經意提出的一個講法是更為貼切的。Larson指出，雖然性工作無法和那些專業一樣享受這些組織性和制度性的支撐，然而「這些支撐卻是可以被那些想要分享專業地位特權、但是沒有『真正專業』的認知和正規形象的行業所模仿的」（Larson xi，斜體為本文作者所加）。Larson在區分「真正專業」和「模仿專業」時或許還有其本質主義的基本假設，但是我們卻不能不注意到她對於「模仿」的說法事實上暗示了：所有的行業都有其「操演」的特性（performativity）[9]，也就是都可以被操演的實踐模仿成為「專業」──這種操演的專業形象倒不一定帶來該行業的社會地位真正得到提升，然而至少它可以在現有的職業高下權力佈局中注入新的變數，以操演來挑戰特權地位的壟斷。

以下我將從三個方面來呈現台灣某些性工作者已經有所掌握的「專業操演」，以這些訪談內容來顯示性工作者的主體性和能動性。這三方面包括：[10]

• 對性工作意義的界定：性工作主體對個人生命身體領域進行公私性質的重劃，以侷限性工作污名所可能帶來的主體力量削減，也同時提升性工作的正面「專業」形象，作為工作協商時的力量來源。
• 對既有正當論述的挪用：性工作主體援引並挪用各種既存的主流論述，將自身類比於其他具有正當性的文化元素，以爭取壯大自豪的能量。
• 對工作程序和內涵的主動塑造：性工作主體或出於自我期許或出於權利和利益的爭取，主動創造性勞動的過程和操作方式，以創造更多的自主能力以及永續經營的可能。

在本文的架構中，「性工作」是一個很寬廣的概念。這不但是因為現代性工作已經發展出遠超過以性交為本的多樣性質和內容，也是因為許多和身體相關的行業事實上承受了和賣淫一樣的性污名，工作者在主體定位和文化想像上也和倡妓有許多共通之處。因此在本文的脈絡中，性工作將包含像人體模特兒、檳榔西施、油壓指壓女郎、台北公娼之類的性工作者。

就研究本身而言，受訪的性工作者當然只是身體行業中很小的一部份而且無法採取嚴謹取樣的人口，有人或許因此質疑我所蒐集的資料有沒有什麼「代表性」。不過，就本論文所關心的現象而言，「是否具有代表性」的質疑是根本問錯了問題。我所珍貴的，正是那些不一定具有「代表性」（即某一程度普遍存於所有主體）、反而具有高度「異質性」（即有別於主流的既定想像）的實踐。而且在另一個層次上，這些異質性的實踐恐怕並不是那麼不普遍，只不過是無法被主流的眼睛善意解讀而已。

在這裡我還要指出，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對「代表性」的簡單執著，常常形成以下兩種（特別對被研究的污名主體非常不利的）權力效應。第一，「代表性」在知識論（epistemology）上佔據的優勢位置，常常輕易被轉換為本體論（ontology）上的固定內涵。這也就是說，數據及比例等等看來無可挑戰的權威，常常被用來建構對被研究群體的本質描述和定位，以藉此更進一步掌握並規範被研究的主體。第二，「代表性」原本只是在特定角度和特定時間點上的觀察，但常常被擴大為全面的、必然的本質，以致對群體中的個體差異以及畸零存在的動態發展視而未見，對被研究的污名主體可能衍生的創造力和自主能量更表現出輕慢而存疑的態度。把這兩個權力效應放在一起，我們很明顯的注意到一種差別待遇：研究者往往會很容易的「認定」污名主體的「負面」特質確實有其「代表性」，然而面對污名主體的「正面」特質時，研究者卻總是傾向「客觀」的「質疑」其「代表性」。這種選擇式的操弄詮釋，顯然正是污名的權力技術的一部份。

為了對抗這種權力效應，我對「代表性」的詮釋不再是向後看的「呈現（出於既定視角的）真相」，而是向前看的「挖掘（另類視角所可能展示的）現實」。換句話說，性工作者能夠在多樣的工作位置上抗拒污名，能夠發展出差異的自我意識，能夠創造出新的專業意識，這就已經點出了性工作者的主體性和能動性，標示出污名企圖以羞辱來否認存在的主體能量。而這種動態的捕捉往往是那種既專注切點、又傾向切面、急切想要凍結現象脈動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所不屑一顧的。[11]

界定工作，形成專業

社會學家Anthony Giddens在談到人際互動以作為社會最基本的操作模式時，曾提到主體會以某些「標記」（markers）來區分／框限場景以及其中相應的角色扮演。Giddens並以人體模特兒為例，說明她們更衣著衣的過程都會特別避開臨摹的現場，以便標記工作場合的邊界（78）。

在台灣這個忌性（sex-negative）社會中，飽受性污名攪擾的本地人體模特兒特別感受到Giddens所說的具體區隔儀式的必要性，以便標記工作空間、時間和性質的特殊性，抗拒窺視和成見，提升工作的專業形象與文化意義。於是人體模特兒們很自覺的建立了一套上下工的明確儀式，作為區分工作與非工作的時空訊號，也藉此掌握作畫者的行為和情緒，確保人己之間的禮貌互動關係。為此，人體模特兒從不在作畫者的面前更衣，她們總是在鄰近的特定空間（如更衣室或廁所）中換好「工作服」（通常是一條圍繞身體的大毛巾或是一件罩衫），標示出工作時段獨立於其他時空的社會操作方式，而在到達作畫地點、宣告作畫開始後，才在一瞬間脫下工作服，正式上工。一位積極使人體模特兒行業專業化的模特兒對於這個過程有著非常自覺的體會：

那是逐漸逐漸的去掌握，也是一種人際關係，去掌握人跟人之間距離的、人跟人之間分寸的拿捏。尤其是以肉身抵抗所有的．．．沒錯，我們是在「抵抗」，我們是很脆弱的一塊肉，可是又要散發能量去抵抗──就像你剛剛講的──60雙眼睛的好奇、緊張、期待、邪念．．．然後我要能說服他們進入作畫過程，我才算達到了我的工作。所以後來我教其他model怎麼工作的時候，我說：你知道嗎？有很多人叫人家脫衣服，大家就會一起說：「脫－脫－脫－脫－脫！」對脫出來有多麼的期待！可是真正脫出來的時候卻不是那麼地有趣，大家突然都很尷尬。可是如果你是用另外一種脫的方式，就是說：「好，我們今天做6個20分鐘，第一個就先畫4個5分鐘」，在說這個話的過程中，我已經很自然的把衣服拿掉，而不是預告式的說：「我要脫囉！我要脫囉！我要脫囉！我要脫囉！」No！我要他們忘記我的動作，忘記我的狀態，我有時候常常包著布就上去，上去之後再弄頭髮，然後我放音樂，那個布就突然掉下來了。

在這段話中，這位人體模特兒很清楚的說明，為了抗拒這個對「性」特別加碼、以致於造成異樣眼光的文化，她必須積極淡化性的特殊性，拒絕提供煽情的期待；然而在此同時，她也必須以區隔時空來凸顯性工作與日常生活截然不同，以便建立專業形象和專業實踐。於是，任何激發遐想的可能都在她專業的指令中被沖淡，任何想要蹂躪她身體的凝視都在她平實以對的態度中冷卻。她的性工作則也在這些儀式中被提升為一個要求被另眼看待的專業實踐。[12]

更有深意的是，這些標記時空的儀式性措施在另一方面也是讓性工作者有權威維持秩序操控場面的工具。透過這樣的專業操演，性工作者具體的佔據了有力量、有正當性掌握局勢的位置，甚至可以對作畫者進行某一種規訓（discipline）。這位人體模特兒就說：

對！工作開始的儀式是很需要的，結束的儀式是需要的，因為這個工作是用時間來算，而且房間裡面有很多人，如果我沒有一個儀式性的開始，我如何告訴這些人我要開始了？有時候這些人是群龍無首的，或是玩瘋了，我需要一個方式來說「上課囉！請過來！」我們要一個儀式：衣服和鬧鐘！鬧鐘是要叫大家聽到鈴聲，好開始或結束。所以當他們一看到我走到台上，按下計時器，脫下衣服的時候，他們就知道他們必須趕快坐回來開始畫了，他們還是要有一種儀式性的宣告。

乍聽起來這只是一個維持秩序的必要措施，但是從另一個層次上來看，這些措施卻創造出一個特殊的時間空間，在這個時間空間之內，性工作者可以很積極的主導在場者的行為和思緒。另一位個體戶的模特兒就說：

其實那個儀式真的很重要，因為它會把整個氣氛跟大家的心都膠合在一起，聚合在那個焦點上。不會說有人來搗蛋什麼的，不是這樣子，就好像宣告「上課開始了！」對！儀式很重要。

正是在這樣一個儀式性的護衛中，模特兒的裸體有了不同於一般女體暴露、無助的被人窺視的意義：它是專業的，它是需要被尊重的，而它的現身同時啟動了必須被嚴格遵守的遊戲規則。不但如此，這個被包裹在儀式中的身體還常常因著這樣的包裹而有了新的意義：「我每次都建議model，要學會塑造你的光環，你的舞台的光環，包括你的燈光，包括你的背景，它可以烘托你，讓你有一種光環，讓你的美散發出來。」裸體不再只是被窺視，它還可以被營造成為一種被神聖仰望的崇拜對象。在這些儀式和美學的操演之下，人體模特兒有了專業的勞動程序，也建立起專業的形象和權威。

Giddens在描述這些區隔標記時並沒有進一步說明其深層效應和意義，本地人體模特兒的自我分析倒在這方面直接提出了很有洞見的說法：專業區隔儀式並不是（如主流所想像）因為無法招架「忌性文化」（sex-negative）的侵犯、出於自衛、想要淨化作畫過程而建立的外在保護；相反的，由於性工作者比一般人更直接、更頻繁、更赤裸裸的接觸到性和性所勾動的各種微妙反應，她們反而比較能夠自覺的去感受並操作那些不可言喻、未被明說的情緒。對污名主體來說，專業的區隔儀式並不是自保的措施，而更是積極操控的策略。一位充滿專業動力的人體模特兒就看穿了，當自己的裸體出現在畫室中時，其所勾動的窺視心態並非什麼全面籠罩的、單向掠奪的可怕力量，而總是充斥著忌性文化本身的矛盾慾望張力；她也同時清楚的自覺到，自己的身體很容易因著預期的恐懼或者對於性的芥蒂而失去自在的能動力。正是這種突破成見的、複雜的體認，才促使性工作者開始思考如何發展出坦然面對、掌握局勢的能力：

一開始裸體之後，身體可能就尷尬在那邊，怎麼擺pose都覺得不好看。我總覺得這個部份沒有安全感，我這個部份的肌肉變得很僵硬，我怎麼擺就是不自在。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個人放不開，因為她在乎她的某些器官被看到，然後她的某些器官曝光了，有一種涼涼的感覺，所以她的動作怎麼擺都是硬硬的，整個反應是尷尬或是不自然的。肌肉的僵硬是很明顯的，臉的僵硬也會，然後她的動作可能變化很少，永遠都是那幾個pose，她可能也不敢坐下來，不敢拿屁股面對別人，她覺得她的屁股不好看。不過，經過日積月累，我熟悉這個工作，熟悉掌握氣氛，熟悉去表達自己，然後已經忘記尷尬，甚至會觀察大家。其實他們怕你比你怕他們多。我有感覺啊！我想我可以相信我的感覺，我從他們僵硬的表情以及緊張的態度就看出來。他們就睜著眼睛看著你，因為他們沒有別的東西可以看，他們只能看我。他們的緊張，他們的呼吸，整個畫室的氣氛，我通常都會了解！我的工作就是，來！OK！放輕鬆。我會講點笑話，或者是開開小玩笑。

這位人體模特兒的自我分析顯示，女性性工作者比起那些正義凜然的中產救援者來說，有著更多機會充分體認這個文化圍繞著性所衍生的各種權力操作，也因此有機會在專業的重複演練中摸索出抗拒既有性成見的力量，反而成為一個能夠主導互動的主體。像這樣透過污名的專業操演來促成的主體壯大過程，是那些被純淨和隔絕百般呵護的中產階級無法想像的。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性工作者都像人體模特兒那樣擁有比較多的文化資本，可以藉著明確的區隔儀式來塑造自己的工作條件和形象，也讓勞動過程和性的遐想保持某種健康的距離 [13]，以減輕性污名的壓力。相較之下，有些性工作不但沒有藝術的光環護衛，她們所操作的就正是那曖昧的遐想空間，她們的勞動正是和性（交）緊密相連的，因此她們也承受了最強大、最直接的污名衝擊。性污名的孤立效應更使她們缺乏前人的經驗智慧傳承以及正當論述的支撐，只能在面對污名的恐怖壓力時勉力承擔。

當性工作者座落在污名壓力最大的社會空間時，將工作內涵和自身的生命做一個決斷的區隔，是性工作者維持自身主權的起碼方式。一位公娼就說：「那時候已經咬下牙根了，什麼都不想了。就把它當作．．．對，你現在進來我對你很好，你出去我就不認識你了。」就字面看來，這些話語中或許透露著幾分無奈，但是這位公娼說這些話的神情卻是豪邁的、灑脫的：客人的權力、性工作的壓力，都只存在在客人「進到店內」的時候，一旦離開這個空間，性工作者就翻臉不認人。過去一般論述批評這種態度為「婊子無情」，然而就公娼而言，這正是性工作者拒絕讓專業的工作滲透私人生活的有力方式 [14]，也正是性工作者藉以侷限污名影響力的有力措施。從性工作的專業精神來看，「婊子無情」的辱罵是抹黑扭曲性工作者的論述，它不但想要否認性工作者的專業自主，更強制要求性工作的性成為工作者生命中全面主導──而非片面操作──的力量。而性工作者堅持「婊子無情」的工作態度，則是維護自己的專業身分不被污名抹煞，以積極拒絕「性」成為個人（女人）生命的價值指標。

除了空間和時間上的區隔之外，個別的性工作者也常常在其個別的工作範疇及經驗內發展出各種各樣的身體區隔，以作為專業操演的物質基礎，這麼一來，她們對本身可以接受什麼樣的身體裸露和接觸也有了很不一樣的看法。有一回我透過一位人體模特兒的介紹去訪談兩位油壓小姐，當時油壓店的老闆也在場，小姐們在談笑中彼此比較了工作的性質和報償，而由於人體模特兒在社會觀念上似乎是一個比油壓小姐少一些污名的職業，因此雙方進行了一些言語上的挑釁。人體模特兒表示很佩服油壓小姐們竟然可以在客人赤裸的身上摸來摸去，油壓小姐們則對人體模特兒脫光了衣服給人家看一小時只有五百元上下的收入表示很不能接受。油壓店的老闆對人體模特兒說：「妳都敢光著身子讓人家這樣子拍，為什麼不敢來做指油壓？而且又不用脫衣服，又可以賺得比較多。」人體模特兒則堅決拒絕，她說自己只享受暴露，喜歡別人「看」，但是不能忍受被人碰觸，也不願意碰觸別人的赤身。不接觸身體，是她的性工作底線。做純油壓小姐則說，她不在乎自己的工作是在男人赤裸的身上摸來摸去，那是「工作的需要」；但是她受不了讓自己的身體裸露在男人面前。換句話說，個人衣著的完整至少可以認定她自己沒有吃虧、沒有「出賣身體」。不過另一位做過半套油壓的小姐則強調，只要價碼對，她都願意，「反正只是身體的接觸，又沒有真正的性交。」

在這個討論中，個別的性工作者對身體的活動和工作的內涵都有很清楚而堅定的區隔，強調自身的性工作是局部的、片面的、有原則的。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樣的自我描述和定位，顯然也有助於她們將「特定」的、「局部」的身體操作，轉化而構成「專門／專業」的定義內涵 [15]，性工作所可能帶來的污名效應也因而被侷限，被隔離在工作者生命的一小部份中。

即使在真槍實彈的性交易中，疆域的區隔也會使得任何想像的客戶單向掌控成為不可能。因為，不單是身體部位，就連在這些部位上能夠進行什麼樣的活動通常都會被性工作者本身預先設定，以作為交易的條件。當被問到在性交易過程中可不可以愛撫性器官之外的身體部位時，一位公娼說：「不要啦！趕快做做就好了。管他去，玩一玩，五分鐘、十分鐘而已。」「我服務玩一玩就可以啦！我們當作是眠夢那樣玩一玩而已，就出去啦！」也就是說，陰道是她在這個交易中提供的唯一身體部位，陰莖插入陰道則是性交易的全部內容。[16] 像這樣嚴格的限制交易內容，可以解讀為性工作者企圖把「忍痛犧牲」的幅度降到最低，但是從專業操作面來看，這更是簡化勞動過程的策略：交易內容愈單純愈好，以便工作時間愈簡短愈好。因為，當性交易被界定／侷限為最傳統的「陰道的插入」時，它不但大大的縮減了交易的時間長度（這種性交易內容對陰莖的要求，比對陰道的要求來得更高），也限制了客戶對性工作者身體其他部份的近用。[17]

當我詢問性交易和個人身體愉悅之間的可能關連時，不同的性工作者顯然有著極為不同的態度和策略。一位公娼就直截了當的說，不喜歡客人碰觸她的私處，要做就快快插入，做完了事走路。當我再進一步追問為什麼時，她說：「那爽了要怎麼辦？哎呀，我們要賺錢，又不是要來爽的。」在這裡，被愛撫、被勾動性慾、感覺爽，就是說把工作和愉悅連在一起，而對這位公娼素樸的專業精神來說，都是應該避免的。這種反應當然可以被讀成：性工作者努力把工作和愉悅區隔開來，因為「她為了賺錢所做的事，並不是她個人的性的表現」（Morgan 26），這也就是暗示，性工作者「本身真正的性」是比「工作時的性」更為高尚或貼近內心的。不過，或許還有另外一種可能的閱讀方式：性工作者之所以要區隔工作和愉悅，是想要預先保護自己的專業地位以及這個地位所提供給她的力量，以免被「個人的」、「玩耍的」情緒和感受所削弱。不管是哪種詮釋，重要的是，這種保留和區隔，並不表示性工作者（像某些女性主義者所說的那樣）「厭惡」性交易；相反的，這更可能是性工作者本身所發展出來的策略，以便主動的限制交易的範圍，塑造性交易的意義，降低這個忌性社會所賦予性工作的負面評價。

反性工作的女性主義者Carole Pateman可能會堅持，「性和自我的內在連結，意味著妓女必須把自我和客人對她的性使用區隔開來，以求自我保護」（207）。也就是說，性是一件特別深刻和神聖的事情，因此性工作者也會採取一些特別的行動來保護其內在自我──也就是她的性。[18] 不過，就以上的訪談來說，把工作和個人生活區隔開來，與其說是保護性工作者的內在自我，倒不如說是減少工作勞動、減短交易時間的策略。一方面是一種節省勞動的策略，另方面則將交易去「性」化（也就是不把它當成「性」行為，而只是交易行為），以便使它成為一個可以讓性工作者擺脫社會成見和情感加碼的壓力、積極控制和自主的專業活動。簡言之，限制性交易於特殊、部份、預定的身體部位和活動，或者改變性交易的意義／影響，都便於性工作者動員「專業主義」所蘊涵的力量，以更能有效的控制性交易過程內外的事情。

對身體各個部位和活動形式加以差別評價，[19] 是性工作者發展出來的重要策略之一，用區隔自己的身體部位來建構說詞，以侷限性交易的幅度、性行為的意義、以及性工作可能帶來的心理情緒影響。但是也有一些性工作者的專業操演不但不是設定身體部位和活動的限制，反而是身體的全面專業化（professionalize）。這裡的全面專業化可能採取兩種完全不同的方向。一位女同志性工作者說，她不會對身體的某些部位特別設限，因為整個身體在交易過程中都是沒有感覺的：

安：因為他在做的時候，我根本就沒有什麼感覺，只要沒有感覺就好了，我就認為他沒有碰到。

何：再說一遍？

安：就是說，他在做的時候，我沒有感覺就好了，其實他有沒有碰到陰唇，我也不知道。

何：所以你已經把身體上的感覺都切了，他要碰什麼或是做什麼，影響也不大啊！

安：我覺得是反正都無所謂吧！反正自己都已經沒感覺，已經痲痹了吧！也不算痲痹，就是沒感覺吧。

就這位女同志性工作者而言，能夠在交易中完全無所感覺，一方面是因為她對愛人的專注，另方面是因為異性戀的插入模式在她的同性戀性愛框架中根本就沒有意義。因此當我問到她的工作會不會影響她和愛人的性生活時，她斬釘截鐵的說不會：「因為我是一名女同志，我比較喜歡女的，所以我對這份工作甚至能分割的很清楚，可能就是這個最大的原因，就是我喜歡女人。」這樣的分割甚至使得她把自己的「性」也成功的分割：「一邊是完全沒感覺，一邊是非常有感覺」。在工作的時候，客人在她身體內停留的時間「5分、3分就行了，幹嘛待那麼久？也沒什麼好待！跟自己喜歡的人在做當然是不一樣，是完全開放的，自由參觀。（笑）」在這樣的對照之下，性工作中的性是如此的不重要、沒意義、沒感覺；它是全然專業，全然不影響到另外那個全心全身投入的愛戀關係的。女同志性工作者說：

雖然從事性工作，在別人眼裡或許被認為是很開放、很隨便，但是我認為不是。對感情方面，我是蠻保守的，雖然是我很主動追求，不過，在感情這方面講到「性」吧！我可能會蠻保守的，我覺得是一個對一個吧。所以，像做這種性工作，我認為客人只是進來消費的，也不算是出賣自己身體吧，我覺得只是一種交易而已，所以我認為也沒有甚麼，然後你付錢，我付出吧！但是感情就不一樣了，我認為是另外一種吧！

在這樣明確的區隔之下，她的性工作很順暢的成為一個「專業的」、與她個人人生沒有太多重疊的工作。[20]

另外一種不設定身體部位及活動限制的專業操演，和這位女同志的出發點完全不同。一位公娼就認為，根本徹底的將身體的各個部位都平等看待而不要特別的區隔，是性工作者面對工作時很重要的基本心理建設。她很坦率的說：「你既然要做一個『性的工作者』，對不對？講一句難聽的話就是說，『搞就給你搞了嘛！還怕人家摸哪裡？』講一句難聽的話就是這樣。」在這裡，對身體部位的「一視同仁」固然可以說是來自污名的效應（『搞就給你搞了嘛！還怕人家摸哪裡？』），然而令人動容的是，在這樣的破釜沈舟心態中出現的，不但不是什麼自暴自棄，反而是更堅強的專業操演──要全心做一個「性的工作者」（詳見後文）。此外，這位不特別堅壁清野的公娼甚至藉此原則在專業的工作場域中創造出個人情慾的可能空間，成功的挪用轉化工作時刻成為個人愉悅的機會，而且以一個非常專業的態度來進行協商：

何：你會跟客人說什麼？你會跟他怎麼講？

淑：『我今天有需要，你假如說覺得……』因為需要有一個性的調……調那個，不是說幾分鐘啊還是十分鐘就解決啊！

何：要調情？

淑：嗯，對，『你出得起錢嗎？幫我買一個鐘頭兩個鐘頭』，客人當然OK！

何：喔，真的？可是比方說客人幫你買這一兩個鐘頭，你在這個過程中玩的時候，會跟你平常做工不一樣嗎？

淑：當然會比較不一樣一點。

何：你覺得差別是什麼？

淑：差別就是說，好像沉迷在一個愛的感覺中….就是說不把它想成是在工作，可以把它想成是現在在跟一個情人在做愛。

何：那會……比方說平常你比較多服務別人，那這一兩個鐘頭你會叫客人服務你嗎？

淑：對對對…換過來做，對對對，翻過來就是這樣。

何：這樣子啊？客人會願意？

淑：會會會。

何：那你說的這個服務是什麼意思？是像什麼？

淑：就是像說我平常服務客人呀！現在我像客人。

何：嗯，我一直在想這中間的區別是什麼？

淑：這區別就是說，比較不會像說有一種做生意的這個規矩呀！

何：什麼是做生意的規矩？

淑：就是說不會說是就這樣抱抱，讓你高興，你就回去呀！對不對？在這種氣氛裡面，在房間裡面做著，一定會比較不一樣呀！你可以全身都摸透透呀！還是說怎樣呀！

何：痛痛快快的玩？

淑：對，痛痛快快的玩。

從這個例子可以間接看到一件不太被人注意的事情：性工作者在工作場域中的性從來不是（像某些女性主義者想像的那樣）任意承受顧客蹂躪的，相反的，連客人都知道性工作者的性是遙不可及的。因此當性工作者在一定的互動基礎上表達自己的性需求，主動提議合作投入時，客人們反而會欣喜合作。因為，總算有一次，客人們有了機會接觸到性工作者的性；總算有一次，在需求的位置上的不再是客人，而是性工作者。更有意思的是，在這個接觸過程中，主導的竟然是性工作者，被服務的也是性工作者，爽到的還是性工作者──收錢的當然仍然是性工作者。就像這位公娼得意的說，她從來不需要找牛郎，因為「我會在工作上解決。賺錢又兼賺……呵呵呵！」。這種自得的自主性是簡單的性別模式在對性工作進行受害分析時所看不到的。

不可諱言的，這樣成功操作工作場域的性工作者並非大多數，個人的身體經驗和從業態度顯然會影響到這方面的資源累積。然而，重要的事實是，確實有性工作者做到了這一點，而她們的經驗和智慧很可以成為其他性工作者的借鏡──如果這樣的知識可以廣為傳播的話。然而社會污名的壓力卻使得這些專業知識被禁錮在個人的工作中，甚至（而且往往特別是）親密伴侶都無法因著這些經驗和知識受惠。油壓小姐小玲就很清楚她的工作技術只能是一個祕密：

玲：因為男孩子他在交女朋友，或是有老婆，他都希望她單純一點，他不希望說她好像交過很多男朋友，經歷蠻多的，我覺得男人會怕，我覺得男人他是會怕。他可能會介意自己的老婆還是女朋友經歷蠻多，很有經驗那樣子。像我回去家裡，我都要裝作什麼都不會啊，也不可能給他做「輕功」啊！ [21]

華：對啊！

玲：按摩是有可能啦！但是不可能給他做「輕功」啊！可是很多客人都跟我們講說，「其實妳男朋友一定很幸福」（華：當妳老公一定很幸福哦！）我都說，哪有可能給妳的老公自己做，這不就穿幫了嗎？

在這裡，污名的效應迫使性工作者將自己的專業智慧排除在生活之外，斷然否認性工作有可能生產出有利於日常生活和人際關係的知識。專業操演以及其可能帶來的正面肯定效應，在這個污名纏身的時刻被大打折扣，甚至被全面否認其存在──這也是掃黃廢娼論述的典型操作方式。

對性工作者而言，專業和污名的對抗對立有時可以維持一個健康的平衡，然而某些時候，污名效應會以更暴力的方式壓迫性工作者。事實上，當有些客戶的要求蠻橫的超越專業範圍而遭到工作者拒絕時，客戶唯一可以操作的力量就是駕馭著污名成見來踐踏性工作者的專業形象與權限。以下就是油壓小姐小玲經歷的一個典型例子：

玲：我曾經碰過一個客人，他就是不願意加錢，然後就要把妳的衣服扒光這樣子。我們就會跟他講「先生你不要這個樣子」，或是我們跟他講「你可能要再加一千塊、兩千塊，我們才可以做脫光的這個服務」，然後他就說「妳們做這一行的還有什麼自尊可言哪？」

何：聽到這種話的時候，妳們怎樣？

玲：我們會連一塊錢都不想賺，我就要走了。對，或是跟他說「那你就叫別人給你做嘛」。其實像我們做這一行的，雖然我們是賺這樣的錢，但是相對的，其實我們蠻希望客人好好去對待我們。就是你要摸，只要允許的範圍裡面，我都可以盡量去配合你，但是你絕對不要在態度上面覺得「妳就是下賤嘛」。甚至有的客人明明知道我們是做半套，但是他硬要跟妳做全套，但是他不是硬來，他講話裡面就這樣，可能剛開始跟妳哀求、懇求，然後到最後就跟妳講「妳早就不曉得跟幾個男人做過了對不對，妳又不是處女，妳幹嘛不做？」

何：妳們會怎麼回應？

玲：就不想理他。或是…

華：我覺得這種客人就很沒品啊！

玲：對，然後就希望他下次不要再來找妳了，這次做了就．．．，剛好做到一半了，對不對？錢還是給他收，如果我可以出去的話就出去了，要是不可以，當場發生爭執的話，我還是就出去了。我不喜歡做到這樣的客人。

在這個敘述中，社會污名的操作，呈現了它最醜陋粗暴的一面，也對性工作者想要施展自主權力的專業努力進行了最惡劣的踐踏。友善的人把這類的例子讀成是性工作者在展現個人的人格尊嚴，不友善的讀者（竟然站在客戶那一邊）則認為她們是「惟利是圖」、「斤斤計較」。但是從專業的精神來看，這些例子中的性工作者正在確立交易的範疇，設定顧客的權限，維護己身的專業權益──社會加予性工作的污名卻只會在旁邊扯後腿。

在以上的敘述中，我們看到性工作者或出於工作需要，或出於自身定位，或出於維繫人際關係的需求，在各自的工作場域中，以「區隔（或者開放）身體或工作內容」來作為重要的策略，投射素樸的專業實踐和專業態度。這樣的專業實踐和態度或許缺乏文化資源和社會地位，因此不是像菁英行業那樣的嚴謹操作，但是它卻能夠協助維護性工作者的自尊和自主，並且有可能在另外一些壯大論述的幫助之下形成新的主體力量。

援引正當論述，壯大性工作主體

如前所述，有些性工作者已經學會了建構專業的形象和實踐來操作她們的身體和她們的工作。這個專業形象的功用，與其說是提升性工作者的社會地位，倒不如說主要是為了提升她們對勞動的自主掌控。當然，她們也非常清楚社會對性工作的刻板描繪會為她們製造一個不友善的環境，就連風評不佳的政客都知道推動掃黃政策是最討好的美容策略。面對污名的烙印和踐踏（Goffman 3; Coleman 224），但是同時活在污名也愈來愈常被邊緣團體挑戰的時刻，性工作者同樣的也學會了挪用既存的正當論述來重建正面的身分和形象。我的訪談顯示，性工作者常常在羞辱的場景中轉化各種流行的文化和說法，來為自己的人生選擇提供正面積極的辯護；污名和羞辱的動力學於是遭遇到各式各樣的折射游移，而性工作者則在她們的位置上不斷推出抵抗和壯大的策略。這種論述的積極轉化運用，對最為底層、最孤立、最被視為非法的性工作者來說，比較困難也比較沒有機會，但是在像檳榔西施這樣的色情灰色地帶中就特別蓬勃。[22]

檳榔西施的清涼穿著經常成為媒體和衛道人士關注的目標，而當一般人以「暴露」「淫穢」等字眼來描述西施的穿著時，一位從前做過檳榔西施的檳榔攤老闆娘卻非常明確的告訴我，[23] 她覺得一般人根本讀錯了檳榔西施的服裝，她個人一向就要求小姐穿的衣服一定要「端莊」。再細細追問之下，她說明所謂「端莊」就是「整體搭配」的穿法，而且一定要有絲襪和高跟鞋，而正因為這樣搭配的穿著有著特殊的整體性以及正式的形象，與一般日常衣物有別，因此她覺得檳榔西施的穿著是「很端莊」的。女業者說：

對啊！你不覺得檳榔攤小姐一穿起高跟鞋，穿起絲襪來，都很好看，很端莊啊！我覺得都很端莊啊！你這樣不是很隨便的穿著啊，你高跟鞋一穿起來，絲襪一穿起來，走路起來就跟平常人不太一樣。

在這裡，衣裙的長短不是關鍵，暴露不暴露也不是問題。重要的是：西施們的穿著是不是能給客人一個特殊的感覺，覺得她們是很用心的在刻劃這個服務工作的特殊性。同時，這種「非比尋常」的形象也為檳榔西施提供了一個特別的自我定義，讓她們能夠自豪的進行她們的工作；畢竟，她們不像一般人那樣平凡，她們的服飾意味著她們比較像是娛樂圈中的藝人或模特兒。[24]

像上述那樣的語意重建（semantic reconstruction）是性工作者肯定自我的重要策略。在「端莊」一詞的詮釋上，性工作者展現了她們對文化意義的積極操作，她們有力的援引「端莊」的其他內涵意義──例如正式的形象、整體的搭配、絲襪與高跟鞋的不尋常信號──來顯示檳榔西施的形象並沒有和「端莊」隔絕。相反的，檳榔西施的穿著正正體現了「端莊」的意義。

如果批評者還是執意指稱檳榔西施衣著清涼暴露有礙觀瞻，西施們通常會立刻回應，她們的衣著正是主流的流行，她們的服裝是滿街服飾店和地攤中都有的商品，要是真的不能穿，為什麼還會生產那麼多，在各處賣呢？她們進一步援引廣受大家崇拜的偶像藝人來辯護：「藝人也是穿這樣子啊！藝人有時候穿的更少呢！藝人可以這樣穿，為什麼我們不能穿？對不對？藝人這樣穿，人家說『妳穿得這樣好漂亮』，可是我們這樣穿，別人是怎麼說我們的？對我們根本就不公平啊！而且藝人是給全國人看了，我們還只是在這邊給人家看而已啊！」照這個邏輯來想，比起媒體上充滿正當性、背負兩岸交流或國際形象的藝人來，[25] 就算檳榔西施們有某種「惡質影響」，它的幅度也小多了。於是，藉著主流價值觀的蔭庇，西施們再一次擊退污名。

在另一個例子中，一位檳榔攤業主也重新描繪了檳榔西施的形象，把她們比擬成服務業的模範，甚至比跨國速食業還要周到，還要合乎服務業的專業精神：

闆：說實在，做檳榔也是一種服務業，今天難道純賣檳榔嗎？我也有賣煙也有賣飲料呀！今天開車的人路過，卡車司機那麼辛苦的開車子，對不對？如果他今天精神照顧好的話，就不會去撞到那麼多人。今天他累了，想要喝杯水，他不用再下車到7-ELEVEN去買個東西再上車，對不對？他車子停下來，就有人幫他拿個飲料，「先生，這個飲料是你要的！」不是很好嗎？臺灣本來就是走向服務的社會呀！其實服務最好的是什麼行業？不是麥當勞，真的是檳榔攤服務最好。

何：可是麥當勞也有那個得來速啊！汽車開過去也是有人把東西遞給你。

闆：沒有錯呀！可是工作人員是在房子裡面呀！現在檳榔攤有美眉，路上車子烏煙瘴氣的，但是她這樣跑過來說：「先生你要什麼？」誰比她工作賣力？誰比她的服務還要好？對不對？所以說，很多政府人員要打擊檳榔，有什麼好打擊的？難道全臺灣的檳榔攤加起來，每天賣的香煙數不比7-11還多？對不對？我們替政府賺了多少稅金？

在老闆說話的同時，一位檳榔西施小姐蹬著高跟鞋經過，聽到這話，她的背似乎也挺直了些。因為在老闆的說法中，檳榔西施的服務品質勝過了麥當勞的服務水準，而檳榔攤對國家經濟的貢獻勝過了7-11。西施們的服飾暴不暴露不再是重點，她們的服務才是這個邁向服務業世紀的國家需要褒揚的。在這樣的論述中，檳榔西施是專業的；兩個跨國企業都為她們提供了背景的對比。

對於自己可能在服飾上有所暴露，檳榔西施的回應策略並不一定總是轉移話鋒。事實上，她們反駁暴露的最常見策略就是理直氣壯的提出辯駁，說明她們並沒有暴露，因為她們根本就沒有「露」出任何部位來。在這裡，所謂保險褲提供了最令人安心的保障。[26] 以下是老闆娘和檳榔西施的說法。

娘：有些客人很好耶，有些客人會叫妳不要穿那麼短，『都被人家看到了，妳還穿這麼短。』

何：那妳有什麼感覺？他跟妳這樣講？

嘉：『啊！沒有辦法啦！就這樣啊！』開玩笑的這樣跟他講。

娘：（模仿客人）『哎啊！妳內褲都被我看到啦！』

嘉：（配合表演）『啊！你不見得看到的是內褲啊！」

何：那你會跟他講什麼呢？

嘉：我說：『啊！你看的不一定是我的內褲，你看到的可能是別的東西啊！對啊！』

何：那你心裡會不會難過？

嘉：我覺得他不是看到我的內褲。

娘：有些客人會說：『你今天穿的是什麼什麼顏色的。』

嘉：我就說：『喔！被你發現了！』

何：就跟他ㄌㄚㄌㄟ就是了？

嘉：對啊！

娘：他們說：『喔！你今天穿紅色的喔！白色的喔！』我們就說：『啊！你怎麼都知道呢？』

何：ㄟ，可是你怎麼學會這樣講的呢？

嘉：不知道啊！順口就這樣講出來了。

娘：要不然就說：『啊！不好意思，被你看到了。』

在某個層次上，保險褲提供了安心的保障，也提供了合理的辯駁，嘲諷了批評者的無知。其實，檳榔西施們倒底有沒有真的穿保險褲倒不是關鍵，重要的是，她們隨時都可以祭出保險褲的存在和可能作用，以有效的擊退批評者及窺視者。而諷刺的是，被視為受害者的檳榔西施們在面對挑逗或可能的騷擾時都能夠展現出這種智慧和力量；相較之下，極力避免受害的眾多好女人卻只能表現憤怒和無助。

更有趣的是，「有露？沒露？」的懸疑也同時積極的構成了檳榔西施和客戶之間遐想對話的空間，創造了短暫的調情氣氛（過招兩三句後交易完成，客戶上路）。提升了客戶再度造訪的動機，當然也就有利於西施繼續獲利，這種調情因此已經變成了檳榔西施專業操演的一部份。即便穿著清涼，輕度調情，然而「什麼都沒有露」的信心使得西施們即使短裙高衩坐高凳也能安之若素。[27] 這種信心更構成了檳榔西施的正當性，使她們在論述上可以認定自己這種灰色地帶的工作比起其他性工作者來更為自主，因此對於恣意進犯的客人反而有很強悍的自衛能力，以維護自身專業的形象：

娘：有的女孩子認為酒店那種地方不好啊！所以她不願意往那個地方跳啊！那檳榔攤很正常啊！檳榔攤是一個很正當的工作啊！

嘉：講難聽一點，就是『客人看得到又吃不到』。但是妳在酒店，客人看得到又吃得到。

娘：酒店的話，客人會跟妳摸手摸腳的，妳又不能怎麼樣啊！

嘉：你也不能做反抗啊！就是要這樣子啊！妳既然要出來賣，就是要這樣子啊！

何：可是在檳榔攤也是會有人要摸妳啊？

嘉：妳要講啊！『ㄟ！我今天是做檳榔攤，你沒有那種權力，你看得到但是吃不到，你不能碰我』，對不對？

除了像檳榔西施這樣以自身行業的特殊文化位置來建立集體的專業信心之外，許多性工作者壯大自身的能量常常是來自對個人的自我認定，而其中最具女性自主力量的，就是對自身的「性」的自豪。

年輕的檳榔西施對自己身體的性吸引力深具信心，她們包裹在極少衣物中的身體，座落在透明的檳榔攤中，卻仍然能夠不扭捏、不作態的包檳榔、送飲料、和顧客搭訕調情，這些表現都已經宣告了她們對身體的信心。就連某些中年的性工作者也不諱言自身的性心情，一位公娼提到自己在青少女年代就是一個肯定自我的女孩，在那個保守的年代中，她就學會利用當時的流行時尚來展示自己的身體性感魅力，而這樣的女性身體經驗，後來也使得她在性工作中開發出非常強勢的專業精神：

何：真的啊？你青少女的時候也是打扮得很時髦的？

淑：對對對！那是60幾年代的事，我們都是這邊露空啊！

何：背上露空呀！

淑：對呀！因為我們有美的地方嘛！對不對？出門的時候，我喜歡露胸，低低的，因為我覺得我胸部很漂亮呀！我十幾歲奶子就很大。

何：可是那時候也比較保守啊！那你周圍的人會不會怎樣？

淑：那時候比較保守，但是穿的衣服已經比較薄，不會像更早時候的人，奶怕人看，擠擠的，一直綁、綁、綁，綁成那樣子。我覺得我那時候的思想不是一種壞的思想，不是說引起色狼啦什麼的，我覺得我很美呀！我為什麼不讓人家看呢？他只不過看而已，又不是把我碰。對不對？只是看而已嘛！我們人長出來就是要給人家看呀！人家生眼睛也是要看人呀！對不對？

這種樂於展示身體的自信在一位人體模特兒身上也同樣出現：「我喜歡被人看，我喜歡那種感覺。我自己就分析過，我喜歡被注視，而且要是在一種公開的場合，公然的被注視但是又以為只有自己。」身體慾望和經驗是這兩位性工作者自豪的來源，也在後期進一步發展成為專業操演的動力。人體模特兒還說：

我enjoy這個工作，enjoy我的表演，enjoy我創造出來的動作。我知道我有肌肉，我有線條，我知道我的身體有空間，我知道我帶來的音樂那麼好聽，我知道我已經讓很多人畫得很痛快。畫的很痛快是說他們真的在他們的技法或他們的創作上因著我們之間而有一些互動跟交流，而且這些都是真實的。所以我相信這件事，我相信很多人可以從我這邊得到他創作一個很重要的題材，而且不能或缺。

值得注意的是，這幾位性工作者也是訪談中最有自主能量和專業驕傲的性工作者。從她們的例子來看，身體的自豪經驗確實有助於衍生專業操演的動力：個人生命中的正面經驗形成了自豪，也形成了追求自我努力的驅力，將她們的性工作推展到另一個層次上的專業意義。

當然，提升自我專業形象的驅力，不僅僅來自性工作者個人的「身體慾望」；在行業競爭的脈絡中，性工作者常常也因為出於「自我期許」而發展出專業上的競爭動力來──主流的價值觀無法想像的是：映照著這兩種出自性工作者個人主體性的積極專業驅力，社會污名的壓力竟然顯得既軟弱無力又微不足道。

菊：妳在這邊也應該也有半個小時一個小時了吧！看我們這樣做生意也沒怎樣，對不對？沒像人家講的，說我們怎麼樣怎麼樣。其實我以前還沒賣檳榔的時候，我看到人家冬天穿這樣子，我也會講：「幹嘛要穿到這樣子？一個月到底是賺多少錢啊！幹嘛要這樣子？」現在，真的沒有辦法，自己下來做的時候，就會覺得說這個女孩子是有一種──不知道怎麼講──就是看人家生意這麼好，會不會是因為我們長得太醜或者是怎麼樣，所以說就會想要注意，就是會有一種榮譽心就對了。其實那是一種榮譽心，要不然我們也．．．

文：對啊！都會想啊！妳生意不好，妳看人家生意好的話，妳會覺得很奇怪啊！為什麼我們生意會不好啊？我們態度也沒有說不好，我們不敢也不會對客人大聲小聲的啊！因為「客人至上」，買東西嘛，對不對！就是人家穿到這樣子，我們才會想說改到這樣子。現在大家穿那麼露，以前喔！以前我也覺得說「喔賣檳榔，賣檳榔怎麼說，賣檳榔好像很恐怖的樣子，怎麼都穿到這樣子」，不想做這一種的，可是沒辦法啊！

在污名行業中產生「榮譽心」，或許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但是檳榔西施以這種具有高度正當性的論述來描述自己的專業競爭，倒是說出了個人主體上的好強心態。而這種對自己、對專業的要求，即使面對可能的污名，仍然是義無反顧的。事實上，在不同的檳榔攤上都聽到西施以自我期許和與他人平等競爭的口吻來談自己的工作：

西施：可是你如果看到別人做得那麼好，你是不是也會學她？今天她是檳榔攤小姐，她生意那麼好，啊你生意那麼爛……

何：你覺得競爭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壓力？會使得你要去穿新的衣服、要去穿露的……

西施：如果今天有很多檳榔攤，每個都穿得那麼辣，我們要是穿得那麼保守，我們生意不好，我們也會改進呀！真的啊！像我們做的檳榔要是不好吃，我們也要改進呀！要不然客人怎麼會來買？就沒辦法賺錢啦。

不管是來自身體的慾望，或是對自我的期許，女性主體的專業動力都還需要不斷的積累和操練才能壯大。而幾乎所有的檳榔西施都在日日接觸的交易互動中學會了用積極的態度來面對可能的騷擾，也因此發展出比較厚實的信心，更在互動中領會了新的人際關係操作：

花：從前我就頭低低的啊！他要看，我也不敢罵他啊！

何：但是為什麼會變？為什麼妳現在可以罵回去了？從前為什麼不會罵？現在會罵？

寶：現在變比較聰明了。

何：喔～什麼叫做「變比較聰明」呢？

寶：就是知道客人怎麼看妳啊！你就應該怎麼回應就對了。

何：這個～～有人教妳們嗎？還是妳們有交換經驗？

寶：久了就會啦！

花：因為他看妳的時候，妳頭低低的不好意思，這樣他就越想要看妳。話又說回來，今天他看我，我看回去，就表示：「喔～你要看，好，那我跟著你看啊！我看你要看到什麼時候。」他就會不好意思。有些客人來說：「小姐，可不可以握一下手啊？」「可不可以親一下？」然後我就打他啊！反正就是說，做一些動作啊！做一些動作讓他知道說……我也不會講，是之前的小姐教我的，她講說：「你甘願你去摸人家，也不要人家摸你」。但是摸不是摸所謂的重要部位就對了，是摸他臉啊！就是「甘願你去摸他臉，不要讓人家來摸你的臉」。

許多人常常認為檳榔西施太隨便，煙視媚行，和客人打情罵俏，破壞社會善良風氣。但是在這個西施的說法中，我們看到，檳榔小姐看來「隨便」的舉動其實是一個積極尋求操控局勢的策略（「你甘願你去摸人家，也不要人家摸你」）…。面對即將發生的騷擾，在情勢尚未到達失控的狀態之前，西施們便主動出擊，用手輕拍（也可以策略式的重拍）客戶的肩、臉、或自己願意碰的其他部位，以顯示她也在配合調情，但是實際上卻完全是由她自己來決定幅度和程度。而通常在這種善意而充滿曖昧的回應之下，顧客也不好再輕薄下去，這種互動反而維繫了友好的關係，日後顧客還願意常常回來重演。重要的是，在這個互動中，美眉們徹底拒絕做被摸的客體；相反的，她們採取具體行動，變成了摸人的主體。西施語句中的「你『甘願』你去摸人家」，不再是出於情不得已，而是策略的有心設計。[28]

精心設計的「調情」並不是在推拒性騷擾時才有其作用，事實上，檳榔西施和客戶的整個互動過程往往都是精心設計的結果。畢竟，性（工作）的吸引力其實並不集中在暴露而已，慾望更多是建構在其敘事結構上的。一家以創新制服聞名的連鎖檳榔攤就深知其中的運作原理。一心提升水準的老闆說，每天來來去去，看來看去都是一樣的身體暴露，很容易使顧客心生厭倦而轉到別家去，因此改裝制服最主要的效應就是讓西施與顧客之間的互動加上另外一層樂趣：不再只是西施與顧客，而可能是護士與病人、空中小姐與乘客等等。[29] 這和一般性治療師建議性事冷淡的夫妻嘗試換個場景、試穿情趣衣物其實有著一樣的道理：當陳舊劃一的互動被新的敘事脈絡和角色扮演串接活化時，新的慾望和新的互動得以產生，從而促進性工作者個人及店家的專業成就──業績。首創以護士服營業的檳榔攤「風林火山」的西施是這樣理解這個新策略的：

美：可能是因為護士比較招引客人，因為這樣客人就會有話跟你聊呀！

何：有個話題可以跟你聊？平常找不到話題講？

美：對呀！像客人會說：「我要來打針！我又來看你了！」「護士啊！我要拿健保卡給你呀！」什麼什麼的這樣子呀。

何：就是多一個調情的工具，還可以多跟你講幾句話？

美：這樣子你才有辦法拉住客人，這樣生意才會很好。你沒有把客人拉住的話，他還是會跑走。

在這裡，慾望超越了（傳統制式男對女）單向窺視和掠奪的想像公式，顯露出它互動、狂想、協商、相互挑逗的那一面。當簡單的偷窺、調情公式逐漸失去它的潛在能量而失去吸引力時，西施們的新服飾建立了新的場景，新的慾望和新的銷售在新的敘事結構中誕生，從既有的文化資源中創造新的角色和新的互動，再由西施和客戶共同輕鬆刺激的扮演。而更有趣、更有創意的是，其他所謂正當行業的專業模式和角色功能，都在這個時刻成為素材，被活潑的挪用轉化，建構出新的情慾場景、新的專業操演，好讓慾望再度沸騰，形成更多更有吸引力的消費契機。[30] 也正因為這些「正當行業」中潛藏的情慾場景是這麼的不能被承認（正當行業之所以「正當」，正是因為它排除了其性含意的「不正當」）、但卻又充滿強大魅力（正當行業的形象在刻意阻隔慾望的同時也掀起了更大的想像），其中的矛盾張力自然使得檳榔西施的護士專業操演引發嚴重的社會爭議／抗議。就檳榔西施個人而言，當新的角色被操演時，西施們不但得到機會主動嘗試並探索各種不同職業角色的操作，同時也因為間接的操演了（或只是諧擬了）這些職業的正當性而使自身的主體性得到壯大。當然，任何新的場景都會因為重複扮演而平淡化，新的敘事和角色會成為例行公事，這也意味著檳榔攤必定會繼續尋找新的素材和方式來維繫自身的吸引力。

不管在身體上還是工作上，本地的性工作者常常都在努力援引各種壯大自我的論述和策略來創造個人的專業形象，發展專業操演，而這些個人的努力有時還提升了行業的專業形象。具體的來說，目前許多檳榔攤都以透明的檳榔櫃、鏡面的裝潢、大量的明亮燈光、相互反照的玻璃鏡、閃亮的旋轉燈來提升自身的可見度，以吸引客戶。然而檳榔攤的新面貌並不是一個在突然之間出現的新發明，而是一些個別的、獨立的、來自不同區域的不同檳榔攤、出於各自特殊地理條件和需要的具體實踐，彼此重疊、模仿，或是有意特立獨行，在匯集和擴散中逐漸形成的面貌。個別的檳榔攤可能說不出某些檳榔風尚的起源 [31]，但是對自己可以確認的發明或獨創，檳榔攤的業主和小姐們卻都是津津樂道的。這樣的自豪不但是自傲的來源，更為進一步的創新帶來了動力。

最近檳榔攤流行斜斜的伸展出去一面落地鏡以便折射攤內小姐的身影，讓司機們遠遠的就可以受到吸引，這個新措施據說就是在一個很偶然的狀況下發明的。中壢地區一位檳榔業者是老闆娘兼任檳榔西施，她說：

娘：還沒有人裝大鏡子的時候，我在想，我們這邊剛好路彎彎的啊，然後客人看不到我們啊！那時候剛好有一面小鏡子放在那邊，有時候可以讓我們化妝的那種小鏡子～～

何：本來只是一個小小的化妝鏡？

娘：對，剛好放在這邊啊！我們小姐是這樣坐著，就可以看著化妝啊！我們無聊的時候就這樣子看看看啊！然後後來我看看，就發現只要站旁邊一點，就可以看到客人來，我就對老闆講說做一個很大的鏡子。鏡子做出來，大家就跟著做啊！

何：嗯！

娘：但是因為這種鏡子也是要角度啊！不是說單單做一個鏡子就好了，因為角度抓到的話，才真的看得到裡面。

一位檳榔西施在工作無聊的時候的奇想，後來擴散形成了檳榔攤的標準裝備，但是這卻也構成了西施們非常強烈的成就感和專業驕傲。

很有意思的是，社會對性的既有成見常常誤讀性工作場域的空間設計，把她們的特殊標記套上極為不友善的詮釋。像檳榔攤大放光明的燈光設計，對一般人而言，是更加凸顯西施們的性感服飾和形象，像一個舞台似的讓西施們在裡面搔首弄姿。但是就業者和工作人員而言，這個設計毋寧是為了一些更為務實的目的。一位一心要為檳榔業創造專業形象的業者說明：「燈光亮當然有好處啊！因為第一，燈光亮的話，車子比較容易注意到。第二，燈光比較亮，對美眉會比較有安全感，尤其是晚上，這是事實。」換句話說，燈光是一種廣告方式，也是一種安全措施。這些出於專業的務實考量，比製造舞台效果更為切身。另外一個更重要的理由是：省電。自承首創大型檳榔櫃和反光鏡壁的業者說：「因為檳榔攤晚上就是要亮，如果要亮，點日光燈，長期下來電費消耗不少。雖然日光燈一臺沒多少電，可是長期下來，積沙會成塔，對不對？可是鏡子它會反光、它會折射、它會聚光、會反光，你點四隻日光燈，反光起來不是就會更亮？就是要讓它更亮、更省電。可是沒想到造成了另外一個效果。」追問之下才知道這個念頭竟然是來自小學裡用鏡子聚光引火的遊戲。對自己的創意，業者十分驕傲，然而這種專業思考卻是批評檳榔攤太過囂張的人所無法想像的。至於檳榔西施個人而言，這些鏡子的效果則是「看起來感覺有很多小姐這樣子」，甚至是「四面八方都有小姐」。活在鏡面世界中的西施們，一方面感覺到鏡面層層疊疊的視覺效果，另方面也在工作過程中得到很大的心理安定效果，更在這種非常特別的空間感覺中鞏固起專業的自我意識來。

專業操演，永續發展

以上我們看到各種性工作者如何發展其特有的策略，在工作場域中操作其身體，在社會場域中操作其論述，而兩方面都壯大了性工作者的專業操演和主體意識。過去在性工作的污名效應中很難看到性工作者認同她們的工作：無奈、悲慘、過渡似乎是性工作唯一的敘事結構。但是近年來妓權運動的發展帶動了新的論述氛圍，使得性工作者各自原本已經在發展的專業操作愈來愈能夠以新的敘事方式和語言浮現。這些自主自豪的精神是性工作新生的壯大力量，也是性工作抵抗污名的重要基礎。然而，性工作者的關切也常常遠超過個人地位，她們的專業操演還有其更為深刻的層面：作為一個長年被撲殺、被追捕、被蔑視的行業，在這個快速變遷、高度競爭的社會脈絡中，性工作者也不得不持續發展新的專業操演，以維繫其行業的生存──這正是她們專業精神和形象的另一個重要表現，也是性工作這個產業自我改造、自我實現的力證。

在訪談中發現，本地有些性工作者的專業意識甚至已經在她們個人生命當中形成了主體自我改進的動力。工作不再只是工作，工作是一個需要不斷研究、不斷開創的生命事業。一位人體模特兒在工作數年之後，不但對自己的身體姿勢有很鮮活多樣的掌握和呈現，甚至對美術的傳統、作畫的技巧都精心涉獵，而這樣的專業知識和表現甚至使她有力量左右作畫者的構想和創作：

慧：對我來說，我都會在乎造型上在畫面裡安排的基本美感，基本的美感就是統一、協調、對稱、比例、Ｓ型、古典的。

何：你這些idea從哪來的？

慧：我跟畫家討論、我看書、我自己觀摩、我自己設計畫面。譬如說：有一次他們學生要創作，我擺了三個pose，一個是古典的，一個是Ｓ型，他們不要，他們說這個pose在油畫裡已經有那麼多了。那我說：「這樣子好不好？」（擺另一個姿勢）他們很喜歡，可是我說：「這個pose很難畫，因為太對稱，你要畫的是一種精神，像這樣子的精神，你畫得出來嗎？」最後他們選擇挑戰，他們就選擇畫這個pose。這時候就需要某種精神啊！某種所謂pose出來的一種狀態。也有這樣拉很長的，拉很長的有的人會認為說這個畫面不好看，這樣一條線；可是有的人會說它表現一種力量，看你畫面怎麼安排。

即使是一個識字有限、被污名孤立的公娼也可能因為出於個人的自尊、自豪而不斷思考如何提升自己對工作的掌握。一位公娼說她在決定入行時第一件事就是去書店買情慾方面的書：「因為我要做這一行呀！對不對？一定要買那個男女．．．因為我剛出社會呀，對這個『性』也不是說很懂呀，對不對？一定要買一些關於男女關係的書來看呀。」這位公娼當時曾經結婚，但是因為沒生男孩而被夫家排擠，性生活上的經驗也只是被動的讓先生使用而已，因此在決定入行時心理有很多忐忑。過去對自身容貌的自豪，在進入性工作時轉化成另外一種求新求好的決心，而由於自我期望很高，即使在性工作中也十分努力：「我只是那時候心理上會想買這種書來看怎樣才能扣住男人的心、扣住客人的心，讓客人再回來找我。」入行之時就已抱定決心努力永續經營，這樣的自我期許構成了這位性工作者後來的專業操演。

但是，出於想要「扣住客人的心，讓客人再回來找我」的鑽研，並沒有在這位公娼身上發展成為「搶客人」、「抓男人」的狹隘做法；相反的，她非常自發的發展出屬於個人的、素樸的性工作專業倫理和操演：

既然要做一個「性的工作者」，你就要做到能讓男人快快樂樂的回家。但是假如是來往比較久的客人，我會說：『你有老婆呀！你不要留戀這裡，你只能來找我消消遣、高興就好、爽了就好，然後就回去。你一走出這個大門，我就不認識你。』因為我從來沒有想去破壞人家的家庭，那時候很多都『包月』啦、包什麼、『包年』的啊！……我不喜歡這樣子。我會讓你很懷念我，但是你不能留戀、不能愛我。一個「性的工作者」，就是要知道這一點。

這位公娼的理直氣壯，很多時候就是因為她對客人除了金錢交易之外一無所求。「既然要做一個『性的工作者』，你就要做到能讓男人快快樂樂的回家。」專業的自我期許構成了她和客人互動時的基礎倫理，這樣的倫理實踐則又回過頭來認定了她的專業意識：我們之間只有金錢的性交易，沒有留戀，只有些許懷念。（「性工作」這個名詞或許是公娼後來才學會的，但是類似的素樸意識卻早已存在。）

如果說性工作的專業操演如此衝撞了原有的性愛加碼，淡化了性與個人生命情感及人際歸屬的必然相連，那麼在另一方面，性工作的專業操演也開始衝撞原有的社會階層成見，以其服務業的基本精神來懸置既有的各種歧視。服務業的基本精神就是不管男女老少，不管客人是什麼身分，什麼地位，服務人員都以一貫的禮貌態度來對待。對操弄情色幻想的性產業而言，客人開的車、客人的長相、客人的階級品味愈來愈不構成決定服務態度的因素，不管性工作者個人的品味喜好是什麼，在交易和服務的那一霎那都暫時被懸置。一位西施就說，「其實問題是說，今天我是為了賣檳榔啊！我不會管他醜還是怎樣，因為今天我是要賺錢的呀，客人來，就是錢財嘛！」在這個交易的霎那，原本隔絕主體的文化疆界和禁忌、成見和鄙夷，都暫時被懸置；而這樣的「來者是客」專業操演也形成了永續經營的重要條件。

有些時候，要能夠用一視同仁的服務態度來面對顧客，這樣的懸置非常困難，畢竟，我們社會中的許多成見是非常根深蒂固的，特別在性的領域中。許多性工作者就採用「我已經選擇了做這一行就認了」的說法來說服自己，然而性工作者本身的自我期許還是有可能發展出另外一種專業的操演。有一位公娼就積極的發展一種將工作完美化、提升化的實踐，因此，一反其他性工作者的被動態度，這位公娼在不管什麼客戶進入房間時都主動出擊：

淑：那時候我的原則就是――一絲不掛。

何：為什麼你會想要一絲不掛？

淑：我就覺得說，我既然要做妓女，我就要做一個相當跟人家不一樣的妓女！應該要找樂趣！人家講，假如說像家裡插一插，出來完了，那跟老婆就好了嘛！那何必又出去找你花錢？對不對？因為第一點，我是賺你的錢，第二點，我一定要讓你快快樂樂的出這個錢。

這是性工作者另一種自豪的心理：這個社會對金錢交易的成見或許嘗試孤立性工作者，想要造成她們個人自卑的心理，但是性工作者卻透過在個人的自信基礎上發展出專業操演，來贏回自己的自尊（「我既然要做妓女，我就要做一個相當跟人家不一樣的妓女！應該要找樂趣！．．．我是賺你的錢．．．我一定要讓你快快樂樂的出這個錢」）。性工作者自我期許要在工作上「找樂趣」，並且要讓客人「快快樂樂的出這個錢」，這早已超越了「賺錢」這個簡單的動機，而聯繫到性工作者的專業意識。工作不單是工作，它還是提升自我定位的場域。而由於一般性工作者並沒有提供這樣養眼的服務，因此這位公娼的這個做法還產生了兩個附帶的好處：第一，許多客人並不習慣這樣的招待，因此非常興奮，很快就「出來了」，反而縮短了性工作者必須服務工作的時間；第二，有些客人因為受寵若驚，因此一看到這樣的景象就立刻加買時段，也為這位性工作者贏得更多的收入和生意。在這裡，專業操演所帶來的利益是十分立即和具體的。

在這個實踐專業操演的時刻，性工作者對主體自身的評價和期許是非常重要的動力，唯其如此，才能有足夠的韌力維繫自己（時時遭受污名攻擊）的事業。一位人體模特兒就說：

我不認為我的工作不需要智慧，我每次都說我要當台灣第一紅牌模特兒，然後我會在這個標準上要求我自己，我每一次工作都要讓大家讚美，都讓大家驚艷跟讚美，讓他們絕對忘掉色情這件事，讓他們因為看到我這個人，而認為尊重我的工作。如果他們對這個工作有異樣的眼光，他們把它作為一種『啊！你可能就是沒本事才會來做這個』，我就是要讓他知道我有本事．．．我這樣講好了，作為一個model，我不會排除所謂色情的成份，因為它一定是綜合在一起的，我甚至有一些pose就是要表現身體的某種情欲。我自己在擺pose的時候是有情緒的，我某種情緒是有某種情感或情慾成份的，我不會去遮掩它，我不會排斥它。你剛剛講那種色情的部份，我想是還沒有界定清楚，我沒有要排除它，我只是想要讓某些同情我們、可憐我們、覺得我們沒什麼本事的人，讓他覺得我不是那麼簡單。

污名當然試圖用色情的標籤來輕賤性工作者的專業操演，打壓性工作者的自信和自尊，但是強悍的性工作主體卻也同時積極操作這個羞辱的時刻，轉化它成為讓自身更加壯大的機會。在這裡，這位人體模特兒並不因為想要迴避色情的標籤就輕易的擺盪到非色情的那一端，或與情慾劃清界線；相反的，她積極的肯定情慾作為本身專業操演的重要內涵，但同時藉此將自己的性工作複雜化，以便提升個人的專業形象。

有時性工作者還會因為想要提升自己的專業表現，吸引客人再度上門，而主動發展出經常的檢討習慣，這是那些輕看性工作的人不屑想像的：

淑：我會想，我今天賺的客人有哪種客人是怎樣，有哪種客人是怎樣。啊像這種客人，我今天對他來講，他好像．．．我對他服務好像有一點．．．不太那個，這種客人以後來，我要提供屬於怎樣的服務．．．。

何：你是從小都有這種檢討的習慣嗎？

淑：這個是上班以後才．．．

何：為什麼？為什麼上班以後會特別養成這種習慣？

淑：因為我一心一意想賺錢呀！我是一個很窮的人家，被丈夫趕出門的人，對不對？一心一意想賺錢呀。

這種積極想要多賺一些錢的動機，不但幫助性工作者發展出檢討自己工作的動力，有時候也幫助她們發展出自己的特殊實踐，以掌控工作內容，減輕工作的風險，不但讓自己不容易受傷，也降低被客人佔便宜的機會。一言以蔽之，以最小的代價換來最大的獲益。

這種專業操演在油壓指壓小姐的例子中有了最好的示範。做油壓的小玲就說，按摩小姐都會盡量延長讓客人面朝下接受按摩的時間，因為客人面朝下進行背部按摩時，通常也是客人最無力進犯小姐的時候。只有在服務時間快滿的時候，小姐才讓客人翻過來，而翻過來以後，（就和檳榔西施主動出擊摸客人的策略類似），小姐們都會不著痕跡的努力讓客人「趕快解決」──但是這時也不能太過急躁，免得客人覺得小姐在敷衍他們，因此絕不能用手「努力的」替客人打手槍；相反的，小姐要「不著痕跡的」使用所謂的「輕功」來撩撥客人的慾望（例如在客人的兩腿之間或乳頭輕撫）。有趣的是，這樣的「輕功」在客人看來卻是「溫柔體貼」的表現，反而贏得小費和好評。

在油壓店工作的小華也提到另外一些前輩油壓小姐的本事：

華：像以前我們店裡面也有一個做全套的小姐，她年紀又比較大，然後她工夫就是蠻厲害的，用嘴啊，大部分好像都是用嘴吧，就是很快就可以讓客人達到高潮。

何：為什麼她都要常常用嘴，而沒有用…？

華：因為她們是覺得用嘴巴總比直接跟客人接觸來得比較快。因為妳可以用嘴巴讓他很敏感興奮，再馬上坐上去，可能不到幾秒幾分鐘，客人就出來了。這樣她們那裡【下體】才不容易受傷，所以我是覺得她們的工夫都蠻好的．．．做全套小姐她自己都有一套啊，她不會讓客人在裡面花時間磨啊，磨蹭那麼久！她會容易受傷。

諷刺的是，那些對「插入」百般批評的女性主義者，在面對油壓小姐為避免插入太久受傷而自主發展出來的各種「變態」服務（如口交、手淫、乳交等）時，卻只能展現更大的震驚和不安。換句話說，性工作者在工作中發展出來的專業智慧和操控技巧，在這些女性主義者看來，只是提供了更多被宰制、被蹂躪的機會而已。然而就性工作者而言，她們自己是非常清楚要如何真正的自保和自利的；她們的專業智慧和專業操演早就在其工作的領域中重寫／複雜化了性別權力的邏輯。

即使性工作者不常承認，然而有時這些專業智慧也會為性工作者創造出暗爽的機會。這種暗爽和前面那位公娼所說的、由性工作者主動要求的相互性活動有些不同：前者是特殊狀況、特殊互動歷史中協商出來的合作關係，但是在這裡所說的暗爽卻是性工作者在專業工作中常常可以找到的「佔便宜」模式：

玲：會，我會耶，我不曉得是不是異類，因為我從來沒問過別人會不會有那種快感。我做半套的時候，那不只是我們在摸客人嘛，客人也會摸我們，其實男人也是蠻…比較常摸的可能就是妳的胸部啊！還有妳的下半身這樣子。有一種客人他很猴急，喜歡抓妳啊！我覺得蠻討厭一種男人，就是他會覺得「我花錢我就要很大力去蹂躪妳」，那種其實根本就沒有快感。

華：吃盡美容師的豆腐，他才會覺得划算。這種客人就很爛。

玲：反而就是那種給妳輕柔感覺的客人，其實我覺得會有那種快感，甚至還會升起那種慾望。但是我們理智還是會控制，我們不會把他給安枕啦（笑），還是蠻…克制自己的，可是後來還是會產生那種蠻舒服甚至會有那種快感。

在這種時刻，油壓小姐和前面提到的那位公娼一樣，都覺得在某些時刻，有收錢而又爽到，是非常划得來的事情。通常也就是這種工作與愉悅的合一，使得性工作成為她們非常可欲的志業。

前面提到檳榔西施常常會以「我們和別的女生穿的一樣」來為自己的穿著增添正當性，但是這個說法同時也包藏了另外一個可能的危機：性工作的吸引力可能在平常化的過程中磨損。畢竟，檳榔西施的特殊性和吸引力總是對比於其他女性的穿著和形象的。我在和一位西施和她的老闆訪談時就談到了檳榔服和永續經營的問題：

美：會呀！有女生穿著內衣，穿個長褲，就這樣出去耶！我們在逛街就有看到了。

闆：所以說只是看你敢不敢，接受度怎樣而已。

何：所以其實很多人現在夏天穿的衣服已經比檳榔西施穿得還少？

闆：對。所以說為什麼說我們要做制服、要做跟人家與眾不同，因為你比少沒有用呀！真的啊！三年後或五年就不一定啦！如果說街上慢跑的學生都穿比基尼，像美國一樣穿個比基尼在街上跑，你在檳榔攤這樣穿起來有意義嗎？沒有意義呀。

換句話說，業者已經看到，比衣服穿得少，這個策略的效用是有限度的，因為，再脫也只能脫那麼多，脫光了就再也沒有什麼新的招式了。但是要是變化服飾的花樣，就可以不斷的開發新的可能，因為總有新的文化資源、新的人物形象、新的場景和遐想可能提供改裝的資源，讓檳榔攤的吸引力不斷更新。

一般人覺得檳榔攤變化很快，比辣、比花樣也很戲劇化，然而這也是檳榔攤所處的社會脈絡使然。檳榔攤是路邊交通必經之處，司機先生們的路徑也有一定的規律性，因此變化花招是維持趣味性的很重要關鍵：新的西施有其吸引力，舊的西施──透過新服飾和新操演──也有另外一種穩定中的新奇。在「得來速」（drive through）的行業中，西施的變與不變，為單調的工作憑添無限趣味。檳榔攤業者也深知這中間的微妙運作，因此，求新求變不再只是為了競爭而已，維繫互動的新奇感才是真正的關鍵。[32]。

這樣一個以永續經營為前提的行業甚至必須脫離那種倚賴個別檳榔西施的身體魅力的操作方式。一位業者說：「以檳榔攤來講的話，美眉本來流動性就大，今天我這個店有這個美眉，生意特別好，如果她明天跟我講，啊！老闆對不起，我明天要結婚了。那我這間店不就不用開了嗎？對不對？」對業者來說，依靠美眉的美貌或身段或暴露來開拓客源、增加業績，固然有著令人欣羨的成效，然而這種建立於「個人」魅力的經營方式，終究包含了太多的變數在內，美眉跳槽或轉業的頻繁程度，使得業者開始思考如何將檳榔攤經營成一個不倚賴個人而有自己的整體品牌形象的事業。不定期推出固定的養眼制服就是其中一個出路。從這個角度來看，以檳榔西施身著改良過的護士服來販售檳榔，在表面上看來似乎只是粗暴的將其他行業的標記色情化──這也是常聽到的一種批判──然而，就業者的考量來說，它不但不是粗暴的挪用，反而是細緻的設計和改造，更是創意的轉移注意力，從個別檳榔西施的身體到品牌獨特的系列印象。[33]

結語

眾所周知，工作者因為污名而承受各種歧視，被奪去她的權力、能動性、和自主性。然而我和本地性工作者的對話顯示，她們許多人已經學會了挪用正當論述來建立專業的操演，投射專業的形象，以幫助自己抗拒那使人脆弱無力的污名，維繫自己對勞動過程的掌握。

批評者可能會說，力量和能動性並不是所有的性工作者都能夠擁有的，那些能在工作上展現力量和能動性的主體只是少數，不是典型。不過，批評者恐怕也必須承認，這些無須特殊才質亦可能擁有的力量和能動性在本文中的廣泛展現，已經證明批評者心中的「典型」性工作者──受害的、被迫的、無力的、脆弱的、被剝削的──並不是「典型」，因為無數的性工作者已經在我們周圍用她們的活力、創意和韌性打造了新的專業操演和專業精神。性激進主義者Carol Queen曾經提到，「婊子的污名來自婊子在性上的可用性，和性活動上的活躍性」，我的研究同樣發現，許多性工作者「的可用性和活躍性總是在自己掌握的範疇內操作」（132）。這種力量和能動性不應該輕易的被批評者否定或抹煞。

還有批評者可能會擔心，「專業」的精神和實踐會使得性工作落入專業所包含的權力運作之內，結果只會更加鞏固專業權力的宰制。我認為這種擔憂忽略了兩個重要的事實：第一，本文的研究顯示，性工作者對專業論述和專業形象的態度是功利主義式的：只要能挪用的就拿來提升自己的正當形象，在這裡，專業並非被當成什麼必須呈現的本質，而只是在特殊脈絡中的實用工具。這種實用主義的、非本質主義的態度也因此包含了無數空隙和轉化的空間；相較之下，批評者預先認定專業權力不可能避免或動搖，這倒是更為鞏固既有權力的。第二，作為污名的、放逐的、孤立的主體，性工作者對專業的挪用充其量也只能模仿或貼近，就算性工作終究被整合到所謂的專業行業之列，也很難說專業權力的宰制就一定還能夠照舊順利運作。眼前的事實是，性工作者已經在藉著那些從自身工作中發展出來的專業操演壯大自己，「性工作」的概念和實踐也都因著這些而改變。面對這兩個事實，如果批評者只能堅持質疑專業操演對壯大主體的可能作用，否認性工作者自發的轉化挪用能力，那麼批評者又將另外提供什麼來壯大性工作主體呢？

很值得思考的是，在這份研究中所看到的專業操演和自我壯大，都是在官方的取締壓力和婦女團體的道德高調之下自發浮現的。這顯示性工作者的自主意識並不會輕易屈服於污名或強制的力量，性工作者的專業氣勢也不會輕易的按著污名的邏輯來運作，更重要的是，性工作者的主體意識更不會輕易的為了逃避污名而與情慾或其他污名主體劃清界線。

或許專業操演程度最高的性工作者──人體模特兒──可以在這裡提供一個預示。人體模特兒過去只是被當成一個被畫的「物」，是畫家筆下的靜物，但是新一代的模特兒已經開始把不同的身體觀念帶進畫室，把不同的動態帶進畫室；不但如此，她／他們還組織起來，一方面研究如何改進工作條件以便自己有更多的自主，另方面也集體爭取更好的工作條件和待遇──當然，她們也會因此而威脅到停滯不前的同行：

我們會嘰嘰喳喳講一大堆，然後我們會互相支援，不喜歡那個case就別去。可是我知道她們為什麼排斥我們，因為我們來勢洶洶，我們一副那種要搜刮整個市場的感覺，她們覺得會有威脅，因為畢竟大家要賺錢；可能她們會覺得我們有威脅，工作會被我們搶走；可能我們一副很大聲說「我是model」那種大言不慚的樣子，好像說「我是妓女，我要上街」。她們會認為，「做妓女就做妓女，幹嘛那麼那個！」會有這種感覺。一方面是分食大餅，老一輩的模特兒會覺得這樣，因為她們都會抓一個case不放，因為她們一放就沒有了，她們還要再去找、再去問，所以她們幾乎都一直跟同一個畫家工作很久。對我們來說，我們不喜歡這樣，我們喜歡流動，讓你去學習不同的經驗。我很理性的，我了解這個市場，我也熟悉裡面的局勢，我也掌握它。我想任何一個不是這個圈圈的人要來批評我，都沒有任何足夠的立場，所以我不在乎他們的想法。（底線為作者所加）

在這些向著專業化前進的模特兒身上，我們清楚的看見女性性工作者自己長出來的強大主體性：不管社會污名如何企圖醜化、壓抑、限制她們，她們仍然積極的熟悉自己的行業，她們不斷的發展自己的專業操演，甚至漸次重塑這個領域中的權力關係和運作方式。主體的壯大培力，和專業的操演在這裡融為一體。有趣的是，這位最有專業動力和專業精神的人體模特兒在假想從別人的眼光看自己的主體力量展現時，竟然是以抗拒污名、肯定自我的妓女做為自己的基本圖像。

或許人體模特兒會比公娼更快達到去除污名的專業地位，不過有趣的是，女人肯定自我的積極進取和專業操演，卻總是隱隱約約帶著性工作的污名的。在這裡，性工作者的生命共同體悠然浮現，然而，壯大脈動的主體能量也沛然澎湃。 

 

 

註：

[1] 台北128位半文盲的中年公娼於1997年9月開始利用各種場合和機會走上街頭，抗議市政府片面取消她們的營業執照。她們蒙頭戴帽的抗議呼喊不但撕裂了過去使性工作者孤立於黑暗巷道中的沈默與污名，也進一步激化了台灣女性主義者自從1994年就或明或暗進行的女性情慾辯論。台北公娼自救會在這個歷史節點上創造了妓權運動，引入「性工作」的自我命名，持續用各種靈巧的策略來對市府施壓，終究贏得兩年緩衝，也間接促成了廢娼市長陳水扁的連任失利。在這一連串的抗爭中，Carol Leigh本人與其他14國的妓權運動代表曾群集台北，參加公娼自救會舉辦的「性產業政策與性工作權益國際論壇」（1998年5月24-28日），抗議台北市政府踐踏公娼的工作權；並再度於公娼緩廢結束的歷史時刻來台參加「第二屆性產業政策與性工作權益國際論壇」（2001年4月2-8日），與各國性工作者一起打造性產業合法化與除罪化的可能性。

[2] 很諷刺的是，這些掃黃的動作常常得到台灣所謂「良（家）婦（女）女性主義」（一度自稱「國家女性主義」）論述的支持。「良婦」女性主義的說法描述了她們中產的立場和關切：媒體淨化、人身安全、家務與育兒、性騷擾、性暴力、青少年輔導等等，對性工作則採取廢除性產業、要求性工作者轉業的基本立場。「國家女性主義」的立場認為，要實現女性主義的理想，就要要求國家擔負起照顧的責任，以便鼓勵家庭主婦（以及她們的良婦關切）集體進入公共領域，甚至參政，將國家和政府都女性化（參見已經停刊的《騷動》雜誌第三期）。這樣的理念促使不少主流女性主義者積極投入打造國族的行列，終於在2000年將大力廢娼的前台北市長陳水扁一舉推上總統寶座。對照來看，台北公娼的持續抗爭多次和台北14、15號公園預定地原居民的抗爭合流，對抗市政府的公權暴力以及財團將市區地景中產化的企圖，也因此標記了台北弱勢市民對台灣國族／中產營造工程的具體抗拒。

[3] 性工作者與非性工作者的對話並不如一般人想像的普遍。西方的性工作者曾經在1970年代婦女解放運動蓬勃開展時和女性主義者並肩作戰（Nagel 3），但是後來卻在性的議題上尖銳分裂，性工作者遭受排擠，直到1985年才在雙方努力之下開始正式的對話（參見Bell 11）。就台灣的脈絡來說，由於污名區隔、安全考量、以及其他複雜的社會原因，許多女性學者只在各種規訓機構的脈絡中認識性工作者，她們的研究報告因此常常只能把女性性工作主體描繪為迫切需要救援的受害者或是需要教育的愛慕虛榮者，沒有什麼平等對話可言。1997年台北公娼前往台北市政府抗議時，首度和女工團體、同志團體與女性主義性權派結盟，展開平等自在的對話，也正是這個聯合陣線的合作經驗，才掃除了原有的區隔和顧忌，使得性工作者的面目得以被平實的認識。

[4] 性的專業化對女人整體而言也有深刻的蘊涵。性工作對「性」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和儀式化（ritualization）意味著性的非私人化（impersonalization）；也就是說，性工作的性有可能不必按照那個充分滲透私領域的性／別不平等邏輯來操作。因此，一反現代把性視為隱私、親密、深刻，而且會為那些實踐婚外性的女性帶來重大傷害和痛苦；性工作把性視為工作，是可以操作的活動，是人際功能性關係的一種。性不再定義／決定女人的人生價值，這對所有的女人來說，當然有著非常深遠的意義。對以上論點的討論請參見甯應斌（卡維波），〈性工作的性與工作：兼駁反娼女性主義〉，《性工作：妓權觀點》，何春蕤編，台北：巨流，2001，255-279。

[5] 反色情的女性主義者總是強調性產業與男性慾望如何通盤建構了性交易以及其中的權力關係（林芳玫，＜當代台灣婦運＞，61頁）。本文則希望展現，此刻台灣性產業在社會生產模式的快速變遷中已益趨貼近現代服務業的操作精神，因而愈來愈需要性工作者自主展現熱誠服務；同時，女性性工作者對自身產業的主動塑造則已經使得性工作愈來愈不能由性產業與男性慾望來單向打造。參見何春蕤，〈性、權力與鋼管辣妹Pub：一個田野的觀察〉，《性工作研究》，台北：巨流（2003）。

[6] 世界妓權運動於1975年在法國展開，不過由於性工作在當地已有合法性，因此性工作者的抗爭焦點是勞動條件，是警方的無理騷擾和壓迫，而非工作權（Jenness 2）。

[7] 林芳玫就認為「性工作權」是一種荒謬的說法，因為性工作者在充斥惡毒嫖客、老鴇、保鏢、疾病、吸毒、酗酒、自殺等等條件的產業中是不可能有什麼人權（或性工作權）可言的（〈別給皮條客娼館業者藉口〉，1997年10月22日聯合報11版）。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說法的發言位置從來都不是性工作者本身；事實上，這些號稱捍衛女性主權的說法總是把女性性工作者放在無力自主、任人宰割的受害位置上，也因此封住了後者自我定義的聲音。相較之下，「性工作權」的論述則賦予女性性工作者充分的發言力量，在工作權的基礎上謀求改善性工作者的處境。

[8] 反對性工作的婦女團體常常強調「性」是個人生命最深沈的、最重要的一部份，因此對性工作「出賣靈肉」、「毫無尊嚴」覺得無法接受。我在這裡的看法是，這樣的女性論述極可能產生的效應之一，就是持續強化或是硬生生的刻劃「性」在女人生命中無可挽回的重大傷害，以此來責備並羞辱性工作者，以達到規範教化的效果。這樣的論述對壯大性工作主體並沒有任何正面的作用。

[9] 「操演」的觀念主要取自賽菊寇（Eve Kosofsky Sedgwick）有關「酷兒操演」（queer performativity）的說法，因此也已經蘊涵了對社會羞辱的操作和抗爭。

[10] 這些專業操演的意義和效應當然是多重而且重疊的，因此，這裡的區分也只是啟發性的（heuristic）。

[11] 在此所進行的主體策略分析也常常被批評者指稱為只是「性工作者個人的求生伎倆而已」、「虛幻的意志主義」、「自由主體的幻象」、「未挑戰性產業結構」、「鞏固資方利益」等等。然而性工作主體的日常實踐從來就不只是個人行為；相反的，在以下的訪談報告中將可以看見，性工作者各自創造的或口耳相傳的「專業操演」，都持續不斷的積極建構其行業的操作模式、其與客人的互動機制、其與社會污名壓力的纏鬥、以及性工作者的自我定位等等。畢竟，現代的性產業愈來愈是由從事此行業的性工作者所體現（embody）並維繫；她們的日常實踐也因此積極的構成了性產業的經緯。以此看來，堅持抽象的把性產業視為一個莫名的龐大實體，把性產業描繪成被「資方」全面掌控的事業，把性工作者抽離當成只有虛假的自主能力、沒有真正發言權的被壓迫者，把性工作者壯大自我的專業操演說成是掩護資方、支持資方的自欺作為──這樣的分析角度才真的需要解釋自己所選取的立場：它建立了一個「善」（悲苦可憐的或道德意識軟弱的性工作者）「惡」（性產業及其中之非性工作者）二分的圖像，終究卻只是透過強調「除惡」的必要，以證明自己才是真正的、有力的「善」。諷刺的是，它所確立的，是壓迫的不可動搖；所質疑的，竟是眾多性工作者的主體實踐。這種所謂「結構性」的分析，除了覆誦勞動主體的抗爭無望，要求官方出手廢止性產業（也就是奪走性工作者基本的工作權）之外，還能有什麼樣的引申結論？如今，台北公娼的持續抗爭以及其他更多性工作者的日常實踐已經顯示：性工作者的主體能量正在形塑她們的工作和行業，更已經進一步改變了這個社會對性工作、對性的看法。以什麼樣的態度和立場來看待她們的努力，這將是研究者必須面對的檢驗。

[12] 如果無法在性工作的污名和自己的生活之間做出成功的區隔，通常就會形成很大的掙扎和痛苦，許多性工作者也都為這個困境而感到無奈。在現實世界中，污名的壓力有時也會使很喜歡這個工作的性工作者因為迫於無奈而離開這個行業。一位人體模特兒在工作了5年之後決定離開這個行業，雖然她很喜歡這個工作的自由和輕鬆，也認為這個工作部份滿足了她個人對藝術的嚮往。然而因為一方面她個人對於女人裸體一直心存芥蒂，覺得這個身體狀態有可能引發他人的遐想；另外一方面，她也對女人裸體所帶來的人言可畏深深感到壓力沈重，最後終至離開這個行業。她很明確的說：「我不想再承受這些，我也沒必要承受這樣子的．．．我覺得這一部份是你永遠沒有辦法勉強的，因為你就是女性，你本來就是性嘛！何況你又把身體這樣子裸露，你一定會碰到的，絕對不會完全純粹，除非你的對象完全是聖人．．．我是女性，我沒本事不引起別人的慾望。」

[13] 至少「看起來」有那種距離。事實上一位人體模特兒就很坦然的說，她有時也把專業的工作和自身的情慾結合在一起，而且在這樣的時刻，她根本就漠視作畫者的存在，只沈浸在自己的性幻想中：「我自己常會有一種感覺，當我裸體的時候，燈光很柔和，然後音樂很好聽，然後很安靜，他們很專心的在畫，至於他們心裡想什麼，我就不管了。然後我自己常常因為感覺到自己皮膚的溫暖，散發一種熱氣，有時候我會幻想回想，全部都是我跟我男朋友做愛的畫面，而且常常如此。有些時候是情緒吧！因為通常做愛的時候是裸體跟男友在一起，那個感覺很直接，然後當我又裸體的時候，那種感覺馬上又浮現。我會想像那種親密的情緒，然後會在我腦海裡一遍一遍的複習，帶給我一種滿足。」

[14] 其實在一般的職場中，受雇者也常常用「專業」的觀念來拒絕老闆超越職權的工作要求或推拒客戶無理邀約的要求。

[15] 有關這一部份的討論，請參看本人的＜女性主義的色情／性工作立場＞，222-23頁（巨流版235-36）。

[16] 對另外一位公娼而言，身體其他的部位雖然可以碰觸或愛撫，但是性器官部位除了傳統的異性戀插入之外，什麼都不可以──不管是看、摸、聞、吻──因為那是一個照她說來「有什麼好看？」的地方。

[17] 有些女性主義者（例如Dworkin 63; MacKinnon 142）常常強調「插入」有著沛然不可抵禦的權力和效應，對被插入的女性主體會形成深刻的羞辱與宰制。然而本研究的訪談顯示，對許多性工作者而言，「插入」只是工作時會發生的一件既定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它是有心的性工作者可以主動操作掌握的：或縮減其時間、或淡化其身體意義、或轉化為個人愉悅的機會。

[18] 其他研究者也常常以類似的「自我保護」論調來詮釋性工作者嚴格劃分身體區域的做法（Høigård & Finstad 64），結果只抬高了所謂「內在自我」「真正情感」等等頗為傳統的看法，其對「真－假」的區分則間接持續矮化性工作的情感和體力勞動。自我保護當然是性工作者心態的一部份，然而無可否認的，這種區隔原則在實際操作時，卻常常是駕馭著專業操演的光環和邏輯，以壯大性工作者對交易過程的掌握。

[19] 這個差別評價當然和一般人的身體價值規範大相逕庭。一般女人當成私家重地的陰道，在性工作者眼中只是個謀生的管道，所有圍繞著陰道神聖性的神話都在工作中懸置。

[20] 提到「專業」這個名詞，女同志性工作者笑著說，她一點都不「專業」，因為她在工作的時候徹底區隔自己的身體，因此幾乎很少「配合」客人的要求。另外，她也說自己一點都不「敬業」，因為性工作的彈性時間，事實上經常被她利用來滿足愛人的需求。

[21] 根據做半套的油壓小姐說，為了維持時間和活動的主導權，油壓小姐通常都會使用「輕功」，來輕柔的按摩客人敏感的部位，而這個部位並不侷限於陰莖：「沒有啊！全身都可以啊！特別是比較敏感的，譬如說男人的臀部啊！還有那個靠近肛門的地方啊！還有兩側，就是腰這兩邊，然後腹股溝這邊。」這類「輕功」常常被一般人稱為「色情按摩」。不過，油壓小姐也提到許多客人的快感模式並不一定是輕功；相反的，打、罵、戳、捏等等都是可能的偏好。

[22] 檳榔西施常常被視為性工作者，這不但是因為公開炫耀展示她們的「性」，是她們工作的主要核心，更因為許多人都認為她們會另外「兼差」從事真正的賣淫。

[23] 有些人以為業者和西施之間的關係是簡單的剝削和壓迫──有些西方學者對性工作者的理解還侷限在「性奴役」（sexual slavery）的模式上（參見Chapkis對這些學者的分析 41-57）。然而我的訪談發現並非如此。絕大多數業者本身都是（或曾是）西施，另外，由於這個行業的非正式性質和污名壓力，檳榔西施跳槽（其他攤位）或轉行（「公關」）的風氣很旺（招請西施的廣告處處可見），這也為業者形成一定的壓力，更複雜化了業者和西施之間的權力關係。

[24] 事實上，許多檳榔西施（以及像電子花車女郎、鋼管辣妹等等下層的性工作者）都有著類似的憧憬和自我定位。近期報導有些檳榔西施在招攬顧客時以路邊的熱舞來吸引注意力，中產的報導者或許覺得這是另一種墮落，但是就本來就愛跳舞的年輕西施們來說，這正是個人專業的更全面展現。

[25] 西施們提出的主要範例是張惠妹和李玟。有意思的是張惠妹正好在中國大陸舉辦了多場成功的大型演唱會，被譽為繼鄧麗君之後第二個用歌聲（還加上超短裙）征服大陸的歌手；李玟在本文訪談之時正好以其英文專輯進入全美排行榜前四十名。這兩位藝人在媒體中呈現的國族及國際形象都為渴望建立國際地位的台灣做出可觀的貢獻，也因此從未因其清涼性感的衣著而受到非議。從這個角度來說，西施們選擇這兩位藝人作為自身衣著的正當化理由確實是很有智慧的。

[26] 保險褲又名安全褲，地攤上都有得賣，一件一百元。多半是四角褲，不透明的高伸縮材質，非常貼身，即使穿著很短的衣裙也不怕走光，但是因為密不透風，很多西施都會把它改製成三角的形狀，一方面行走方便，另方面更有遐想空間。

[27] 有人批評檳榔西施短裙高衩翹腳坐是非常「不端莊」的坐姿。可是任何穿過短裙的女人都知道，交叉兩腿翹起二郎腿，不但能夠投射最誘人遐思的坐姿，更提供了最少的曝光危險，也因而形成了最佳的保護來抗拒窺視：

何：比方說，你腿這樣打開來的話，會不會被人家看到什麼？

嘉：我們從來不打開的。就算我穿保險褲，我也不喜歡這樣兩腿平行著坐。我們不喜歡這樣坐，我們都一定會是翹腳坐，要不然我就會這樣子（把手放在腿中間）夾住！

何：嗯！

嘉：我有穿保險褲，我還是這樣坐。

何：那從側面會不會看到什麼？

嘉：側面會看到的都是大腿，他看到的都是保險褲，都不是我們的內褲。

何：嗯～～～所以你覺得反正你沒有被他看到。

嘉：對啊！

[28] 這種主動出擊當然也極有可能是趁機表達自身對某些客戶的特殊好感，於是輕拍就變成了不折不扣的打情罵俏。

[29] 護士和空中小姐的角色常常是性工作者挪用的首要對象，這主要牽涉到一個「現實性」的問題。換句話說，正是因為護士和空中小姐是一般人（包括勞動階級）比較有機會和正當性接觸的職業女性，與其相關之場景及其中的互動模式和對話也是大眾比較熟悉的，這使得工作者和客戶的角色扮演都得以比較容易實現。

[30]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性工作對所謂正當行業的文化形象和互動模式的廣泛挪用，也正揭露了原本潛藏在後者正當形象之下、但是堅決為從業者所否認的情慾暗流和狂想。這解釋了為什麼護士、空中小姐等等正當行業中的角色常常成為性工作行業中最熱門的選擇。從這個角度來看，所謂「專業」的重要內涵之一，就是以摒除其他社會成份（如性）來凸顯自身的特殊地位。性工作則拒斥這種充滿權力運作的社會區隔，積極把各種專業和性結合起來。性與其他社會領域的持續區隔有著它非常明顯的性別政治內涵，對污名主體也非常不利，詳見本人所寫〈性騷擾與性歧視〉，《性／別研究》5、6期合刊，1999年6月，259-264頁。

[31] 例如檳榔攤雇用辣妹倒底從什麼時候開始，由什麼地方的檳榔攤首創，就有不同的說法。有的說是來自台北內湖成功交流道某個愛好流行服裝和跳舞的檳榔攤攤主女兒，有的說是來自首先穿著旗袍、自稱「中國小姐」賣檳榔的桃園鄉鎮檳榔攤。在這個源流史的爭奪戰中，檳榔攤的創新措施不再是情不得已的勉為適應，而是可以驕傲和自豪的實踐。

[32] 檳榔攤主動改良美少女戰士服，把護士服、空中小姐服按照網球運動服的形式加以改造，從周星馳的〈鹿鼎記〉中學會用肚兜做服飾，選取電視上報導賭城的兔女郎作為模仿改造的目標──這些例子都顯示有心的業主已經學會積極挪用文化資源，以便形成自我的特色並創造新奇。這裡的「新奇」則主要來自文化因素的越界移位和揉合改造。

[33] 1999年12月14日《聯合晚報》上刊登了一則新聞，桃園縣平鎮市的一家檳榔攤業者為招徠顧客，將檳榔西施裝扮成耶誕老公公模樣，只是服飾比較清涼。老闆表示，為吸引顧客，檳榔攤花招百出，清亮秀和豔舞都使用過，這些花招似乎都已經過時，要生存下去就必須推陳出新。耶誕服飾的檳榔西施由於衣著較厚重，果真吸引了來往汽機車駕駛人的目光，有不少紅唇族為了一探耶誕檳榔西施的真面目而停車購買，生意不惡。這個例子可以為此處所說的永續經營做一個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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